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礼金变迁为切入点，以河北省顺平县东委村为例，通过记述“随礼”的传统互动模式以及“失随”如何发生，分析礼金中的博弈，透视背后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有乡土格局已被打乱：“差”不再完全由血缘的亲疏、地缘的远近决定，同一圈层被经济分层切割成若干块，外圈势力逐步渗入原有圈层；“序”不再简单由长幼尊卑定位，身份分层与经济分层错位，伦理纲常弱化。横向关系扩展并重排、纵向等级扁平并错位的新差序格局正在形成。
　　关键词：差序格局；血缘；地缘；经济分层；新差序格局

　　一、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从“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和“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①两个维度勾勒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被公认为对乡土社会的传神描述。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解释与扩展，力求通过对转型背景下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使“差序格局”成为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概念。从对姻缘关系与拟似血缘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利益”成为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人际关系走向理性化的论述②，到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变迁的研究以赋予差序格局现代内涵，再到对个体在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中行动逻辑从单一的道德要素演变成多种逻辑的研究③；从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的探讨④，到对差序格局下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⑤；从通过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研究对差序格局进行重新解读⑥，到从行动单位视角对差序格局的拓展性理解⑦，再到对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差序格局变迁的个案素描⑧，学界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由于转型期社会变化迅速而复杂，区域差异显著，充分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延续并丰富“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生命力与解释力，还需要广大学者的不懈探索与共同努力。
　　本文拟通过对河北省顺平县东委村的个案研究，观察“随礼”⑨在当地的变迁，试图通过记述“随礼”的传统互动模式以及“失随”如何发生，分析礼金中的博弈，从而透视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随礼”又称“人情”，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互动，在经济与社会整合层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不失为透视村庄格局的一个有效途径。“礼”也是东西方社会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从莫斯对“礼物”在“道德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世界”“社会的世界”中的不同流动与功能分析⑩，到布迪厄将“时间”“资本”“惯习”“场域”概念引入礼物交换过程（11）；从阎云翔在下岬村民族志中对礼物交换体系社会互动的文化意义的阐发（12），到贺雪峰对熟人社会人情异化的研究（13）。本文则拟从时间维度进行纵向比较，试图透视人情背后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变迁。
　　东委村地处太行山东麓、冲积扇平原中部，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是一个传统的北方农耕村落。东委的村庄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共同纽带，张姓与李姓是村中两个大姓，小亲族关系网中兼有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和“文革”时期“派性”的痕迹，基本符合“分裂型村庄”（14）的类型。近二十年，东委村的农业生产逐步从一年两熟的玉米小麦种植转向草莓与西红柿为主，蔬菜瓜果市场随之兴起；外出打工与经商者不断增加，向外流动人口逐年增多，近年不断出现举家迁出的情况，但流出者一般仍与村庄保持一定的互动，依然会回村参与婚丧嫁娶和春节等重大节日仪式。
　　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笔者发现东委村红白喜事中的“随礼”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礼”本来重在一个“随”字，有“随大流”之意，礼物礼金的多少是客人与主家关系的确认与体现，同等血缘地缘关系的客人礼物礼金基本保持一致。而近二十年内“随礼”有三变：一是实物性礼物减少，礼金成为主流，数额逐年增加，增长速度加快；二是同等关系的礼金参差不齐，且差距不断拉大；三是出现了随礼与还礼的不平衡。那么传统格局下的“随礼”是怎样的模式？“随礼”失“随”的形成机制是什么？礼单上数字差异的背后又是怎样的博弈与社会结构呢？

　　二、传统格局下的“礼”之“随”
　　费孝通先生对于“差序格局”所为人熟知的论述是：“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15）“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16）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学界对于传统“差序格局”的共识在于，这是一个由血缘与作为其“投影”的地缘为纽带所连接的社会；经济基础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存在商品经济；社会秩序依靠传统人际关系与伦理纲常，道德观念是“克己复礼”下差序的人伦；政治机制是长老统治；社会性质是熟人社会。
　　三十多年前，东委村正是典型的差序格局。
　　首先在血缘格局上，东委村并非单姓村，而是由多个家族共同组成。张家、李家是村中两大家族，其他较小的家族多由外村迁入，虽然五服内的亲戚较少，但是通过认干亲与婚姻两种方式或与其他小姓联合，或依附于张、李两家。嫁进来的媳妇再将娘家村中的姑娘“说”给村中的青年，血缘关系下又加入了姻缘的因素。整个村庄即使毫无血缘关系也仍以哥嫂、叔伯等称呼，大年初一清早晚辈要相互到“当块儿”（地缘）与“当家子”（血缘）家里拜年，长辈则坐在炕上专等小辈来磕头。其次，村中的政治格局被老人们戏称为“张天下，李半朝”，张、李两家除了人数上的优势，几房的家长都在村中任职，据老人们回忆，“这些干部说直理，能管事”，权力与权威重合。有威望的除了干部之外，还有一位识文断字的老人、一位退役的老人与一位烈士家属，村里分家要找他们主持，有冲突要由他们“说和”。再次，在经济格局上，村民均以种地为生，人丁兴旺的家庭分得的田地多，劳动力也较为充足，日子过得相对宽松，男丁较少的家庭也在亲戚、邻里的帮助下完成耕种。虽然存在贫富之分，但是差距较小，没有大地主，经济条件较好者在划分成分时也只是中农。最后，在文化格局上，五十年前村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村中曾组织扫盲班，后建立学校，小学设置到三年级，三年级以上则到隔着一条河的西委村上学，初中到朝阳镇，高中与师范在县城。此后，初中文化及以上的村民被视为“文化人”，文化水平差距拉大。
　　“随礼”发生在仪式中，举办红白喜事的家庭被称为主家。东委村每场仪式都要有“识文断字”者担当“管账的”，村落每个区片都有固定的人选，仪式当天会辟出一间单独的屋子供其使用，“客”们到达后会首先来此放下礼物与礼金。“管账的”则支一张桌子，用毛笔将“随礼”者的姓名与礼金、礼物的数量、名称等写在红色（结婚）或白色（丧事）的笺纸上，而主家会将账本一直保留，作为今后“走亲上礼”的参考。
　　“客”根据与主家关系不同被分为以下几类：地缘关系下的“乡亲”、血缘关系下的“亲戚”与业缘关系下的“一范儿的”（17）。“一范儿的”是在近二十几年有了外出上学、工作、打工、经商等现象之后逐渐出现的“客”的新群体。而礼单上落款的名字则体现出一家之主究竟是谁，除了倒插门女婿的家庭写女方的名字之外，一般来说尚未分家的三代家庭作为一个单位上礼，账本上写家中老父的名字，无父家庭则写长兄的名字。一般由老人带领孙辈“坐席”（18）。已经分家的核心家庭则各自作为单独的单位上礼，账本上写丈夫的名字，一般由丈夫前去“坐席”，也可携带妻子。可见，在这些仪式中核心家庭与三代家庭是主要的互动单位，大的家族则通过“坐席”时在一桌来体现。
　　在三十年前东委村的传统格局下，“随礼”并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话题，“客”只需要按照规矩随大流即可，同等关系的“礼”保持一致。以婚姻仪式中的礼金为例，其中亲戚礼最重，直系亲属、如新郎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则不随礼，与新郎共同作为主家，“五服”以内的亲戚礼最高，为五元；“五服”以外、但同属一个姓氏门下的低一档，随三元；乡亲礼是两元，随礼的一般是本区与邻近区的街坊———东委村以“大队”（生产队时期对村委会的称呼）为中心，按街道划分为“当街”“南头”“北头”“东头”“西头”五个区域，哪家哪户属于哪个区域村民们都十分清楚。“南头”与“北头”因“文革”中不属一派，素有积怨，故来往较少。居住在同一地缘范围内的有血缘关系者，按亲戚礼，关系极好的乡亲会认“干亲”，礼高于普通乡亲，为三元。
　　以一个主家为中心，可将其在差序格局中接受的“随礼”图示如下：
　　可见，尽管村庄内部一直存在经济分层，但是血缘与地缘仍具有足够强大的弥合力，村庄成员一则没有远远高出平均的经济能力；二则由于价值观与评价体系中经济所占比重不高，无法仅仅通过彰显经济实力获得村庄地位；三则打破规矩者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力往往会很大——在农业种植中，失去村民认可与在农具、水利、收割、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互助，会严重影响生产与生活。这就使得经济差距并没能在礼金中得以体现，相反，礼金的差异正是血缘亲疏与地缘远近的折射。
　　由于当时村民生产方式单一，亲疏远近由血缘与地缘决定，其中血缘强于地缘，随礼是对客与主家、客与客之间关系的确认，由近及远随着关系变淡礼金减少，同一个圈层内保持一致。差序格局在“随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随礼”失“随”
　　在农村土地制度、生育制度、生产生活方式几经变迁后，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东委村这个太行山脚下小村庄的互动模式、价值观念、社会秩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这从“随礼”上即可窥见一斑。如今“随礼”成了东委村的一个争论焦点，村民们似乎在礼金数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失衡除了体现在同一场仪式中同等关系的礼金参差不齐，且差距不断拉大，还有两场仪式里先后作为主、客家的随礼与还礼的不平衡。
　　在第一种情况下，首先是业缘下的礼金失“随”。一般来说，同事之中除了沾亲带故者随亲戚之礼外，大家都会统一标准，而近二十年来这个标准却越来越难达成一致。
　　案例１：东委村的葛大爷是退役军人，与仍然生活在顺平县的战友们一直维持着人情往来。２０１４年葛大爷的母亲去世，他的战友为了随多少礼进行了一次商议，有人主张随一百元，理由是“社员们”（即农民）现在都是一百的礼，“上班的”比人家少拿不出手，但有四五人坚决反对，其他人则表示默认。由于实在无法达成一致，只好表示“各随各的”。丧礼那天却只有两个人坚持随了五十的礼，表示反对的另外两三个人则现场变卦随了一百。这些战友经济状况类似，关系远近相同，在此之前向来保持一致。坚持随五十的两人自称是“依规矩还的礼”，当初自家办事收到的就是这么多，其余战友对此的评价则是“不如不随”。此外，近年来在地缘与血缘关系中也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现象。
　　案例２：在２０１４年的一场婚礼中，李某小儿子结婚。李某的大姐在中国石油工作，随了１０００元的礼金；二姐在县政府工作，随了５００元的礼金。事前两个姐妹已经商量好，其他客也认为大姐“条件好”，“应该多帮衬帮衬弟弟”。正是在这场婚礼中，乡亲礼也是参差不齐，大部分乡亲随了５０元，吃了订婚席的随１００元，还有同一条街上的一位老人随了３０元，主家与客均表示老太太过得“不容易”，“多少是份情谊”。议论的焦点在于一个在县城上班的远亲随了５０元，大家在指责其“小里小气”的同时，又感慨“礼太重”，自己也是“越来越走不起亲了”。亲戚中贫富差距向来有之，六年前类似的情况却是不同的解决方式，经济能力不同的亲戚要顾及穷亲戚，最后统一到一个较低标准。
　　案例３：２００８年张家老三的小儿子结婚，老三与其大伯家均是务农，年收入两千元左右，二叔和小叔则在北京做贩卖肉制品的生意，年收入最高可达二十几万。当时亲戚礼的主流是１００元，二叔、小叔与其大伯商议，认为老三家比较困难，希望随５００元以减轻其“办事”的压力。但大伯及其大嫂坚决反对，提出“谁有钱谁多给，我们走不起这个亲”，结果最后各退一步，三家统一随了２００元的礼，二叔、小叔又私下为老三家买了炮仗与香烟，花费近一千元。据村民回忆，２０００年李家二儿子的一场婚礼是礼金开始变得“不整齐”的开端。
　　案例４：李家父母当时是较早放弃粮食作物转为种植暖棚草莓的农户之一，故有一些积蓄，“摆的席面高级”，散发的烟也比其他人家贵几元钱。其他种植暖棚草莓的农户经过商议后都随了２０元的礼，其余街坊依旧随了１０元：一方面在吃席时不免觉得愧对主家，让主家吃了亏；另一方面也在私下埋怨这些“有钱的”“不顾乡亲礼”。
　　主客礼金失衡的情况又可具体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亲戚之间的经济分层，如在前文案例２中提到的李家小儿子，２０１２年其大姐结婚时随的是５００元的礼，２０１４年大姐的还礼却高出一倍。二是乡亲或同事中有求于人者，比如王家为小儿子上学而需要在县城教育系统工作的李家帮忙，恰逢李家办事，于是王家的礼比普通乡亲高了一百元。但无论哪种情况，礼金付出与回收的不对等背后，都是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换言之随礼其实是一场交换。大姐给弟弟更多的礼金以期换来其对父母更尽心的赡养，王家给李家更多的礼金以期换来其手中的教育资源，而这种交换的必要性又是建立于各自手中资源的不平等中：大姐由于工作原因在地理与时间上都无法照顾父母；李家虽然拥有教育资源，但在村庄事务中也离不开乡亲的支持网络。可见，经济分层给礼金失“随”提供的不止是可能性，还有必要性。此外，参与仪式的单位已经鲜有三代的家庭，因为村中大部分家庭一旦儿子结婚便随即分家——虽然有的家庭仍然会居住在同一个院落内，但是父母会住在东西配房，年轻夫妻则占据正房。即使大多数外出打工的青年尚未娶妻，也会作为独立的单位参加村中仪式，以自己的名字随上一份礼，并且通常高于在家务农的父亲的礼金数。
　　综上所述，“随礼”的失“随”是从业缘与地缘两个方面开始瓦解的，虽血缘在一段时间内与其进行了博弈，但最终亲戚礼中的统一标准还是被经济分层所瓦解。
　　下面便从整个村庄着眼，试图描述失“随”的整体状况。通过深入访谈与查看账本，我们将东委村二十多年来随礼的情况做了大致整理。需要说明的是，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间，关系好的亲戚与朋友不会直接拿礼金，而是送“帐子”（当时一种比较高级的版面）、镜子、暖壶等，在此为了方便比较，将它们折算成现金的数目。２０００年至今则已经鲜有人将实物作为礼物带到仪式中，只有仍在农村生活的会蒸好四十个半斤的大馒头作为礼物，供主家在席上作为主食招待客人（约合５０元人民币），外加５０元或１００元礼金。此外，受实际情况所限，我们无法获得二十年以来东委村较为精确的收入数额资料，因而无法比较礼金占收入比重的变化趋势，也未引入通货膨胀这一变量，只是村民在访谈中表示感觉人情负担在加重。下表着重比较的是随礼过程中的“失随”现象。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礼金整体在呈上升趋势，上升速度也持续加快：主流礼金数从每十年一个档位，到每五年一个，到近几年更是每两三年就有一次提升。乡亲礼与朋友礼逐年上升，直追亲戚礼。辅以访谈还可以发现，以２０００年为转折点，礼金的提高由“齐步向前”变为了参差不齐，一部分人在提高礼金，一部分人在勉力追随，而另一部分人则掉了队。

　　四、何以失“随”
　　如果关注给出高额度礼金的群体我们会发现，其年龄段分布很广，上达六十岁左右，下至二十岁出头，辈分差异悬殊，并且不管是在“当街”“南头”“北头”“东头”“西头”，这种“失随”现象均有发生。可见，这种情况并不是由血缘或地缘下的因素导致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打破原有的平衡？又是谁在成为村庄游戏规则的新缔造者？
　　首先，在红白喜事中，最大的互动双方是主家与客。笔者发现，主家正是抬高礼金的力量之一。以结婚为例，近五年东委村兴起了“订婚席”——主家在男女双方订婚后先小范围摆一次席，邀请亲近的乡亲、亲戚与朋友，这顿饭是“只坐席不上礼”。这部分人在随后的结婚“正日子”里还会来，并比没有喝订婚酒的人多随五十元。但是，并不是所有受邀者都会欣然前往，不乏受邀者表示意外与不情愿，故这五十元可以说是主家“要”来的。而且，在一场仪式中的主家在另外的仪式中可能就会扮演客的角色，故他抬高礼金后自己也要承担这一后果，那为什么主家还是会这样做呢？究其原因，在于举办仪式的频次失衡。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现在东委村的家庭结构出现了较大差异，家庭人数差距拉大，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在“办事”的频次上远远少于有四五个孩子的家庭，如果只能随同样的礼，必然入不敷出。由此，订婚等原来没有举行过的仪式也逐渐兴起，成为回收礼金的一个方式。在主家抬高礼金的情况下，礼金的参差不齐是由客们是否受邀参加订婚酒席所导致的。而邀请的主动权掌握在主家手中，往往并不完全依据血缘与地缘，而多选择互动频繁、利益相关者。除此之外，也有“客”自行打破原有的统一标准，主动抬高礼金。如在有人拒绝提高礼金而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往往就会出现礼金的差异。笔者将主动抬高者、被动跟随者与拒不跟随者归纳成以下几类：
　　不难看出，主动抬高者的共同点在于经济收入较高，被动跟随者则是在二三十年前处于较高的经济与身份分层者。二十年前乡亲礼的最高额均是由村支书随出，其他人并不会跟随——认为这是一种地位的对应。而在近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东委村经济分层拉大，“种棚的”与“做买卖的”跃居村庄经济上层，从而使经济分层与身份分层出现错位。此外，“种棚的”与“做买卖的”虽同是作为主动抬高者，但动机却不同。“做买卖的”因为生活场域离开村庄，但户籍与生活意义却仍停留于此，随时准备“落叶归根”，不愿也不敢与村庄断绝联系。由于平时无法像在村内生活的村民一样互助，比如“攒忙”（19），这样轮到自己“办事”时就面临着没有人来“攒忙”的危险，故他们会选择通过较高的礼金、较广范围的随礼来弥补这一不足。但“种棚的”则不会面临这种边缘化的危险，他们之所以仍然选择主动提高礼金，除了因销售西红柿、草莓需要与部分村民密切互动外，同时也是对经济地位的确认。“上班的”虽然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但是作为“有头有脸”的“体面人”，加之一两百的礼金并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也就选择默认与跟随较高标准。同时我们也看到，拒不跟随者里也有工薪阶层，这部分人与选择跟随的区别就在于自己没什么“事”可办，鲜有机会收回礼金。相较于拒不跟随的工薪阶层会被指责为“小气”“不会来事”，普通农户的低额礼金则被表示接纳与理解，主家会说这家“不容易”，多少都是份乡里情分，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承认了自己“过得不好”的地位。
　　亲戚礼差距的拉大需要给予格外的关注。十几年前亲戚间都要协商保持一致，并且标准是按照经济状况较差的来定，随多的会被指责为“充大头”“不懂事”，即便是有能力想要多给也只能私下以其他方式馈赠。而在２０１０年后，尤其是近两年，差别直接体现在了礼金上，照顾穷亲戚的标准已经很少，随礼少的会被认为日子过得不红火，在家族里抬不起头，多随的反而也没有照数收回的期望。这种互动使得穷亲戚无论是作为主家还是作为客，都处于劣势地位。
　　由于之前“能帮上忙”的事务在农业生产、生活领域逐渐减少，也使得人们更加小心翼翼地用“礼”来维持着村庄互动。而在礼金博弈中经济实力处于上层者的主导地位，工薪阶层的从属地位，普通农户的抗拒态度，主流礼金向经济上层者看齐，过低的礼金比过高者受到更多关注，年长者多数处于经济分层的下层——这样的一幅图景让我们看到经济分层已然继血缘与地缘的亲疏远近之后，成为影响村庄社会关联的又一主导力量。

　　五、新“差序格局”
　　随礼只是差序格局变迁的一个信号灯，血缘与地缘被经济分层切割的现象也出现在村庄生活的其他场域。从“随礼”失“随”，我们看到了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与文化价值的冲击下，血缘与地缘纽带正趋向松弛，差序格局被打乱，横向关系扩展并重排、纵向等级扁平化（村民所谓的没大没小）并错位的新“差序格局”正在形成。
　　与“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相比，新“差序格局”依旧没有摆脱“差”“序”二字，但是已经有了显著不同。
　　首先，由一块石子漾开的水波中的同一圈水纹被打散，“差”不再简单由血缘的亲疏、地缘的远近决定，同一圈被经济分层切割成若干块，外圈势力逐步渗入原有圈层；血缘、地缘、业缘的纽带被经济分层切割得犬牙交错。在此，我们将新“差序格局”的横向之“差”表示如下：
　　其次，纵向、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不再由长幼尊卑定位，身份分层与经济分层错位，权力重心转移。固有等级化的刚性与稳定性减弱，由年龄、经验、知识、德性获得的身份地位逐步丧失，转而由经济实力获取权力，这在给部分村庄成员向上流动空间的同时，权力也在逐步丧失合法性，处于传统面临坍塌、理性尚未建构的虚空阶段。
　　再次，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应该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从社会观点来看，道德是社会对个人的制裁力，使他们按合于规定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20）差序格局的变动使得“亲亲尊尊”的伦理纲常弱化，反过来道德观念的变化又解构着原有格局。
　　此外，传统差序格局中长期封闭的、稳定的关系圈已经被打乱。从个体来看，围绕在其周围的同心圆已经变形，边缘由“实线”变为“虚线”，边缘则呈“锯齿状”，时刻存在着流入与流出。从整个村庄来看，不同圈层相互渗透，重新排序，同一个圈层被经济切割成若干块，部分村民依托经济维度而互动密切，外圈的势力逐步渗入原有圈层，这使原有的部分成员受到排挤或向更高经济分层流动而自动迁出本身的圈层。
　　最后，与差序格局的乡土性基础不同，新“差序格局”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乡土性的弱化——农民正在逐步远离土地。新“差序格局”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而在亲密的血缘社会条件下商业是无法存在的。
　　那么，以上这种新“差序格局”形成的过程与原因何在呢？
　　差序格局的变迁并没有经历一个太长的时间。现在村子里还有老人会充满无奈与怀念地念叨着某个不孝的子孙，“搁在过去早被大伯拿着铁锹打得满街跑了”；受了儿媳妇气的婆婆们则诉说着自己当媳妇时的种种小心与不易。存留在他们记忆中的“过去”，正是东委村处于传统差序格局的时代，在他们看来，村里的变化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
　　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村庄，尤其是“文革”结束后，学习拔尖的子弟相继考到乡里、县里读书，考大学或者考入师范院校读中专。这些通过读书途径走出去的一代大多留在了县城中的教育与行政领域。改革开放后，有人背上铺盖去了石家庄、北京、天津打工，有人支起了炉子打烧饼、炸果子（即油条），有人从去集、庙上摆摊到在村里开了一间小卖铺。但是这些人依然会特意回村参加仪式，男方娶亲仍然需要在村中建新房，家中的老人也多停留在农村务农，可以说其生活意义仍然停留在村庄内。曾经一起下地收玉米的一条街上的街坊，由于种植暖棚与种植玉米小麦的耕作时节、农具不同，已经“帮不上忙”。相反同为“种棚的”不管住的远近，都会相互协助搭盖暖棚、周转资金，并且每天早上共同在村口的草莓市场进行草莓交易，在价格、收货商等方面协调并保持一致，互动极其密切。红白喜事中“主事的”变成了“有能耐”的小辈；村里选举前开的“小会”，随着村里几个有威望老人的去世或者搬进县城，逐渐转移到小辈的家里；婆婆不再当家，老人住进了配房。而在逢年过节大家均处于闲暇状态回归乡村社区时，本来“一家子”“当团儿”（21）的聚会却变成了“有钱人”的聚会；原本集聚到一家炕上看电视的娱乐方式只停留在老人圈子里，一毛两毛的牌
　　九局早已没有人参加，“穷亲戚”“穷街坊”在饭桌与牌桌上都已经“玩不起”也“输不起”了。
　　我们看到，由于外出经商、工作者离开土地与村庄，与村庄的互动关系发生了转变——不再需要土地上的互助，而是需要在情感支持、仪式操办、宅基地坟地权益等方面获得村庄支持。不同于农耕社会依靠老人的经验与智慧，随着子辈的生产能力、知识储备逐渐超越父辈，权威的衡量标准由传统的年龄、辈分、经验、德行等逐步转移到财力上，老人在农村的权威不仅受到年轻人的挑战，而且受到业缘朋友这一外来力量的威胁，“规矩”不再由老人“说了算”。
　　从表象上看，差序格局的变迁与经济分层的形成基本同步。但是，传统社会中经济分层也同样存在，为什么差序格局千百年来却不会改变呢？究其原因，概因为血缘与地缘是当时最根本性的社会联接纽带，在一个常态社会里，强大的血缘与地缘关系能弥合经济分化所导致的社会裂痕，无论谁都受到家族长老、村庄舆论、乡绅、乡约的多方制约，经济强者也要服膺地方性规范。而最近的二十多年，农民正在大规模挣脱土地的束缚——无论是在生计模式，还是在社会交往与价值观层面，而这正是差序格局变迁的根本性原因。
　　土地对于农民强大的束缚力维持着社会的低变动性，而“在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权力”（22），从而构成了血缘社会的基础，地缘又是血缘的投影。而现今的农村，随着化肥、农药的使用及粮食产量的上升，相对丰裕的社会使得生存风险下降，而自动化农具的出现又解放了部分劳动力并给流动提供了可能，分工、市场的进入又使得田地里的互助可以通过金钱购买获得。这无不削弱着血缘与地缘的力量，使得经济分层有机会进入村庄机制并发挥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边界的开放，农民的社会流动加剧，村民间互动不断减少，异质性明显增强，由此导致在村庄生活中的相互依存度大大下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村庄社会关联大为削弱，这样便动摇了传统差序格局的根基。

　　六、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村庄原有秩序已被打乱，但新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差序格局的变化使得乡土社会正在失去那份扎根在土地里的安稳。“以德服人”并没有变成“以财服人”，而是变成了再没有什么可以“服人”，大家普遍地“不服气”。东委村已经连续四年未能进行选举，两派的争斗日益白炽化，不管哪派人员当选，落选一派都会通过砸投票箱、上访等一系列方式进行干扰，镇上只好直接委任临时人员管理村务，两边周旋。而国家权力的直达改变了旧时“皇权不下县”的格局，无疑也加速了村庄原有权力结构的瓦解。是非标准正在模糊，再也没有三十年前那样公认的“好人”“坏人”，人们会根据自身利益随时调整着评价标准与圈子。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农村并不会由传统差序格局走向西方团体格局，在新“差序格局”中，“差”与“序”仍然主导着社会结构，即使有理性化的因素出现，血缘与地缘的力量也并未消失，只是新加入了经济因素，但却并未出现“一捆柴”的局面。当下的中国社会变迁速率大大提高，农村被日益卷入市场经济之中，差序格局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但新“差序格局”还处于形成阶段，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农村究竟走向何方，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注释：
　　①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②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③任敏：《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类型及其互动逻辑——试谈“差序格局”模型的扩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④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⑤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⑥贺雪峰：《差序格局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江海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⑦吕德文：《“差序格局”的拓展性理解——行动单位的视角》，《江海学刊》
　　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⑧申端锋：《农民行动单位视域中的小亲族——以鲁西南Ｓ村为表述对象的个案呈现与理论阐释》，《江海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⑨当地方言，指红白喜事时给主家送的礼物礼金。
　　⑩［法］马塞尔·莫斯：《礼物》，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11）［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12）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13）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14）具体情形，参见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15）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３－３６页。
　　（16）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２页。
　　（17）当地方言，指辈分相同、年龄相近但无血缘关系的群体，多为同学或者业缘下的朋友。
　　（18）当地方言，指前往仪式现场吃酒席。
　　（19）在主家举办仪式当天负责在门口迎接“客”，协助做饭、摆桌子、上菜、散发香烟等，并且会等“客”们先吃完再开席吃饭。“攒忙的”人数多少是主家在当地人缘的直观体现。
　　（20）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３页。
　　（21）方言，即家住在同一区域的街坊邻居。
　　（2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１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12－006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董磊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李蹊，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本科生（北京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