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2013两会解读报告会暨朗润‘思辩’圆桌会”。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耀辉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中心主任卢锋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研究员等应邀出席，作了精彩发言。
本文为林毅夫教授的发言部分内容：
对比发达国家，中国处理危机的成绩单是令人满意的。五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9.3%；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为50%，远高于其他大经济体。
危机处理令人满意经济形势实现反转
回顾金融危机，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有力。
2008年我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普遍为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担忧，精力都聚焦在通货膨胀的治理，没有国家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会预期到通货紧缩的潜在挑战，大多数人更是自信满满地认为发达国家已经从历次危机中成长，足以抗衡新的危机。然而2008年下半年，危机来势汹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下跌幅度超过40%，发展中国家股市下跌50%，国际贸易萎缩的程度甚至超过1929年的大萧条。2008年底至2009年初，中国出现农民工大批回家，国际贸易急剧萎缩，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潮。
危机时刻，中国政府迅速反应，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抛出的四万亿投资“快、准、狠”，使经济快速复苏实现V型反转，在2009年一季度率先实现复苏，中国的复苏对资源出口国、新兴市场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回暖起到了带动作用。除此之外，五年来，中国在航天、探月、北斗卫星等多个领域实现突破，高速公路里程增幅超过50%，总里程和质量都超越美国。高铁建设成绩斐然，粮食生产实现九年连增，自1986年以来一直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出现转变，教育经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30%。
对比发达国家，中国处理危机的成绩单也是令人满意的。五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9.3%，即便是2012年的7．8%也是了不起的成绩。一方面，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为50%，远高于其他大经济体，美国为25%，日本为20%；另一方面，对比其他国家，欧洲国家二次触底经济增长为负，美国经济正在下滑，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下滑。虽然部分西方国家表面复苏，但是经济增长水平尚未超越危机前，表面的低增长建立在政府债台高筑和高失业率之上。虽然他们拥有储备货币，但是表面的稳定是依靠背后货币宽松做支持的，这些国家纷纷陷入“日本”式的新常态。
房地产价格高涨需要谨慎对待，因为主要的金融经济危机通常是由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的。
过去五年成绩斐然民众未来信心不足
回顾中国过去五年的成绩，可谓浓墨重彩，但今年两会看到社会不满情绪高涨，民怨四起，反映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民众看不到“8%的增长潜力”，更谈不上信心满满。
梳理各种呼声，可以发现主要的不满集中于以下五点：
第一，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角色增强，这涉及改革方向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房价上涨速度过快。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的需求会随之增加，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也是自然的，但价格高涨需要谨慎对待，因为主要的金融经济危机通常是由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的。房地产失调，民众对政府的行政能力会产生质疑。
第三，收入差距。五年来虽然城乡差距有缩小之势，但基尼系数过大，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非常明显。
第四，腐败。收入差距与腐败联系在一起，更加增加社会不满。
第五，环境污染。雾霾天气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如果政府下定决心，解决好管理的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市场经济，消除双轨制，中国还能够保证10年7%－8%的经济增长。
中国迎来难得机遇须解决五方面问题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于探清原因。从以上五条来看，有的是源自反周期的政策，这是周期性的，等到经济增长恢复正常，这些问题就可消除；有些源自管理不完善，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有的则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第一，国进民退背后有经济周期性问题，在来势汹汹的经济危机下，政府采取反周期政策，以相应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危机，最有效的项目自然落在大项目上，目前中国拥有承接能力的大企业多是国企。应当注意到，虽然大企业通过承接项目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上升，但真正执行的还是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的活跃保障了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民营经济的份额也在上升。长远来看，这些大项目能显著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对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大有帮助。所以，整体上的国进民退是暂时的。
第二，房价上涨速度过快源自反周期政策执行中银行管理不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推行4万亿投资，其中三分之一是财政支出，三分之二是银行贷款，也即通过银行贷款采用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银行的贷款会创造银行的存款，银行的存款又会变成银行的贷款，不断增加。例如，2008年国内存款增长20万亿元，银行存款同比增加42万亿元，财富的创造远低于银行存款的增加。在政策执行中银行管理不善的问题十分突出，比如一个项目需四年建设，每年需要一笔贷款，国外的银行按年放款，可能每年放四分之一，其余的记为承诺金，中国的银行则一次性放贷，然后全部计收利息，无形中给企业增加负担，企业为节省成本或将余款存入银行，银行存款增加、利润增加，或投入房地产短炒，增加房市压力。
第三，贫富差距与腐败很大程度属于改革不到位的问题。中国实行双轨制改革、渐进式改革以维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然而双轨制遗留了很多扭曲，资源分配不合理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和寻租问题。比如金融体制，只有大企业才能贷到款，利息还颇低，而银行存款的利息很低，相当于低收入的人补贴大企业发展。解决的办法就是深化改革，消除遗留的双轨制。
第四，环境的问题反映了发展阶段的问题，也反映了管理的问题。就发展阶段而言，中国还处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国内的能源体系以煤炭为主，那么环境的问题自然而至，相比而言，日本、韩国、德国、英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类似问题，中国能比这些国家做得好的方面就在与提高管理以及控制空气污染的技术。解决环境问题就应要求企业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和污染治理标准，政府要落实到位。
在西方国家陷入日本式新常态的情况下，中国迎来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政府下定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好管理的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市场经济，消除双轨制，中国还能够保证10年7%－8%的经济增长，到2020年人均收入超过12000美元，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中国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
来源: 上海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