一位服务于国家级智库、专门研究日本文学的朋友说，他最近越来越忙了，“因为多了很多计划外课题”。而作为学者，他希望安安静静地做学问，“太忙了不好，何况忙的大多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我隐约能猜到他在忙些什么。尤其是从去年年底以来，双边之间发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摩擦，中日两国都有一些人因此变得更加忙碌起来。一位日本记者半开玩笑地对笔者说，小泉首相应当给他发加班费。由于日本政府最近一系列的对华举措，连续激起了中方的高调反弹，报纸负责中国报道的编辑、记者们忙得一塌糊涂，疲于应付。
目前，中日关系显然正在经历新一轮“冷战”。而据笔者观察，这新一轮的较劲，应该从去年11月中国核潜“探头”日本领海事件算起。其后，经过“对华ODA毕业”风波、12月的李登辉访日，到今年春节日本政府宣布接管钓鱼岛灯塔，一直到最近日美外交、国防高官于华盛顿发表的“2+2”安全磋商联合声明，把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和鼓励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作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引起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密切关注。中国官方舆论强调，“美日军事同盟是在冷战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双边安排”，而此次声明，则明显逸出了不应超出的“双边范畴”，是对中国主权、内政和安全的干涉。针对美日的“舆论挑衅”，中方的“舆论反制”工作似乎也并不逊色，前段时间已然有所降温的所谓“敲打日本”的言论又重新充斥了主流媒体的版面。
中方洞悉日方底牌
不过，日本方面从中方的应对中还是感到了若干微妙的“温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方面的分析人士注意到，“2+2”声明发表后，中方的反弹大体停留在“舆论反制”的层面，而没有像过去那样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的事实表明：“在激越表态的背后，实际上已冷静地接受了现实。也许，表面上的强硬姿态，应该看成是预先考虑到对台湾问题会出现过敏反应的国内舆论基础之上的国内对策的一环。”
事实上，中方并非不知道，长期以来日本内心里对台湾问题的想法。但是，“2+2”毕竟是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第一次立场清晰化的表述。虽然声明发表后，日本把主导的责任推给美国，并一再解释“并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似乎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后退姿态，但看到一直在边上捂嘴“偷着乐”的台湾，中国不可能参不透日本的“演技”。从某种意义上说，去年11月的核潜事件，就是中国对虽然在猜测中存在，却从未凸现真身的美、日、台协防网的一次大胆“试水”。
所以，在3月6日召开的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李肇星外长在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将中日关系与朝核问题、欧盟对华军售问题一起，作为中国外交在近期亟待突破的重要课题之一提了出来，足见对其定位之重视。一方面，与“舆论反制”工作相并行，《反分裂国家法》已正式进入立法程序，出台已指日可待。而它的意义，自然不仅仅是一部“国内法”，其将与中国正在上升的经济、军事实力相辅相成，不仅对台独势力，而且对处于日美安保中的日本，也将起到某种牵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小泉政府有恃无恐
对于日本最近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强硬举措，中方舆论中历来有一种颇有听众的声音，认为小泉政府到今天已无力成功国内经济的“构造改革”；而多少已然开局的改革（如邮政系统改革等），则出师不利，触动了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引发了深刻的仇恨，致使其支持率一再走低，目前已再次跌破40%大关；而小泉为了稳住阵脚，挽救支持率，不惜将矛头对准中国、朝鲜，试图以人们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关注来转移国内选民的视线，平衡人们对内政问题的不满……云云。
笔者认为，这种看问题的方式，表面上似乎自圆其说，其实恰恰忽略了对象的本质，多少有“冷战思维”之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日本首先是民主国家，是价值多元、法治完备、媒体开放的西方社会。且不论政治家们有无“转移视线”的考虑，纵然有，怕也是万难实现。个别政治家纵有包天“贼胆”，但断不敢有“天下无贼”的乐观。美国有尼克松的“失足”，日本有田中角荣的被倒阁，两者都犯在了媒体的手里（前者为《华盛顿邮报》的两名青年记者，后者为时政月刊《文艺春秋》杂志的青年记者立花隆）。说句公道话，在今天的西方社会，真正能做到“转移”大众“视线”的，恐怕不是政治家，甚至也不是某个利益集团，怕是非手中握有“第四种权力”的大众传媒莫属呢。
事实上，小泉当初虽然主要靠标榜“构造改革”上台，但作为“泡沫经济”以来屈指可数的“长期政权”，他的确满足了日本社会在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总保守化”的社会心理需求（这也是成就其“长期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无论从其出身、教育背景及思想倾向而言，还是从“总保守化”的走向和出路而言，小泉政府注定要成为一个“国际志向”、“未来志向”型政权，因为非如此，就不能改变日本在国际社会唯唯诺诺、窝窝囊囊的形象。所以，小泉上台伊始，就启动了日朝建交谈判，追随美国向国际热点地区派兵；对中国，则一改往日应对，所谓“中国一说‘不’，便没有了‘不’的选择”，使两国关系陷入“政冷经热”怪圈，首脑互不往来，政治关系跌入低谷。
回过头来看，短短四五年光景，“有事法制”的体系化，海外派兵的合法、长期化，“和平宪法”的势在必修化……日本已在“普通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坚实的几步，而且还将走出很远很远，这已经是日本前辈政治领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成就”了。
何况，经济上也并非一无是处：困扰日本10余年的天文数字的不良债券基本清理完成；从2003年起，经济已走出负增长和零增长的低谷，实现了小幅增长，且势头看好。虽然其经济的好转，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特需”的贡献，但其与中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补结构，似乎也成了小泉的一颗“定心丸”，使其更加有恃无恐，在政治的赌盘上一再加注：管他什么“政冷经热”！只要经济不凉，“政冷”又何妨？
有迹象表明，作为自视甚高的“战略型”首相，小泉并不满足于目前靠“中国特需”带动的经济起跑，而在引领日本走出“战后”，成为“普通国家”（其实就是政治、军事大国）的同时，利用盟国美国的支持，启动“美军特需”、“自卫队特需”，拉动国内市场的内需才是其真正的“未来志向”。不要忘记，日本可是曾经品尝、受用过“朝鲜特需”的甜头的国家。为此，启动被搁置数年的日美MD计划；配合美军军力调整，加强西南部防卫；以“经济制裁”等强硬政策出牌朝鲜；在武器出口问题上的“松绑”等等，均可看成是基于上述国家战略的“试水”性行动。
再有，小泉深知，在目前的日本国内的政治框架下，虽然连自民党统治都岌岌可危，但却没有人能取代自己，无论是夺魁呼声甚响的民主党的“冈田（克也）君”，还是自己一直着意栽培、被视为“明日之星”的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安倍（晋三）君”，都有各自的致命硬伤，人气指数也还差着一大截。小泉的支持率虽曾跌破40%，但毕竟还没惨到自己上台之前几任短命内阁的程度（1989年的竹下内阁和2000年的森内阁均曾跌至12%-13%的水平），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且，剩下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充分评价其政策的“铁杆儿”，绝少风派人士，这也是小泉自信心的一个保证。
疏导民族主义“潜流”
日前，笔者应邀参加一个在北京举行、由日本外务省资助的“日中关系”主题学术论坛。聚餐时，与一位日本资深学者私下交谈，得知许多日本学者、传媒人士不仅担心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而且，对国内的舆论环境也深感忧虑。最近发生的“NHK（‘日本放送协会’简称，日本的国家电视台）事件”以及围绕该事件，NHK与大报《朝日新闻》的论战，使舆论空间进一步收紧。另一方面，旨在规制媒体权利、曾引发传媒人士广泛抗议的《人权拥护法案》，虽然在2003年秋一度成为废案，但在相关内容被重新修改后，再次进入立法程序。
一些传媒人士，尤其是在各大报章负责中国报道的“中国通”们，普遍感到了一种压抑。他们觉得，目前日本的舆论环境多少与战前20-30年代的状况有相似的地方。某些资深人士甚至在担心，有一天会像外务省的“中国帮”（China School）遭到整肃一样，出现“中国帮”厄运的“大众传媒版”。熟悉日本媒体的人会知道，这种担心并非是多余的，事实上，状况正在呈现。
随手翻阅日本近一年来的报章杂志，会吃惊于中国报道的“增量”。但细看内容，则多是所谓“负面报道”，大体集中在几个领域：中国民族主义、军力增长、台海问题、能源争夺等。无论其思想定位的左、右，少有不做“中国特刊”、“专集”的媒体。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而且是商业性的：因为卖得好。首先，厌华、反中的人会被耸人听闻的标题吸引，掏钱买下；其次，对中国没那么厌烦，甚至有些亲华的人，则想看一看那些讨厌的家伙在说些什么，也会大掏腰包。一本刊物仅仅因为“中国”，就轻易获得双倍码洋，不亦说乎？于是争相效颦，大做特做。
在这种情况下，传来了被称为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等3位民族主义学者（在日本眼里是“中国右翼”），应《文艺春秋》杂志的邀请，将于3月赴东京，与包括被看成是日本右翼鹰派“牙城”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自由史观学术“重镇”、历史学者秦郁彦在内的日本右翼学者进行辩论的消息。尽管中国学者的动机和热忱不容置疑，但坦率地说，笔者听到这个消息，首先想到的不是别的，而是日方媒体的商业目的。
但商业归商业，两国的民族主义学者们能够坐在一起，有一个共同对话的平台，共话“民族主义”，也许能为正在各自社会蔓延的民族主义“潜流”找到一个“合理”而“安全”的出口，给目前的“政冷”加加温也未可知。笔者愿拭目以待。
（注：原文刊载于《南方周末》3月31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