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的图书市场上，访谈类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不过，只从思想内容方面看，访谈类图书有其特点。从一个相当表面的角度看，一般的著作，大致属于独白性的，而访谈类则为对话。在一个流行“对话”的年代，有较多的访谈类图书出版，再自然不过。
传统意义上的著作，是作者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多用书面语言。而访谈则不然，主要是口语。这一形式上的不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接受方式，其所带来的不同效果，值得仔细揣摩。不过，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访谈类图书中所读到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自然。对话者所讨论的问题，有许多预制的成分；在访谈完成之后，又有许多编辑、修改，因此很难说得上是原汁原味。但即使是这样，读者仍然爱读。
访谈得有个主题、设计，具体对话才能得以展开。前段时间读《自由的思想》，注意到访谈者的总体思路，以“自由的问题意识”为关切。河西访谈的对象，均为海外学人；而整本书的设计，是想通过海外学人的眼光，为海内读者提供一种“镜鉴”。这当然不错。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到有关知识人的一些问题，正好可与书中对话相参照，在这里稍作发挥。
访谈者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着意强调海内外之不同，实质上想提醒读者的，是自由思想与环境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自由思想的主体看作知识人的话，这里所谈的问题，即知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知识人”一词，是在相当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的，并无严格界定。不过，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学院型和媒体型。
“海内”的学院知识人，首先要面对的，是极为强势的学术体制。在这一学术体制的“压榨”下，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学术和思想，而是如何谋生。这种生存意义上的压力，最终导致知识创造力的不足，正如原新墨西哥大学终身教授Terran Lane在《我为什么离开学术界》一文中所分析的：“经济压力也已经转变成了知识压力。当人们觉得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保守和喜欢规避风险——我们会选择做有把握的事，而不是冒险的事。但问题是创造力总是伴随着冒险。创造的目的是发现新的东西——超越最高水平和发明或发现这个世界还没有的东西。既想探索未知的世界，又想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所谈情况，针对的是海外的情况。但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海外海内，道理是相通的。
而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情况或许更为糟糕。许倬云对此评论说：“……国内的高校制度最坏的一块就是科系的分野太清楚，楚河汉界不能跨越，于是很多有趣的事情就不能办到。真正新鲜的研究都在两个科系中间的无人地带。两边都没人出来自然就成了无人地带。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以有知打进未知。人们老是围着有知打转，你们怎么了解未知呢？”究其实，这种知识上的画地为牢，正是强势权力恶性运作的结果。知识人没条件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里自由研究，而只能在权力划定的课题范围内“伺机而动”；其所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自由学术的萎缩和垃圾学术的“繁荣”。没有自由的学术探索，则所谓的学术“领域”，不过就是自家利益的“自留地”，岂能容他人“插足”。
从这个意义上，多数学院知识人，不过就是一民工。当然，其中有部分“混”得比较好，成功“晋升”为“包工头”。但他们的可悲之处在于，无视自己的真实处境，而奋力迎合现实。孙中伟说：“知识分子的无权感和漂泊感，则主要来自于政治体制的疏离。当下的政治体制几乎容不下独立思考和践行理念的空间，迫使知识分子卷入学术与课题的自娱自乐，对公共事务和底层民众漠不关心。尽管他们拥有话语权，却是扭曲的、局部的、被权力或金钱收买的话语权。为了生存，他们试图努力迎合现存体制，但会发现，自身也是一个‘农民工’，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弱小的个体无处遁形，更举步维艰。许多知识分子缺乏‘社会学想象力’，无视农民工身份的象征意义，拒绝与农民工站在一起，以他者的眼光自以为是地高傲地打量着这个悲惨的世界，这真是相当的可悲。”
而在与社会-政治的互动方面，媒体型知识人是主角。总体而言，这方面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满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在一个言论不开放，但又矛盾、冲突不断的国家或地区，社会舆论极易民粹化。当此之时，一些本不具备相关素养，但又敏感于时势风潮的人，就会以投机的心态介入其中，从中牟取名声和利益。赵鼎新对此有清楚的分析：“一旦大众有着把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强烈不满观点的人士看作是‘英雄’的倾向，随着‘英雄’形象而产生的种种利益就会刺激有些人带着寻租的心态去装扮‘英雄’。社会道德就在围绕着反体制而产生的种种‘高尚’话语下不断下降。”当“反对者”的“崇高”话语成为牟利的手段时，其所作所为，不过就是伪善。伪善的胜利是对善的最大伤害，至少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是如此。
投机者的胜利，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上，均所在多有。许倬云在访谈中所批评的李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倬云说：“姚从吾在西南联大时期就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成员，姚从吾和李敖很接近，李敖是被姚从吾捧红的。当时自由主义者反对专制政权的时候，李敖不是站在自由主义这边的，李敖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打击台大的老教授，要把这些老教授赶走。后面他的自由主义也不是真的自由主义，他是谩骂，哗众取宠，在别人不敢说话的时候他说话。他也冒过险，押过宝，但是他成功了。他坐过牢，但是他出来后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当研究员，那是一个国民党的情报单位。”以李敖为参照，再来看看中国当下的言论市场，对其中的某些人物，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观感。
在前几年，“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不错的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公知”竟成为骂人的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一个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权力对舆论市场或隐或显的操控。权势者喜欢欢乐的颂歌，而不喜乌鸦的嘶鸣。对那些制造“噪音”的知识人，权力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损害其声誉，阻止其发声。
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国当下的媒体环境，对公共知识人的发育、成长，其实是相当不利的。赵鼎新从媒体“过度消费”的角度，对此有清楚的分析：“中国很多新公共知识分子都垮台了，不能怪他们，显然是被中国媒体过度消费了，他们早期发表的言论都被提出来，但每个知识分子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有些不知道的让他说，到最后肯定是胡说八道。”而与此相对照，“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区域型’，中国是全能型，所以上来一个垮台一个，有时自我感觉太良好，以为一呼百应，但他们不懂意识形态的权力，你今天说完，明天别人就忘了。”
自由思想的缺失，造成思想上的贫困。而没有思想的文化，不可能有很强的生命力。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让-米歇尔·付东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很大程度上依靠历史、地域和美学背景。”在我看来，这一判断，相当到位。“依靠历史、地域和美学背景”，其实质不过是以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为卖点，但这恰恰是弱势文化的惯用招数。因为没能力与强大的对手在同一个层面上一争高下，只能诉诸特殊性；莫言作品获诺奖，可从这一角度出发获得理解。
思想上的贫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虚化历史的过度迷恋，一是对现实生活的游戏态度。大众文化中的“国学热”，不过是消费主义之一种；所谓的文化怀旧，也不过是消费。当然这种怀旧本身，在权力的主导之下且一定在权力所限定的框架之内。国学是这样，其他的历史名人，何尝不是如此。比如鲁迅，研究者将其存进银行吃利息；不少思想议题，似乎不借助于鲁迅的名头，好像都无以展开。拉大旗做虎皮，只能反衬自身的贫弱。许倬云评论说：“现在台湾没人评论鲁迅，是你们这边把鲁迅放大了。他的笔很犀利是没错的，但当时批判旧时代的不止他一个人。”
对现实生活的游戏态度，是当下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态度。相当“后现代主义”。戴维·洛奇说：“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就是‘好玩’或者用一个文学术语来说就是：‘游戏’。我们喜欢戏仿和拼贴，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是幽默以及超小说（即以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来对待读者）。”如果说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更多属于一种亚文化存在的话，而在我们这里，“后现代主义”几乎就是犬儒的代名词。在一个封闭社会中，游戏生活之轻，一定以丧失真实生活之重为代价。
回到本文议题，知识人之自由思想何以可能？简而论之，可从两方面来说：在否定的意义上，知识人要有足够的敏感，来警惕权力的诱惑；这里的权力，即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权力，亦包括诸种隐性的话语权力。而在肯定的意义上，培育一种自由的心性，是自由思想的基本前提。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赞赏余英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我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以求知为要务，正是知识人之本分。
（河西：《自由的思想：海外学人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二○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