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匈牙利总统和德国国防部长的抄袭丑闻，自然而然会联想到中国的假论文、假学位、假文凭现象。令人气愤的是，德国一家电视台在一个晚间节目里，竟然将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博士论文抄袭事件，生拉硬扯扯上了中国，称国防部长是从“中国老师”那里学到了抄袭。对德国媒体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应当予以痛斥。但是，匈牙利和德国对总统和国防部长抄袭丑闻的处理，却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中国式“权学交易”

我们的大学有自己足够独立的学术尊严吗？这可能是中国大学与匈牙利大学、德国大学和不少国外大学的最大区别之一。

笔者曾在国内高校工作多年，还担任过高校主要领导，对一些官员要文凭、混文凭的事情，有着亲身感受，不少高校老师和领导也感到极其无奈。一到招生的时候，“打招呼”的人就特别多，其中不乏一些有实权的部委厅局机关的处长、局长，若帮着弄文凭，有悖良心；若不弄，又得罪不起。

学校办学需要党政机关方方面面的支持，来自于党政机关的有些特殊学员，他们可能是掌管学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部门负责人，这些人入学就意味着拿到了文凭，其文凭自然有不少水分。说实话，给这些人颁发文凭难免有一种做交易的感觉。

当然，也有不少高校愿意招收有权势的高官做研究生。通过招收高官读研，不但以后申请项目或办其他事情多些门路，也可以此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很多高校在对外宣传时，往往喜欢把某某高官是校友挂在嘴边。一些高校在宣传橱窗里，把曾经是该校学生，现在或过去在政府部门身居要职的高官照片、简历贴在显眼处，作为学校的一种荣耀加以展示。更有某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有意将文凭化作谄媚的礼物，从入学到毕业，主动为官员们设计了一条秘密“绿色通道”，入学考试一般都是学校单独命题，有些高校甚至打出了“免试入学”的旗号，不断扩大官员博士招生规模。

一些在职领导干部也投桃报李，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项目审批权，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搞起权学交易。2008年6月，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就笔者所知，即使王益因腐败被查后丢官入狱，他的博士学位是怎么回事至今没有说法。

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说，在学校教育中，国内与国外的整体学术环境差别较大。以美国为例，“剽窃无异于盗窃”的意识已深入人心，美国学生即便在平常作业中被发现剽窃，也会被立即勒令退学，就更不必说答辩论文了；而在我国高校，对剽窃虽也明文禁止，但尚未形成有效的预防和惩戒机制，剽窃者大都“铤而无险、一本万利”。

抄袭成国民“常态”

多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减少对官员文凭造假的惩治力度，但假论文、假文凭、假学位现象在我国并非个别，从源头上加以治理并非易事。例如，2004年10月，中央组织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清查，发现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一人的文凭有问题。周孝正教授特别举例说：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假文凭就是由一个可以发文凭的大学派人到人民大学的人行过街天桥上买的。组织部门对官员学历学位的集中清理，只能让官员文凭造假暂时偃旗息鼓，但时隔不久就会死灰复燃。打击官员文凭造假，有关部门在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方面还任重道远。

对抄袭剽窃之类的现象，不少国人已司空见惯，甚至随波逐流，推波助澜。笔者上学时老师就说过，“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新华网曾针对学术不端现象的一项调查显示，逾46%的受访者认为剽窃是“普遍现象、屡见不鲜”，24%的人在评价“剽窃对社会有何影响”时选择“不抄白不抄、大家都这样”。 大众对剽窃危害性的认知程度不够，不少人抱着“无所谓”心态，甚至至今仍认为只有大段大段、原封不动地抄袭才算剽窃，如果把抄袭内容稍作改动就不侵权了。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步峰说，不少人尚未认识到，不管是全部抄袭还是部分抄袭，不管是逐字逐句抄袭还是改头换面抄袭，其剽窃的本质没有改变。

现在想来，如果说中国文化是抄袭的土壤，那显然是过头话，但在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路上，很少有人认认真真教导我们如何在文章中表明何处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

许多人忧心忡忡的是，在我国，剽窃现象正向社会各领域蔓延，对舆论普遍关注的一些剽窃事件，很多都不能得到有效处理。2010年8月，在中国设点办学的美国圣塔利学院(Centenary College)发表声明说，因为发现大面积的学生剽窃，决定关闭其在中国的教学项目。在读的学生可以通过考试来决定是否能够获得学位，也可以选择退回部分学费。2010年7月27日，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美国》对此进行了报道，有美国大学的校长在采访中坦承，在中国开办类似于圣塔利学院的项目，几乎就是“摇钱树”。

“三假”侵吞中国信用

频频出现的假论文、假学历、假文凭丑闻，常常曝光的文章抄袭、考试作弊现象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少数国外媒体甚至借机大肆炒作，诋毁我国为保护知识产权等所做的巨大努力。

仅以2010年为例：8月底，世界著名杂志《科学》及其官网连续跟踪报道中国学术不端事件；9月9日，《自然》杂志以“Chinese journal finds 31% of submissions plagiarized”（《一本中国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剽窃》）为标题，刊登了《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张月红的来信。信中说，从2008年10月至今，《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借助防止学术不端的“Cross Check”项目，对国内外2233份投稿论文对比查对，发现不合理引用和抄袭（相似度超过30%）的文章约占31%，这篇文章引发了国内外主流媒体的热议；10月，《纽约时报》头版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学术剽窃现象严重影响该领域与世界的合作；年底，国际期刊《晶体学报》一次性发现70篇来自中国的造假论文，引起了一片舆论声讨和谴责。

不少海外学界人士都直言不讳：“和中国学者合作，须三思而行。”与此同时，其他领域的剽窃现象也令人瞠目结舌。例如，“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组委会因参赛摄影家桑玉柱剽窃他人作品而决定取消其获奖资格；某国际摄影大赛组委会发现来自中国的获奖者张子平剽窃他人作品，遂取消其获奖资格。这些事件在国内外摄影界引发轰动。

凡此种种，可说是令全体国人的形象蒙羞。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中，一位受访者说：“越来越多关于中国剽窃造假的报道，不仅令人质疑中国科学界的整体可信度，还给中国产品的安全性和信息的真实性都投下了一片疑云。”这样的评论相当刺耳，但是你能说它超出了普通人的逻辑能力和常识范围吗？

总之，不论是高校颁发“真的假文凭”还是“假的真文凭”，不论是高官请人代写的真论文，还是高官自己亲自抄袭而成的假论文，都不是简单的抄袭和造假的问题，而是严重破坏了社会的信用和公平性。

为解决这个问题，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努力，有很多先进经验可供我国借鉴。比如美国国会正在考虑通过立法，正式把伪造文凭列为犯罪。在韩国，持假文凭者要被提起刑事诉讼，韩国《选举法》还明确规定：对伪造或者编造学历的政治人士，取消其当选资格，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德国，持假文凭的人将按照欺诈罪处置，并处以1000欧元以上的罚款。在加拿大，对文凭造假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不仅要对制假者施以法律制裁，而且也要追究购假者的责任。

笔者认为，与肃清贪腐相比，治理官员文凭造假应不是难事，相反倒可以成为整饬吏治、端正政风、取信于民的一个较易取得实效的突破口。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匈牙利和德国处理总统和国防部长抄袭丑闻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来源：《清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