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东亚经济发展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将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与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均带来深远的影响。从国际角度来看，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目标是形成“环南中国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目标在于形成“环黄海经济圈”，这两大经济圈将通过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江三角洲等东海地区的积极参与，形成一个海路与陆路并行的西太平洋经济带。这一经济带的建立将使中国发挥其巨大的经济潜能，也只有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潜在的经济能力能够推进这一东亚各国的共同事业的完成。从国内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正在经历内线转外线、边缘切入与渐进北上的实践，但是西部大开发迟滞了中国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的再突破，使渐进北上的地缘发展态势止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国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的新突破在于理顺京津关系，充分利用日韩资金，着重打造辐射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的环渤海经济圈。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地缘战略需要彻底实现国内的社会政治改革和积极奉行“和平崛起”的对外方略。

东亚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或开始经历市场经济和民主化所带来的进步、繁荣与变革阵痛。冷战结束前后东亚国家普遍经历了政治民主化的洗礼，一些国家严重的国内政治冲突开始缓和，政治生活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普遍民主化使各国政治形态彼此接近，东亚基本上摆脱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和国家间的不信任与冲突，对话与协商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东亚的国际政治也随之大大缓和。应当说，这一地区实现了较为充分的政治和解，政治互信也达到战后最佳时期，各国间普遍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政治默契，东亚的安全状况也大为改进。

更为世人瞩目的是，市场经济在东亚的发展极为迅速，继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四小龙”之后，又出现了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等“四小虎”。东亚经受了1998年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打击和一系列政治纷争的考验，成为全球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于长期致力于改革开放事业，中国成为推动东亚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实践，使之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进口国和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这极大地加强了东亚地区内在的经济联系。人们开始憧憬出现一个与欧洲、北美并驾齐驱的第三个经济体系，并大胆预言中国将率领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这告诉我们，东亚已经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该地区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的发展战略将对东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中国的参与程度也决定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成败。这就需要从政治、经济和安全诸方面来考察。

一 政治体制差异不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构成根本挑战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指出：“……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区别。这种区别归根结底首先在政治方面表现其充分的意义。”1作为全球“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仍然保持着不同于全球各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位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上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作为一种政治变量，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是否会对中国市场经济与东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融合产生不利影响呢？

从国内政治看，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系列的不适应性。但是，必须给予关注的是，中国加快了克服这些“不适应性”、修正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因素的步伐。中国政府认真而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消除与市场经济发展所不相适应的行政、法律、社会、文化和政治等诸方面的一系列阻碍因素，这将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位于其下端的市场经济体系更趋融合。出于社会稳定等多方面考虑，中国没有选择全面推动政治改革或法律革新等大规模制度建设的方法或采取广泛的社会动员的策略，事实上，渐进性的制度改革早已在更广泛的领域展开。因此，目前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内在的社会政治改革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甚或会动摇中国积极参与东亚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强大国内政治力量。

从两岸关系方面看，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贸易关系已经达到有史以来最为紧密的时期，应当说，这种更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态势，没有受到两岸政治关系中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反，日益增进的两岸经贸往来事关全体国人的福祉，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文化传统之外最强大的现实动力。就政治关系而言，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愿意看到战争的爆发，国际社会也普遍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这种情况下，“台独即战争”的立场宣示无疑锁定了两岸格局，理性地推断，台独势力并不能阻挡两岸和平统一的大趋势，更无法左右东亚和平发展的大局。

从国际方面看，数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几乎没有对对外经济贸易联系造成严重破坏。与此相反的是，全球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国家都在积极发展、努力推进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东亚地区各国也本着积极务实的态度不失时机地开展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就近年对于东亚关系影响最大的中美、中日两个双边关系来看，经济贸易关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和社会交流也大踏步发展，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基本上是处于潜在的状态。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发展说明双方能够求同存异、共渡危机。从中国积极通过国际合作推进解决朝核问题等一系列外交活动来看，中国与这一地区的主要大国拥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和彼此包容的政治默契。

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诸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对内、对外的包容性也在日益增强；布罗代尔指出，“……，假如资本主义与位于其下方的市场经济的冲突纯属经济性质（事实并非如此），二者的共存也就根本不成问题，……”2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会对东亚地区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东亚新兴资本主义之间的现实关系是和谐的，中国政治体制在国内国际两个方面都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总而言之，东亚各国政治体制的差异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不构成根本挑战，各国的经济战略的协调一致是经济一体化成功的关键。其中主要经济大国，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效融合是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采取何种既有利于自身，又有利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的意义尤其重要，这正是本文所致力探讨的问题。

二 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地缘战略目标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需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分析和判定：一是要分析判定中国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地缘战略需要；二是要判定其与外部国际环境之间的地缘战略关系。从国内地缘经济关系来看，就是要实现某种突破，从而确立市场经济在中国全境的大发展，并最终建成一个超大的市场经济体系；从国际地缘经济关系来看，也是要实现某种突破，使中国成为东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中心，并推动东亚经济体系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地缘经济格局之中去，奠定东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可逆转的大发展趋势。

东亚分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有南北两个方面：（1）在南部，建设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自由区，积极主导湄公河流域的国际合作开发，推进“克农运河”的开发建设，增进南线海路的安全；（2）在北部，将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建设成为东北亚的产业制造重心和金融投资的中心，使中国的整个东部经济成为泛东亚经济体系的大陆桥梁和重心所在。

（一）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目标是形成“环南中国海经济圈”

就东南亚而言，主要是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两大部分，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尊奉佛教的中南半岛各国；二是马拉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国所构成的穆斯林世界的“南洋”群岛。新加坡是地处两大板块夹缝之中的华人岛国，菲律宾是处在两大板块外端的天主教国家，而东帝汶是地处边缘的新建立的人口仅为70万余的小国。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是与东南亚联系最紧密的两个大国，西方殖民者东渐后，南洋、中南半岛和印度都先后沦为殖民地。二战后，美国和日本对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先后增强，尤其是战后崛起的日本对于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日渐增强，日本幻想将环中国的西太平洋诸岛扶植成为以日本为头领的经济“雁阵”。冷战后，伴随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中国对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影响力明显增强。2002年，中国代替日本成为这一地区进口最多、发展最快、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也开始迅速增加，比如，早在几年前中国就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外商投资国，同时，中国还加强了对于越南和菲律宾的投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东南亚的许多直接投资是由私人企业实现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积极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并且，中国积极开展同中南半岛各国（缅甸、老挝、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等）就共同开发湄公河达成一致，由中国主导开发湄公河成为定案。中国将同有关各国共同建设纵贯中南半岛的铁路和水路交通，开发利用水力资源等，这将大大改善相关各国的经济地貌，推进这一地区新的经济地缘格局的形成。

泰国的南部是一条向下延伸的狭长半岛，半岛的北部属于泰国，半岛的南段属于马来西亚，半岛的西岸是印度洋，东岸是太平洋内海。这一地理条件使修建一条贯穿两大洋的运河成为可能，运河的最佳选址在克农地区。克农运河的修建无疑将大大推动有如缅甸等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使中南半岛各国的经济更趋紧密的同时，也将推进中国、印度等周边经济大国对于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共同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简言之，克农运河的修建将大大改进东南亚的经济格局。

由于受到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的袭击，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状况令人担忧，马六甲海峡的经济战略地位日益脆弱，在马六甲海峡之北泰国境内开凿“克农运河”将大大增进东南亚的经济安全，进而增进整个东亚的经济安全。克农运河与湄公河开发将形成新的大陆交通桥梁，将原先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之后的海路事实上可以更换为湄公河流域和中国境内的陆路。这一方面，大大满足了中南半岛各国和中国西南、东南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对外贸易的强劲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事实上存在另一条可以替换西太平洋的海路的陆路，台湾海峡的经济战略地位将有所下降，潜在的台海危机对于经济贸易的影响就会减低，军事对峙对于两岸经济联系的影响力也将下降，缓解两岸紧张态势的空间加大，两岸安全得到增进。

东南亚的地缘经济战略并非是将中南半岛与南洋群岛分而治之，形成佛教地区与穆斯林地区的两大经济体系，而是要通过壮大这一地区的陆路经济与海路经济从而形成一个大的环南中国海的经济圈。

（二）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目标在于形成“环黄海经济圈”

就东北亚而言，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的核心在于建设环渤海经济圈，全面吸引日本和韩国的产业资源和金融投资，壮大华北经济和东北经济，实现整个中国东部经济的大发展。进而，使这一态势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渐次扩展，形成全中国的超大市场经济体系的全面建立。这一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几乎完全在我国境内进行，具有更为积极主动的特点。除朝鲜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外，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远较东南亚的状况为优。相对而言，中国在东北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是大大逊色于日本和韩国，因此，这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重心在于发挥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比较优势，吸引日韩资金与技术设备等的西进或北进中国，使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成为托起中国华北和东北经济的中心，进而形成由中日韩共同参与的环黄海经济圈，使之成为西太平洋最为发达的经济地区。

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迅速扩张汽车制造业，并积极地为其新兴汽车工业寻找国际市场。中国高汽车关税所压制的强劲汽车进口需求，形成了高水平的名义汽车关税和低水平的实际关税之间的巨大落差，而韩国汽车是填补这一落差的能手。大量的低进口成本的韩国小汽车先后进入中国的山东、江苏、河北和东北、华北各省，最后蔓延到全国各地，中国实际低水平的汽车关税大大地扶植了韩国的新兴汽车工业。韩国利用日本企业的不景气大量地吸引日本的高技术人才，壮大自身的电子通讯行业，其电子产品的制造能力大大增强，同样，韩国的新兴电子工业也大量行销中国。韩国为了稳固中韩经贸关系，开始大量投资中国的电子和汽车产业。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地，也是韩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紧密的中韩经贸关系增进了两国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联系，应当说，总体上韩国较日本更为积极地投入到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的建设。韩国现代汽车在北京合资设厂，力图年产达到50万辆以至更多的目标，说明韩国方面正在不遗余力地强夺在以中国环渤海经济圈为主体的东北亚经济带的经济主动权。

但是，韩国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确保其在这一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方面还要视日本方面的决策而定。

日本经受了长期的经济低迷，正在寻找国际出路，加强对华产业投资。由于不具备进行深刻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日本经济难见起色，利率水平已经极低，消费与投资都不活跃，这些形成了日本对外输出资金和设备的“内因”。同时，韩国新兴的工业在汽车、电子产品等一系列日本所擅长的领域都构成了对于日本的一定程度的激烈竞争，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的经济也处于重大调整的历史阶段，美国经济对于日本的拉动作用很小，日本经济的国际环境堪虞。近年来，中日贸易关系紧密，两国互为最大进口国，中国对日逆差。在贸易关系的背后，是日本企业大量向中国出口机器设备，形成了在中国的强劲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对日的出口能力。这说明日本的企业正在一定程度上西移，这是几十年来中日经济关系史上所少见的。中国的生产加工成本低、市场广阔、经济增长速度高，这些都是促使日资西进的“外因”。目前，日本的一些政要积极呼吁要求人民币升值，目标就是力图使中国更多地购买日货，而推迟将日本产业“西移”，避免日本继中国台湾之后为可能出现的产业空心化而大伤脑筋。而日本的企业界却急于搭上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列车，认为这是日本摆脱目前困境的“不二法门”。

日本方面的迟疑还有另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会同美国压人民币升值。如果这一方略成功，中国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就很可能成为日本产品的倾销地，中国替代美国成为拉动日本经济走出泥沼的“功臣”。但是，人民币短期的大幅升值将使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迅速融入全球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也将拉大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经济很可能因之而“拉美化”，其滞后影响将相当严重。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也将提升中国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降低中国雇佣和培养高级工商管理与技术开发人员的成本，全球的人力资源很可能会迅速地流向中国的东部城市，这样就会损及美国等依赖高技术和高级管理人才的各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况且，中国的经济调整能力和适应能力是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统计技术所难以测定的，一旦中国适应了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压力，而重新获取了经济活力，中国对全球经济施加难以抑制的更大的影响力。如此，看来日本会同有关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战略企图断难善其果。这样，只要中国方面不失时机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地诱导日本企业西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员就会汹涌进入环渤海经济圈。

东北亚环黄海经济圈的建立将同东南亚的环南中国海经济圈将通过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江三角洲等东海地区的积极参与，形成一个海路与陆路双行的西太平洋经济带。这一经济带的建立将使中国发挥其巨大的经济潜能，只有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潜在的经济能力能够推进这一东亚各国的共同事业的完成，成就东亚经济体系大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态势。

三 中国经济发展国内地缘战略的突破

合并北京、天津，整合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资源，大量吸纳日本与韩国的产业资源和金融投资，壮大华北以至包括东北在内的整个北方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突破。这一战略将为形成中国东部经济一体化和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打下基础，进而为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取得根本性的进展。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实践：内线转外线、边缘切入与渐进北上

由于中国的长期闭关锁国，如何使得充分有效地利用境外经济资源就格外重要。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打响，标志中国的安全战略由针对美日的海防彻底地转变为针对前苏联及其盟友的陆防。安全战略的调整为中国的经济开放事业提供了支持。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城市率先开启了\"四口通商\"的特区实践。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开始由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中内线优先转变为东部外线优先，闽南与粤南四小城（这些古时的化外之地）成为经济发展外线战略转移的突破点。

这种“边缘切入”的地缘战略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的再调整提供有力了政治和经济支持。

20世纪8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下同）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香港资金为主体，产业形态主要依靠加工贸易，深圳曾经是全国来料加工贸易的集中地，全国2/3的来料加工贸易在深圳实现。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直接受益者达到5000万人。在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轴是广州经东莞到深圳及香港一线，其中，广州与香港的关系直接决定了珠三角地区未来经济的发展态势。这在现阶段主要体现为深圳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在两市实现了24小时通关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制定出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案，这将极大地推进香港与内地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互通。香港在主权回归6年之后，其经济也将全面回归。目前，香港拥有大量的人民币，港币对人民币出现一定的贬值，人民币在香港普遍受到欢迎，港币的未来走势是维持与人民币的紧密而稳定的关系，以此逐步地替代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深圳市正在进行行政三权分立的实践，这在相当程度上将为深圳特区借鉴香港特区政府的制度管理经验铺平道路。在广州方面，花都和番禺都已经进入广州市区，广州的城区人口也达到1000万余人，是当前华南地区人口最大的城市。深圳、香港与广州将成为未来珠三角的大城市支点，构成华南地区的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主轴。

1992年，邓小平南巡，将20世纪80年代以珠江三角洲为重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支撑点北移，主张开放浦东，建设大上海，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与市场经济开放的重点集中到上海。

20世纪9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台湾资金为依托，虽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资金有较大的投入，但是，台湾资金事实上参与了上海地区各个层次的经济开发建设，在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下同）的台籍人也早已经突破了30万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使1亿人口直接受益。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台资的北上登陆。在20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台湾刚刚进入了开放党禁与报禁的民主化改革时期，对于祖国大陆的投资事实上要等到90年代台湾社会全面解禁之后才展开。台资西进有南下粤南和北上长江头两条途径。由于事实上处于军事对峙和工业的相对落后，福建吸引台资并不充分。事实证明，台资更倾向于北上。虽然长三角的产业形态要比珠三角更为丰富，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电子工业。在这一地区，经济带状发展也体现为两大城市所形成的主轴关系：苏州到上海一线集中了这一地区的主要投资和产业。苏州事实上在2000年吸引外资的总量就超过了上海。

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沿东线北进，深入到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腹地和前沿。这一战略北进同样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东南一线的经济总体水平得到提高，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了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支撑。

（二） 西部大开发迟滞了中国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的再突破

20世纪90年代后期，继香港和澳门主权相继回归中国后，上海居于中国经济发展地缘中心的地位也建立起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应当继续北上推进到华北的津京地区，实现中国东部地区的全面开放，充分利用境外的经济资源。但是，这一时期中央提出了\"开发大西部\"的战略构想。虽然，这一战略构想的推出适得其时，对于主导西部经济发展的各级政府而言是\"一场久旱后的及时大雨\"，但是，这一战略构想没有体现出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的继承性，奉行了20年的\"外线优先、渐进北上\"的地缘发展战略似乎在上海止步不前、\"无疾而终\"了，目前为止，也没有有力证据表明外线战略的优势已经耗尽，需要考虑内线的西部开发。以开发大西部的战略来平衡折衷外线北进的战略更多的是处于经济之外的社会政治方面地考虑，这说明由珠江三角洲进而长江三角洲渐次发展所积累下来的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的北进惯性被有力地遏制了。

事实上，由于没有积累足够的经济能力开发西部，西部开发更多的是由政府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来承担。这在1998年以遏制通货紧缩的条件下，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找寻到一条出路。这在事实上也说明了，西部大开发更多的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财政投资战略方向的调整，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的有效调整。这样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的即时调整被迟滞了。

（三） 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需要新的突破

华北地接东北和西北，并向南辐射到华中。没有繁荣稳定的华北，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就是极其脆弱的。单纯依靠内资或港台资金推动有着2亿人口的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没有日本和韩国资金的大量涌入,没有大型制造业的崛起,不实现环渤海经济圈的地缘经济战略突破,中国的经济发展就难以实现在更广阔地理空间的推进,也难以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超大的市场经济体系。

在华北，北京成为惟一的经济发展亮点，虽然人们习惯称作的京津唐的经济总量较为可观，但最主要的还是北京。北京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来自其得天独厚的行政资源，这里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中央经济资源的集散地，北京的经济形态中体现了权力性。各种形式的权力租金繁荣了北京地区的经济，这个城市拥有全国最大的机动车消费市场和200万辆机动车，并且北京的房地产价格也是全国最高的，消费服务价格也在全国据翘首之位。北京明显的消费城市特征为其带来了一系列的发展机遇，在全国还以投资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北京事实上已经最先步入了消费带动经济的行列。

北京三环之外的新城区同深圳城和浦东新区一样几乎就是一个新建的城市。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懂得将地价拉高的一切技巧，在申奥成功后，北京市政府更是亲自调高了中关村地区和亚运村地区的地价，这无疑表明了政府同土地的紧密关系。房地产是北京经济发展增速的主要来源，也是使政府的财政外收益的主要来源。过高的地价事实上也为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的进入提供了有效的担保。这种土地开发模式在深圳、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是非常一致的，而只有在北京这种势头才演化为一种难以收拾的局面。事实上，北京的主要重工业，例如，钢铁、化工等行业都在搬离这个城市，北京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电子工业，中关村的电子工业和金融服务业没有生长成为这个城市的支柱性产业。房地产业的快速扩张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入京，事实上，华北地区的其他城市和产业都没有能力与北京的房地产业进行资金等方面的竞争，北京成为华北地区的经济漏斗，甚或毫不迟疑地鲸吞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北京似乎根本不需要什么全国视野的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亦然能够毫不留情地吸纳国内外的资金。

没有理由认为北京同周边城市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也没有足够的理由使人相信，北京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大发展。事实上，北京同周边城市的经济关系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同珠三角甚或长三角一样，环渤海地区的重复建设也是存在的，而且非常令人吃惊。比如，在渤海岸修建了大量的海港，最近的只相距20多公里。天津港的吞吐量很大，秦皇岛也建成为全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但是，北京市热衷于建设属于自己的出海口，丝毫不考虑天津港业务不饱和的状况，在唐山市南修建了京唐港，并且投资建设一条直达北京的高速公路，在这条路旁建设一个非常的物流中心。北京市也不能有效地约束各个城区郊县的城市建设，全城呈现出一种摊大饼状向外扩张，而根本不考虑城市建设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呼应关系。事实上，北京城北与城东那些地价飚升的地区大大远离了周边城市，这种大饼的城市格局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个下一级区县政府的利益，也极大地扩张了北京的机动车的需求。

环渤海地区最主要城市关系是北京与天津，但是，目前这两个城市之间丝毫没有形成优劣互补的发展态势，也丝毫找寻不到苏沪或穗深之间的紧密关系。天津仿佛是这一地区的经济弃儿，完全不见昔日的光彩。由于北京与天津没有形成足以支撑华北地区的经济主轴，在环渤海地区的中间环节出现了断裂，这样，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就像撕裂的两片翅膀，没能互为犄角地拱卫华北的心脏。环渤海经济圈就像是打碎的手镯，难以锁定中、日、韩的大量资金、技术与产业。这一地区拥有2亿人口、良好的工业基础和训练有素的大量的熟练劳动力，产业工人的组织化程度始终很高，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也是全国最优的。这些都是大量吸纳日韩制造业，从而成为东北亚以至整个东亚或西太平洋地区大型制造业中心的条件。推进北中国，更生华北和东北，必然大量地依靠更为雄厚的日韩资金，并依托其西移的制造业。如果不能实现这一地缘战略突破，则必然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经济资源的效率配置，受损失就不只是中国，更会是日本与韩国。

如果说过去的十年是“东北失去的十年”，那么，对于华北又得到什么呢？如果因为种种原因进一步迟滞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北移，对于环渤海经济圈失去的恐怕还不止十年！对于中国以致东亚的经济一体化的损失都将是重大而难以弥补的。

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的北移需要做出更大的体制调整，其中如何建立京津之间的经济主轴关系是重中之重；而磨合诸省经济管制的权能，确立共同市场管制的框架体系，意味着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效能和体制协调能力的挑战。在这方面，苏沪与穗港等双城率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是，对于京津和环渤海地区而言，仍然是不充分的。这就说明北移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尚需有充分的政治条件和行政能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了东北亚经济发展的战略地缘为指导的重要性，看到了中日韩各项产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汽车工业等）交融的前景。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的快速北移，就不会出现日韩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的快速西移。如果东亚主要经济大国的地缘经济发展战略处于一种互斥的分离状态，那么整个东亚的经济发展都有可能失去一个或更多个十年。日前，温家宝总理强调振兴东北经济，并将之提高到与开发大西部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这不由使得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地缘战略调整的新的动向，希望这样一种战略的调整能够引起国内外的足够重视，共同推进东亚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使之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发展态势。

四．政治改革和东亚和平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的有力保障

继承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对内彻底实现社会政治改革，对外积极奉行“和平崛起”的方针。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改革的事业就会受到干扰和破坏；没有彻底的国内社会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无法保障，滞胀的内在矛盾就会向外转移。“对内政改、对外和平”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地缘发展的保障。

现行的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矛盾总是向上集中，利益一定要向下分散。越是发展，越有比较（无论横向的，还是纵向的），就越有不满足感。诚如郑必坚先生所言，中国的发展成就分摊到13亿人口，确是十分有限的；而13亿人口的困难聚合起来，将是十分巨大的。稳定而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能持续延缓甚或取消社会政治改革，相反，没有彻底的政治改革和长期不懈的社会努力，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就不会有长期稳定和较快的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的突破，需要实现大的经济地理区间的配合与协调，必然深刻触及固有的利益格局和政府体制，不啻为国内经济版图的大调整。温总理在理政一年后的人大记者招待会上坦言，“我应该向大家说明，我们从一开始搞的改革，就包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不能成功。”经济发展地缘战略在政经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其需要政府法治化、企业自由化和社会开放。其中，政府的角色与作用最为突出：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在经济快速市场化的条件下更有效地干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需要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或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权责划分与实际操作等方面发生更积极的变化。延伸来看，这就需要形成更有权威性的政府体制和更有效能的法治经济体系，同时需要更加开放、透明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民主、科学的决策体制。

历史上，中国数度成为某些国家转嫁国内矛盾的对象，极大地成就了、强烈地反衬出列强的发展与强盛。今天，作为一个日益富裕发达的大国，中国将面临更多的压力和困难，就需要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来处理内部事务。没有什么样的国家或地区能够有能力接受中国所承受的这样大体量的困难与矛盾，也根本谈不上中国将内在困难与矛盾向外转移可能。原因很简单，恐怕没有那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承担起来自中国的这一“转嫁”。解决发展中的巨大困难，缓解过多的压力，将吸纳中国更多的精力与资源。诚然，这需要获得更多的来自国际上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支持。这些资源或支持不是依靠战争能够获得的，更无法长期依靠战争来加以保证。缺少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是无法保证的。中国面临的内在压力越大，需要克服的困难越多，国际社会的合作与支持就越发重要。和平崛起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将在长期奉行一条和平的发展道路，在这样和平道路上越行越远，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也就愈久弥坚，永久和平就必然到来。

中俄、中印的和平是整个亚洲大陆稳定的基石，是各国的共同愿望。我们也注意到，我国与俄印接壤的北部和西部经济发达水平低、人口稀少，虽历史上有冲突与摩擦，但是现实中经济交流的空间巨大，合作领域广泛，产生尖锐冲突和重大误解的可能性很低。相对北疆和南疆，中国的东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与邻近各国的关系的敏感度很高，应当说，东亚和平是中国“和平崛起”之本。

东亚和平的要素有三：朝鲜半岛的和平、台海峡两岸的和平，以及日本的不重新武装。

朝鲜和平的实现需要依靠有关各方国际力量的合作与妥协，台海和平需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两岸的积极互动，日本不重新武装是包括日本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福音，东亚和平实质上是某种均势的结果，这种均势是历史形成的。中日美三个大国间的多边或双边关系的性质与变化对于东亚和平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中美关系，美国奉行的是保持东亚均势的战略，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发展的对外方略，两国在经贸和金融领域的关系与合作日益紧密，这便要求双边增进寻求安全领域的共识和在构筑东亚和平框架体系中积极合作。

长期看，中国台海两岸和朝鲜半岛都将重新统一，日本也不可能由美国来长期提供安全保障，东亚和平并不意味着可以牺牲有关国家的长期或根本利益。解决东亚地区的内在矛盾或化解潜在的冲突，需要加强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利益纽带，尤其需要增进共同的经济利益。因此，积极推进东亚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一体化是实现东亚和平与发展的基石。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出发，“和平崛起”的对外方略是中国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突破的保障。

注释：

1参见：布罗代尔所著《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的资本主义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1800,trans. by Miriam Kochan (New York，1973)》一书中译本（读书·生活·新知 三联书店）三卷本之卷三，第732页。

布罗代尔在其著作中所使用的是“资本主义”一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存在多种不同的含义，是一个“常用”的、容易引发“歧义”的、却又无法摆脱或替代的词汇。前剑桥大学讲师陶蒲（Maurice Dobb）分析当代有关资本主义的文献，归纳为三派：一是重视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再是注重资本主义精神；三是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即马克思学派）。这方面可以参见陶蒲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研究（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New York,1963）第4－8页。

2 同一，第735页。

（原刊于《大国》第一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高全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