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2日上午，经邓力群女儿罗小韵安排，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员孙方明拜访93岁高龄的邓力群，请老人回忆当年支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有关情况。采访时，由阳光传媒作了录像，翟志琳、李享录音。采访时，罗小韵及邓力群处的服务人员在座。本文根据录音由翟志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孙方明：中国改革开放搞了30年，最早是从农村开始改革。改革之初当时有一个组叫农村发展研究组，是在您的支持下搞起来的。
邓力群：对。
孙方明：最早是一帮年轻人一起搞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的研究，您做了很多方面的支持。这个组是在您的支持下开始对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搞了很多研究。想请邓老对当时怎么支持这个组，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邓力群：我记得的事情是这样，怎么样开始筹建这个组，这就要说到邓英淘那个时候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原来的地点在山西，后来他就到了河南。当时是驻马店有个农业劳模叫崔庆美，他办了一个半耕半读的学校，叫“程庄农业劳动大学”，吸收了一些当地的青年，也吸收了一些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青年。
我记得这个学校和办校人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和鼓励。这么一个点就成了当时在好几个地方下乡青年关注的地方，来来往往到那里采访，到那里参加劳动，参加活动。英淘也就是这样从山西去了这个地方。英淘认识陈一谘，是在山西，大约是在1971年。这个人是北大毕业的，多次到农村做调查，多次在农村交朋友，这样就和英淘认识了。在这个同时我记得还有一个刘大明。这个时间大概是1974年至1977年那个期间。1973年，我刚刚解除了隔离， 经过英淘介绍， 陈一谘到石家庄红旗干校看望我， 主要是听他谈农村的情况。
我记得一些细节，1976年周总理去世，天安门广大的青年包括各个方面的干部，都在天安门广场用各种形式悼念总理。送花圈，送花篮，用纸质的绢花挽了道墙，都完全变白了。在这个时候，英淘回到北京，参加了吊唁，也写了几首吊唁的诗词，经常到那里去。
罗小韵那时候比英淘回来的早，当时的政策是一家有两个以上下乡知识青年的可以先回来一个，小韵是先回来的一个，回来在袜子厂当女工。因为我有一个莱卡的照相机，我喜欢照相，大概可能有点遗传的关系，她看到了这部照相机，也拿了这部照相机学着照相。其中有一张照片还得到了奖励，就是天安门悼念活动中间，有个青年演说怀念周总理，她把这个场景照下来了，然后就印发了给一部分她所熟悉的朋友。后来不知道在什么范围之内就流传，并且被提名授奖。
英淘回来北京，回家休息，刚才说了在悼念周总理的同时我就让他读书，读了《资本论》三卷，读了《剩余价值学说史》三卷。有一两个月在家里他多次谈起陈一谘，这个人在农村做调查的时间很长，在农村里面结交的朋友不少，这样就因此引起了我想再见见这个人。1974年我回到北京之后，他多次到家中看望我。因为我一直对农村的事情很关注。是和他商量的还是我提出来的，我说让他回到北京，在社科院农经所里面作为一个点，通过交往一个一个地把在农村接受教育的人，愿意以后还为农村工作的人，一个一个地吸收起来。
经过我和胡耀邦商量，胡耀邦那个时候是中组部的部长。我说农村有陈一谘这样一个人在农村进行活动，对农村的情况比较了解，也交了一批朋友，我想把他调回北京来，他本人也愿意回来，这样胡耀邦就同意了。陈一谘就回来了。就安排在农经所。就慢慢地把他认识的人一个一个地吸收，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979年了。
1977年年底邓小平已经恢复工作了。1977年5月我和王震到他那里见了他。邓小平说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我，转述华国锋的意见，希望他能重新回来工作，管军事，管外交，邓小平当时就和他们说他还想管教育，管科技。我和王震去的时候是5月份，汪东兴他们是3月份，从那里就了解到了邓已经很快就能出来工作了。
出来工作以后那是1977年的秋天，他组织了一个会，听高教部的汇报，当时高校还停止招生，学生也都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了。与这个同时，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大学里面开始接受工农兵进大学，当大学生。
那时候清华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已经办了几期了。但考试入校已经废止多年了。到了1977年的冬天，可能是11月吧，邓主持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高教部的人汇报情况，就提起说要恢复高考，每年暑假照以往的经验办法，每年恢复大学的入学高考。吸收中学生或相当够水平的学生参加考试，合格的就录取，还照以往的办法一年一年地把高等教育恢复起来，继续办下去。
他们说1978年夏天才要开始，我当时就插了一句话，我说下乡的青年很多，有的文化水平也比较高，是不是不要等明年夏天，今年秋天就开始考一次，邓小平马上接受了。这样就和以往不一样，第一次冬季招收下乡青年参加考试。
那时候英淘到京悼念周总理，读书也都读完了，就回到农村了，恰好在他们那个地区有（考试）分场。这次招考学生不是都到北京来，是分别到各个地方，反正河南南部有一个考场，邓英淘就参加了考试，考中了北大。这样就第一批北大来讲有了一批冬季入学的下乡青年大学生。
英淘当年是26岁，比他岁数大的还有30多岁的。他在几所高校里结识了一些从农村回来的青年，其中有些人也还有这样的志愿，说在大学读了以后还想继续为农村、农民服务。其中有一个人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北大的青年教师，叫何维凌，与陈一谘认识，也愿意研究农村问题。同时慢慢吸收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好像到了1979、1980年，已经有十几个人了，就成立了一个农村发展调查工作小组，陈一谘当组长。邓英淘和何维凌也是成员之一，不同的是他们还是必须上学，有关的活动他们参加，多数时间还是上学。后来人就一个一个的多了。杜鹰是从云南下乡青年回来参加的一个，还有一个王小强参加了，还有一个晓燕，那是在《工人日报》当记者的一个女孩子，她父亲是高教部的干部，也参加到这个组的活动。在这以前英淘在农村就认识了吴晓燕，吴晓燕也还认识一些人，就介绍一些人到这个组里面来。
这个组人越来越多，照管这个组的找了一个王耕今的老同志，一直搞农村工作，对农村情况熟悉，对农村工作有经验，当时是农经所的副所长。好像当时是给了他一个责任就让他管理这个组。这个人的作风也很好，和其他人的关系也很好。这样有了这个组以后，就不断到一些地方，其中也到当时全国很有名的一些坚持合作经济的单位做调查，华西大队、七里营、北京附近的，名字我忘记了。河南就有好几个，南边也有，河北省、北京也有，石家庄附近也有。这个组有些时候到这些单位去做调查，收集材料，整理材料。这些材料经过我那里。那个时候已经到了1981年，已经有了中央办公厅的研究室，是我主管的，把这些材料送到有关的单位和负责人。
这里就要先回过头说，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特别关注农村工作。原来他出来工作是要万里管铁路，那时候铁路堵塞，造反派捣乱，一个一个地霸占，造反派把这个垄断起来，不准列车通行，最厉害的一个大同不让列车把煤运出来。河南的郑州、信阳都有这样的情况，甘肃天水也有这样的情况。邓小平让他（万里）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把造反派所造成的铁路堵塞、货运不通的情况改变过来了。
我记得让万里当了一阵铁道部长。在这个同时，因为对农村问题邓小平高度的关注，就让万里去安徽当省委书记，代替李葆华，李大钊的儿子，原来当省委书记。原来的意图也是想把曾希圣造成的严重农村困难情况，让李保华去当书记把曾希圣调出来，让李葆华去，当了一阵子效果不明显。不知道谁提意见，邓小平就让万里不当铁道部长，到安徽去当省委书记，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万里到安徽，去以后，时间不长，就发现了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自己包产到户。万里去做了调查，认为很好，提倡赞成支持。确实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业生产迅速地恢复，农村生活明显地改善，农业生产工具改进，农民的牛、羊、马也在增长，生活逐年改善。万里就很支持，回到省委，省委有不同意见，结果就形成万里作为省委书记支持一个小岗村搞包产到户，其他的人没有同意。可是小岗的经验影响了周围的公社，甚至于也影响了附近的县。
万里去安徽当书记是邓让他去的。万里去安徽以后这些情况，农村发展组了解得很清楚，就回来向我汇报，我也把这些情况向邓小平、向当时的陈云同志汇报。我记得在这之后不久万里回北京见到了陈云同志，向陈云同志说他支持小岗农民，搞包产到户。情况转变得很好，很快，陈云同志说我双手赞成。
在这个期间宋平是甘肃的省委书记，我们是老朋友，他每次来北京开会都要到我那里聊聊天，我那时候是办公厅的副主任，下面有个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说到农村的情况，我就和他介绍说万里在农村试验支持有这样一个办法。他听了以后很高兴，回去以后就省委做了一个决定，在甘肃的东部高原地区即三西地区，那个地方雨水很少，农民饮水，耕地用水都要挖很深很深的井。在合作化期间，大家一窝蜂不愿意精耕细作，所以每年粮食收了以后都不够吃，怎么办，那里的农民到了秋收完了以后到外面逃荒，等到春耕的时候回来。宋平和省委决定在三个专属高原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第一年就明显见效。包产到户以后农民集中精力耕种自己的地，或者是小组的地。结果当年粮食就增产，当年就和往年不一样，农民不逃荒了。本来宋平和省委的决定是在这“三西”实行包产到户，其他地区还不实行，并且这个决定不公开不发表，只是省委通过了。可是新华社的记者列席了这个会，他们没请示省委的同意就把这个消息传布出去了。传布出去以后平原地区有的公社，有的大队，有的生产队自己也就实行包产到户。我记得甘肃去新疆的路的旁边有几个队联合起来实行包产到户，其他的事情组织集体的公司，发展特别的明显。养牲口的公司，养羊的公司，根据当地有资源的公司生产发展得很快。
我记得小韵还专门到这些地区做过采访，而且还把这些地区的成绩照相回来。这些事情农村发展组都收集了材料，提供给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研究室也就把这些材料分送了常委，还有秘书长。胡耀邦是秘书长，姚依林是第一副秘书长，胡乔木是第二副秘书长，姚依林兼办公厅主任，邓力群是办公厅的副主任。刚才说了，在我下面搞了一个办公厅的研究室，以后把原来的政治研究室合并起来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这个时候，国内和一些省就流传着很多说法，邓出来工作以前，农村的困难虽然有所转变，但还没有完全好转。四川流传一种“要吃粮，找紫阳”；安徽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是什么意思呢？赵紫阳去四川当省委书记以前，李井泉把公粮收集起来以后，保存积累了很多公粮。因为四川是产粮大省，公粮收集起来以后运出来有些困难，而四川的农民缺粮，赵紫阳就低价出售，结果几年的功夫，把李井泉积累下来的粮食都几乎售光了。可是在产粮低的地区，或者粮食困难的地区，有了这个粮就度过了困难了。因此有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就是万里支持小岗农民搞包产到户，在安徽造成的影响。
支持小岗农民，周围的队、周围的县都仿照办，但成绩最好，接受最快的就是肥西县。肥西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县委的一班人意见完全一致，都愿意按照小岗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因此在全县的范围里面搞包产到户，一两年功夫，效果很好。当时安徽省参事郭崇毅把他们全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整理了一个材料，送到北京。后来找到了发展组的陈一咨，他把这个材料复印了给我，我把这个材料原文搞成一个白头参阅件，印了十几份，有一份给邓，邓看了在全县的范围内实行包产到户，非常地高兴。看了这个材料后邓小平在下面他批了几句话，我记不准原话了，大体上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包产到户不会削弱集体经济，反而有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这个作为文字的东西经过农村发展组，而且是一个县的范围里实行包产到户的效果上报了中央，上报了常委，得到了邓小平和陈云同志的支持。因此，发展组到全国收集有关、调查有关各个地方的类似的或者比这搞得更好的农村的新的经验、新的情况，陆陆续续地收集材料，发展组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名字我记不清楚了，孙方明是一个，杜鹰算一个，还有些什么人我记不准了。
一直到了1981年，这个时候赵紫阳已经从四川调回到北京当国务院总理，当了不久，发展组就把当时在安徽省及全国调查到的一些材料整理了一份综合报告，好像他们所了解的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的成绩、效果，一份比较完整的材料送到我手里，我就把这个材料也送给赵紫阳，赵紫阳看了以后，说这份材料对包产到户讲得很清楚、很全面，看来全国也只能这样办了，也应该这样办了。这样包产到户就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而且作为全国都要实行的方针了。
这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出去了。推广的过程中间我还很清楚地记得两个出乎意料的反映：一个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在贵州推广包产到户，推广中间进行试点，问农民是不是在这个同时要分田到户，实行包产到户的同时就搞分田到户，出乎意料，出乎省委书记的意料，农民不赞成分田到户，坚持只搞包产到户。这个情况反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想象不到，这是第一个反映。第二个反映在晋西北，五台山附近，也是推广1981年的包产到户，问农民是不是也同时实行分田到户，这里的农民和贵州的农民一样也拒绝分田到户，很奇怪，很有意思。这样也没有经过中央通电，也没有新华社发消息，全国到处推广包产到户的时候通通拒绝了分田到户，保持了土地公有。这个中央没有想到，我们做这个工作的人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到了1981、1982年，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同时通通拒绝了分田到户。在这个期间，我记得发展组的人越来越多，效果刚才讲地从一个小岗村做到一个县，然后宋平在甘肃推广的，以后就是刚才说的肥西，还有1981年以后全国实行。到了这个时候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就发现了农村阶级分化，有的农民贫困，包产到户以后不够吃，要卖工；有的农民家庭或者人口多，或者条件好，就不但能够种自己的地，而且把别人的地收来一起种，这样农村发生分化的问题就同时出现了，开始比较少，后来就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农村雇工的问题。那时候是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在一些农村调查了，那是1982年了。
我们研究室有三个组，一个经济组，经济组里有王玉清，老革命，还有一个主任叫梅行。他们和发展组一样经常到农村做调查。到了这个时候就在陕西发现了一些村子已经有雇工，农民卖工，有的农户雇工，而且在别的地方也发现了。最明显的就是在广东。广东有经济作物，经济作物季节性强，劳动要有一定的技术，好比养鱼，好比种果树等等，需要有技术。没有技术鱼养不好，果树也养不好，这样有些人就需要有点资金，有些人就没有资金没有条件自己养鱼，就出去卖工。
他们一直做全国性的调查。这些情况反映到书记处研究室，也反映到书记处。我主张更系统地，更大的范围里进行调查雇工的情况，胡耀邦就害怕了，认为这一调查就给人一种印象，上级不赞成雇工，对雇工的发展不利，我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争论。而在常委内部也产生了不同意见，小平同志主张允许雇工，不但农村允许，城市也允许。
在我们研究室内部做调查有的赞成，也有人反对。一部分人发现有雇工，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表示赞成；也有少数人说这样阶级分化，走回头路，就反对雇工。这个情况反映到陈云同志那里。陈云同志说，在党内的一个一个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党兴旺发达的标志，是好现象，如果党里面什么事情出来以后大家都鸦雀无声，那我们党就处于危机的状态了。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搞了每年的第一号文件，主要是农业的。1982年初，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对雇工的问题有两句话是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写的：允许雇工，不要登报。
就从中央第一号文件，内容是农村的。以后连续5年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问题的。而这个文件的起草，内容可以说是几个方面的合作，一个书记处研究室，一个当时的农委和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个农村发展组。
到1985年夏季，农村发展组的人就分散了。有的到了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有的到了国务院体改委，有的留在了社科院。陈一谘带了几个人到了赵紫阳那里，赵紫阳给了他一个体改研究所，当所长。
到了这个时候发展组就不存在了，这个组的主体到了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发展研究所，英淘、杜鹰、周其仁、罗小朋、陈锡文等骨干都到了这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王岐山。1988年夏季，英淘回到了社科院，担任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副所长。去国务院发展中心的陈锡文，工作还不错，得到了王梦奎的提拔，成为发展中心的副主任。何维凌后来到美国和墨西哥讲学，汽车失事，在公路上被撞死了。杜鹰留在了农村发展中心，后来又到了农业部和发改委，一直从事农业问题的研究。
一句话，农村发展组对于农村这三十年改革开放中间的调查研究、收集材料、提供意见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