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是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和让•保罗•沙特（Jean-Paul Sartre）出生一百周年。这两位全面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对立意识形态的化身。阿隆出生于1905年3月14日，沙特出生于同年的6月21日。

沙特和阿隆相知相识50年，早年都接受法国的精英教育，都在纳粹思想出现以前的德国留学。每个人都以他无与伦比的方式表现出对知识分子既爱又恨的矛盾：阿隆喜欢流行起来以前的英美自由主义，沙特即使在共产主义思潮过去之后仍然是共产主义同情者。

阿隆用冷酷，明快的笔触描写最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沙特则可以将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塑造成存在危机。然而，他们常常并肩作战，和法国政治对着干。当法兰西作为纳粹德国的傀儡时，两个人都参加了抵抗运动。当法国重新获得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时，他们都支持阿尔及利亚从法国获得独立。

不幸的是，沙特和阿隆共同走向死亡：虽然他们浩繁的著作对所有的学术领域----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两者在这些领域都受到抛弃，忽视，或低估。死亡后就沉默、消失了，人们记得的更多是沙特和阿隆对所谈问题的态度，而不是他们实际的观点。

他们的命运其实是知识分子长久以来承受的宿命。伟大的知识分子像阿尔伯尔（Abelard），伊拉斯谟（Erasmus）, 伽利略（Galileo）, 伏尔泰（Voltaire）, 左拉（Zola）, 和 罗素（Russell）每个人都挑战他们自己时代的信仰。现在觉得他们的成功是件好事，但是我们中的多数人可能对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著作中使用的方法退避三舍：讽刺，欺骗，甚至编造杜撰。我们来看三个例子：

阿伯拉尔（法兰西经院哲学家著《神学》）被公认为是介绍基督教神学成为具有批评精神的学说的人。但是他不顾上下文将互相矛盾的内容拼凑到一起，所讲的内容既不是圣经也不是教堂牧师的话，读者必须自己来判断。

同样的，我们现在知道伽利略在他著名的物理实验中弄虚作假，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研骗局”。就算他真的做了那些实验，它们可能并没有产生他用来攻击对手的结果。

至于左拉，在为法国军官犹太人阿尔弗莱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因为反犹主义作祟被控叛国辩护时，人们很容易相信他在诽谤造谣，因为他只不过质疑证人的动机并没有提供任何的新的证据。

所有这三个人后来都被证明确实如此，有的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有的在死了以后。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所有知识分子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伦理道德：真理的最终结果使得你碰巧使用的任何手段都成为合理的了。这是因为整个真理很少在任何时代完整的传递下来的。

这种伦理道德在当今的世界是难以接受的，是让人反感的。知识被当作不动产一样分配给各个学科。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学者可能被看作把探索的手段当作目的的人，但是对学者来说，知识分子就像漫游者，擅自进入别人的领地，摘人家的果子，抢夺别人的劳动成果。

知识分子和普通学者的区别是他们认为真理不是通过产生新知识得到的，而是通过摧毁旧观念得到的。当启蒙思想家重新举起基督教的口号“真理将让你自由”时，他们想的是把门打开，而不是建造壁垒。

简而言之，知识分子想让读者自己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听从一个又一个专家的教导。知识分子的伦理既让人振奋又让人为难，因为它将思考的责任直接放在了思考者的肩上。任何一个推理的行为都变成了对自己理性权威的放弃。

“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可能很熟悉，但是只有知识分子明白其全部的内涵。很明显，知识增加会提高我们的行为能力。但是，不那么明显的是，这种增强能力的过程要求你摧毁社会认可的知识。只有在那时，社会约束的牢笼才能打开，让社会成员向从前认为不可能的方向迈进。

沙特和阿隆从相反的方向推动了摧毁传统信仰的方式，虽然他们的做法都引起巨大争议。阿隆更喜欢指责自己的同行知识分子为危言耸听者，否认冷战可能最终导致核毁灭。沙特则严厉批评本来应该却没有能抵抗压迫的知识分子，同时又原谅那些一旦有机会就压迫别人的人。

阿隆夸大理性的力量，沙特则夸大行为的力量。每个人都想把法国社会带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但是每个人都从来没有停止对现状的批评。最后，两者都好像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超越了任何具体的学科。任何一门学科要将他们纳入其中都会觉得别扭，而这件事本身正好表明对待任何知识分子遗产的矛盾态度。

译自：“The Vanished Intellectuals” By Steve Fu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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