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政府换届的重要一年，这不仅仅是人员上的新老交替，更是以行政体制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突破。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政府职能转变涉及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牵动改革发展全局。

向市场放权，激发市场活力

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不到位，主要在于政府向市场放权不到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过细，过于注重短期，使得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面临某些难以克服的政策与体制瓶颈。向市场放权，是在更大程度和更广范围内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进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由管微观、管审批、管短期向管宏观、管监管、管中长期转变，把社会资本的潜力和活力激发出来。

进一步减少和规范经济领域的行政审批。这次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方案提出，减少对企业的各种审批和收费，以及改革工商登记制度等，是最大的改革亮点。好政策需要好配套，只有结合非公经济新36条进一步细化落实，才能充分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潜力。

尽快破题垄断行业改革。以这次铁道部并入交通部为例，铁路行业的政企分开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前，在城镇化加速发展转型的特定背景下，需要尽快在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领域放开市场、引入竞争，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优化配置，借助市场机制的力量促进投资结构的转型。

放松资源要素价格的行政管制。资源的价格不能单由行政说了算，合理的价格应该是资源稀缺程度和供求决定的。要把资源因素纳入企业内部成本，改变以往低成本投资扩张模式，让企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体力量。

向社会放权，激发社会活力，创新社会管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多样，特别是进入微博时代后，以行政管控为主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还容易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所以，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必须创新。政府向社会放权，就是要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反映利益诉求、协调利益矛盾中的作用，建立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效机制，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有效沟通，使利益表达与诉求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公共产品。

向社会公益组织放权，让全社会的力量都来参与提供公共服务。这次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提出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强调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成立，“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这是激发社会活力的一个重大举措，在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给他们更大的自主权，调动积极性。

加快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科教文卫等领域的事业机构、红会、扶贫基金会等，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但由于其一定程度的行政化特点，服务效率反而不高。向社会放权，除了“去行政化”，还应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使之成为“公益性、专业性、独立性”的社会组织。

给社区更大的自治权，把社区打造为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平台。目前社区的定位、组织架构、经费保障、管理制度等，与其应发挥的作用不相称。政府向社会放权，首先应将更多的人事、财务、管理权下放到社区，在推进社区自治的基础上赋予其更大权限，把社区做实、做大、做强。

向地方放权，建立中央地方公共职责分工体制

中央和地方，承担的任务不同，扮演的角色也不同。理顺中央同地方的关系，重在向地方进一步放权，逐步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明确化、法定化、可问责。

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公共服务职责划分，可以稳定地方政府预期，有效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中央政府负责公益性的覆盖全国范围的公共服务，以均等化为重点，强化再分配；各级地方政府负责各自辖区内的公共服务，重点关注辖区内居民的实际需求，强化供给效率。

确保地方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财力。中央向地方政府下放事权的同时，应下放相应的财权，使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力相匹配。一是逐步缩小直至取消激励地方政府追求经济总量的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改变地方政府“增长主义”倾向；二是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尤其要保障县乡基层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基本职责的财力；三是加快培育地方主体税种，税制改革调整应把房产税、物业税、个人所得税等更多地划归地方政府，逐步形成稳定的地方税体系。

加大经济领域的放权，释放地方经济发展活力。例如，除特定情况和需要总量控制的投资审批事项外，其他项目应放权由地方政府审批；对国家扶持地方的一些项目，国务院部门只确定投资方向、原则和标准，具体由地方政府安排。凡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或由地方实施更方便有效的生产经营活动审批，应当从中央下放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