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重新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有意识地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已成为学界、官方和民间的共识。传统文化复兴的“必要性”蕴涵在长期以来与传统文化缺失相关的三大社会危机之中：从文化安全层面看，面临着开放社会中文化的“失传”和“失守”问题；从精神慰藉层面看，面临着物质社会中精神的“空洞”和“空虚”问题；从道德重建层面看，面临着市场社会中道德的“失序”和“失范”问题。而这三大社会危机的解决都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或多或少的回应，这是复兴传统文化的必要性所在。
文化安全与文化的“失传”和“失守”
我们常常会听到生物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之类的说法。今天信息交流极为便捷的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安全观，即“文化安全”，我们面临着突出的文化安全问题。倡扬传统文化以应对中国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失传”和“失守”，有利于强化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维护“文化安全”。
当我们指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时，虽然会强调其所处地域、种族特征等因素，但“文化属性”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因素。我们向来就有以文化而不是以地域、种族等因素来分别你我、区分中外的传统。钱穆称，“中国人言天下，乃指社会人群，兴亡则指文化道统。”对中国人来说，一个国家之覆亡往往不在于军事之失败，而在于其语言、文化、学术之灭亡，“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两汉对待匈奴、西羌诸族的招抚怀柔，南北朝时北方士族与诸胡合作都无不是基于此“文化决定论”。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知识分子尤其是易代之际或危亡之际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倍加重视的原因。他们无非是想藉此能为华夏学术文化留存一线香火，以图保存中华，这就是文化救国的理路，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章太炎的弟子鲁迅也相信文事之力终胜于武事之力的道理，他说，“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
“文化亡而国家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处于亡国之际的中国知识分子明白保存语言、文化、学术之于保全国家种族身份的重要性。
同样，对于他国异族的侵略者来说，他们何尝不懂“欲亡其国必从文化上亡其根本”的道理呢？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殖民统治时，他们不光是从武力上征服反抗者，而且更着眼于从文化上根本改造“殖民地人民”。他们阴险恶辣地从语言、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层面上，切断殖民地的故国文化脉络，使其彻底忘记自己的奴隶身份，完成国民身份的重新塑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起着根本作用，文化很大程度上甚于军事、政治、地域、种族的力量之原因正在于此。今天，我们重新倡扬中国文化何尝不也是维护全球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血脉和精神家园？
然而，今天在现代开放社会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我们的文化处于一种“不安全状态”，这体现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失传”和“失守”两个方面。
“文化失传”，是指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今天又面临新一轮冲击，以至于传统文化至今没能在普通国民心中扎根。当代中国人严重缺乏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熏陶，传统的礼仪、德性、价值、伦理离我们渐行渐远。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精神塑造中是缺位的。这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百余年传统文化的“失魂落魄”可谓经历了“四个阶段”。“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初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往往被视为传统文化厄运的肇始，在国家体制根本转型的时代里，与封建帝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孔夫子被拉下“圣坛”，与千年帝制配合的儒家思想在被人们攻伐的同时，其精华部分也被不自觉地摒弃了。“文革”时期，“孔老二”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形态成为被扫除的对象。“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的“80年代”的人们又一次将救赎的目光瞄向了西方思想文化，在“告别黄土地，走向蓝海洋”的思维定势下，“阴魂不散”的中国文化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包袱。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商业社会的功利思维造成的新的阻碍，“一切向钱看”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新价值准则，在这套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新价值体系中，文化的精神意义和道德价值被悬置，只有在其成为“产品”时才具有价值。本世纪初，在一些学者的呼吁鼓吹下，社会上曾兴起一阵国学班、读经热等短暂的传统文化复兴的美好景象，但这种文化热只是当代社会“资本”对商机的精明把握，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学习和教育的需求在商人看来是有利可图的大好商机。再如，各地孔庙都已成为旅游景点，至于诵读、祭拜等每一个环节都已被商业性开发，因此，当代社会资本所推动的“传统文化热”以及这种“传统文化热的短暂命运”都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百年来，在政治革命、西方冲击、商业剥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经历着一波接一波的冲击。
如果说功利化的文化生态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那么，传统文化的传承至少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教育”。然而，今天的教育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相当有限，普通中国人接受与传统文化相关知识的途径就是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大学语文很大程度上已被简化为两三个学分，成为通识教育的点缀。有论者说，“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今欲起救，追之晚矣。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亦常识而已。”（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0页）
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传统文化、古典文章又只是语文教材所担负的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以往仅占20%的比重，后来提升到40%。这一单调而皮毛的传统文化知识要成为当代中国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价值资源显然是不足的。
因此，当我们正在凭借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优势将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介绍到海外时，我们更应当为中国文化在我们身上的日渐式微（“文化失传”）而忧虑、而行动，在今天的功利社会中，这后一任务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紧迫，更为艰难。
在一个信息交流相当便捷的社会中，“文化的失传”就会带来“文化的失守”问题，“文化失守”意味着文化主体性缺失后的我们正面临着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全面倒灌”的现实。
我们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是拒绝域外文化，但如果从头到脚，从内到外，从器物到思想，都“完全他化”，或“疑似他化”，没有一点中国气息、中国风格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对中国文化在“文化倒灌”中所处的劣势抱以担忧，有必要思考是不是有必要重新唤回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只有防止域外文化倒灌，才能保持文化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文化的多样化不是一种文化吞噬掉另一种文化，而是不同种文化和谐共处，彼此取长补短。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文化趋同化和中国文化日渐退出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这主要是因为今天的文化接受方式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在过去，文化的输入很大程度上是以军事优势为后盾强力推行的结果。今天文化同化的方式是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是主动自愿的，而不是被动强迫的；是“润物细无声”式的，而不是“暴风骤雨”式的；是快乐的，而不是痛苦的。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输入方式之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军事为后盾，后者是以资本为梯航，前者在于压服，后者在于诱导。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域外文化的细致展开和中国文化的日渐消失就不会感到震惊，也不会感到沉痛。等到我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时，“再回首已百年身”。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身份标志，不可谓不重要。然而，我们却面临着“文化的失传”和“文化的失守”双重危机，由此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安全问题”，今天，我们一方面要重温我们的文化传统，“保守”、学习和消化这份丰富的精神财富，有了这份“文化底气”之后，才能在世界文化的对冲中站稳脚跟，才能有吸纳异域文化精华的能力，才能有抵抗文化异域的免疫力。
精神慰藉与精神的“空洞”和“空虚”
在物质社会中，我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精神慰藉”问题，通过倡扬传统文化可以应对精神世界的“空洞”和“空虚”，充实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现代化”是晚清以来国人的百年梦想，也是中国历史和现实任务所决定的。长期以来，中国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因此“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科技层面和物质层面。今天，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现代化”可以说是初步实现。然而，“吃好穿暖”并不意味着臻于至境，万事大吉，“贫穷”是问题，“富裕”也是问题，而且“富问题”（精神问题）比“穷问题”（物质问题）更难解决，我们可以短时间里解决物质的贫乏，却很难在短时间里营造出一种丰厚的精神气象。今天我们面临着物质资料相对丰足，人们精神世界普遍荒芜这一新问题。
精神的荒芜首先体现在“精神空洞”的形成。“文革”后对“极左”意识形态的抛弃以及改革开放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精神空洞形成的肇始。在“文革”之前，虽然传统文化、宗教等成为国民精神的重要填充，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我们且不论意识形态的利弊如何—却成为国人精神世界的强力支持。“文革”后，我们抛弃了给国家带来极大灾难的“极左”意识形态，随之而来的物质主义的膨胀更加加剧了中国人精神空洞的形成。
世俗社会的到来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逐渐脱贫致富，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致富主义”往往会对精神形成侵蚀和挤压。也就是说物质会带来精神日趋槁枯，灵台荒秽的弊端。而缺乏精神生活的人们就显得“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因此，当年陈独秀等人还没有揭起“科学”的大旗以反对“迷信”的时候，鲁迅就谈到“惟科学主义”会对心灵、精神、感情造成伤害，他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趋于无有矣。”基于维护精神世界的丰富性，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对被以科学的眼光排斥的宗教和迷信之于精神的养护之功加以辩护。
意识形态的退出和物质主义的膨胀，促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空洞的形成，没有或少有精神生活的人就感到前所未有的精神“空虚”。
处于精神空虚状态的人们纷纷在寻找自己的精神食粮。由于精神食粮的贮备不足，重视不足，处于精神饥荒中的人们往往就显得“饥不择食”。在缺乏健康的精神食粮的同时，一些伪劣毒害的东西也纷纷行销于世，填补人们的精神空洞，成为“精神饥馑”中的人们的“美味佳肴”。邪教迷信、算命占卜、改名转运、长寿秘方、风水先生、养生大师也都沉滓泛起。“神医”张悟本的“绿豆茄子治百病说”，“健康教母”马悦凌的“生吃泥鳅去肝火论”，李一道长的“辟谷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耸动一时，行骗天下，皆与当代中国精神的空虚相关。除上述这些伪劣毒害的精神食粮之外，宗教成为当代国人解决精神问题的另一选择。近年来，各种宗教在中国的盛行都是有目共睹的。
诚然，精神危机的解决有诸多途径，宗教当然是一途，但具体到中国历史和现实来看，宗教并不是惟一一途。对中国来说，五千年积淀下来的深厚而丰富的历史文化是我们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度优势之所在，事实上，从历史上来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光是我们政治架构、社会治理的重要理论来源，更是我们民族安顿身心、涵养精神的重要精神资源。
今天来看，继承和发扬这一精神遗产正是填补精神空洞，抵制精神虚无的灵丹妙药。因此，在一个需要精神抚慰和滋养的时刻，倡扬中国传统文化就显得格外需要和重要。
道德重建与道德的“失序”和“失范”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我们面临着日益紧迫的“道德重建”问题，通过倡扬传统文化可以应对道德的“失序”和“失范”，涵养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情操。
“道德失序”是指市场社会中的公序良俗、道德伦理呈现一种下滑的状态。今天，道德伦理的滑坡几乎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温家宝总理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道德状态的每况愈下显然是“每况愈上”的“金钱价值观”导致的必然结果。“金钱价值观”意味着金钱支配和控制着社会资源，一切是否有价值都以金钱为准绳，人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受制于是否能“盈利”。看看今天的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学者，许多人何尝不也成为“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职业被异化为纯粹谋生的手段。可是，正如卢梭所再三强调的，“有些职业是这样的高尚，以至一个人如果是为了金钱而从事这些职业的话，就不能不说他是不配这些职业的；军人所从事的，就是这样的职业；教师所从事的，就是这样的职业。”然而，职业的神圣性在金钱价值观下涤荡无存。2011年1月份出现的“2011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某大学教授以“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就不要来见我”，“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等话“勉励”学生，被称为“财迷哥”的大学生李振发出“赚钱是人生的常态。如果把常态都丢了，人生就没有了”的宏论，都是这种思维模式下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榜单中，大学的价值仅体现在赚钱的能力和多少（即造就了多少亿万富豪），而其本真的追求真理，切磋知识，塑造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等意义被抛诸脑后。这真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金钱价值观”不光为“歹人”奉为信条，就是对那些“好人”来说同样如此。比如，我们对优秀企业员工、三好学生、劳动模范、见义勇为者、英雄人物、甚至对国家“有突出贡献者”科学家的褒扬，固然一方面体现在荣誉的给予上，但更多地体现在“金钱的奖赏”上。
如何看待对美德以物质奖励？有调查显示，“80.4%的人支持重奖见义勇为者，但35.7%的人担心重奖会让美德失去原有价值”，这八成之多的支持率不正显示了荣誉物质化的接受度吗？今天，无论对褒扬者来说，还是对被褒扬者来说，“荣誉”已经让位于“奖赏”，彼此在乎的都是那“实在的”奖金，而不在于那“无用的”的一纸“证书”。
“道德失序”是金钱价值观的必然产物，而且随着金钱价值观的深入人心，道德失序就越发严重，进而发展成为“道德失范”。如果说“道德失序”是在原有道德框架和道德标准前提下的道德下滑的话，“道德失范”则是已经丧失了道德评判的标准，即善恶不分，美丑不辨，荣耻不知，进而丧失了道德的判断能力，于是往往就会以恶为善，以丑为美，以耻为荣。“拜金女”的势利和浅薄，“凤姐”的“哗众取宠”和“不着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电视台邀请“拜金女”去作节目，我们的严肃文学刊物发表“凤姐”的“诗”。汶川地震中范美忠老师在“那一刻地动山摇”时“抛弃学生，逃生有理的自由主义高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宁要“当代鲁迅”的“范跑跑”（范美忠），也不要骂“范跑跑‘无耻’、‘畜牲’的‘郭跳跳’（郭松民）”。黄山探险的复旦学生们对解救他们而坠崖牺牲的民警发出的冷漠言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反过来为批评者戴上“道德帝”的高帽。唐骏买“西太平洋大学”博士文凭和面临质疑时的“理直气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只论“英雄”不论“诚信”拥趸者送给他的掌声。类似的事例枚不胜举。
在没有羞耻感、没有是非观的情形下，自然就出现“正不压邪”的社会乱象。“国家之进步，最所倚重者，莫如多数国民具有实行高尚道德之性也，今之欧美诸国，所以驾吾国而上之者，即彼多数国民能实行高尚道德故也。”（黄人镜：《沪人宝鉴》，华美书局1913年版，第182页）温家宝亦云，“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改善道德境况，阻止道德的继续恶化，就是要将“无耻”的人变成一个“有耻”的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一个社会里，只是规避了法律，不做恶还不行，还要做一个讲道德的“有耻”的人。
而“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道德良药（诸如仁爱、诚信、义气、善良、为人、和谐、人道、同情、勤俭、节制等）可以对症我们的精神病体。“言必信，行必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恭宽信敏惠”，“仁者爱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行己有耻”……只是由于我们与传统文化隔绝太久，这些道德的种子没能在我们的心田里得以播种生长。没有得到道德滋养和教化，处于自发自然状态的精神心田一不小心就会杂草丛生。
一个“不讲道德”的社会正是“不‘讲’道德”（即不谈道德，不敢谈道德之意）的结果，道德的习得和养成很大程度要归因于教化的力量，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也。尤其是在道德失范的严重时刻，要营造一个“讲道德”的社会，就不得不重视去“‘讲’道德”。陈独秀曾说，“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可是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当下的道德状态已处于一个宽容和拥抱无耻，逃避和批判高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少见敢于批判不道德的“凡人”，多有指责那些批判不道德的人的“英雄”，在这个善恶不分，美丑不辨，荣耻不知的时代里，我们当务之急是告诉大家观察与思考什么是善恶，什么是美丑，什么是荣耻，这就要我们手持“道德的扩音器”大声地、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讲”道德，形成强有力的道德话语。也就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因此，在今天，我们不光要“自律”而且要“责人”，不光要“实践”而且要“高喊”。
因此，在复兴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时，我们要注重高调地“‘讲’道德”，经过我们不懈的有意识的努力，中国文化固有的道德光辉方能照进当代中国人的心房，使之亮堂起来。
文化的失传和失守，精神的空洞和空虚，道德的失序和失范成为今天社会的三大危机，而造成此一系列危机都与传统文化的缺失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也使得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复兴显得必要和紧要。（《群言》2013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