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3年3月22日，北大国发院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4期“中国经济的前景”暨2023年两会解读报告会在国发院承泽园举行。本场活动特别邀请到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敏，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赵波共同解读中国经济的新征程、新挑战与新改革。本文根据王敏副教授的演讲整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稳步推进节能降碳。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发展，科学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性，这也是对未来中国环境治理工作的定调。自习主席在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以来，各行各业都在推进“双碳”工作。然而，我们在早期可能有点操之过急，尤其是在2021年，通过项目审批和拉闸限电等方式来完成能耗指标，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伤害。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教训，即绿色低碳发展必须和稳定结合起来。
我的解读是，实现“双碳”目标并非不惜一切代价，而应在尊重经济发展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低碳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因此，我今天的重点是探讨产业结构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之间的关系。
产业结构转型本身有规律可循
无论是污染物排放还是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活动和交通领域。其中，工业生产领域是最主要的排放来源。工业生产的发展具有其自然规律。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一个经济体的需求结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比较优势都会发生变化。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该经济体的工业GDP占比会先上升后下降。根据1950年以来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和产业结构数据，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当人均GDP达到1.5-2万美元（按2017年国际购买力平价水平计算）时，工业GDP占比会达到40%左右的峰值，然后缓慢下降。截至目前，德国、日本、韩国这些制造业比较强的国家，工业GDP占比大约在25%-33%之间，而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工业GDP占比在15%-20%之间。这是大致的规律。当工业GDP占比下降后，整个环境所受到的压力也会下降。这一判断非常重要。
过去十年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剧变
在过去10年中，我国为环境治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和环保督察等措施。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也进行了剧烈调整。
2011年，我国人均GDP大约是1万美元左右（以2017年购买力平价换算为基准）,工业GDP占比在当时达到了46.5%，但到2020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这是非常剧烈的产业结构调整。10年间，我国工业GDP占比下降近9个百分点，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工业GDP占比从最高点下降同等幅度基本要用上近30年的时间。
这当中有很多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口，尤其是我国劳动力人口在2012年达到峰值后，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同时，去产能政策和非常严格的环境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过去十年间，我国绿色发展方面进步明显，环境质量大幅度改善。例如，10年前北京的PM2.5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80多微克，现在降到30多。但我们为此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和成本。
城市化也已走过超高速增长阶段
在传统的环境质量问题得到大幅度改善之后，下一阶段的环境治理工作重点是碳排放问题。尤其是考虑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低碳的有机结合。
就工业领域细分行业的碳排放数据来看，火电行业的碳排放约为全国化石能源碳排放总量的44%，钢铁行业占18%，水泥行业占14%，交通运输领域占10%。
为什么钢铁和水泥的碳排放占比这么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量特别高。我国这两个行业的产量在全球的占比约为57%，但主要满足国内需求，仅钢铁有很少量出口。钢铁产量64%左右用于建筑行业，而水泥则基本全部用于建筑。因此，这两个领域超高产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建筑需求的高速增长。而其背后更进一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过去20年经历了超高速的城市化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将过去20年碳排放高速增长解读为，超高速城市化所驱动的对建筑、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需求的增长。
通过观察一些数据，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在过去20年中，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增长1.4个百分点，每10年增长14个百分点。如果14亿人口在10年内增长14个百分点，相当于每10年有近2亿人口进城，每年城市人口新增2千万。2亿人口这一数字非常巨大，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城市人口高速增长驱动了对房地产、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的巨大需求。2000年全国房屋施工面积为16亿平方米，而到了2020年则增长到150亿平米。同样，2000年的汽车保有量为0.16亿辆，而到了2020年则增长到2.7亿辆。在过去20年中，超高速的城市化对高排放行业的需求增长是我国环境问题的一个基本面。
然而，城市化发展也有其基本规律。一般而言，在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的水平后，其增速会急剧下降。此时，虽然城市率还会进一步上升，但会以较慢的速度增长。等城市率到达80%甚至85%左右时，城市化率基本处于稳态，不再进一步增长。
去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5%，而70%-75%是城市化率增速开始下降的一个经验值。考虑到我国特有的户籍政策，中国可能会比其他发达国家更早进入城市化增速下降的阶段。
韩国是最新晋升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之一。与中国类似，韩国在1960年至1990年的30年间经历了超高速的城市化发展，城市率平均每年增长1.5到1.7个百分点。然而，自1990年以后，韩国的城市化率增速开始下降：从1990年增长1.58个百分点，经过短短七年时间降至平均每年增长0.3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到，城市化增速一旦从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增长的区间，调整的时间是非常快的。
观察中国的情况可以发现，2000年至2020年期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相当于每10年有2亿人进城。然而，城市率的增速从2016年开始持续下降。我国的城市率增速从2015年的1.58个百分点持续下降到2021年的0.83个百分点。受疫情冲击，2022年我国城市率增速更是进一步下降到0.3个百分点。
人口变化趋势也减轻了“双碳”目标的压力
过去几年，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率增速会下降得如此之快？一方面与疫情影响人口的流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规律有关，尤其是新生人口数量断崖式的下降。
放开二胎政策后，新生人口数量一度大幅度上升，2016年约为1900万，但之后持续下降，到去年只有957万。现在的婚育人口基本上是“90后”。而1991年以后我国的新生婴儿数量一直在下降。这意味着未来二十多年我们的婚育人口总量将持续下降。也就是说，在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未来新生人口数量仍将持续下降。未来几年新生人口可能会降至每年900万甚至更低。这是我国目前人口情况的基本面。
人口的另一个因素是总量。去年，我国人口总量下降了85万人。未来，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可能会加剧。今年的人口数量下降很可能要超过100万人，甚至可能达到200万人，未来的下降速度还会更快。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曾经有过生育高峰，每年新生人口数量约为2100万人。然而，再过五六年，这些建国以后出生的人口将进入死亡年龄。如果按照人均寿命78岁来计算，未来我国的死亡人口将不断增加。现在我国每年死亡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人，未来可能会达到1500万甚至2000万人，而未来新生人口数量只有每年900万人。因此，未来我国每年人口下降数量可能会超过500万人，甚至接近1000万人。
根据这两个大的判断——人口总量与城市化增速双双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对钢铁、水泥、交通、建筑等行业的需求也会开始下降，且趋势不可逆转。因此，我个人对“双碳”目标中的碳达峰比较乐观，因为整个宏观经济在环境问题上的压力将变得相对轻松。
我们之前曾经做过研究并撰写了报告，也一直在呼吁，未来十年，中国绿色发展的约束并不那么强，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绿色发展，完全可以多依赖更具有长效机制的经济政策手段，例如碳税、污染税或碳市场交易等市场化政策，减少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干预，特别是项目审批和拉闸限电等强行政性手段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整理：何又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