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建设进程的开展，一片又一片的新建筑正在拔地而起，而在这种种政绩工程进行的同时，一片又一片的文化遗迹正在这块土地上消失。远的不说，就拿北京这个荟萃了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精华的“首善之区”来说，近年内，我们就已经目睹了赵紫宸故居、粤东新馆、曹雪芹故居遗址等等一系列宝贵的古建筑的消失，从华新民的文章中，我们又知道了孟端胡同45号院果郡王的府第的毁灭，以及象香饵胡同、土儿胡同和明亮胡同这样的成片街区的毁灭。这些被毁灭的建筑绝非“危改”对象。象赵紫宸故居，在被拆毁之前曾经有一大批社会各界人士为其呼吁，包括吴良镛、张开济、罗哲文、单士元、郑孝燮、谢辰生等一批著名建筑学家、文物专家多次上书、呼吁，提出解决北京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这一矛盾的思路，要求尽可能多地保留北京城的历史风貌、文化遗迹。这个抢救和抗争的努力进行了两年多，最后以失败告终。孟端胡同45号院和香饵胡同等处，也是在有专家和有关方面人士（包括国家文物局长）的明确态度的情况下被悍然拆毁的。在有了《文物法》，有了对历史文化遗迹的真正价值的认识的今天，这种事为什么还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呢？看来这不是对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这一矛盾怎么认识的问题。其实质一场较量，一场保护文化和追求利益的较量。很不幸，在这一场较量中，“利益”总是胜利者。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共和国早期的历史是大不一样的。
中共建政之初，曾经表现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极大尊重和爱护。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准备攻城的时候，曾经派人密访梁思成，请他在军用地图上标出重要文物古迹和古建筑的方位，划出禁止炮击区域，以使之避开炮火。并且表示，宁可付出流血牺牲代价，也要尽最大可能保全古建筑一砖一瓦。这种尊重文化的态度为解放军赢得了仁义之师的形象，也为共产党赢得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认同与支持。然而，这些在战争年代宁可流血也要保全的古建筑和文物古迹，在其后的和平年代里出于不同时期“根本任务”的需要，却不断地历经劫难：先是被堂而皇之地以革命的名义，组织、动员民众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破坏——为的是铲除“旧思想、旧文化”；接着更被以城市建设和改造的名义调动推土机、铲车和民工来进行彻底摧毁，为的是成全官员的“政绩”和开发商的利益。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对文物最大的摧残和破坏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目前正在持续进行之中的对文物的破坏尤甚于文革的破四旧。关键区别，就在于这一次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文革的破四旧是由于意识形态狂热，这种狂热并不能持久——那五分钟热度过去了，伟大领袖有了新的战略部署了，打砸的事也就没人做了，尚未罹难的文物因而得以幸存。但是这一次却不一样，眼下的以城市改造之名所进行的文物破坏却是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进行的，所以它敢违规、敢违法，敢叫嚣、敢行动，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种利益趋动之下对文物和文化的破坏，更为强大而持久、更为全面和彻底。
这一系列行为如果从思想上追究它的根源的话，那么我想有几个问题应该反省：首先， 我们这个意识形态从来不尊重传统，不珍惜自己的历史文化。我们已经习惯了开口闭口“五千年悠久文化”，但实际上我们近一个世纪所作的事却是在破坏这五千年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造就的国民心性。我们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有计划有步骤地从物质遗存、文化经典、思想意识乃至国民的行为方式上致力于与所谓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彻底的决裂，要把它们彻底铲除，以建设一个臆想中的理想天国。这个进程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对民族文化生态的破坏，对民族心态所造成的蜕变，恐怕再过多少年也无法得到弥补和挽救。
其次，由于近代以来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人丧失了对任何事物的敬畏感。在科技落后的中国，科学的兴起是件好事。但是在科技之外，构成一个民族品性的还有道德、信仰，乃至宗教、文化。可惜的是，近代以来，在中国普及了的，却不是张扬理性的科学文明，而是工具主义的科技至上。在这样一种等而下之“科学主义”思路中，我们习惯地把“科学－技术－经济－利益”看成是唯一相关并且唯一重要的事，而对所有与现实利益不太相关的一切毫无珍惜和敬重之情。而经常，正是对许多与利益无关、甚至是不可知的事物的尊重和敬畏感，成了某种文化传统或者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存在的依靠。甚至在文革的破四旧中，某种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尊重和敬畏也还部分地阻止了人们对文化遗迹、古墓葬等等的破坏。而现在，在科学和技术更为发达的信息时代，在经济利益的索求更为迫切的情况下，所有这些恐惧和敬畏已经荡然无存。如今的中国人真正的成了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无所畏惧”地追求的是什么？是经济利益。
还有，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一直沉溺于一种焦躁急切的心态中，急欲改变民族的生存状态，并为此不断地给自己规定了阶段性的“根本任务”。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有着严重的问题。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这种心态表现为“先富起来再说”这个著名的口号所表达的那种利益诉求。在许多人看来，只要经济上富起来了，一切事都能解决。在他们心目中根本没有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对一个民族的安身立命是何等重要这样一种意识，根本没有对于对自己的民族历史和传统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如果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普遍的以经济利益为首要诉求，那么其中的某些拥有权势的个人以私利为诉求也就是非常的正常的事了。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之下，人们很自然的一个设想和推论就是，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利益——包括社会，但实际上主要是个人——任何文化传统及其所相关的事都是可以弃之不顾的。因此，在房地产开发的巨大商机面前，几座风雨飘摇的古建筑算得了什么！什么文化传统、文化传承的虚话，在“政绩”和商业利润面前都得让路。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有限的一生中，先把官做大、把钱捞足再说。至于古建筑，如果实在需要，或者毁掉它引起的非议和民愤太大，那么以后再重新修它一个，不就行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面在无所顾忌地拆毁真正有价值的古建筑的同时，一面又在耗巨资建假古迹的荒唐情况，看到了从京城到各地的重修城墙，重修某些号称古迹的亭台楼阁、或者重修某个名人故居的闹剧。眼下神州大地上这种新修起来的假古迹不是随处可见吗？实际上，这新修起来的，且不说它的文化品味吧，至少他们当中并不包含任何历史信息。这些崭新漂亮的所谓“古迹”，对于保存民族传统文化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服务于旅游，服务于经济，并为某些人提供那一拆一建中的利润空间。说到底，还是服务于经济利益。
因此，我们现在在如此强大的利益诉求面前，在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物古迹方面只能无所作为，只能痛心疾首！二战中，当罗曼·罗兰听到德军炸毁了一座古老的教堂时，曾经悲愤地呼喊，“要杀人你就杀吧，可是请你吧教堂给我留下，那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啊！”每一次，在看到文物被毁的消息报道的时候，痛心疾首之中我都想到了这句话。我也想说：“要赚钱你就赚吧，可是请你把古建筑给我留下！”但是我终于没有呼喊，因为我知道说了也不会有丝毫作用。我不知道，当这个所谓“城市改造”的进程结束之后，到底这块土地上还能留下多少包含着它的悠久传统和文化信息的真正的遗迹？我不知道，当后人来回想我们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对当代人进行什么样的谴责？但是我知道，确切无疑地知道，对一个民族和她的历史的真实理解，与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和人生记忆息息相关的真正的深情，对自己的故土怀念，甚至于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都在随着这一座座老房子的倒下而丧失，以至于荡然无存。我想，作为一个对民族的历史和未来有责任感的政府，对此是有责任和义务采取行动的。（世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