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中叶与西方工业革命失之交臂，200年间，中华民族一直在封闭落后与苦难屈辱中徘徊。1949年之后，中华民族重新站立起来。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奋力追赶，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迅速上升。而中国对自己突然走到世界前台，行为举止还不完全适应。虽然中国频频向世界伸出橄榄枝，但某些国家却心态复杂、疑虑重重，不愿看到甚至试图阻挡中国崛起。面对现实，中国亟需全面审视对外关系，创新战略思维，以更高智慧赢得战略主动。
一、趋利避害应对外部环境新变化
综观21 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外部的经济、政治、安全环境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将对中国未来产生深刻影响。
从外部经济环境看，第一，世界经济复苏脆弱缓慢，全球经济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紧缩、“去杠杆化”仍在持续，美国“财政悬崖”、欧洲债务危机都远未解决。伴随结构调整的波动与阵痛，世界经济低速增长，随时面临下行风险。最近塞浦路斯银行业挤兑危机暴露了欧元区分裂的存款担保体系与其货币联盟的内在缺陷，深层矛盾仍是欧元区单一货币体系与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金融监管体系的参差不齐。这无疑为欧洲经济复苏增添黯淡。受内外因素共同影响，中国经济难以一枝独秀，增速明显放缓。与本世纪第一个10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下降。2012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长7.9%，比2003年至2011年平均增幅下降13.7个百分点。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催生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各国加紧抢占战略制高点。虽然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GDP占全球10.4%，进出口贸易额占全球10.1%，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中国制造总体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
第二，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强化，区域自由贸易体正在形成。经济低迷与贸易保护相伴而行。一些国家为促进就业，扶持本国产业，设置各种贸易投资壁垒。尤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和投资审查大量增多。去年，中国太阳能光伏电池密集遭遇贸易摩擦，美国征收最高250%的反倾销税和16%的反补贴税，欧盟也发起反倾销并酝酿反补贴调查。一些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屡屡受阻。与此同时，区域内贸易增长迅猛。欧盟区内部贸易额已占66%，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占53%，美国40%多贸易额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今年2月14日，欧盟与美国共同宣布，将于年内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至此，美国将在西太平洋以TPP（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为依托，在大西洋以美欧自贸协定为依托，形成由其主导的两大自由贸易区。同时，欧盟与日本也将于今年4月开启自由贸易谈判。美欧、欧日自贸谈判将制订新规则，必然对全球贸易和经济格局产生重要深远影响。
第三，美国实施“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中美经贸互补性下降。国际金融危机迫使美国从金融、房地产等部门回归实体经济，重振制造业和出口。2010年、2011年美国出口分别增长16.6%、17%，其中，矿物燃料、汽车及零配件、发动机、通用机械、塑料、有机化工、光学仪器与医疗设备、钢铁等重要制造业出口比重超过70%。今年1月美国制造业PMI上升至55.8%，创近9个月新高，一些美国公司开始把海外工厂迁回本土。奥巴马总统誓言：“要让美国成为吸引新就业岗位和制造业的地方”，“确保下一次制造业革命在美国发生”。美国制造业强劲增长使进口中国产品需求下降，并增加向中国出口。中美两国产业重合度上升，贸易竞争性增强。
从外部政治环境看，第一，西方政治制度与价值体系仍占主导地位，对中国构成长期压力和挑战。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推行“普世价值观”作为全球战略的核心。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反恐成为首要任务，此后10年中美关系大体平稳。以2011年美国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为转折点，反恐战争基本结束，加之中东地区发生剧烈变革，美国对外战略重新回到以推行价值观为核心的轨道，强调人权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然而，美国集中力量反恐的10年，正是中国抓住机遇快速发展的10年。2011年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利益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尤其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美欧经济，也使西方政治与价值体系遭到质疑，西方国家由此陷入战略焦虑：既坚决排斥中国的政治体系和社会制度，又对“中国模式”所产生的奇迹感到震惊和恐惧；既需要借助中国经济克服自身危机，从中国发展中获益，又忧虑中国发展过快、超越自己；既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又担心中国话语权增大，发挥主导作用；既想阻止中国发展势头、至少使中国发展放慢，又避讳公开“遏制”中国。这种矛盾心态，使其对华战略和政策更加错综复杂。有学者预言，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将在人权、西藏和售台武器等问题上对中国更加强硬。前不久，英国政府内也有人主张，要继续对中国人权问题施加外交压力，并在西藏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采取对话接触加对冲（Hedging）遏制的双重战略和两面政策，在对话接触中实施对冲遏制，在对冲遏制的同时保持对话接触，并混合采取接触、防范、牵制、制衡等战略手段。其中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竞争和冲突，本质上仍是不同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根本对立。正如西方战略家所言，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仍是“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与东方市场经济集权政体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将是长期的、尖锐复杂的。虽然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因中美经济利益加深而受到内在牵制，但很难通过经济合作与利益分享而弥合，更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由此带来的战略压力可能伴随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全过程。
第二，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客观上制衡中国崛起。2011年10月1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宣布“世界的战略与经济重心正在东移，我们正在更加关注亚太地区”；“我们不仅是亚洲的一个常驻军事和外交大国，而且也是一个常驻经济大国，并将长期留在亚洲”。美国称其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强调，这一战略不针对中国，不是遏制中国的战略；“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但无论美国如何解释，几乎所有国际舆论都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针对中国而来，是对冲、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近两年，美国在亚太地区一系列密集的外交和军事行动，更使中国确信这一判断。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使亚太国家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中国外部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并直接导致了美中战略互疑加深。
第三，中国作为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利益攸关方，面临多重身份的定位与平衡。以往发展中国家的单一身份，正在转变为兼具发展中大国、经济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多重身份。虽然中国坚持认为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并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但由于经济体量增大并仍不断增长，不得不面对如何既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发挥作用、又以拥有较强综合国力国家身份发挥作用的平衡，特别是如何在发挥大国作用的同时，继续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周边邻国保持友好关系。
从外部安全环境看，第一，最突出的是，中日钓鱼岛争端、南海部分岛屿主权争议，导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严峻。当年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两国老一代领导人未曾想到，双方同意搁置的钓鱼岛主权争议，时隔40 年后掀起惊涛骇浪。这场争端的起源与要害，恰恰是日本政府否认1972年两国建交时就“搁置”争议所达共识，并于去年9月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对此，中国必然坚决反对。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钓鱼岛争端否定二战后国际秩序，更深深触痛了中国人对上世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罪行的敏感神经，也是钓鱼岛争端极为尖锐的实质所在。与钓鱼岛问题相比，南海部分岛礁的主权争议相对平缓。针对美国提出的南海自由航行权问题，中国强调，中方重视依国际法维护南海航行自由，这方面不存在问题。中国一直耐心地与有关国家沟通，致力于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纵观历史，中国一贯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积极与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国际因素，中国的良好愿望备受困扰。
第二，一些国家依据所谓“国强必霸”逻辑，质疑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渲染中国威胁论，公开主张围堵、遏制中国。近年来，某些国家多次指责中国军费增长快、支出不透明，认为中国军力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中国军备快速现代化加剧了地区不稳定，尤其日本更是大造“中国正在快速扩大军备”的舆论。201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公开指责中国在南海监视活动升级，将日本与菲律宾的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日本还大举进入缅甸经济，企图截断中国通向印度洋的战略要道。中国一再郑重声明，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领土、领海争端，但并未得到有关国家善意回应；中国越强调和平发展，某些国家就越强调中国威胁，并刻意在中国周边编织所谓“第一、第二岛链”包围圈，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极力想使中国陷入战略困境，威胁中国安全。
中国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使中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高度警醒，更加深切认识到，必须尽最大努力，加快发展自己，排除一切干扰，用好有利条件，减少不利因素，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纵横捭阖构建大国战略关系新格局
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灿烂文明。从秦、汉时代至清代中期，中国一直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当今中国迅猛发展，并非新兴大国的崛起，而是历史大国的复兴。作为正在复兴中的大国，如何处理好与其它大国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课题。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基于自身及整个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其核心是，相互尊重，全面合作，互利共赢。中美建交30多年来，一路风风雨雨，但两国利益关系日益紧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美两国精英人士认识到，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必须摒弃不合时宜的陈旧思维。
第一，摒弃零和思维。零和思维的最大危险在于其具有“自我实现”预言的性质。“当一个守成大国与一个崛起大国相遇时是否必然发生冲突？”这是近几年中美关系中最流行的问题。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对手”，依据历史上大国之间碰撞、冲突的案例，推断中美关系也将循此定律。但中美两国主流民意对此并不认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战略分析家约瑟夫?奈指出：“相信冲突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就是冲突的根源。美国若是把中国当成敌人，可能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许多中方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并无大的利害冲突，而且，在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拥有巨大共同利益。双方都应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发展，防止出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摒弃冷战思维。冷战思维源于不同政治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对立。美国的对外战略是在近50年的冷战期间形成的，一些人偏好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与中美关系。他们一面臆断中国崛起带来威胁，一面贬评“中国是一个被动回应型的国家，缺乏真正的盟友”；“在安全防卫领域，中国没有全球范围的军事基地网络以及盟国”；“中国甚至未在自身所处区域建立起主导地位”，等等。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冷战思维早已过时。中美两国不应以对立、排斥的眼光看待对方，更不应以敌视思维判断对方实力与发展趋势，避免战略对抗和误判。
第三，摒弃狭隘思维。中美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应当胸襟宽阔，包容豁达。处理双方关系应大度大气，善良睿智。战略互疑是思维狭隘的表现。应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一己私利处理两国关系。中美应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和各自在亚太地区的正当利益，辽阔的太平洋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一个成功的中国只会使美国更加繁荣。
第四，摒弃傲慢思维。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同为世界优秀民族，彼此都有许多优点和长处。中美两国应增强相互认同感，处理双边或国际事务，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谦虚态度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中国应当学习美国人民的创造精神，了解美国内外政策的客观原因与深层逻辑；美国也应当了解中国由本国国情所决定的发展道路，了解中国的历史、哲学与文化。
在摒弃陈旧思维的同时，中美双方应以创新思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第一，构建尊重差异、超越分歧的新型大国关系。尊重差异，就是尊重不同文化包括不同制度文化的差异。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彼此相处应以礼为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超越分歧，就是中美双方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应当超越政治制度障碍，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把一般分歧扩大化，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在利益一致时积极推动合作，在利益不一致时有效管控分歧。
第二，构建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同舟共济，就是中美双方都要重视维护两国关系大局，重视维护双方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交汇利益，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互利共赢，就是推动中美各领域开展全面、平衡、高效的合作，使双方同等受惠、共同获利。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应精心培育、构筑两国经贸合作新根基。一是自由贸易根基，双方应坚定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二是结构平衡根基，双方都要推进深层次结构改革，使各自国内经济和两国经贸关系更均衡、更可持续；三是平等公正根基，双方开展贸易投资合作要排除政治因素干扰，切实做到平等无歧视，公正无排斥。
第三，构建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健康竞争，就是鉴于中美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相互依赖程度很深，不可对抗。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外交等领域，应善意看待对方，不敌视、不排斥、不损害对方，企业竞争应遵守世贸组织规则。非战略博弈，就是中美不是战略对手，不搞零和游戏，不搞针对对方的军事或政治同盟，不搞军事威胁，在国际事务中不给对方施加压力。总之，健康竞争应是非对抗性的、良性的竞争。
第四，构建与时俱进、前瞻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与时俱进，就是应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中美关系在变革和创新中发展。前瞻未来，就是双方要登高望远，以长远战略眼光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应当看到，中美在战略上相互依存，任何旨在损害对方的行为结果也会损害自己。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指出，只有美中都“接受对方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中心角色的事实”，两国关系才能持久稳定；“美中之间的关系必须真正是一种与美欧、美日关系类似的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在中国看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归根结底应当是相互尊重的朋友关系，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
中俄关系是与中美关系并驾齐驱、同等重要的大国关系。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一极。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中苏对立，推动中美接触，联手抗衡苏联。斗转星移，今天中俄两国为共同应对西方压力而走到一起。这是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现实选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首访定在俄罗斯，将其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突显俄罗斯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通过北约东扩等手段一再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对俄罗斯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采取与西方不同的立场表示不满，并不断批评俄内部事务，视俄为战略对手，这使俄罗斯深感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同时，中国一直受到西方政治压力，又面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压力。因此，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客观上形成了中俄共同应对美国的态势。由于中俄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在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双方能够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对中国而言，维护发展中美、中俄两组、三方大国关系，是21世纪第2个10年对外战略的基石。同时，高度重视与其他金砖国家、与20国集团建立良好关系。支持金砖国家成为就重大国际问题开展对话与合作的机制，支持二十国集团内部的协调与合作。充分利用中国同时与美、俄两大国保持重要关系的优势，与日本、印度等亚洲大国和其他地区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利共赢。
三、广结善缘扩大全球战略合作新空间
人类社会正处于历史长河中的一次重大转向，长期以来预言的多极世界正逐渐变为现实。面向未来，中国对外战略应更加强化和睦、和平、合作的意识，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姿态融入世界，以更富有亲和力的优雅形象活跃于国际舞台，争取更多朋友，赢得广泛尊敬。
第一，以和为贵，友善至上。中国要努力成为世界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这既是基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奉行的与人为善、亲仁善邻的世界观，也是从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辱中得出的坚定信念，更是当今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展是硬道理、硬实力。中国复兴最根本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这是中国最重大、最核心、最根本的利益。正如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告诫的：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受任何干扰。中国应继续遵循邓小平教导，坚决维护发展复兴的大局，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复兴的事，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去做，一切与此不利的事坚决不做。在国际事务中，既不当头，也不树敌；无论国家大小、贫富、强弱，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妥善处理涉及自身的争端，无论钓鱼岛或南海诸岛争端，都应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下，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推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真诚传达中国善意，努力与对方构建共同善意，在善意的氛围中协商谈判，以善意和智慧解决争端。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加强战略互信，努力减少并消除战略互疑。巩固老朋友，结交新朋友，不断扩大朋友队伍，真正做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第二，包容互助，利益共享。中国现代化进程为全球发展带来机遇，应与各国共享。鉴于中国可能在未来数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应主动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稳定器。特别是，在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与产业分工中，中国应当更加注意照顾他国利益，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周边国家利益，更加自觉地保护全球自然资源与生存环境，无论从别国进口能源原材料、向其他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或企业对外投资，都要考虑对方利益，尊重别国合理关切，坚持平等互利共赢，绝不自私自利。要与所有国家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使自身发展更多更好地惠及其他国家。
第三，力戒僵化，避免僵硬。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中国不同任何国家结盟，但必须与所有国家交好。在国际事务中应“因事结盟”，谁正义就支持谁，谁正确就和谁站在一起，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选择。妥善处理复杂敏感问题，灵活应对各种政治、军事同盟和区域性贸易协定。例如，接受邀请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以开放态度对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应将其视为倒逼中国经济转型的外部机制，加紧适应其在劳工、环保、知识产权和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标准，择机加入。应增强中国对外交往的柔韧性，注意放下身段，倾听不同声音，少说空话套话，不说生硬话，改变自说自话，全面加强沟通对话。在全球重大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提出更多受人尊敬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第四，谦虚谨慎，自信豁达。中国完全实现现代化直至最终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处于决定性阶段，改革攻坚进入关键时期，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中国必须头脑清醒、内外兼修，透彻认知中国国情，准确把握世界大势。正确宣传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批评劝阻少数人的盲目自满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和悲观主义情绪。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积极寻求中国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共同点，深刻阐明中华文明与价值观的普世性，阐明中国全球合作战略的思想内涵，致力于减轻、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困惑、误解和疑虑。树立大而不骄、强而不霸的形象，把中国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化为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普遍信任，实现与世界的共同繁荣。
北京大学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外战略对话研究中心主任 王敏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