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9月中旬开始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现在已经席卷全美，据说还蔓延到了欧洲国家。虽说以往也多听说民主国家社会多元化，各类抗议活动不断，不过似乎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大范围。
初时，未感受这次抗议活动会有什么特殊性，尤其是看到一位号召者在抗议号召中竟然提醒参与者不要忘记带上乐器，更看到网络图片中面带笑容、怀抱宠物的参与者，到处贩卖食品的商贩、玩耍的孩童，更胜似一场户外节日活动。然而，随着事件的不断扩展，民众诉求的逐步清晰，各类公众人物发声支持，突然意识到美国人民这次是真的“较真了”。
每年20%的财富掌握在了1%人的手里、政府用纳税人财富为华尔街坏账“埋单”、政客被竞选捐款绑架的腐败残局——这些成了这次抗议活动的焦点，虽然这些现象仍未跨越法律的界限，却被美国民众认为是现今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起因。而之所以此次运动能够席卷全美甚至远波欧洲，亦是因为“景气好时富人受益，危机来时民众买单”的现象并非美国独有。
然而在这一次的纷纷扰扰中，我们“伟大的红朝”似乎真的轻松了。虽说CPI在每天顽强的向上爬、虽然没长眼睛的也心里知道美欧的那些问题在我们这都是小巫见大巫，但至少大多数民众还没有因为基本生活水准走上街头！当然，别管这是因为真的不需要走上街头，还是专政机构太过强大，不被允许走出去。
于是，一众“乐于被代表”甚至喜滋滋的欢叫：西方列强比我们日子难过！
不幸的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最近，被视做“国内经济风向标”的温州，工厂倒闭、老板跑路、“巨富”跳楼，已经不是一两件。银行金融坏帐曝光、民间高利贷崩盘，已经震动“红朝”高层，中央调研组已经开进温州，放宽银根、补贴救市已经提上日程，只不过大多普通民众并未意识到“这是在拿民众的血汗钱去填补各类烂窟窿”罢了。
民间资本最活跃的中国大陆温州，9月来不断出现暴力讨债、企业老板出走和自杀事件。企业主逃跑欠下的债务动辄数千万、上亿元，牵连所及，供应商、上下游都会被累得陷入绝地，此起彼伏的骚动惊心动魄。
温州老板大逃亡现象，仅仅是中国私人企业境况的缩影。在中国大量央企、国企与民争利，制度性歧视私人企业的前提下，私人企业倒闭潮恐愈演愈烈。事实上，中国中小企业困境是全面的，而温州、东莞、上海尤为突出。从今年初开始，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造成中小企业生存难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通货膨胀，人力、原材料成本增加，内需不振，外部经济环境不佳，人民币升值，央行收紧信贷等因素之外，政府的各种费用也给企业增加了负担。
温州曾有着几十万家中小企业，温州的产品卖向世界各地，当地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是中国中小企业的晴雨表。比如温州市鹿城区黄龙一间皮鞋厂的老板章女士已经在鞋业拚搏十几年，她表示，除了原材料、人力成本的上涨，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整个行业相对国内的消费量来说，产能太大，市场无法消化。“我去年在全国各地消费旺盛的地方开了四家店，但都没做下去，只剩下一家”；“生产100双鞋，可能只有30双最终卖到消费者手里，70双压在零售商手里，市场消化不了”；“放在手里就是亏，在国内处理都处理不掉，50元出厂，处理价15元，还得是有人要的情况下。”温州双屿一间鞋厂的老板吴先生也表示，市场比起去年差，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涨都压迫了利润，外单也并不好做，内部外部经济环境都不好，“融资成本也在增加，生意现在越来越差，外销的欧元汇率在跌，也不合算。”
在市场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定会有企业被淘汰。日前，网路流传一张《温州老板跑路清单》，将近几个月来媒体上报导的众多“跑路”温州老板加以罗列。《清单》称，不包括一些小企业。《清单》从今年4月份开始罗列，当月，温州三家老牌企业倒闭，老板“跑路”。随后的6月、7月，每月均有两位老板“跑路”。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近日透露，在跑路“重灾区”温州龙湾区永强镇，仅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借了高利贷的人，跑了三人。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规模的跑路实属罕见。《清单》截止9月22日，9月份罗列了近20位“跑路”老板，负债金额上亿的不在少数。其中仅22日当天，就有9位老板“跑路”。在众多中小企业老板争相失踪之时，9月27日，正得利鞋业老板沈某从住所的22楼跳下身亡。这标志着当地一些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已经从“跑路”升级为“跳楼”。
大的企业倒掉往往会牵连一批小的企业。信泰的倒掉使两百多家眼镜配件供货商没能收到货款，只能拿到一张白条，当地眼镜商会称，十几家供货商已经停产。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最重要在于2008年市场环境宽松时，银行追着企业贷款，导致企业大范围扩展业务。而到了2009年，突然银根收紧，只收钱不借钱，企业的投资步伐一下子刹不住车，结果只能跌落万丈悬崖。周德文还透露，温州36万家中小企业中已有20％歇业或停业，若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政策方向在下半年依然没有改变，40％中小企业在今年年底将停产、或倒闭。
珠三角同样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聚集地，而东莞是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东莞市茶山镇贝乐园玩具厂揭老板表示，现在企业没有什么利润，经营很困难，“订单不多，玩具来说，往年这个时候是旺季，但今年这个时候还是淡季，整个行业都是这样。”除了税收高，原材料也涨价很多，进货成本提高了10％左右，除此之外，人工成本也提高了，“工人工资已经涨到2500至3500元人民币，去年才1800至2500元，上涨在30％左右”；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国家没有贷款，“不想贷给中小企业，怕老板跑了”；而民间融资风险太大，“有些企业贷了高利贷，想维持下来，后面就倒闭了，债也欠了一屁股。大家都在苦苦支撑，利润很低也在做，维持生存。”揭老板说，像他们这样的企业“基本上都这样”，在东莞经营困难的最少30％，经营不下就倒闭了。
紧邻中国东部出海口的是上海和杭州，当地也有大量加工型的中小企业，目前遇到的状况也并不理想。上海一间中小企业的高管陈女士认为，目前中小企业的负担很重，这些负担让中小企业很难生存；首先是17％增值税，属于流转税，“税率很高，如果有些小企业进来的发票，不一定有进项，不能抵扣，是很高的，导致生意很难做，而且还有企业所得税等。”除了税收之外，一些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还很严重，“上次当地工商分局罚款我们企业10万元，开了5万元的白条，上面盖了一个很模糊的财务专用章，不是他们单位的，这根本就是‘智能套现’。”而对于工商局对郑女士所在企业的乱罚款开白条，举报的作用并不大。陈女士说：“我告他们，可写了举报信给上海市工商局，最后这举报信反而转到被举报的单位——上海闵航工商分局去了，还派人到单位来找我……”
为了在政府机关办事能够顺利，中小企业还要不断的给政府机关送礼，“平时过年过节，那些购物卡呀、东西呀都不能断的送，断了马上有脸色看了，办什么事就卡住了。”除了这些之外，企业还要应对赞助、授课之类的：“有一家企业被当地镇政府要求每年赞助多少多少，说是为解决当地贫困户的问题，最后给一个白条。”而最令陈女士心中憋屈的是，相关单位“不去整央企、国企、政府机关，专门整小企业。”而中小企业现在融资很难，不得不通过一些担保公司融资，“我有一个企业，现在融资的年利率达到22％。”为了生存，一些企业不得不开始靠造假来降低成本。
而大陆金融业是党掌管的国营垄断行业，银行利率的调控不是由市场经济自发决定，而是由官员人为制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确保GDP年增长不低于8％的稳定底线，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投资和9万亿的放贷，结果官方大量印刷钞票，使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最后引发全球性的通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泡沫经济的崩溃，中国大陆官方又人为地采取极端强制手段，不断提高银行储蓄的准备金，把大量资金收回来。银根紧缩的最大受害者当然是大陆私企的中小企业。银行为了减低风险，贷款对象常年都是国营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得不到政府贷款的支持，若不想自生自灭，就得向民间借款。特别是2010年以来，私企普遍原材料涨价10％，工资上升30％，税收也提高了，而产品竞争更加激烈，产品价格很难提高。于是在上下游的同时挤压下，私企被迫选择向民间高息贷款。在大陆，民间借贷从借出钱的这方看，叫“高利贷”，从借入钱的企业来说，叫“非法集资”。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大陆就出现很多非法集资案，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如2007年在辽宁沈阳爆发的“蚁力神”非法集资案，至少骗取了30多万户的近200亿资金。目前大陆官方的基准存款年利率是3.5％，贷款年利率是6.5％，而民间借贷最低也要3分的月利息，年利率是月利息的12倍，等于贵了10倍多。不过私企主面临的困境是：不借钱公司马上就得倒闭，借到钱才存在转机的可能医。
比温州更厉害的是内蒙古最重要的能源基地鄂尔多斯，几乎家家放贷。外界估算其民间借贷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且年利率普遍在60％以上，这些资金主要流入当地房地产市场。不过疯狂过后，当借贷大户一夜间“失踪”、停止付息后，高利贷市场随即崩盘，除少数人一夜暴富外，更多的人已是血本无归。
面对近日不断曝光的借债人“逃跑躲债”现象，有人说是民间高利贷导致了企业破产，不过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反问道：“企业借到了钱反而破产了，难道借不到钱倒能不破产吗？事实上民间借贷避免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说因为民间借贷而造成更多企业破产是毫无根据的。”他建议要放开民间借贷，从政策上加以规范和引导，光堵是不行的，越堵，借出钱人越少，民间高利贷的利息就会越高，引发的悲剧就越多。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表示，如今大陆民间借贷利率高达60～100％，没有一个传统制造产业可以支撑30％以上的年利率，更不必说年利率100％的高利贷了。大陆出现这么众多的高利贷现象，这说明现在大陆私企被逼上了绝路，他们的资金链断裂了，“借钱是找死，不借钱就是等死”，反正都是面临死路一条的绝境了。他同时指出，中国一方面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把钱借给美国、欧洲等富裕国家，同时国内资金又面临严重缺乏，这在经济史上也是很罕见的现象。大陆私企面临的困境，主要还是政府的责任。
而私企，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大陆城镇70％的就业由私企提供，中国经济过去30年真正最重要的推动者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近年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并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人把中国经济的活力含糊地归功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英国《经济学人》在2011年3月刊登的《竹林资本主义》一文中称：“中国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自上而下的决策，还取决于自下而上的活动。就像德国有其强大的中小企业作为经济的支柱一样，中国也有很多欣欣向荣、私有化程度很高的中小企业：迅猛发展的竹林资本主义。”
2011年1月18日，据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2005至2010的“十一五”期间，大陆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量已经超过840万户，年均增速达14.3％，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54％。据估算，2010年底中国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超过1.8亿，成为吸纳扩大社会就业的主要管道。
从企业数量和资金规模上看，这五年间私营企业注册资金年均增速20.1％，总额超过19万亿元。个体工商户超过3，400万户，注册资金超过1.3万亿元，较2005年底分别增长41％和133％。从对外贸易来看，2010年中国民营企业出口总额超过4，500亿美元，高于国有企业出口总额1倍以上，占全社会出口总额的30％以上，私企已经成为中国外贸的重要主体；另有数据显示，2009年大陆私企在具备较高营运效率及竞争力的支持下，期内盈利增长17.4％，大大超过国有企业-4.5％的负增长。如今超过300家私营企业已在香港、新加坡及纳斯达克等海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包括阿里巴巴、李宁、国美电器、玖龙纸业、中国蒙牛、中国旺旺及腾讯等大型民营企业。
从税收上看，2010年个体私营企业完成税收总额1万1，173亿元，五年年均增速达22.2％，分别高于全国和国有企业2.0和12.7个百分点。
前不久，官方首次公布《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称2009年央企上缴税金1万1475亿元，“近年来国有企业的税负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不过有学者更正说，“国企的利润来源于不缴租金”。在政策性歧视私企的大环境中，国营企业占尽所有好处，但给国家的贡献却那么少，国资委还有脸来回顾！在过去十多年间，大陆注册私企的数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有学者推算，大陆未上市私企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比国营企业有限的4％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目前连外国学者都认识到，大陆城镇70％的就业是由私企提供的，中国经济过去30年真正最重要的推动者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而大陆官方一直对私企带有制度性歧视。在中国80个行业当中，目前私营企业仅能参与42个行业。直到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才颁布“新36条”，允许本土私营企业投资于能源、金融、物流、社会服务、通讯、国防及科技、公共房屋以及其他基建工程等行业。然而这个纸面文件还很难具体落实。
最早大陆官方对私企实行“睁只眼、闭只眼”政策，听任其自生自灭。没有多少法律监管，也就出现了各种乱象，如私企克扣工人工资福利等。不过最近一两年，中国大陆官方打着保护中低收入者、保护私企员工利益的旗号，推行《劳动法》的“最低工资制”，“工人工资集体协商制”、“裁员比例控制”等，表面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无形中把本应政府做的事推给了企业，给私企经营者带来巨大压力。据悉，2010年以来，随着富士康等外企加薪24％，全国各地私企工人的工资都上涨了20～30％，加上原材料成本价格上涨，私企的制造成本都大幅上升，而产品价格却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而无法上涨，这令许多私企面临资金周转不灵的巨大困境。
在西方国家，政府只是在宏观上确定经济发展大方向，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并通过征税进行转移支付和再分配；而在中国大陆，国家设立的大量央企与国企，实质是“与民争利”；比如高房价的本质是政府利用土地向消费者征收高额的税，政府把自身承担的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不加选择的推向市场等等。国营企业按理是由全体人民共同拥有，国企的高额利润应该平分给全体人民，把钱用在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上，如今北京当局却把这些重担都推给企业主，政府表面上是名利双收了，但最终还是会由企业转嫁给员工。
没有法律监管，也就没有法律保障，这令私企的正规募资成为泡影。在《中国经济缺什么》一书中，作者朱敏汇集20位主流经济学家和高层智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和解读，指出中国存在政府“定位分工上的错位，管理执行中的越位，对内保护上的缺位”。他说：“中国的很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其实都绕开了国企，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最低工资、社保、失业、审批、索贿、劳动纠纷等等这些反映经济问题的名词似乎变成了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专利。对于国企，行政和司法都绕着走，对于私企，政府却是又爱又恨的紧盯不放，因为它们既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又是政府的财税源泉，甚至是官员“私房钱”的保障。国企不改，一半的经济已陷入泥潭，私企不放，另一半的经济必将奄奄一息。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
有人说，我国有数万亿外汇储备，便是全球经济再危上几分亦不足惧，现在不仍有外国政府在“求”卖国债吗？却未曾想一想，一则那真金白银是“国”的，再说白了是“党”的。“国”能不能用上都是问题，更何况你我之“民”了。二则看看“占领华尔街”运动，人家国情虽危，但最终发展必是良性，体制使然。
现在，“占领华尔街”只不过是政府、财阀、民众三者之间在寻求平衡点的问题，且此种平衡点在其体制内实现决非难事。这和“北非动荡”正是两极之态。
然而，中国大陆的现状是在哪一极？难不成真的能站得那么恰当吗？仅看“温州风暴”，温州商团打遍天下，从最初的小商品制造业到现如今插手各行业投资运营，尤其是近年来的“温州炒房团”更是名扬天下，其实不过是搭上了“政府土地腐败”基础上的“房地产经济”的“死亡列车”罢了。经济环境自有的制约规律一旦开始反噬，在“红朝”伟大国情之下，这些“烂窟窿”又要靠多少“血汗钱”能填得满呢？！“温州失守”，正形象地说明，“北非动荡”和中国大陆，处在同一位置上，和“占领华尔街”有着本质的差别。
当然，“红朝”的中央集权力决非他国可比，倾“党国之力”平复一两地的“经济火灾”自然容易。然而，便是在正常经济框架内，仍为民众、政府视为大敌的“财富分布失衡、劫贫济富、官商腐败”问题，再结合上“红朝”自身“（党权）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方针，如若“温州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党权、得利者、普通民众三者间的平衡又复如何寻求？！
现如今，也许仍有国人笑看着“华尔街”。只想提醒一下列位同胞，经济规律决非“维稳”能“稳”住的。当我们现时安坐家中，笑看“北非风暴”、“华尔街运动”之时，是否也该思量一下，在这两者之间，自己该如何选择？又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去选择？最终还能有机会如何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