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普普通通的说谎会使得总统失去国家元首的宝座，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然而，德国前总统伍尔夫就因一次说谎而遭遇了政治上的滑铁卢，从事业的巅峰一下子掉进了人生的冰窟。
2012年2月17日，在妻子贝蒂娜的陪伴下，克里斯汀•伍尔夫宣布辞去德国总统之职。“德国需要一位不仅是被广大民众信任支持，而且是被绝大多数民众信任支持的总统。”伍尔夫在德国总统府“望景宫”宣读辞职声明时表示，“然而，最近一段日子，一些事情的进展表明，这种信任以及我行动的能力均已持续受损。”他说：“出任总统的我一直按法行事。我犯过错，但我向来诚实。”
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的伍尔夫不忘向国民表示他“向来诚实”，是因为诚实在德国社会被许多人看成是立人之基、立业之柱、立国之本。伍尔夫担任总统前时一次普普通通的说谎，却偏偏被人揪住不放，被国民视为不诚实，以致不得不尴尬下台。可以说，伍尔夫为说谎付出了史无前例的代价。
对于伍尔夫的辞职决定，德国总理默克尔深表遗憾，她取消了罗马之行，以便留在柏林应对“突发情况”。德国议会上院议长、巴伐利亚州州长霍斯特•斯霍夫将临时行使总统职权。斯霍夫与默克尔同属保守派阵营。按照德国法律规定，由德国议会下院议员和德国16州代表组成的议会特别大会将在30天内选出德国新任总统。3月18日，72岁的无党派人士约阿希姆•高克在德国联邦大会上以压倒性优势当选该国第11任总统，接替上月因“说谎”而辞职的前总统伍尔夫。
总统的谎言
总统说了什么谎？这得从伍尔夫的所谓“房贷门丑闻”说起。
据德国媒体爆料，三年前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的伍尔夫想购买一处房产，由于手上钱不够，于是从企业家格尔肯斯的妻子处得到了一笔50万欧元（约500万人民币）的贷款。因为伍尔夫与格尔肯斯是朋友关系，所以得到了4%的优惠私人贷款利率，而当时的银行利率是5%。后来伍尔夫从银行贷款，还清了欠格尔肯斯的债务。
根据德国的有关法律，官员获得私人低息贷款并不算贪污。伍尔夫的问题在于，当年有议员质询他是否有私人贷款时，他对此矢口否认。否认的原因可能是羞于承认自己经济条件不是太好，害怕被别人耻笑。
谈及为何接受私人贷款一事，伍尔夫为自己辩护说：“我不想成为这样一个国家的总统，即在这个国家，你不能从朋友那儿借钱。”所谓“房贷门丑闻”，并不是很大的事情，如果伍尔夫没有当上德国总统，恐怕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问题是德国是个特别注重政治透明度的国家，德国媒体太“厉害”，他们特别喜欢盯住政府高官。这次，德国的最高领导者成了他们的目标。媒体的看法是，贷款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官员不能说谎。伍尔夫身为德国总统，本应为道德的楷模、诚信的标杆，但他当年说谎的做法，让人很难相信他能胜任总统一职。伍尔夫没据实交代却矢口否认与格尔肯斯有任何业务往来，对那笔50万欧元私人借贷也隐瞒不报，是他下的第一步臭棋。
如果伍尔夫就此道歉，事情可能就大事化小了。然后，在随后的12月份，伍尔夫又下了第二步臭棋。
他在国外访问时突然得知德国销路最大的《图片报》要刊登他住房贷款的事情，情急之下，他想到了捂盖子的方法，他尝试打电话给该报主编迪克曼，试图阻止该报道的发表。由于迪克曼在外面出差，没有接到电话，伍尔夫给主编的语音信箱留了一通失去理智的“狠”话。他“威胁”迪克曼：如果一定要做“不实报道”，图片报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并且他将断绝与该报的联系。
《图片报》是什么？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报纸，伍尔夫指责《图片报》的做法引起了巨大的麻烦，《图片报》主编并不买总统的账，直接公开了伍尔夫留下的语音记录，让舆论一片哗然。德国民众普遍认为，总统的做法一方面是隐瞒真相，另一方面是干涉了新闻自由。在野党要求总统对此作出解释，政界不少人也认为，如果总统这样阻止新闻报道，那将是不值得尊敬的。原来只知他贷款丑闻的许多人并没要求他辞职，但得知他企图阻止《图片报》的报道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已经无法再胜任联邦总统这个崇高的职务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是伍尔夫没有想到的。他只好表示道歉：“我应该主动澄清私人贷款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东西。”至于打电话给《图片报》主编，伍尔夫承认，“那是个重大错误，对此我非常抱歉”。可惜，道歉来得有些晚了，有关他的话题在各种媒体上已经铺天盖地，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可挽回。
雨大偏逢屋漏雨，伍尔夫总统祸不单行。媒体称，在伍尔夫宣布辞职的前一天，德国的一些检察官要求议会取消总统的豁免权。相关检察官指出，在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期间，伍尔夫与一位电影制片人交往甚密，进而从中获得了好处。例如2007年，得益于该制片人的买单，伍尔夫在一家豪华宾馆住了一晚。此项丑闻愈演愈烈，对伍尔夫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目前，伍尔夫在下萨克森州的发言人格莱塞克的住所已经被检察官搜查，他被指控于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从施密特组织的“北南对话”活动中获得了不法收益。虽然检察官只是调查格莱塞克，但是明眼人都清楚，检察官剑指其背后的高位者——德国总统，因为格莱塞克是伍尔夫的亲信，是“除了总统夫人外对伍尔夫最了解的人”。一旦发现伍尔夫与其有共同贪腐的证据，总统辞职将是唯一的选择。
德国拒绝谎言
2011年，在“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的清廉指数排名中，德国排第14位（中国排第75位），名列前茅。在世界各国清廉指数排名表中，德国为什么能占有一席之地，从伍尔夫辞职一事中，我们或许能得知一二。
笔者认为，从德国总统说谎而丢掉乌纱一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敢于“小题大做”。 对于德国人来说，政治官员尤其是总统，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类似出言不逊、言语不一、撒谎、滥用职权和公款等行为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一旦发生，此人的政治生命就完了，因为老百姓已经不再信任你了。如果伍尔夫事件发生在其他国家，可能不是什么太不了的事情，甚至有可能被歌颂为清廉的楷模，被邀请到各处进行演讲，宣传他是如何拒腐蚀、做清官的。在中国朋友之间借多少还多少、有借有还不也合理合法吗？中国朋友之间借钱的事多得很，但付利息的并不多，朋友之间白送的也不少，伍尔夫找朋友借钱还钱时给4%的利息，利率并不低，只比银行利率低一个百分点。请商家买单，在一家豪华宾馆住了一晚，在不少国人看来，这算得了什么？不少领导干部出国访问，费用让企业家买单，这样的事不是司空见惯吗？德国检察官揪住伍尔夫在豪华宾馆住一晚让企业家买单一事，是敢于“小题大做”的典型例子。
舆论监督必须到位。凡是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都难免有贪欲。做清廉、不说谎的道德楷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德国政治家甘于清贫，不去捞点油水？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只要政治家敢伸手，媒体就敢报。哪怕是陈芝麻烂谷子，都给你抖出来。伍尔夫虽然是州长但并没有太多的钱，甚至连50万欧元都拿不出，为了买房只好从朋友处贷款。后来议员质询时他否认有这回事，这给其留下了隐患。他担任总统后，该问题被媒体挖掘出来，使国民认为他的诚信出现了问题，最后连住一晚豪华宾馆请企业家买单之类的事也被曝光，由此给他带来了更多更大的麻烦。
不说谎是政治家的道德底线。作为领导人，有时候说套话、说空话难以避免，但说假话必须坚决杜绝。尤其在德国，高官没有太多贪腐的机会，兜里没有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就连说话都得小心翼翼，因为如果说谎，早晚都会付出代价。
“不许撒谎”是道德戒令
近代史专家雷颐说得好：“不同民族、国度往往会有一些不同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而且，同一民族、同一国度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其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往往也会发生许多变化。然而，‘不许撒谎’却几乎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度从古到今都要求必须遵从的道德戒令。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度的多数成员都撒谎成性，这个民族、国度确实难以生存。所以‘不许撒谎’也许是全人类一条最古老、最普遍的道德戒令。”
然而，不能不痛心地指出，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政治显示的却如林彪所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说谎比赛的演义。雷颐在《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起》一文中举了一个李鸿章在俄国国事访问中鼓吹隐瞒事实真相、“推销”说谎的艺术、以说谎为荣的例子：
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皇上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详情已经呈报皇上。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的确，他有理由为此骄傲。
其实不独“李鸿章时代”的官场如此，揆诸古今，这种“官风”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俨然成为中国官场的一种“文化”，或曰一种“特殊知识”。在我们身边，老老实实讲假话，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办虚事，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伍尔夫担任总统之职不到两年。当选总统时，伍尔夫年仅51岁，堪称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曾担任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副主席以及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y）州长。伍尔夫主要因为说谎而下台了，非常可惜。然而我对他充满敬意，他不为自己的过失狡辩，在接受德国电视媒体采访时坦然承认自己犯了 “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且适时辞职。中国很少有为说谎而道歉的政治家，也没有达官显贵因说谎而下台。相对而言，笔者对德国人充满敬意，他们对于在道德上有瑕疵的政治家，敢于吹毛求疵，敢于说“不”。
笔者认为，发达国家不只是在经济总量、科技水平、社会保障程度等方面发达，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诚信机制建设方面也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就像德国那样，说谎的空间小，说谎的代价大，即使是总统说一个普普通通的谎也不行。什么时候社会环境迫使奸佞之徒、宵小之辈不愿撒谎、不敢撒谎、不能撒谎，这个社会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什么时候社会环境迫使善良之人、正直之辈不能不撒谎，则说明这个社会已是病态社会；什么时候把说谎当成“成熟”，把诚实当成“傻瓜”，甚至“把谎言当成了真理”，那么这样的社会恐怕是病入膏肓、万劫不复了。
原载：《清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