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以2008年的奥运盛典和2009年国庆60周年为标志，中国的发展复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中国开始以强国的姿态进入世界以及世界如何面对和接纳日益强盛的中国的阶段。这一阶段，仍然是可以抓住并且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也明显地进入了一个与外界摩擦增多、与世界加深磨合的第二成长期。
中国成长利益与外界碰撞加强的这种趋势不会马上消散，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造成摩擦磨合增多的主要因素：一是中国国家实力成长的速度与强度超过了国际社会心理承受的预期；二是全球化诸多不平衡状态在中国对外关系上的聚焦；三是中国发展的利益诉求和拓展进入与他国的“核心利益交叠区”；四是西方对中国未来如何定位自己、如何运用实力的“不确定性”的担心。
当前，审视发展进程的跃升与形势的变化，因应战略机遇期中的摩擦与磨合，迫切要求中国的对外战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下，需要结合新情况、新形势进一步创新外交哲学，厘清宏观思路，对国家的对外战略作出创新性的调整与补充。
准确把握时代才有全新的战略起点。时代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不站在时代的高度，新时期的对外战略谋划就没有正确的方位。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全球化时代”则是全球化的诸要素、诸特征全面显现的历史时期。它是从冷战结束后才正式开始的。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信息网络技术是这个时代的物质手段，全球化、科学化和民族化潮流是这个时代的政治诉求，和平、发展、合作、治理是这个时代的发展大趋势。全球化时代的概念决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对全球化的政治管理多极化，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全球化时代的推动力是新兴生产力和国际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就时代性质而言是继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现代资本主义阶段，而就发展方向而论，则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复兴。全球化时代与中国的发展同步发生、相伴而行。它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主要的历史条件和客观依据，它是思考和制定中国现代化内外战略的逻辑起点。
两重性特征对国家对外战略形态的深刻改变。全球化时代给国际社会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这就是国际关系鲜明的两重性特征：一重是对抗性，一重是合作性。两个特征交织激荡、并行不悖、相互作用，渗透到国际关系的各个层面，构成国家对外关系复杂性的深刻根源。全球化时代与冷战时代的不同，就是这一时代非单一性的本质和过渡型社会的特质。冷战思维的社会土壤在消退，但仍在顽强表现；合作共赢的利益基础在发展，但还比较脆弱。这种国家间物质利益结构的两重性特征，使得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可能的方向和结局，这就为各国政府在塑造国际关系上提供了比过去要大得多的空间，相互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就会推动国家关系向哪一种可能性偏移，最终就可能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你把对方当成敌人，对方就可能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如今已不是笑谈而是得到印证的事实。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决定论不再是指导国家对外行为的惟一指南，冷战后兴起的建构主义学说也有其发挥作用的道理，国际关系的主观塑造有了真实的用武之地。同时，这种对立合作长期交织共存的复杂性，要求把“以两手对两手，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从策略思想上升为国家长期坚守的战略方针，拒绝对外关系的线性思维，不允许国家对政治斗争的处置简单化，需要对抗性政治运作与合作性政治运作的兼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准备与运用都要到位，从而打造综合运用两手的斗争艺术。
要将极端主义势力视为战略性威胁源。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权力结构正在加速发生两个深刻的改变。一个改变是权力的转移，权力正从西方世界转向东方世界，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从美国转向中国；另一个改变是权力的分散和流失，权力正从相对稳定的权力行为体手中分散和流失到把握不定的权力行为体手中。前一个权力结构的变化，即权力的转移状态所导致的利益冲突，使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美国和中国之间容易相互视为安全威胁；而后一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即权力的分散和流失状态，则导致了各类掌控了一定权力手段的极端主义势力对全球化健康稳定进程的冲击，成为危害各国安全和国际和平发展的新的威胁源。我们看到，三股势力的膨胀势头不仅没能得到遏制反而更加蔓延，陈水扁式的极端台独势力把海峡安全形势一度拖到了战争的边缘，索马里海盗成为危及国际海上能源供应难以割除的毒瘤，以维基解密所预示的网络微恐怖活动具有极大的颠覆性能量，一些以维护家族权力和私利的利益集团不惜拿国家和国民的命运做赌注。依据传统思维的惯性，一些研究者比较注重第一种情况下的安全威胁，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对第二种情况下的威胁源，虽然注意到了，但却重视不够。严格来讲，认识还没有真正到位，即没有把此类威胁视为战略威胁。
应对全球性安全议题应强化命运共同体视角。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议题多数是超越国界的，有些已属于自然生态和地缘政治的范畴。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由全球化时代提供实现条件，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中国命题”，而是一个“世界命题”，不是中国一家特立独行、单打独斗就能走得通的道路，而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相向而行的政策与行动的配合。解决全球化的诸多失衡，如气候失衡、经济结构失衡，更多地要靠国际眼光、国际视角和国际平台。例如，寻求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再平衡，不能每个国家都来追求自身的平衡，各自都强调自己的平衡，否则相互之间就非冲突和顶牛不可。
解决海洋争端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搁置争议的利益协调机制。地缘政治说到底就是资源政治，资源的获取归根到底决定着地缘战略的指向。当代地缘战略的新动向，表现为人类陆地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和陆地资源的几尽枯竭。这导致全球工业化向海洋方向寻找出路。海洋价值大发现推动海洋成为人类新的生存空间，第三次圈海潮的持续兴起标志着海洋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人类发展面临战略性转变。前不久发生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展示的就是未来海洋工业文明的一幅图景。海上工业文明与即将成为历史的海上商业文明的区别在于，后者是通过海上贸易的方式为陆地工业文明提供服务，而前者是直接把海洋作为工业化的场所来进行开发生产。这导致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大转移。海权较量的中心正从海上交通线转入滨海地带，当前世界各国的海土都存在重叠部分，所有滨海国之间约有400条各种性质的海洋边界有待划定，而新加入的大陆架划分无疑又成了海洋纠纷的放大器。90%以上的危机与冲突热点都集中于此。中日之间、俄日之间、韩日之间岛屿纠纷的蜂起，中国南海海域归属争端，北冰洋划界危机接连发生，这些事件只是全球海洋大争夺刚刚拉开的序幕。海洋工业文明的兴起会带来人类新一轮的大拼杀吗？用旧的国家竞争的眼光看，答案是很悲观的。但是，海洋工业文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因为海洋空间的自然属性是开放的，人类关于近地太空的利用和信息文明的拓展都将成为它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因而海洋注定只有在建立起搁置争议的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国与国面向海洋的全方位和立体式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与共享。利益的包容性和利益共享是全球化时代国家观念的创新性思维和国家关系的基本模式。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寄希望于后代更有智慧和更加聪明地解决国与国争端，在当时已经暗含了这方面的意思。这就要求在坚持国家绝对主权与核心利益等基础上，改变国际政治以武力相向解决利益争端的方式，找到用和平的方式破解利益碰撞难题的金钥匙。
中国要鲜明地打出代表全球化时代前进方向的革新性话语。在践行和平发展的战略路线时，中国要力避被具体事件套住手脚、被不断出现的事变所左右，而应从创设国际新秩序、新规则和新的行为模式的大格局入手，鲜明地打出代表全球化时代前进方向的革新性旗帜，并身体力行地加以实践，牵引国际社会从传统国际政治模式中走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反帝、反战、反殖成为历史的潮流，处在崛起转折点上的美国政治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趋势，威尔逊总统在其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中”提出了民族自决、非殖民化和集体安全三大纲领，回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引领了当时的国际潮流，从而为崛起中的美国赢得了历史合法性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今天的中国在和平、发展、合作、治理的时代潮流下，也应鲜明地提出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世界观和国际政治理念，并将其凝聚为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用以塑造今后的国际关系走向，从战略高点上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这正是中国在利益碰撞磨合期运用国力和影响力有所作为的着力之处。
必须用好力量增长这个战略手段和工具。中国当前在国际上面对的“安全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引起的。基辛格说，不论中国的政策多么克制，它的巨大身影也令它的对手和它的周边近邻们望而生畏。化解因力量过快增长引发的矛盾，就是要用好力量增长这个手段和工具来为和平发展的路线服务。首先是要加强力量运用的力度，并要确立力量运用的新方针，这不是简单用一个“对外示强”就能够概括得了的。也就是说中国要善于把不断增强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合理地展示和释放出来，朝着化解摩擦和纠纷而不是加剧利益冲突的方向努力。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担当责任与量力而为的关系。基于有效履行大国国际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考量，中国必须有一个综合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军事手段的全面的“走出去”战略，加大国际作为，敢于承当责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要在国门之外的世界舞台上担当日益加重的责任是要冒风险和付代价的。“力量”这个词倒过来念就是“量力”，量力而行是力量运用的天然法则。中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始终应当是解决好13亿人的现代化问题，这是十分艰难的巨大系统工程，把中国自己的事情理顺了，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履行了最大的责任，中国有限战略资源的落脚点应立足在解决好自身的问题上。对中国现时的国力所能支撑的国际作为，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估量。在当前出现的国际真空面前，中国要谨慎决策，不受诱惑，避免替美国担当，过度将自己卷入。
善用国际矛盾才能有效发展战略机遇期。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精髓，就是以守拙的姿态避开锋芒、分散压力，不使中国处于矛盾的焦点位置，以利于中国的发展。其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韬略，就是要善用国际矛盾。当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国国内关于美国挥师东向剑指中国的舆论甚嚣尘上之时，邓小平同志就告诫我们，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不要把我们说成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有利的因素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在善于把握。现在中国的身段已非昔日可比，木秀于林，树大招风，善用矛盾，分散压力就显得更为重要。现在的世界是多极多元纷呈，问题和矛盾远比过去复杂，世界各国要应对的麻烦和危机都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政策对头，善用矛盾，争取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发展战略机遇期是完全有可能的。
妥善因应全球化深刻危机的风险。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和近来西亚北非地区出现的一连串国家动荡事件昭示，在中国进入与外部世界的摩擦磨合期之际，国际社会也出现深层动荡的苗头。一些地区的局势正在恶化。导致这种局面发生的因素，有国际权力失衡与格局变革的阵痛，有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性调整的震动，有国际治理和控制能力的减弱与下降，有人类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和准备不足，有现代高科技手段特别是信息网络的运用对传统威权统治模式的冲击，有发展与再发展对日益有限的资源的争夺，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恶化的消极互动，有两极分化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等等。当前接二连三出现的动荡事件，正是上述所有这些矛盾累积汇聚的结果。据此判断，这不是一个短时期和个别范围的动荡，而是全球化时代一场深刻危机总爆发的前兆。对此，我们必须做长期应对的准备。未来若干年，要高度重视中国为解决现代化积聚的社会矛盾所必须进行的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风险，而这一时段恰恰又与中国正在进入的与外界的摩擦磨合期迎头相撞。因此，有效应对动荡性危机，全力避免颠覆性危机，保持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稳定和良性互动，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就成了今后对我们的双重考验。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