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辑要：
【要点1】谈美国大选：他们挨家挨户敲门，每户叫什么名字，以前支持哪个党，现在是否愿意支持奥巴马，分别用红色和蓝色标记。就好象我们的售楼公司统计楼盘是否售出一样，工作之细致令我震撼。
【要点2】谈“用脚投票”：在我们国家只要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民营企业家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博弈就博弈，能合谋就合谋，能妥协就妥协，实在不行就用脚投票；感觉到玩不起、不好玩、很难搞时，会选择移民或者把一部分业务挪到外面，这可能是他们久历沙场或者历经坎坷后渴望另外一种安定的生活。
【要点3】谈美国人才政策：美国吸引人才方面的规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我们要想跟美国较劲，得建立能吸引全球人才的构架，建立不起来，相当于全球精英与你抗衡，不管我们心中有多少自信也不能解决。
【要点4】 谈互联网创业：互联网崛起得快、老化得也快。在这个行业中，再出现奇迹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建议更多朋友把它当成传统产业做：控制成本，一点点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能长大就长大，长不大就按照传统的厂和店对待。
【要点5】 谈公民社会：政府越强大，社会反而越脆弱。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社会”是指大量的NGO组织，大的百姓群体。这么多年来，这块一直没能很好发展起来。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国际上、学术角度上讲纯粹的NGO公民社会，还是今天带着新文化传播政治使命的公民社会建设，都非常重要。
【要点6】 谈未来：不开心的事不想做，违心的事不做。是否再经商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有那样的环境，让一个不跟权力合谋的人能够在中国顺利经商，如果有这样的领域和项目我会做。
谈留美：用一年时间体验朝朝暮暮的每一天，有特别感受。
杨子云（主持人）：提到访学美国，我会想起好几个企业家的名字，比如王石、钱晓华先生等，都先后去美国的大学学习。这是否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家的一个转型的开始。我想问是什么因素促成您去美国，您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王功权：谢谢子云，谢谢腾讯燕山大讲堂，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子云是我多年的朋友，她说有这个活动请我来，所以匆匆赶来。子云问这件事我有点诧异，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庞大的企业家群体，有个别人到美国访学、留学、深造，根本没有成为企业家的主流。如果要从个别现象寻求规律性的东西，或者昭示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不构成，因为可能去美国留学的人数远远低于进监狱的人数（现场笑）。我在美国见过王石，他觉得自己年岁大了，需要考虑自己退役之后的未来生活，他希望把自己定义成有一个实践经验的在学校里的学者，这是他希望的。我不是这样的，我是到美国游学（游学是走来走去），遇到什么就学点什么东西。所以你刚才谈到是不是企业家考虑自己的转型等，我认为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事情，我不把它当成一种趋势或者潮流。
主持人：你认为这是个体的选择。那么请问您个人与美国的交往，比如您第一次去美国是在什么年龄段？这个问题有点笨。以前您去美国的目的是什么。这次去有什么不同，是怎样的不同？
王功权：我第一次去是1994年—1995年，在万通集团做总裁。成立了美国万通，美国万通老总几次到国内来汇报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说王总您应该去美国去看看，否则对我们的公司太不重视了。有次几个高级合伙人讨论问题，几个小时的辩论都定不下来。我很烦燥，就决定去美国出差，到美国公司视察工作。当时讨论集团战略方面的问题，万通几个朋友口若悬河、才华横溢，讨论到深夜2、3点都没有解决，第二点早晨6点要接着开会，我实在受不了，就委托冯仑全权负责集团工作，我自己决定去美国公司考察，所以去了美国。那是我第一次去，到美国后明显的感觉是不像中国这么乱——“乱”不仅仅是环境上的，包括社会氛围，很平静。我去时在硅谷，当然就想：好像我们原来想象的美好社会就应该是这样。可当时产生这样的想法时内心有点恐惧，那时的胆子没有现在这么大，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社会就是我们想要的理想社会。对当时自己产生这样的念头，我深深自责了很久。
主持人：那一次待了多久？这次待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什么不同的东西？
王功权：1995年底我在万通辞去总裁职务后到美国硅谷工作，那段时间两边跑，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年时间，所以大体一半时间是在美国。而且，那期间美国万通的事用小脚趾头就能做完，万通集团也有伟大人物管理，我也不插手，且前总裁对现在工作做太多的介入后人家会不舒服，所以我的基本原则是做一个开明的前总裁，对万通集团的事情不太管。所以那段时间我便有空在世界各地游历。
这次去美国有一年时间，在此之前去美国多少次我记不住了，对美国社会并不是特别陌生，更何况因我管理风险投资基金工作，那时也常去美国；后来管理鼎晖创投基金，相当多的投资人都是美国人，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基金等，经常到美国开会或者拜访我们的投资人，所以我对美国不是特别生疏。但用一年时间在美国体验朝朝暮暮的每一天，这样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原来以为自己比较了解美国，但真正深入美国生活后，发现要学习的美国东西还很多。
谈访学：关注的方向是公共财政监督等。
主持人：这次您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为什么选择这里？
王功权：东亚研究所在哥伦比亚大学不属于哪个院系，是独立的一个所，主要研究东亚问题，而且特别活跃。东亚研究所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中文、日文、韩文书特别多，以致于我英语不好的人也可以在那儿像模像样的展开研究，因为有大量的中文书籍、资料可供我阅读。另外，东亚所包括所长在内的教授，1/3的能够说中文，当然也能说日文、韩文。所以我们所里如有一些学术上的问题进行讨论时，也可以进行中文讨论。邀请我去的是一位华裔教授，我们进行中文讨论没有一点问题。这个所在研究东亚问题上是比较著名的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美国常青藤大学里哈佛有一个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再是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东亚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市，纽约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城市，东亚所除了学科研究外，社会性的学术联络也蛮多。经常的情况是：这个会议室里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比如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学者在做报告；同时在另外一个会议室里有讨论新疆民族独立问题的沙龙。他们作为院校会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从学术角度探讨亚洲特别是中国各方面的问题。我之所以选择那里，是想感受一下那里的活跃氛围，寻找自己想学的东西。
主持人：您关注的方向是什么？
王功权：一开始我的课题是：《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原来我做投资时除了微观的投资操作之外，对宏观理论上的问题会花一点精力跟人讨论，自认为有一些看法。当我跟邀请我的导师讨论时，他希望我确定这样一个课题。可到那儿后，我提出希望做更感兴趣的事：公民社会和公共财政监督包括民主转型。导师尊重我个人的选择，所以后来我看的书以及跟导师讨论的课题主要是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
谈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形势确实比较沉闷一点，但没有很萧条。
主持人：你在美国的那一年是美国经济危机时，国内有媒体报道是美国经济萧条。我前几天看见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说美国经济在复苏，就业岗位增加了26万多个，失业率下降了7%。您在美国时，能感受到他们的经济萧条吗？
王功权：会有很多人说生意难做，也会有很多人表示就业困难，特别是大学生。我在那里接触比较多的是华人学生，他们毕业后至少有一半人希望在美国工作，绝大部分希望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有一半人希望有机会在美国留下来。据他们来讲，去年找工作比以前难很多。我以前的同学在美国生活了15-20年，他们认为在这一段时间自己的工作要特别谨慎，否则会被解雇掉。能够感觉到就业的压力，但并没有中国国内所宣传的那样萧条。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国内会是这样的现象。美国经济形势确实比较沉闷一点，但没有很萧条。但我在美国中南部城市时，相对来说一些城市是比较冷清的。
谈大选所见：他们像售楼登记般拉选票，工作之细致令我震撼。
主持人：您在美国的一年正好是美国大选年，您有近距离观察他们的选举小组和选举办公室吗？有没有参与其中？
王功权：没有，因为我自己的事情也挺多，这期间美国东部大学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邀请我做专题演讲，前后有8、9个大学的演讲。还有其它方面围绕中国课题的学术讨论会，这一年中国发生很多事情，包括王立军、薄熙来等事情。如此，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参与大选细节。只是某次我跟朋友去发现美国大选拉选票很具体，活儿很细。某天早晨去费城，一个大车把纽约这边支持奥巴马的人拉到费城，把大家放到一个公园里，先经过训练，即大家要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说。他们做什么？在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区，他们挨家挨户敲门，问每一家：你是不是愿意支持奥巴马。如果愿意先填写一份表，这个是意向表，并不是最后的投票。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填这个意向，到时不按这个走怎么办。其实这不重要，只是做一个初步统计。而且这个小组由原来有经验的人领着没有经验的人包两栋楼，那个小组包两栋楼，家家户户敲门，每户叫什么名字，以前支持哪个党等，分别用红色和蓝色标出来。就好象我们的售楼公司，哪个楼盘、哪个房间卖出去，哪个没卖出去一样，做表统计。并且进行训练，注意什么，先讲什么，如果人家抵触怎么进行沟通。那天我很震撼——美国拉选票的活做到如此细致的程度是我没有想到的。
主持人：也许，就是向售楼公司学习的？或者说，中国未来如果搞选举可以直接向售楼公司学习。这种统计是社区助选选举委员会在做，还是独立的第三方统计公司？
王功权：我不知道他们的统计资料从哪儿来，但当时我很震撼：竟可以统计到每一户叫什么名字，原来支持谁。我没有想到细致到如此程度。这项工作不是当地社区所做，而是社会上自发支持奥巴马的团队。假如我支持奥巴马，我就召集这帮人到竞选工作办公室看哪些地区的选票需要我们去拉，然后分配任务。比如朝阳区还有机会，领到这个东西，从那里拿到这个图。这个图一般不是随便给，因为要先拉起一帮人去会担心带来一些问题，一般是张罗这些事情的主要协调人，一到两个人是竞选办公室的，领到哪个城市、哪个区，具体到什么样的程度。填写了这张表支持奥巴马，回过头不支持不重要，先拿到一个初步意向，然后迅速全范围的统计上去，这样就能不间断地知道自己的支持率。工作细到这样的程度是我所没想到的。
“谈华人政治关注：有的振奋、有的希望、有的迷茫。”
主持人：您在美国的学校做演讲，对整个华人圈或者整个朋友圈的政治意识有没有观察？一般华人不太关心政治，您所接触的朋友圈他们关心政治吗？
王功权：你问的问题，我试图仓促整理一下我的思路，我将在美华人分成三种类型：一类是属于在美国工作并且融入到美国社会或者拿到美国国籍、绿卡的长期工作的华人，这是一个群体；二是留学生群体，包括在那里准备上学、正在上学或者上学后一两年逗留、寻找工作机会抑或短期工作准备回来的；三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在那边很多人是中国企业家，甚至，我在国内想见到这些伟大人物很难，但在那边稍不留心就遇到了。比如在曼哈顿最南端的炮台公园（曼哈顿繁华地段的繁华地段），有几栋正在对外销售的新楼盘，到那儿一打听，中国不少企业家在那儿都买了楼，晚上没事他们会在下面喝茶，给人感觉中国企业家在那儿特别嚣张。
第一类群体对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很振奋，并且对祖国的问题能多一些包容，对政府、国家充满希望。他们在心里希望中国民主转型，更重视人权，但对中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很高兴。他们会举过去中国没有这么强大时，他们被人歧视的例子来说明今天祖国的发展很重要。
学生群体最大的压力是就业，在美国学习花费很大，不管家庭好还是不好的孩子在那儿算自己几年的花费，希望自己经济尽快独立或者挣一点钱，至少不成为父母的负担，懂点事的都是这样。花天酒地的学生我碰到的不多。大部分学生希望自己尽快独立，这可能在那儿受的教育有关，而且孩子离开父母后特别懂事。所以在美国寻求就业会多一点。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态度，比如存在的问题、希望中国变革这是普遍的。如果自己现在投入这样的职业推动社会转型或者中国社会改革的工作，觉得自己没有精力基础，好像读了这么多年书不挣钱，在没有工作的前提下天天呼唤自由民主也不现实。他们非常关心，也希望参与，有一少部分希望做一点事，但更多的是希望解决自己就业和职业问题，之后做对国家有贡献的事情。整个来看是蛮好的。
谈政商关系：公权力大规模介入经济领域，使得企业难做。
企业家群体是另外一种情况，基本觉得国内生意没法做了。虽然被骂官商结合，但官员吃相太难看了，想结合也没那么容易。如果有可能就躲出来，移民或者把财产挪出来，至少让孩子在外面学习，如果业务能在国外落地，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风险。给我这样的感觉会多一点。
主持人：我特别关心的是在美国的企业家群体。从媒体上也能看到不少企业家的言论。比如去年11月份在腾讯思享沙龙上请到了首创的刘晓光先生，他讲到这几年来企业自主权全面倒退；前不久的亚布力论坛上任志强说到国进民退是最大的倒退；您怎么看他们说到的现象？
王功权：这么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媒体和社会给企业家高度关注，企业家的做法、观点在社会上往往产生很大影响，有时会当成风向标的东西。但在中国体制下，民营企业群体是弱势群体。我说“弱势群体”不是指他手头钱少，而是跟政府权力博弈过程中是一个弱势群体。我国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后，全国转向经济发展为核心，可政府却没有在法律上做更多的事给社会更大的空间。改革以来的前十几年比较好，政府立法，倡导给民间空间。后来渐渐变了，特别是政府的层层官员随着长期抓经济工作后，对商业越来越熟悉。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对怎么做官、怎么运用和驾驭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不清楚，但怎么招商引资、怎么搞企业，中国官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强的群体，官员都往商业上花功夫，由此导致公共权力大规模进入到经济领域。比如去盖楼、办厂，这个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改善财政、带动地方经济，他们觉得这个事挺好。就像当年坚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现在怎么讲，也完成不了这个转型。坚信发展是硬道理，我呼吁必须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发展是硬道理，但并不是政府用权力直接推动经济。由于政府做这样的事侵占民营企业的空间，所以企业越来越难做。我说说民营企业家是“弱势群体”是这个意思。
最近关于税务问题，政府出台一个税工商界马上就知道利弊如何，但没有办法，既不能够有效的发声，更不敢联合。平时没有办法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护跟官员的关系、跟权力的关系，尽可能做到不受伤，做一个事不至于给我添麻烦。
谈原罪之争：中国道路的宿命承担，帐不能算在民营企业头上
主持人：这段时间微博上司马南等对任志强、潘石屹的攻击。关于企业家原罪的指责是每隔几年会来一波：2006年前后，最近又开始了。原罪的账能不能算到民营企业头上？我想请您做一点分析。
王功权：这么多年我和民营企业同行们一起走过来，我的立场会倾向他们，我不认为自己是公正的，但会讲得真实。原罪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一直存在的，确切讲，改革过程就是不断突破禁忌的过程，在新规则没有订立之前，突破禁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犯规的过程。实际上改革的过程是不断破旧规建新规的过程，在旧规面前就有很多人在原罪问题，这个账应该算在谁头上？第一，这是我们民族长期走过道路的宿命，过去没有做好，遗留到现在要想这样走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另外，我当然愿意把这个问题算在政府头上，就好象一个人被强奸，失去贞操的罪应该算在强奸犯的头上一样。
主持人：谢谢！北大张千帆教授曾对“改革”这个词做了一个新定义，他认为改革就是一个良性违法的过程。冯仑也曾说有《公司法》之前是江湖混乱时代，有了公司法后则算是现罪。
王功权：原罪问题大家更多理解成民营企业在过程中的早期犯罪行为和不规范行为。这个事情冯仑提得比较早，原来确实是指《公司法》之前之后的差别。《公司法》之前，万通注册资金一千万，找一个地方承担一个星期的利息，资金在账面绕一圈，回头拿到验资报告，然后争取到了一千万的资金，注册资本一个公司，账上是空的。按照1993年后的公司法，这种行为叫抽逃资本或者虚假出资，3年以下徒刑。但公司法之前大家都这样去做。所谓原罪，原来是指这一笔钱过来了，公司应实际到账的资本是一千万；但钱走了，账上没有资金。公司开业时是什么？是账上借用这笔钱要支付的7天利息。也就是说开业第一天没有资本，是亏损的，因为有支出了。所以从第一天开始财务报表就不平衡。冯仑原来讲的原罪是财务上的概念。后来因为原罪涉及到罪的问题，就把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行贿、犯法归纳到这里面，如此范畴更广。当然《公司法》后这些监管比较严，有的还这样去做，严格讲是有问题的。所以有很多很大的企业家，政府或者竞争对手想弄死他，只要查注册资本——是否抽逃资金，很多时候属于查一个是一个。
谈企业家为什么“用脚投票”：感觉到玩不起，需要安全感
主持人：我关注到苏小和的一个微薄，他赞誉那些“用脚投票”的企业家。大意是说用脚投票逃出去的企业家都是非常勇敢的，敢冒风险的，类似于当年国民党败走大陆时那一批逃出去的人，后来邓小平启动改革、大陆招商引资，他们衣锦还乡拯救了中国经济。那么，这些现在冒着危险、忍受着辱骂逃出去的人，有朝一日可能就是他们回来带动中国经济再发展。同时，在前不久的亚布力论坛上，王石先生呼吁中国的企业家不要移民。企业家为什么纷纷“用脚投票”移出去？是到美国后，能在那里获得一种安全感？
王功权：实质上，民营企业家是一个弱势群体，在我们国家只要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民营企业家就一直被歧视。我们国家一直坚持在重大问题、重大领域必须以国有为主体，这对民营企业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博弈就博弈，能合谋就合谋，能妥协就妥协，实在不行就用脚投票；感觉到玩不起、不好玩、很难搞时，会选择移民或者把一部分业务挪到外面，防止万一的情况出现。
更何况国内有仇富现象；而且在他们过去成长过程中有所谓的原罪。看他们表面上很强大、很风光，实际内心深处挺弱小、脆弱的。冯仑说民营企业家既软弱又摇摆，柳传志说“我永远是软弱，从不摇摆”，冯仑说“裤子都脱了，都软弱了，怎么不摇摆？”
在美国待的时间久了会发现，美国社会有阶层，但社会规则是公开的。你知道你跟比尔盖茨是不同层级，也知道国家有些规则对他相对有利，但这些规则是公开的。虽然自己多么弱小、多么无助、多么没有社会关系，你知道有一套法律保护着你。哪怕一个普通的中国移民，在一件事中介入到官司，起诉前你能预期到自己能否赢。如果在北京遇到官司，要维护权益很难。在美国，你出了这样的事，你敢打，能打赢，前提是付得起律师费。如果是贫困家庭，美国还有一种制度提供志愿律师，不用付律师费。人们虽然属于不同阶层，但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这样的安全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大家特别渴望的。在中国国内要靠关系，必要时给点钱才能解决，不管有理没理。所以这种安全感对任何人都是有吸引力的。
主持人：这种安全感对在场的、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是非常需要的，有透明规则，有可预期的未来。
王功权：对，什么东西会使人恐惧？是对前景的未知。比如出门走哪些路不知道，你出门会有恐惧和迷茫。如果清楚，左边车多、右边堵塞，自己会有相应的应对。我们国家在快速发展中有很多变化，但相对来说很多规则太不严肃，规则的不停变化使大家都没有安全感。中国企业家在这样的环境中久了，浑身是伤，心理有很多感触。到美国后，回头发现这些东西在那边是有底的，心里踏实，这可能是久历沙场或者历经坎坷后渴望另外一种安定的生活，必然会有这样的心理需求。所以我对他们很理解，尽管我自己并未移民。
谈美国人才政策：吸纳了全球的精英来抗衡。
主持人：再讲讲美国留学生，以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背景的，现在在美国留学靠公费或者家里凑钱，他如果想找到工作、出人头地、实现个人梦想的概率有多大？您有没有遇到好例子？
王功权：我在那边跟各个大学的中国学生们关系很密切，他们会找我来设计职业道路，问一些事情。虽然我也跟他们讲我也在十字路口，无法指导他们。但他们还是找我，所以对他们考虑的问题和状况相对比较了解。在美国的留学生有两种情况比较好找工作：一种是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99%以上会留下来。假如你学的博士专业又是技术性的、理工性的，专门有一个法案针对这样的人才留下来。美国吸引人才方面的规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我们国家要想跟美国较劲，得把能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建立起来，建立不起来，相当于全球精英在那里跟你抗衡，如此不管我们心中有多少自信也不能解决。博士容易就业。另外一种是初中毕业后出去读高中的，或者在那儿读高中上大学的，这样的人在当地找工作比较容易。读美国大学本科课程有语言等多方面的基础，所以一般在那边读初中、高中、大学本科，语言的适应性、对美国社会的熟悉程度比较高。
在美国，所谓的失业是你是否愿意干的问题。最难找工作的是在国内读大学，出去读一两年的硕士学位。他们过去后的第一年主要精力在于适应学校的生活和教师的讲课，能听得懂。因为你的英语无论怎么准备，面临具体学科时压力还是特别大。所以头一两年很多学者根本没有时间玩，基本是宿舍、学校。美国大学上课学的东西不多，但有大量的阅读。我在那里旁听了中国政治课，每次有很多阅读，这个阅读基本把你的课余时间占得差不多，在课堂上与老师共同讨论，问一些问题，如果没读就回答不上来。一般去一两年的学生能把学业读回来就很不错了，能够熟悉到找工作很难。美国社会也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层面学生的就业15%、20%顶多30%找到好工作。更多的是在做“Counselors”。美国流行的说法“你在做什么？”“我在适当的做一点consult，做咨询。”
谈美国大学：审批与管理限于秩序和规则，不审批内容。
主持人：你再跟我们讲讲你所感受的美国大学吧，我离开大学十多年，感觉大学的门越来越难进。比如我们到大学里做讲座，要提前两周写申请，要党委书记的批准。在美国大学中你有什么感受？做讲座需要党委书记的批准吗？
王功权：对此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我的助理是哥伦比亚大学华人学生学者联会主席，在读博士。他们会有学生活动的事情，所以大体了解。也会有审批，但主要是批场地，因为活动非常多，多少号厅、哪个楼，一排就要排很久。另外这个屋子里是一百个位子，就不能进101人，如果过道上有很多人，在他们那儿是严重的犯规。那里的管理是秩序上的管理、规则上的管理、场地上的管理，不是内容上的管理。比如你在那儿喊“打倒奥巴马”，不会管。但可能会考虑你喊“打倒奥巴马”会不会有支持奥巴马的人，相互打架，如果有这种可能，他们在学校保安角度会劝你注意，或者往后推，或者要有哪些防范，或者他们自己事先做一些防范。内容上不限制，不会因为内容敏感而不让做，至少我没有遇到。
“谈旅行发现之波多尼克，美国只关心自己需要的”
主持人：这个差距比较大，我们这边往往不是审场地，往往是某个嘉宾，有时就因一个名字就成了一个敏感词。您刚才提到在美国游历了很多地方，给我们讲讲您的旅行所见吧。
王功权：我到美国就报了英语强化班，希望迅速突击一下自己的英语，因为我虽多年在英语环境下工作，处理的文本也是英语文本，但我自己一直不说。但补习了两个月我觉得不行。我很佩服王石，能用英语演讲，虽然有人说有些听不懂。
我拖家带口到那儿去，如果一年时间都在突击英语肯定会有所提高，但其它的研究就无法进行了。所以到第二个月后，我说自己别再媚俗了，就不学英语了。集中精研究我的课题，而且有足够的中文书籍和中文讨论。所以两个月后我很幸福，一旦进入到中文背景中读书、讨论问题都很自如。
这期间安排了一次环美旅行。一年时间玩得够呛：去了一趟英国、去了一趟波多尼克、去了一趟巴西。说波多尼克是一个国家，它有国家的体系，但法律上国土属于美国领土。除了领土是美国之外，跟美国关系就不是特别大，波多尼克有自己的法律、总统，有选举权。美国特别现实，只要有一块要你的天，就跟你谈天；要地就就谈地，其他不是我的无所谓。所以只要领土是我的，剩下的是否缴税、是否承认我的法律不关心。所以，美国的每个州是一个一个条件谈下来的，不像我们国家一搞就是基本原则统一推下去。我去波多尼克是了解这些事。
更重要的是有了一次环美旅行，38天走了15个州，这次选择一些平时不太走的地方。所以从纽约坐飞机到新奥尔良，从美国中南部往西走，基本是在美墨边境上。这次旅行是想完成三个主题考察，我每次旅行都喜欢找一个主题，事先会准备很多资料，带一些资料，这是学习的一种很好办法。当时从新奥尔良往西走，沿十号公路，从美墨边境一直到亚利桑那州，然后到大峡谷，最后到旧金山。在旧金山还车后坐飞机到西雅图，在西雅图租车在其周边转了一周；然后坐飞机到盐湖城，在盐湖城租车去黄石公园，往东走穿过美国中北部农业比较发达的州，然后到堪萨斯，最后在那边结束行程，飞回纽约。
旅行发现之美墨战争：商业先行再要权利。
这里面含了三个主题：一个是南部的美墨战争。这个战争受到伤害最大的是两个群体：一是原来的土著印第安群体，二是墨西哥。美国现在将近一半的领土都是墨西哥原来的领土。美国对他们不太漂亮的事也不太提，任何国家、民族都一样，所以我们非要求哪个民族一次又一次的就他们感到耻辱的事情道歉，最后是让人难堪的，虽然应该道歉。我看了美墨战争方面的遗迹、历史、人文等东西。后来我发现基本是这样一个套路：先是商业上的，一些商人过去在那里进行商业活动，移民先过去。到一定程度后，移民开始在当地要权力。接下来美国会扶持他们自己的力量，党、民主代表群体在那里提出要求这一块并入美国，于是在当地出现两种力量：一种坚持属于墨西哥，一种坚持要并入美国。两边不停地摩擦，摩擦到一定程度时，当地人民要求并入美国成为一种民意时，美国谈判或者出兵，以实现人民意愿为名义。这个套路很有意思。这是一条线。
谈旅行发现之摩门教：离婚率最低、犯罪率最低。
另外一条线是在中西部（犹他州那一带）。主要针对摩门教，这方面我比较感兴趣，虽然我做投资、管理，但我对基本不看投资和管理方面的书，就看散漫杂书，各种宗教书籍读得也挺多。对于摩门教我特别不熟悉，而且原来接触的是美国基督教，基督教在美国属于主流。所以谈起摩门教他们会不屑一顾。两件事让我对摩门教感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在摩门教集中的地方离婚率最低、犯罪率最低。所以那次在西北部旅游是针对摩门教发源，看教堂，并且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著作通读了，虽然没有读懂。为了加强效果，我安排了与摩门教的传教士对话，又怕自己不理解这个事，在中国请了一个藏传活佛跟摩门教传教士互相对话，我在那里听，试图了解。这个学习很有意思。实质上，一夫多妻制在摩门教早就不是摩门教的教义了，两百年前他们通过一个规则规否定了这一条款，只有极少数或者偏远的山区还在坚持，但非常少。我发现各个宗教解决的都是我自己怎么样、来世怎么样，或者去天堂或者去极乐世界，不会谈到自己的亲人怎样，变成一个来世是为我自己，不为亲人。摩门教让我很感动，只要是全家人一起修行，在来世或者N个来世里家人都在一起，只要一家在一起，未来还会在一起，我们是相爱的，在未来的N个轮回中还是相爱的。
第三，在美国中部偏东（堪萨斯一带）。那一带印度安人被驱逐有一个“哭泣之路”，欧洲人登上美洲大陆后，形成N个社区，在社区里大家联合起来挤压印度安人的生存空间，能谈就谈，谈不成就打。曾跟他们签署了一百多个互不侵犯的阶段性条约，但欧洲移民一百多次地违规，每次都有理由修改条约，不修改条约就开打。所以印第安人处境很困难，一直往西迁徙，其中有一条路是哭泣之路。我们沿着这条路看了很多遗迹、遗址。堪萨斯那一带有南北战争，南方蓄奴，北方领导人要解放黑奴，所以组织秘密组织，把南方奴隶偷出来运到北方，把他们送回去或者在北方就业。当然这些事情都面临生命风险。导致南北战争起因激化的也是在堪萨斯那一带，当时要通过一个法案，通过后大家不服，结果越搞越乱。在美国的旅游丰富了自己的很多知识，这一趟旅行比我在校园本身的收获还大。
谈美国处理边境问题：坚持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
主持人：您谈到美国处理边境问题，当年一个一个州谈下来，直奔自己最核心的利益，其它的不关心。对照中国处理边境问题，包括现在的钓鱼岛纠纷，跟朝鲜、俄罗斯、印度的关系，您觉得中国政府利益原则清晰吗？
王功权：你的问题比较敏感，美国政府是美国纳税人养着的，是美国民众选票选出来的，所以美国对美国民众本身的利益，包括民主、自由、人权保护得很好。但美国以外的事情是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且肯定是双重标准，因为世界其它国家没有纳税人养着他们，没有投票人决定他们的命运，所以对本国内坚持普世价值，国外坚持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其次顺便输出它的价值理念。当价值理念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优先。我们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跟周边关系时，更多不是国家利益问题，而是会更多地考虑声誉，即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具体利益一块常常表现得特别宽宏大度。过去北方农村就是这样：孩子跟孩子打架，哪怕自己孩子是对的，上来就打自己的孩子，回头跟邻居道歉，跟邻居之间的关系表现得特别大度、特别懂道理，对自己家人、孩子太苛刻。我们国家对于国民利益的保护有时不那么重视，对国家利益有时也没那么重视，相反意识形态上的地位或者其它方面考虑多一些，在国际上给一个通情达理的印象。但解决国际问题要的是有效的方法。所以美国的东西有时更实用，我们却显得弱，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谈个人情感：希望网友更多关注中国的前途而不是我。
主持人：您说到旅行所见的第二个发现关于摩门教。我想有个问题我不问，大家也会问。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珍惜家庭生活的人，您说摩门教有来生的安排以及N世中一家人都可以在一起。我们发了您的活动预告后，大家对2011年的事情仍然比较关注，过了两年，您现在怎么看这件事？
王功权：你还算是好朋友，关键时刻把我扔进火坑里连眼睛都不眨（现场笑）。现在我跟我的太太、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生活很好，可以继续走下去。另外有过这样的风雨，自己会多一点小心和谨慎。2011年的事件我很少谈，借这样的机会表示道歉与遗憾：在我人生道路上婚姻和家庭问题做得不是很好，尽管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轻浮、放荡的人，而且了解我的人也不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对来说希望做好，但往往没有做好。我讲过这方面是我的一个软肋。请大家允许我一个50多岁的人面对这样的尴尬问题不多讲。另外这样的问题搞起来，八卦就没头了，我们国家需要稳定（现场笑）。
至于那时我有没有故意炒作？我没有故意炒作，也不需要炒作，后来大家也注意我没有炒作目的。突发事件是我自己没有很好的应对，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环境问题不重视、政府问题不重视、农民工问题不重视，我这个事情在某一个阶段变成全民共同关注的事情，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我完全崩溃了。挺感谢全国朋友们对我的关注（现场笑）。以后希望大家更关注我们国家的前途。
谈未来打算：不知道做什么，但清楚不做什么。
主持人：这可能是中国独特的媒体氛围，尤其是新媒体，对一个公众人物、名人的隐私穷追猛打，但对于官员贪腐事件经常是不了了之，我想在座朋友心里清楚是为什么。我再问您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在你的微博曾说很讨厌，但我还是要问：您现在的身份是退役企业家，那未来的打算是什么？
王功权：我回来大家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准备干什么？”很多青年希望我帮他们设计创业、指导人生。我说我在十字路口上，而且整个国家、人类都在十字路口上，除了上帝。接下来我做什么不知道，但不做什么我是知道的：第一，不做私募股权基金，创投基金。已经宣布退出这个领域就会像样的退出，并且承担着个人的巨大经济代价，私募股权基金退出的条件是要放弃75%。很多人邀请我出山、一起合伙，我拒绝了，因为做了那么久不认为在这个行业还可以做出更多的成绩。而那么久之所以做出那么多成绩是因为赶上互联网新兴和工业化崛起，那时中国经济情况也比较好。另外原来退出以境外退出为主，我做的一般是在境外上市。国内退出要走权力审批渠道，而我一直坚持不与权力合谋，所以有些事相对比较难办，所以我的选择是不做。在这个领域里，如果大家有一些这方面的讨论和经验，或者有人咨询，我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所以有些学校让我讲投资操作层面的问题、基金运作的激励我都会去。
第二，不开心的事不想做，违心的事不做。是否经商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有那样的环境，让一个不跟权力合谋的人能够在中国顺利经商，如果有这样的领域和项目我会做，如果涉及到很多其它方面的潜规则的东西我就不想玩了。我现在的时间是分成三份。
1/3的时间和商业朋友一起研究事情、探讨意见，帮助基金，创业咨询，哪里有项目让我看。当然我会先说不投资、不介入，他们也不用给我支付什么费用，免费咨询；
1/3时间参与推动、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这在中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也在寻求模式上的突破和转型，在探讨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民间需求相对比较高，我认为在民间要形成更高的压力，使政府在压力下的工作脚步更快更加有效。
剩下的1/3留给自己，比如打打坐、念念经、见见朋友，读书，回老家等。相对来说，把自己安排得比较轻松一点。至于我还要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想随缘吧。
谈互联网行业：崛起得快、老化得也快，再出奇迹概率小。
主持人：今天的讲座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所以，还想问一个和互联网相关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您是互联网投资的先驱，现在的互联网和十多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比如说，这次两会，互联网大佬们成为代表和政协委员多了，您怎么看待这个变化？您对中国互联网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评价？
王功权：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意义比大家想象重得多，这是信息传递非常好的一种新技术。现在互联网在全民中的应用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变化，甚至未来社会转型、社会运动的形势都会有很大变化。至于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我把互联网行业理解成迅速崛起、迅速老化的行业，进入到不是创新但已是传统性的行业里，判断一个行业是否传统往往有几点：第一，这个领域是否已经进入到资本密集型，我认为互联网已经进入到资本密集型；第二，这个行业已经大量地解决了社会就业；第三，这个行业在龙头企业周边形成了配套的大量的中小企业产业群；第四，其它产业跟这个产业之间的关联已经变成主动需求，而不是犹疑心态。互联网在这几点里都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认为互联网行业崛起得快、老化得也快。在这个行业中，再出现很多奇迹我认为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我建议更多朋友在面对这个行业时当成传统产业做：控制成本，一点点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能长大就长大，长不大就按照传统的厂和店对待。如果大量烧钱，拿到很多用户，希望回过头来成为李彦宏的事，不太容易发生。当然奇迹总有，但我认为概率比较小。这次两会有互联网的人参与其中，这个行业崛起比较快，而且互联网产业往往涉及到国家喉舌、媒体言论情，所以政府也希望给他们更多的关怀，使他们能够跟党走在一起，不管他们曾经怎么追求自己的独立思想，但最后还是在大会上庄严地举起了自己的手。
主持人：谢谢！互联网的“放养时代”已经结束，是福是祸不太清楚。今天的提问全部即兴而来，涉及各方面的话题，剩下时间由网友提问。
“三农问题：把土地还给农民。”
网友1：王老师您好！我是在读大学生，近期城镇化问题比较多，我问一个农业的相关问题。目前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城市中小资本进入到农业领域，您觉得大型资本进入好？还是城市中小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比较好？美国很多资本投入到农业补贴上，如果中国政府要发展农业，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谢谢！
王功权：你问了一个大问题，好像我是国务院总理一样（现场笑）。城镇化问题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新战略性问题，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我很担心。我认为在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农村金融不完善的情况下，农村整个人才机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这个城镇化会带来一次新混乱，包括规划上的混乱与不专业，包括重复建设，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对农民利益进行新一轮的剥夺。如果在法治等其它方面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在全面遍地开花地搞城镇化，在全国各地会是一种新灾难，这是我的看法。我不否认城镇化的方向，但我担心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我怀疑提出这样的战略，无可厚非地对这个领域进行一次新掠夺，所以我很担心。相对来说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城管素质比较高一点，若到县一级以下，规划的科学专业化程度以及大量的土地拆迁带来的问题我很担心。所以我认为城镇化应该提出，但很多方面没有准备好。不过事情总要往前走。
三农问题是老问题，不是三句两句能讲的，既然让我探讨，我认为：第一，把土地给农村，治国有一个常识——谁的东西给谁。中国几千年再笨的皇帝都没有农民的土地给剥夺，把土地给农民，是一个不需要国家花钱就可以极大地解决农村的活力问题。第二，应该建立金融体系，包括农村土地银行，建立土地平等基金，避免1949年以前土地不合理的聚集带来绝对赤贫的问题，所以这里要土地平等基金、农村金融。第三，让人才到农村去，使农村有强大的人才力量，否则没有人才支撑的广泛建设会像当年全国倡导乡镇企业一样：形成新一轮的严重社会问题。
公民社会： 政府越强大，社会反而越脆弱。
网友2：王先生您好！您在美国游学，就您的研究和您的所见所闻以及您在摩门教和墨西哥边境地区的考察，您对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宗教以及族裔的问题有什么最新的思考或者研究成果？谢谢！
王功权：从学术角度讲，公民社会不涉及政治，是社会自我管理的一种方式。在美国，公民社会自我管理很强大，确切地讲，美国政府财政预算没钱，可以关门几个月社会不乱，是因为美国除了法治健全外，公民社会这一块特别成熟，70%的管理是通过社会各种NGO组织自我管理。比如那次飓风，民间组织都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发出预警，那几天我接到不下20个通知。美国社会这方面比较强。中国政府最近提出开放社会，我觉得其实这方面很薄弱。前几天跟冯仑讨论这件事，他说想把精力放在行业协会和公益组织。这块需要发展是需要政府支持的。
目前由于中国面对着无孔不入的政治和转型等方面问题，所以目前公民社会带有很大的政治性使命和普世价值推广、公民文化传播、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捍卫。中国公民社会的概念跟国际公民社会的概念不太一样，我们有政治化现象。这是中国今天的现实。我觉得这一块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国家只要社会没能成长起来，不管我们政府多英明、多强大，我们的社会仍然是非常脆弱的。确切地讲，我们的政府越强大，社会反而越脆弱。政府往往认为：政府强大，运用好权力，社会就好。其实这很难。原来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这个“社会”是指大量的NGO组织，而不是小政府、大的百姓群体。这么多年来，我们这块一直没能很好发展起来。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国际上、学术角度上讲纯粹的NGO公民社会，还是今天带着新文化传播和政治使命的公民社会建设，对中国今天来说都非常重要，我对这些事情的重视高出了对国家上层人士和政府体制变化的关注，因为我觉得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社会本身能够成长起来、能够自我管理起来，同时公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权利，同时尊重别人的权利，大家知道边界和规则，包括跟专制力量的不合作。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问题，才就可能真正解决从千年政治轮回中走出来的问题。
主持人：讲到一个核心是往下看，而且是公民个体的成长。中国的强大是个体的强大，个体的强大是前提。
公益机构：抱着虔诚的态度去学习。
网友3：我是NPO（非营利组织）专业的，博士一年级，我特别想听您的建议，谢谢！
王功权：改革开放30年来走经济发展的道路，当时怎么走都不懂，只能够“实践检验真理”，如果说现实中大量鼓励有志青年到一线，亲力亲为发展经济是我们的使命和时尚的话，那现在这样的工作阶段性地完成了，目前为止，经商不用谁来动员，相反需要注意带来的其它问题。以后30年，中国一定是社会文化、法治、道德、体制包括普世价值怎么跟世界融合的事情会提到日程上，包括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如果自己的职业设计想跟社会大潮结合起来，你的选择非常对，将来需要这方面的大量人员，包括NGO人员、新型政治文化人员，包括转型后的各种人才。如果要给你几句话的话：第一，守住自己的心，不要老想挣钱；第二，不要因为大家都去走那条路，你就去走，要坚守自己的东西，这方面特别人才，需要到什么样的程度？从理论到实践运作上严重匮乏的程度，有点像当年中国经济改革开始时全国缺少经济性人才一样，我们今天要开放社会时，全国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未来30年不是经商成为英雄的时代（经商很重要），一定是另一方面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民族的贡献更大。
网友4：我从事公益社会组织、慈善工作2年，我对您后面所说的价值多元非常赞赏，但对您的另外一些提法不太赞成，您很大部分参照西方社会的发展，包括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这在中国能否做起来我比较怀疑？
主持人：公民社会、民间组织的建设是西方一套，在中国会不会不太适应？
王功权：我特别理解我们这种民族感情，希望中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也希望这样。但不能忽视近百年来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共同探讨的经验和成果。近百年来进行了两种尝试：一种是咱们定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是社会主义尝试。在这两种尝试中，谁成功了？谁失败了？除了中国是成还是败很难讲，中国以外的国家另外一条道路基本失败了。相对来说，近百年来走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好还是西方民主的道路也好，至少有那么多发达国家成功案例放在那里。对于人类共同探讨的经验，应该抱着虔诚的心去学，学不了就根据自己的国情改。而不是上来就是我不学，就找自己的路，把全世界人类文明探索的经验丢到旁边。我特别希望我们民族能够伟大到能够找出自己的道路来，但我不知道找出这样的道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第一。
第二，您说回到原来的乡绅社会，谈到公民社会在中国农村是否有基础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而理解公民本身并不难。其实对公民社会的理解，素质最低的就是官员阶层，而不是农村！（掌声）
主持人：我回应一两句，有路可循时不要摸石头，这是第一。第二，关于传统是否有力量支撑现在的转型，我建议您看看袁伟时老师的文章，还有对于秋风老师的批评，燕山大讲堂之前也有这样的讨论，建议你看看！
“如何定义成功：我不觉得自己成功，反而觉得我的道路走得很散乱。”
网友5：我是来自《新商务周刊》的记者，我看我您对自己的评价是半商人和半个文人。那您如何将商人的理性和文人的浪漫怎么融合的？另外，您如何定义成功？
王功权：我认为我并不太成功。如果从赚钱角度来讲，我管的钱很多，个人挣的钱不多，万通几个伙伴钱比我多得多；如果从当官角度，我现在也没有当上什么官。今天我彻底混成了无业，现在连名片都不知道怎么印。我真的不觉得自己特别成功，相反觉得自己人生道路步伐走得很散乱，四次失业，下一步干什么完全不知道，我离过婚，蹲过监狱（政治问题），个人生活问题没有处理好，全国人民把我一顿骂。我自己的脚步挺散乱的，你要说人生经历比较丰富我敢和大家比比，但我不觉得我是成功的，甚至有时我质疑自己人生路是否走得好。
第一个问题，我特别不希望结合，希望自己彻底洒脱、浪漫一点，要么特别理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处于这的位置，处在挣扎的状态。同行里，我做投资时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蛮理性，理性得让人觉得咄咄逼人，实际我自己内心深处人文东西比较多，我没敢说自己是一个文人，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像样的作品，而且自己这方面的造诣也不是特别高，但我自己感觉到内心深处对人文的热爱和渴望，有时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心很软，所以才经常会有“歌风饮月、感时溅泪”的性格，我不希望自己是这样的。希望自己很坚强，但有时内心深处非常脆弱。您问我怎么结合的，我真的不知道，你要问我是怎么挣扎的可能还能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这是一个宿命。
互联网创业：很难再有大成功者，创业者要把预期降下，当成传统产业去做。
网友6：我们知道鼎晖投资成功投资了360，众所周知360和腾讯的关系不好，请您以投资人的角度看一下腾讯和360的关系。第二，对移动互联网创业有什么看法？对移动互联网创业者有什么建议？谢谢！
王功权：第一个问题我我不能直接回答你，马化腾和周鸿祎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打仗最激烈时，我到香港劝说，我不好讲，得罪谁都不好。另外，商界是非不好说，我现在对他们的业务也不是特别熟悉。我作为360的曾经投资者，当然希望它发展好一些。但原来我在IDG（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时，IDG投资了腾讯。我希望他们好，这个问题我就回避了。
第二个问题，移动互联网肯定是一个趋势，已经被事实证明了，在互联网PC端走过的所有事，可能在移动互联网以客户端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重演一遍。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在原来互联网社区和手机移动互联网社区性质完全不同。这个事情周鸿祎跟我谈时，他很挣扎，感到最头疼的是缺少人才，如果把原来互联网的人才平移过来会陷入原来的经验主义。
至于在这块创业的建议，我觉得在这些领域能够走出像马云、李彦宏、马化腾他们那样大成功的企业机会已经不多了，我希望创业者把自己的心放下来，当成传统企业去做，一年有一点赚就挺好，慢慢长大，理解成一个饭店、工厂、一个贸易公司，把心降到这儿。至于过程中由于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带来的优势可以享受。最近几年已经有很多项目陷入困难的状态，比如开心网、原来的博客。所以我认为这个行业已经进入到没有技术门槛，很难有特别好的创新，基本上是笨功夫慢活儿，看谁管理得好，谁控制成本控制得好。烧大钱、抢客户流量，这种路个别可以走，但我认为不是多数人选择的道路。所以我更多地建议大家积极投身到这个领域的创业中，但一定要把预期降下，当成传统产业去做，控制成本，领一个小团队，自己先赚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求特点发展，否则很可能功亏一篑，把自己所有精力砸进去不一定没成功。可能年纪大了有点保守，我不认为是完全对的，仅供参考。
主持人：作为腾讯员工不代表腾讯，3Q大战对腾讯是一件好事。最后一个问题。
中国未来转型：只要是说真话，我们国家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网友7：您好！对于中国未来转型您最担心什么？瓶颈在哪里？怎样才能突破这个瓶颈？我们能做什么？
王功权：我最担心的是政府官员或者中国共产党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用传统的思维和观点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转型会是一个和平的转型，但它太紧张了，用传统思维、传统角度看这个问题。瓶颈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要不停地发声、说真话，希望它转过身来做得更好。我们国家很多东西建立在不说真话的基础上，只要是说真话，我们国家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主持人：谢谢！谢谢王老师！王老师经常给自己的介绍如那位记者所说的“半个文人半个商人”。在我心目中，王老师是一个不能被这个时代命名的人。谢谢王老师这样一堂诚恳的分享，谢谢各位的到来，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