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欧自金融危机爆发延续至今的经济动荡，并非源于偶然的政策失误，也不能归于周期性经济阵痛，实际属于经济模式遭遇的深刻危机，这意味着美国金融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已处于超载状态，世界经济将长期陷于低迷，步入重大动荡期和调整期。为摆脱危机美国的政策调整可能在世界范围产生传导效应甚至危害，对国际战略总体形势以及中国的发展与安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进入深度互动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美之间尤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不仅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也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对此中国应充分认识国际体系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趋势，趋利避害，有效消解战略压力，坚决维护对外关系的总体平衡和稳定，本着冷静观察、充分准备、积极应对的原则，有针对性地投棋布子，积极运筹国际变局，尤其应重点强化经营周边的力度，拓展回旋空间。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体系； 安全压力； 战略博弈
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并持续至今的美欧经济动荡，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局势发展演变进程中的重大事变，须予以高度关注并进行深度解析。到目前，美欧经济动荡的综合效应正逐渐显现出来，不仅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未来一个时期的前景蒙上浓重阴影，而且将对国际战略总体形势以及中国的发展与安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美欧经济动荡的几点基本认识
(一)美欧经历越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持续增长近30年的美欧经济遭受严重挫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点。美欧国家为应对危机做出超常的努力，巨额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但经济状况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一些国家债务负担不降反增。从2010年年初开始，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相继又遭遇债务危机，主权信用评级下降，依靠本国政府在金融市场筹资偿还债务本息遇到极大困难，欧盟经济发展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严重冲击。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元疲软，房地产市场下滑，国家债务迅速攀升。到2011年8月，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下调，评级展望负面，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美欧经济不振，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迅速增加，引发了社会不满情绪增强，国内政治分歧加剧，民众走上街头示威要求变革。直至今日，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状况仍未见根本好转。美欧经历的经济和社会困难可以与越战结束前后的情况相比拟，不仅短期内难以恢复，甚至难以避免又一波衰退的威胁。危机远不是当初一些人认为“仅限于行业内部而已”那样简单，而是向其他行业、向社会领域逐渐扩散，实际上至今这一过程还在延续。事实说明，美欧在冷战胜利中所获得的巨大红利已经基本消耗殆尽。“如果没有各种抵消因素机制在发挥作用，危机早就爆发了。”在这里，西方在冷战中胜利，可视为一个重要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抵消因素。
(二)美国金融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已处于超载状态
美国金融霸权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已不能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必需的空间，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步入重大动荡期和调整期。“全球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制度供应不足”的矛盾日趋突出。美欧自金融危机爆发延续至今的经济社会动荡，并非源于偶然的政策失误，也不能归于周期性经济阵痛，实际属于经济模式遭遇的深刻危机。从20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为摆脱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困境，美、英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刺激了西方和世界经济增长，但也带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财富向大资本快速积聚。到2008年前后，西方国家经济风险积累发酵，金融扩张与金融监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必要平衡被严重打破。由美国次贷危机开始，金融危机迅速在全球范围蔓延。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断裂、社会断裂的必然反映。当金融资本将赢利的目标扩展至美欧社会最贫穷群体的时候，就意味着其经济模式已发展到某种极限，危机爆发已不可避免，在全球范围则表现为国际体系已经饱和或超载。2009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8，创1967年以来富人和穷人收入差距的历史纪录，美国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目前解决危机的办法未见得真正有效，所付出的代价甚至使“经济领域产生更大的不平衡”。民众的不满最终以“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形式爆发出来。而当前西方经济深陷困局还显示，美国以金融资本畸形扩张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在危机后仍难以得到必要的调整修正，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仍在进一步积累；而欧盟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处于困难境地，如成员国之间不能强化坚决而有效的协调，共同应对危机，一体化进程将面临倒退危险。
(三)美国的政策调整可能产生持续的危机扩散效应
由于金融与贸易之间、收入与债务之间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失衡，始于美国的危机才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扩散至全球，并导致可怕的严重后果。反观美国，尽管美国经济遭遇巨大困难，但在未来较长时期里，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不会动摇。在当前经济社会持续动荡的情况下，美国仍然会运用手中的各种霸权工具尤其是金融手段，通过影响和破坏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乃至欧盟国家金融稳定等各种可能的方式，促使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确保美国经济优先走出危机。持续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欧债危机的恶化与美国资本为摆脱危机而进行的操作密切相关。然而，金融资本远未被摧毁。实际上，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资本的渗透扩张能力和转移危机的能力已空前加强，甚至越是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资本积聚效应越会明显表现出来，利益倾斜更趋严重。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其中大部分至今并未确立成熟的市场经济，缺少资本积累能力，不可能自我完成对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在美国金融资本的冲击面前，将进一步失去经济自主权，金融安全与经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社会可能出现更多动荡，其中一些国家甚至将成为国际经济动荡与调整的牺牲品和减震阀门。就总体世界经济而言，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将呈现加剧趋势，即使原来发展势头良好的新兴国家也将发生分化，只有那些具有规模潜力、经济结构合理、政策适时调整的国家才可能在全球经济动荡中站稳脚跟进而切实提升现代化水平。
(四)美欧社会动荡可能呈现更大范围连动循环蔓延趋势
美欧经济社会困难引发的民众抗议出现了“网络运作+和平抗争”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目前几乎不分国界、不分政体、不分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呈现连动扩散趋势。“占领华尔街”运动曾从美国的“草根”向中产阶层拓展，形成明显的联动效应，并且一度向欧洲国家蔓延，然后向亚洲国家传播，进而反向刺激“后革命时代”局势不稳的中东地区。当前的社会动荡态势，时间周期短，辐射效应大，实际上存在着缓释或极端两种可能走向。如果动荡局势以缓释方式较为平和地发展，全球治理尚有逐渐适应并修复的空间；但积重难返的经济困难仍有可能继续演变成一些地区的政治动荡，甚至不排除以局部冲突或战争的极端方式解决。在这种态势下恢复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美国以外的国家所需付出的代价将会更为惨重。当前，中东、南亚等地区一些国家的社会和安全局势发展中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与美国的关系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叙利亚和伊朗问题的突出绝非孤立事件。事实上，美国的霸权难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加深富裕与贫困、利益垄断与分散需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二、美欧经济动荡对中国发展与安全的深远影响
美欧经济动荡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局势变化，一方面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如能善加利用，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有利。经济上，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虽有所减缓，但仍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中国依旧是吸引国际投资的主要市场，同时还吸引美国等西方国家研发基地转向中国，促进低端人才向中高端人才转变；同时，危机引发“倒逼效应”，实际上为中国转变经济模式带来动力，进而推动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反向投资，拓展海外利益。政治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与民主模式自身缺陷明显暴露，为中国更好地调整制度体系、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快社会转型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而在安全上，美欧经济社会动荡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全球霸权基础及战略扩张的步伐，为中国创造出实现和拓展国家利益的有效空间。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醒，美欧经济社会动荡对中国国家经济、社会与安全的挑战更加现实而紧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面临更大风险
首先，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已明显上升。大量持有美国国债使中国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一方面，美国国债不断缩水，中国增持面临长期风险；另一方面，如大量减持，又会导致市场价格暴跌，拖累外贸，造成更大损失。同时，由于西方经济困难，更多“热钱”将涌入国内，这种来去便利的“飞燕式资本”投机性过强，对经济成长可能带来的冲击绝不可小视。面对经济困局，美国希望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其主要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而更在于维护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利益。国际金融资本的根本意图就在于要求中国实施金融市场化，在利用货币霸权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进一步裹挟中国经济。
其次，美欧经济困局的持续极可能加剧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不论是外汇投向、债务关系还是汇率调整，最终都将作用于具体的产业，进而带来经济结构及其价格体系的相应变动。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政府主导投资大幅度增加的基础之上，并需要依靠贸易顺差才能消化制造业过剩的产能。随着经济运行中诸多矛盾的积累，急需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投资转向以内需为主，调整任务十分艰巨，而国际金融资本的压力和渗透将使这一调整面临更多挑战，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调整难度已超过2008年前后的情况。考虑到当前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只有极小部分的资本流动与生产、贸易等实体经济有关，如果宏观调控失当，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容易首先失去控制，对经济结构的冲击会被迅速放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影响更严重。
(二)社会稳定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美欧经济社会动荡造成国际体系加速变迁。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将有所增强，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容易引起反弹，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成为体系变迁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而当前美欧经济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转移危机的迫切需求，使得这一危险明显增加了。
由此，中国国家安全将面临巨大挑战，体现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中国的制度优越性和社会稳定性必将受到严峻考验。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努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将进入自我完善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传统遗留问题和由于快速发展而带来的新问题相互影响渗透，诸多矛盾累积起来很可能达到一个高峰，发生动荡和危险的可能性就会空前集中。中国的基尼系数十年前就已超出警戒线，如今更趋于严重。在此背景下，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难以简单缓解。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将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键与敏感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也将更加复杂。外部一些力量急于插手和引发中国社会危机，国内维稳形势很可能趋于严峻，进而严重挑战中国制度体系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三)外部安全压力将明显增加
美欧经济社会动荡促使美国尽快调整其对外战略。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轮廓已经显现。随着美国战略调整，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进入深度互动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对新一轮中美战略竞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中美之间尤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不仅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也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美国也已意识到：“今天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
美国的战略筹划有其自身特点。有人过于看重过去十年美国的战略失误，对中国的处境和未来表现得过于乐观。实际上，在国际关系发展不确定性增强的条件下，国际竞争将空前激烈残酷。历史表明，美国的战略筹划即使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失误，也能够修正并继续取得战略优势，特别是在和其主要对手的较量中，美国至今还没有失过手。在历史上，美国曾历经四届政府，深陷“越战泥潭”十几年，但最终还是纠正了错误从越南撤出军队，随后又及时改变了对苏战略，以“缓和方式”从外部推动了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在某种程度上，美欧经济社会动荡也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采用激进路线实施反恐战争的直接结果。为尽快从持续十年的反恐战争中转身，摆脱战略上的拖累和被动，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在中东变局中，美国实施的就是一种“不战而胜”或“少战而胜”的战略，可以被视为一种“超越控制”战略，即通过若即若离的挑动、施压、利诱等“软战争”方式对大中东实施战略管理和战略控制。
可以预见，基于美国战略纠错与战略转向能力，尽管受经济社会困难影响，美国必须以战略收缩来解决其迫在眉睫的国内问题，但其对外战略不会发生根本动摇，对亚太地区的重视只会加强而不会下降，力量部署与投入不会缩减。现实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呈现全球收缩与亚太局部加强的布局，其中将南亚包括进亚太区域的构想更具有明显的战略指向。无论是基于制衡和限制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还是转移其国内危机的近期考虑，美国都有可能以激化亚太安全矛盾来获取利益，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将产生全局性和方向性影响。目前，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受全球经济社会动荡的影响，增长减速，社会问题增多，在美国等西方势力的支持与鼓动下，对中国频频进行战略试探并不断蚕食中国的海洋权益，已经可以看出美国在区内展开战略谋划以赢得战略优势的端倪。
三、积极应对消解风险
如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局势发展变化的基本走向，就更可能有效化解风险，一国在国际竞争中就能占有先机。为此，中国应以坚决维护对外关系的总体平衡和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战略目的，在立足国内安全、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上，本着冷静观察、充分准备、积极应对的原则，趋利避害、顺势而为，有效利用国际各种矛盾，有针对性地投棋布子，尤其应重点强化经营周边的力度，拓展回旋空间，迎接国际大变局的考验，力争掌握发展经济和维护安全的主动权。
(一)尽最大努力规避金融风险，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这是当前中国维护经济安全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为此，应加快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减少美元资产； 健全和完善金融管理机制，防范“热钱”冲击，强化外汇的战略性运用；积极拓展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尤其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刺激对人民币的需求，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美国充分意识到“金融恐怖平衡”对其自身的约束，迫使美国不敢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过度施压。
在经济领域以提升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为目标： 着眼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进程，深化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和国家财政体制等一系列关键性经济领域的改革；对外经济应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加大经济和金融国际化的力度，其中尤其不应盲目或不自觉地完全引进国际市场的价格体系；完善国内市场的竞争机制，逐步培育和不断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不断优化社会结构，避免拉美式“不能带来好运的”经济增长，同时科学节制地开发资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下决心健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经济领域的优先战略与政策考虑；切实推进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关系民生的社会制度改革，加大投入，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应密切关注全球经济政治动荡的走向及对中国的影响，做好跟踪研究，为各种情况特别是极端情形的出现预设方案，积极应对。要特别重视外部动荡对中国的现实和深远影响，防止类似乱局的出现。
(二)高度重视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
战略决定国家的命运。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博弈首先在大战略层面展开，如果战略指导能力不足，势必失去主动。中国必须积极进行战略筹划，努力推进战略创新，从维护国家长远安全和发展需求出发，准确评估中美博弈的可能前景，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有效应对战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利益复杂交织，合作与竞争并存，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未来中美关系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发展，在日益显现的中美结构性矛盾之外还存在着日趋增强的约束力量，中美两国很难成为战略伙伴，但“工作关系”必须保持。加上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增多和凸显，需要大国之间更多的协调和合作，这属于一种刚性约束，冷战后曾多次将中美关系从严重冲突的边缘拉回，今后也会继续推动两国共同利益的增加。美国新“防务战略指南”也又一次确认：“美中两国是维护东亚和平稳定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因此，美国在对中国实施战略防范和遏制的同时，不会以“零和”方式与中国博弈，对于美国，这不仅是一种战略约束，也是其必然的利益选择。从根本上讲，美国无法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也难以挑战美国的霸权，更不会谋求将美国力量排挤出西太平洋。
处理中美关系需要战略耐心，不能只关注冲突而看不见需求，大国间的关系应该更成熟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可冷却矛盾，待到时机成熟，双方自然会做出合乎历史方向的选择。即使台湾问题也是如此。目前美国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变得足够重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使美国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不管这是不是它愿意接受的结果。
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使得目前的中美关系还远远不具备成为“伙伴”的性质，但是国际体系结构的复杂化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对大国间协调的需求，大大限制了中美相互之间恶化为“敌人”的可能。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它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因此，中美全面对抗的局面绝不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化解结构性矛盾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使中美关系真正向更具建设性和更多合作的方向发展，是中国和美国需要共同面对、同时也是不得不面对的艰巨任务。
(三)积极运筹国际变局
国际体系处于超载状态，一个时期以来主要国家并未找到化解危机的根本方法，国际局势的未来发展和演变存在诸多变数。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国，中国如果能够突破历史惯性的束缚，最终实现现代化，必然成为当代世界发展史的一个伟大创举，但直到目前还没有任何理由和条件允许我们低估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克服的艰难与困苦。变革的中国面对变化的世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将处于战略守势，忽略这一点，战略思考就容易犯冒进的错误。面对如此重大的国际变局，战略上盲目的乐观将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中国还是应立足于以迂为直，在与外部世界的长期互动中逐步积累战略主动。不论对待自身发展，还是调整与世界的关系，要避免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而应注重长远和大局。对于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大国，没有捷径可走，实际上，“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历史反复证明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若要实现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消除外部威胁，总体上不能采取简单的直接路线，应尽可能避免正面直接的对抗和碰撞，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才可以达到。
中国应充分认识世界变局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关系复杂化趋势，积极利用和创造条件推进民族复兴的进程。当前尤其应注重以下几点：第一，采取更积极的对欧政策。争取同欧盟建立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更具有地缘政治意义。欧洲地缘重心向东移动乃至整个欧亚大陆地缘重心向内收缩，已使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距离缩短，为中欧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深化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中国作用于美欧俄三角关系的重点。中国同俄罗斯已经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只有经济上更为紧密的合作才能在物质上支持这种战略关系。另外，中亚国家的作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可考虑加强与中亚国家及俄罗斯建立某种具体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或者加入到这些国家之间已有的经济合作机制中去，切实加强经济领域的关联程度。中亚应是中国全方位对外战略中在内陆方向的关键地区，这里很可能成为战略杠杆发挥作用的最佳地区。
第二，在国际危机背景下积极经营周边。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趋于紧张是特殊发展时期的阶段性现象。而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利用地缘经济和政治优势经营更广泛的安全网络，应是中国经营周边的基本考虑，这无疑会有利于巩固安全依托，加大回旋余地。如在东北亚方向，应以维持半岛稳定为基本目标，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努力将六方会谈机制逐步转变成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以引导地区安全局势走向。在东南亚方向，在坚持和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底线的前提下，总体上应保持战略耐心，坚持以睦邻友好、合作共赢为主导，积极经略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将经济利益适度转化成对这些国家潜在和现实的影响力和引导力，推进中国与东盟关系机制化建设。在南亚方向，以巩固地缘依托为目标，建设性地参与到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之中，使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而在中亚方向，积极推进西向战略，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以加强经济合作为纽带，扩大中国战略影响力，强化对中国内陆战略腹地的支持作用。
第三，勇于担负更大的国际责任，努力成为国际体系典章制度的重要提供者。这也是中国实力上升必然提出的问题，变化的世界需要世界各国更多的创造和贡献，为此我们应做好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与此同时，还应继续推进国内社会变革，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以此作为面向世界和立足世界的基础，并力争从根本上打破大国崛起的困境，摆脱历史惯性对中国崛起的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发展新型的国家间关系，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维护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增强国家自身发展和进步的能力，通过发展自己来影响世界，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