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说，不该签订两份备忘录
2011年5月的一天，苏里南总统鲍特瑟约我（我任中国驻苏里南大使）到总统府见面。一般来说，总统没有大事不会约见一国大使。
总统会跟我谈什么事呢？
我如约前往。总统办公室，在座的还有苏里南外长拉金。坐下不久，总统说，苏里南公共工程部打算上马一个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先是跟中国大连一家公司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两个月后，又跟中国北京一家公司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这样做是不对的，人家会认为苏里南不讲信用，会给中国朋友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作为苏里南国家元首，已经就此对苏里南公共工程部提出了批评。同时，约我来的目的，是当面向中国大使表示道歉。
原来，2010年8月鲍特瑟赢得总统大选后，即推出了一个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包括建设苏里南到圭亚那、苏里南到法属圭亚那的跨国大桥、从首都市中心到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18000套低造价住房，等等。10月，苏公共工程部长访问大连，实地考察大连国际经济合作集团，并在大连签署了某国际集团承接机场高速公路等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当时，我刚好回国度假，赶到大连，和大连市有关市领导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不久，我回到苏里南，苏公共工程部把机场高速公路这一项目又交给中国另一家大型知名企业实施，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其实，苏方将项目交给哪一家公司做，不管是中国公司，还是其他国家的公司，完全是苏里南的内政。只要是交给中国公司做，就是对中国企业的信任，使馆都是支持的。
鲍特瑟作为国家元首，亲自过问这一事项，说明了他对中国公司的重视。但就工程承包签署有关文件这件事，他特意约见我，当面对我表示道歉，却出乎我意料。他贵为一国总统，且其下属部门与中国公司重复签约并不涉及中苏两国的战略关系和利益大局，他不当面道歉也没多大负面影响。不过，从这一事情中，我感受到了苏总统对维护和发展中苏两国关系、加强双边合作的重视，同时也使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领导人，特别是国家领导人诚恳的道歉，在消除误解、弱化矛盾、化解分歧、减少对抗、改进工作、促进和谐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和使馆的同事都从总统的真诚道歉中，感受到了丝丝善意和缕缕清风。
鲍特瑟就任总统以来，就某些事项公开表示道歉已不止一次。例如，2011年是苏里南国会成立145周年，鲍特瑟出席了国会专门举行的庆祝活动并发表了讲话。没想到他的讲话不仅没有赢得议员们的掌声，反而引起了议员们的反感和不满，即使是来自于执政党的议员们也很不高兴。因为他当着议员们的面说国会的工作质量不理想，议员们水平有限，难以研讨更高层次的议题。4天以后，国会再次举行会议，鲍特瑟总统出席。议员冉杰辛在会上当面向总统“开炮”，说总统在上次国会会议上的言论是对国会的直接侮辱，损害了所有议员的尊严；其实国会议员们对政府运作有好多意见和不满，议员虽然多次向政府质询，但政府总是拒绝回答；既然总统对国会如此无礼，国会应当为总统的言论发出正式的抗议。
没想到冉杰辛发言完毕后，鲍特瑟马上起立，表示要为自己的不当言论向国会道歉。他说，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讲话会侮辱国会议员。他希望自己的道歉会被接受。真诚的道歉赢得了包括来自于反对党的议员的掌声。
总统和高官都道歉
在苏里南，是不是只有现任总统公开道歉？非也。曾经道歉的还有前任总统。例如，前总统费内西安领导的民族党是苏独立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党，费内西安曾3次担任总统，历时15年之久。2011年民族党在大选中失败，失去了执政地位。党的领袖、时任总统费内西安公开承认对大选失败负主要责任，并对全党和党的盟友深表歉意。
政府部长等高官也曾公开道歉。例如，苏里南政府卫生部长瓦特贝赫因言语不慎，被人告到法院，说他侮辱了别人。经法院审理属实，法院判决卫生部长登报声明予以道歉，部长心悦诚服地予以照办。2010年圣诞节到2011年中国春节期间，苏里南社会治安状况不太好，出现抢劫凶杀案件，并且迟迟破不了案。各报纷纷发文，公开抨击负责此事的政府司法警察部长密斯匠，议员在国会对密斯匠提出质询，这位部长不得不作出解释，因答非所问且用词不当，又招来一轮新的批评，这位部长连忙以公开道歉来化解。
从上至总统、下至政府部长等高官的道歉事例中，我有一种感受：领导者的真诚道歉，对领导者来说，往往不是减分，而是加分；不是有损于威信，而是有利于增加威信。公开道歉，是苏里南的领导者对问题的坦然面对，也是对公众要求的积极回应，明显拉近了官员和百姓的距离，增加了官民互信度，有利于建立良性的官民互动关系。
我认为，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公开道歉，是以负责的态度公开问题、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苏里南，一些问题，甚至一些社会危机，都因为领导者公开、及时、坦诚的道歉、正视而得到公众的理解和信任，从而激发和调动公众一起参与，使问题和危机得到解决；当然，也有个别官员掩盖问题、推卸责任、拒不道歉，从而使问题更加严重。
道歉体现官员的认错纠错勇气
道歉是一种美德，这是现代国际社会主流的共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任何领导人失职和犯错，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隐瞒、不是逃避，更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及时主动地向服务对象道歉，并下决心改进工作。这些都是做人、特别是做官的基本道理。任何领导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但知错、认错、改错非常重要。在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道歉是认错、改错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方式。诚于道歉、敢于道歉、善于道歉是一个成熟负责任的领导者修养、识见、能力和胆略的体现。
在中国历史上，领导者道歉自古有之。汉武帝刘彻堪称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位期间，发动了三次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推恩令”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在他统治时期，汉朝国力空前强大。但是，他在荒淫享乐、劳民伤财方面也是出了名的。晚年时杀戮更是太重，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自杀，差点断送了日益稳固的刘氏江山。在种种打击下，晚年时的汉武帝对自己的一些所作所为颇有悔意，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下《罪己诏》的方式表示道歉的皇帝。他在《罪己诏》中道歉说：“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他认为汉武帝之所以没有重蹈秦王朝覆辙的重要原因，是汉武帝最后能够公开道歉，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及时调整了政策。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要们靠选票登上高位，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对自己的过失认真向选民道歉。例如，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因，因在旅游会议的讲话中开玩笑说原住民吃人而郑重道歉；德国总理默克尔因闯进足球队员更衣室而亲自打电话道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莱佛士坊的群众大会上，特意放下身段，就政府此前所犯的多个错误公开向选民道歉，并承诺将集中精力优先解决廉租房供不应求、公共交通拥挤等老百姓意见最大的问题；南非总统祖马曾专门发表声明，称他对于婚外性行为给全国造成的伤痛表示深深的忏悔和歉意；加拿大总理马丁罕见地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就自由党政府内部发生的腐败丑闻向公众道歉，并承诺，对丑闻的调查结束后，加拿大将提前举行大选。此类例子很多。
道歉贵在真诚，贵在及时，特别贵在整改。如果只是把道歉当成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则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会事与愿违，导致事态恶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少。明末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接连颁布了六道罪己诏，向全天下的官员士绅、黎民百姓道歉和谢罪，但是，朝廷弊政依旧，终于没能挽救日渐沉沦的江山社稷，崇祯帝只能绝望地选择自缢。他在生命中最后一次“罪己诏”，也就是最后一次道歉中说：“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任何人，特别是高级领导人，必须时刻反省自己，有错误要敢于“罪己”，及时道歉并予以改正。担当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才会政令畅通、繁荣昌盛。三鹿集团被揭发生产导致婴儿肾结石的三聚氰胺毒奶粉后，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为毒奶丑闻向市民公开道歉，他还因南方雪灾救助迟缓和温州动车事件，向广大人民公开表示过歉意。卸任不久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参加人大浙江省小组会讨论，听了代表谈到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时，她主动说：“在这个问题上群众不满意，我没有做好工作，愧对老百姓，应向大家道歉。”吉林省省长洪虎为长春“2•25”重大火灾公开道歉；教育部长周济在“两会”期间为教育领域持续存在的乱收费和教育不公平问题曾公开道歉。贵州瓮安“6•28”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赶赴瓮安指导工作，直接到街头走访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透过现象反思当地执政中的问题；没有把“板子”打在群众身上，而是打在当地官员身上，表示对瓮安县人民感到愧疚；先后三次向瓮安的父老乡亲鞠躬道歉，显示了党政官员应有的认错纠错精神，也让百姓们看到了我国在责任行政、责任政府方面的可喜变化。
原载：《清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