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4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习仲勋逝世11周年的日子。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丹村乡中和村。他1933年起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0年代起先后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革”期间，遭诬陷被关押16年。“文革”结束后，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一手促成深圳特区的建立。晚年为看着深圳发展，他决定留在深圳养老，一直住了12年。
在他的忌辰，深圳人特别地怀念他！
习仲勋——逃港潮中迎来的省委第一书记
今天的深圳繁华、时尚，但深圳也有一段不能磨灭和忘记的历史。
深圳（原宝安县）在中英双方于1951年封锁边界后的20年里，曾出现过4次大规模偷渡逃港事件。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但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们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那些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广东省经济的广东省委领导人王全国突然接到紧急电话：“速来南湖宾馆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临行时带好有关材料。”他来到宾馆会议室，见到了沉寂多年的邓小平，心中一阵阵激动。“全国，你说说——”听了其他人的汇报后，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韦国清点将说。王全国谈的主要是经济，他从广东是侨乡，又毗邻港澳等有利优势，谈到在粉碎“四人帮”后，全省正加紧恢复经济；但百废待兴，问题依然不少，市场供应紧张，老百姓说我们“四季长青吃菜难”，“海岸线上吃鱼难”，“边防宝安一带，偷渡外流严重”。
“跑了多少人？说具体数字——”韦国清也许是在有意提醒。
“据汇报上来的数字是——”王全国翻着材料“19万4千2百74人。”
邓小平不说话，他听着，静静地抽着烟。“老百姓也有说法，”韦国清插话，“他们说，生活太苦，河那边经济发达，两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难留住人。”
沉默，片刻的沉默。感觉得到房间中所有的人，从邓小平到当时广东省的领导人，都在为这件事情焦心！“我们加派了部队，”韦国清说，“也没解决问题。”
半晌，邓小平掸了一下烟灰：“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有半刻，他又说“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邓小平两句话很快传达到宝安。县委搞经济的李广镇看到些苗头：“从这话看，可能政策要调整呢！”但是，新的政策没有来，一位新的省委书记倒是真来了。他就是曾被打成“反党分子”，刚刚平反出山的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
而习仲勋就从这里开始，推动了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深圳逃港农民向习仲勋要“政策”
原深圳特区报记者、著名作家陈秉安在《大逃港》中，描述了一个深圳农民如何向习仲勋要政策，如何“顶撞”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的轶事。
习仲勋一上任，就让人通知宝安县委说，他要来宝安县看看。习老一来到深圳，就对围着他的一大群县委干部说，“别都围着我。你们光用耳朵哪行，得用眼睛，最主要的要靠这——”他拍拍腿杆子，“同我下农村去——”。本来，宝安县委想对这位遭受过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表示一下“特别敬重意：准备第二天去“考察”南山“荔枝”的生产，第三天去“考察”沙井“蚝”的生产……。但监狱的生活却告诉这位省委书记，那些“阳光”的东西恰恰是不用看的，会看的领导要看阳光背后的“黑暗”。
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就领他去沙头角一带看。汽车沿着边境往前行，路过一大片一望无际的芦苇，芦苇丛中不时传出来警犬的叫声。习仲勋拉开窗帘，从车窗中望去，见芦苇地上蹲着几个衣服褴褛、象叫花子一样的农民。“你们又抓人啦？”他对这事特别敏感。“停下——我要去看他们。”
三个农民反绑着手蹲在地上。旁边两个背枪的民兵跑过来敬礼：“报告首长，偷渡的，刚刚抓到——他妈的，看你还跑！”顺势在逃港者屁股上踢了一脚。“哎——你怎么踢人啦！”习仲勋喝道，回过头来问方苞：“你们要订个制度。不准打人。”方苞：“订了，说了好多遍了。”“好多遍，好多遍就要执行嘛！”习仲勋不高兴地说，又绕着三个农民看了一圈：“把手解了——”民兵便上前给偷渡者解了绑。习仲勋看见其中一个青年兜中有个纸片，就抽了出来看：“哈哈，小伙计，你还画逃港路线图呢。图画得挺利索的嘛，读过多少书啊？”
被“领导”松了绑，又被叫他“小伙计”，这青年显然胆子大了：“报告首长，初中毕业——”习仲勋看着他厚厚的胸脯：“小伙计，你读了这么多书，身体又这么壮，留着建设家乡不好吗？怎么还要跑啊？”
“小伙计”没回答。方苞便向秘书周焕东使了个眼色。“书记让你说话啦——”周焕东给“小伙计”打气。
“你是大官吧？”小伙计突然问。他听出习仲勋说的是北方话。习仲勋笑了一笑：“大又怎么样？小又怎么样？”
“官大我就说，官小我不说，没用。”他又看了一眼方苞：“我认识你，你是方书记，跟你说就没用啦。”方苞脾气好，“嘿嘿”地笑了笑，没呵斥。
“这是省委习书记来啦！”周焕东在一旁提醒小伙子，又在他耳边加重声音：“还不大呀！”这话等于说“还等啥呀！”
“啊，那我就说吧——”小伙子说。“你们共产党天天开会说社会主义好，好在哪里呀？别人资本主义不好吗？逃过去的，每月都是几百几百的寄回来。共产党有钱给吗？我们村那些逃港的家属，家家都盖新房子。”蹲在地上的另一个逃港青年性头也来了：“我们在家不跑的，跟你们走的，倒遭了罪——替那些跑过去的交公粮、养老婆孩子！……你是大官，你给我们搞个政策吧。”小伙子要求说。“政策——”习仲勋有点惊愕。“什么政策？”
“就是你放我们过去一个人，到了香港后，我们每年给政府交两百块港币。”
“真是乱弹琴——”习仲勋坐上车后摇着头，“你们这里思想很混乱啊，老方——”他有些不满意。“不瞒你说，习书记。我们思想工作也做了，阶级斗争也抓了，就是没把这股歪风扭过来。”方苞说，“３０年了，还这样，只能怪我们工作没做好。”习仲勋点点头：“关键还是要抓这呀——”省委书记指了指脑袋，“要加强思想教育呀，老方。让他们同旧社会比比，旧社会吃什么？现在吃什么？新社会好了，还跑吗？一比，就清楚了嘛。”
“书记呀，可不能比呀——”在车后排插话的是周焕东。“——吃不过人家呀，他们说香港人天天上茶楼、吃海鲜。社会主义天天吃番薯根根哟。”
这话很有说服力，习仲勋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深圳农民支书“顶撞”习仲勋
“不对——”习仲勋突然想起来了，偏过头来，“那是什么？那是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嘛！”他激动地说：“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天天大鱼大肉啦，我们能去吃吗？能这样比吗？”方苞马上转移说：“书记说得不错，不能那样比，还是思想教育重要。所以，我已经把那些逃港较严重的大队的支书都召集起来了，加强学习。现在正在办学习班呢，就在党校。已经集中三天了，习书记要不要去看看？”心细的方苞又在盘算着。听说办了大队支书思想教育学习班，习仲勋转过了语气：“这就对了嘛，那我去看看，给他们讲讲当年打日本的艰苦生活。当年干革命，比现在艰苦得多呀，为什么还能坚持？为什么不往日本人那边跑？”但“老革命”很开通：“当然，他们有意见，也可以提，我也听，调查嘛——。”
一进“教室”，习仲勋就感觉情况有些异样：这批支书，对把他们集中“开学习班”，看来心有意见：昏暗的灯光下，东一团、西一堆。省委书记来了，没有掌声，一些人连身子都不转过来。但习仲勋看见随来的保安人员还带着枪，挥挥手：“你们都出去——”气氛轻松多了。
习仲勋把凳子朝那一堆“逃港大队”的支部书记移了移，更近了。
方苞介绍说：“这位就是省委新来的习书记。习书记来，不是来为难大家的，是来看望大家的。大家心里有话，也可以抓住机会说。你们知道吗？习书记本人就是受过四人帮迫害，坐过牢的。”方苞特意把后面几句话加重了语气。方苞又说：“大家放心，习书记说了的，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辫子！”
“三不”下去后，下面似乎有人想说话，但随即又冷下去了。习仲勋忽然想起在路上看到的年轻人：“是嫌我官还不够大？”他问。但还是没反应。习仲勋说：“大家放松，刚才方书记说了，我也是受过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时大家讲的很多话都是虚的、假的、吹的！那是逼出来的嘛，哪能怪你们呀？我这次来，就是想听你们说实话，说错了不怪你们。”
也许是省委书记后面这番话掏了“心肝”，这时屋角上传来个闷声闷气的声音：“我看，不要治——”
习仲勋有点奇怪，仰起头往后面看，“什么？不要治？不治，那人不是都跑光了吗。”
说话这人约莫四五十岁年纪，一脸的“老农皱”，报纸卷着烟叶的“喇叭筒”，在黑暗中缓缓地一闪一闪。“让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别人做什么呀？”
习仲勋奇怪了：怎么这样说话？但他还是忍下了。“香港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去呢？”习仲勋很和蔼，“政策也不允许的嘛！”
“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这位深圳农民支书突然蹦出一句，“是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呀——”
应该说，大队支书的这句话，很有“杀伤力”。习仲勋显然没想到农民书记会这样说，他有点激动了：“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啊。20年党龄。”硬梆梆的顶回来一句。
“你……你什么成分？”习仲勋火了。
“我三代贫农，土改根子——”
“你……征购任务完成了吗？”习仲勋再问。
“完成啦，我年年超产——”
方苞赶忙贴在省委书记耳朵边说：“习书记，他们大队生产上是个先进呢。”
“什么先进？”习仲勋再也忍不住了：“这种书记还先进？你……你叫什么名字？”习仲勋问。“文富祥——”屋角上传来的声音坚定而平静。半天，再冷冷地顶了一句：“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共产党员文富祥——”。
这时，这位监牢中出来的省委书记反而没有发火了。文富祥把“喇叭筒”从嘴上摘下来，在脚下踩灭：“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了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习仲勋没再说话。这些话已经深深地打中了他。
离开深圳后，习仲勋向中央要“政策”
两天后，习仲勋离开宝安，他没有说太多，只是若有所思地对宝安县委的人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你们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犯，就是罪犯了。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要把我们自己建设好。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他强调的不再是抓“思想革命”而是抓“经济”。
方苞最关心的还是给经济政策的问题，希望省委书记能“开口子”。习仲勋说，“我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
方苞等的就是这句话。有了这句话，就可以把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政策都恢复过来，包括1962年搞的“三个五”。
回想后来，共产党人中，改革开放要求最强烈，“杀出血路”走在最前面的，不正是这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最大、与群众接触最直接的共产党人吗？
1979年的1月，广东省委准备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习书记来宝安县所表明的态度，宝安县委向省委呈递了一份报告，要求省委在经济开放上给予更多的“权”。恢复和扩大“三个五”政策，以治理群众外逃问题。
方苞回忆：“省委扩大会议一开，我就在小组上发言。要求省委放权。散会后，我又守在习仲勋的房间的门口等答复。”听见脚步声方苞就迎上去：“习书记——”习仲勋看了看方苞，很热情，“老方——你还在这啊。都散会啦。你是在等批示吧。”这样催领导，方苞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他没办法，沙井、松岗几个公社来的“情报”说，又有好几个村有群众在准备“行动”，要“跑”了。如果早点有“政策”出台，就能稳定民心。“田夫——”习仲勋回头来对跟着来的省长刘田夫交代说，“宝安的问题，你们先研究一下吧，尽快给他们一个答复，他们这是急事。还有静波——”他又把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黄静波拉过来，“你们一起研究一下，尽快解决宝安县的问题。”
方苞回忆：“当天晚上，黄静波就来找我了。说你们再写个报告来吧。同意你们把‘三个五’再搞起来，还可以搞大些，门再开大些。你们先代省革委起个草，有些什么要求，都要写上。他考虑了一下又说，不仅你们那里搞，将来珠海也会要搞的。你就通知一下麦庚安也来吧——麦庚安是当时珠海的县委书记。他一走我就忙着打电话回县，当时县委准备让李广镇接手抓经济，就通知广镇快点到广州来，说他的估计不错，省里真的答应要给新政策了。第二天广镇就火急雷急赶到了广州，我们两人躲在宾馆里商量了几条，由李广镇起草成文。最后弄出了一个报告给省委。”
1979年2月2日，广东省革委批准了宝安县革委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的要求。1979年3月6日，已由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深圳市委，发出了文件《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这就是所谓“对外开放第一声”的“13条”。
“13条”比1961年以李富林为首的宝安县委的“三个五”，又有了发展。政策更宽了。不仅允许边境的村庄与香港做生意，而且还扩大到允许宝安县的十四公社都可以这样做。如果说1961年还只允许农民经营小河鲜、草皮、稻草、吊钟花……等外贸部门不经营的小项目的话，这一次的“对外开放”，扩大到只要是农民完成了上交国家的任务物资，所有的农副产品，包括猪、禽、鱼、鲜果、蔬菜……都可以拿过河去同香港人做生意了。如果说1961年的小额贸易，还主要是个人、生产队的行为的话，这次宝安县还专门成立了外贸公司，同国务院的外贸部门一样干，自行组织农副产品等的出口。宝安县实行这项‘优惠政策’的多达十四个公社、镇。也就是说，在中央开办特区之前，深圳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其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办特区的区域。
当文件正式下达到深圳各基层时，整个深圳河边都沸腾了！全深圳市很快掀起了一个面向香港，抓活经济的热潮。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鱼鲜运往香港，深圳人民的生活，很快富裕起来。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农妇。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条新政策一来，姓钟的女人又要磨豆腐、又要养猪、养鸡，一个人搞不过来了，就写信给逃港了的儿子说：“你们还是回来吧，两边挣的都差不多了。”结果两个儿子都从香港又回来了。一家人养了一万多只鸡，挣的比在香港打工的还多。而记录深圳历史的档案显示，最早进入深圳投资办厂，“试水”中国改革开放的那批人，不少便是在香港发了财的当年的逃港者。
随着港商过河，三来一补工厂也办起来了，南下打工的外省人也一天天多起来。建工厂，建出租房，地皮越来越金贵了。当年逃港的家属们写信给丈夫说：“你们要再不回来，就分不到地皮了！”一些村干部逗乐说：“当年困难的时候，你们往外跑，现在好了，你们又跑回来要分地皮了！”投资者说：“过去的事就别计较了吧，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在香港赚的钱，全拿来村里，人和钱都回来，还是让我们做村里人，行不行？”
人们的眼光特别注意到两个离香港最近，历史上跑人得多的地方，一个是渔农村生产队。这里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自从来了“13条”后，再没有一个人外逃。另一个地方是前面说过的沙头角镇，就是这个随便跨一步就可以过去的地方，也没有人跑了。还有几户跑过去的家庭，后来也又回来了。……
1979年2月，宝安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除县委成员外，还包括了各公社的干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有群众提出了“特区”二字。在讨论到各公社如何搞活经济，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时，边沿公社提出要“划分经济区域”。有人提出蛇口“……可以划为特区，专搞加工、补偿贸易。”这是基层群众最早提出办“特区”二字的文字记录。
“好哇！”情况上报到习仲勋那里，他一拍桌子：“经济上来了，老百姓的热情上来了！”
习仲勋向中央要“政策”
1979年4月，当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时，满怀信心的习仲勋决心在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邓小平汇报。届时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和王全国等人在会上提出了让广东先行一步的问题，并要求划出一些地方来，搞特殊政策，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和华国锋等对于广东的要求十分支持。在谈到“划出一块地方”的事情时，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在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五届人大会议上，正式宣告了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担任了创办经济特区后的第一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从此，深圳市（宝安县）变作了深圳经济特区，担负起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的历史重任！
一个宝安县的新的纪元，一个中国的新的纪元，从此开始了！
习仲勋——“用脚投票”一词的发明者
200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的时候，陈秉安在深圳迎宾馆见到了习老，曾问起他为何后来去北京、找华国锋、找邓小平、反复向中央要“权”，要求让广东在全国发展经济中当先行官。
改革开放的决心会那样大？发展经济的要求会那样急迫？习老的回答是让人深思的：“那应该同下面的反应也有关吧。我们共产党人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方苞曾经领我到边防去看过，好像还开了一个党员学习班，有个支部书记对我印象很深。”习老还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习仲勋对深圳的贡献，没办法衡量
习老晚年住在深圳，就是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深圳最大的支持。有一次，任仲夷和刘田夫来看他，他说，我们这几个人积极办特区、上书中央，还有人说这说那，但特区终究是成功了，你们有空要多来深圳看看我啊。
习老在深圳定居后，只参加过两次活动，一次是建国50周年，登上天安门城楼，还有就是特区10周年庆典。有时候老人想看看深圳的发展，就会让工作人员开车带他出去。他曾对工作人员开玩笑说：我不会写诗，但我要说，深圳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招人喜欢！
2002年2月，习仲勋病重回北京治疗，5月24日清晨，89岁的习仲勋老人在北京与世长辞。按照他“和家乡人民在一起”的遗愿，他的骨灰安葬在家乡陕西省富平县。
在习仲勋晚年生活中，陪伴他最多的除了夫人和子女，就是时任深圳市政府接待办主任的张国英。老人生病，张国英有时在身边一守就是24小时，习老一辈子都不会喊痛，痛苦的时候就紧紧抓住张国英的手，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习老常对张国英说，人生的一切顺其自然，不要强求，这样才想得开，工作才会愉快。实际上，“顺其自然”是晚年习仲勋自己的座右铭，他随身携带的一把折扇上，就题着这4个字。
习老送给张国英很多书法字，在一幅赠送给张国英夫妇的书法中写道：热爱深圳、服务深圳、宣传深圳、奉献深圳。
连题字都不离深圳！习仲勋对深圳的贡献，没办法衡量。
至今，习仲勋的夫人齐心还习惯来深圳冬休，住在老两口曾经共同生活过12年的兰园。她曾表示：仲勋同志在深圳的一切活动，都由深圳人民自己评说。
吃水不忘挖井人。深圳有如今的繁荣，深圳人有如今的幸福，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习仲勋。
习仲勋，是深圳人永远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