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党中央把我从祖国的东北调到西北，工作岗位从辽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变为中共中央联络员。1949年6～9月，我从辽东省省会安东市（今丹东市）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到了新疆伊犁和迪化（今乌鲁木齐）。在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的所历所为，至今难忘。
一、在北平的短暂日子
1949年6月初，中共辽东省委突然接到中央发来的一个电报，内容是限时让邓力群到北平报到。到北平做什么工作？电报中没说，省委书记张闻天也没有说。到北平后，我住进香山的中央机关，这是我第二次到北平。第一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到北平读中学。
有关部门领导同我谈话后才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在5月时决定组织一个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准备实行的内外政策，征求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意见。代表团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争取苏联对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人民革命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外事活动之一。中央决定让我做代表团政治方面的秘书，黄韦文做经济方面的秘书，戈宝权做文化方面的秘书，师哲是翻译，吴振英负责机要工作，他手底下有七八个机要人员。中央还决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准备将来到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
我到北平时，刘少奇正在为秘密访问苏联做准备，其中一个重要工作是找各个部门向他汇报情况，收集并分析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有关资料，准备同苏联交流工作经验。我旁听了一些部门的汇报，如李维汉汇报统一战线工作、罗瑞卿汇报公安部门的工作等。
二、由莫斯科转赴新疆
1949年6月21日凌晨，我们随刘少奇、王稼祥从清华园车站乘火车离开北平。经过沈阳时，高岗同我们汇合后一起坐火车到大连。在大连，代表团成员统一换上了西装，这也是我第一次穿西装。代表团在大连换乘苏联的飞机，经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亚等地停靠，于6月26日下午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代表团成员都住在市区的一个公寓里。6月28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被邀请到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这次会见除翻译师哲参加外，其他工作人员都没参加，至于具体谈了些什么，刘少奇等人也没和我们说，只是高岗在和我们聊天时说，斯大林这个人很幽默，说着说着就把我叫做张作霖了。高岗这话的意思大概是，斯大林把他当做“东北王”了。可以看得出来，高岗在说这话时非常得意。
为了学习苏联经验，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想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暂时间学习苏联，希望邀请苏联主要部委的领导人，向中共代表团介绍苏联的经济建设、国家组织、文化教育、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组织等方面的经验。可能是中共代表团团长求知若渴的态度感动了斯大林，刘少奇提出的考察内容斯大林不但同意而且高度重视。按照苏联的安排，苏联财政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商业部、国家银行、外交部等十来个部委的负责人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会谈。这些会谈使中共代表团对苏联的情况有了直接的认识，为了把这些宝贵的东西保存下来，我们几个人开始分头整理材料。
由于是秘密访问，规定不准我们上街，也没有组织我们参观，但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与此同时，心中也常常有些不安，主要原因是不懂俄语，听不懂广播，也看不了报纸，虽然国内每天有新闻要报（即新华社的要闻）送来，但传到我们那里已经过了三四天，有时甚至是一个星期前的消息了。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瞬息万变，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势如破竹，其他各项任务也十分繁重，我们处在那样一个平静的环境中深感不安。
有一天，王稼祥忽然找我谈话。他说，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计划，代表团的几个秘书在访问完成之后就留下来筹办中国驻苏联使馆，现在有一个紧急任务，需要派人去新疆，同伊犁、塔城、阿勒泰（以下简称新疆三区）的革命政府和民族军取得联系，从国内派人来不及了，中央和代表团决定派你带一部电台、三个报务员到伊犁，组建“力群电台”开展工作。
对我来讲，这个任务是生疏的，没有任何经验，尽管这样，我心里还是很高兴。因为有机会回国，可以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了。我当即答应王稼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这里要讲一下这件事的背景。在中共代表团访苏时，苏联得到一个情报，美国企图策动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另有马步青、马鸿宾、马继援）部队主力撤到新疆，与新疆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建立一个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英美等国家再予以承认和支持。苏联有关方面向代表团通报了这个情报，并建议我们想办法提前解放新疆。苏联认为，如果美国的阴谋得逞，解放军进军新疆就会遭遇重大阻碍，解放新疆的斗争有可能转变为国际问题。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而且对苏联也非常不利，会影响苏联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安全与稳定。另外，苏联方面知道我们解放兰州后，准备到1950年再解放新疆。因为解放军进入新疆，不仅要先解决“五马”的军队，而且要经过河西走廊，那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而我们的军队缺乏运输工具。
为使我们尽快解放新疆，苏联方面表示愿意在各方面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支持。新疆三区一直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建立了以伊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且与苏联有联系，苏联希望中共能立刻派人与新疆三区联系，让其从西边配合进疆的解放军，牵制国民党的兵力，在西北战场形成一个东西夹击的形势。苏联有关方面同时表示，如果中共派人与新疆三区联络，他们可以提供帮助和协调。刘少奇马上把上述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并建议选派我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从莫斯科直接去新疆，做新疆三区的工作。中央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极为重视，决定把解放新疆的时间从原计划的1950年提前到1949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中央决定在西北战场加强打击力度，把“五马”势力全歼在甘肃、宁夏和青海境内，不让其逃往新疆；另一方面，中央电告在莫斯科的刘少奇，同意他选派邓力群去新疆的建议，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以便了解有关解放新疆的重要情况。这样，刘少奇就和苏联方面商量，决定由苏联有关方面协助我去新疆，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与新疆三区建立联系。
在我一切准备停当临出发前，刘少奇专门把我找到他的房间去谈了一次话。他深知此行事关重大，所以非常严肃地叮嘱我说，你这次去新疆，名义上是中共中央联络员，主要任务是建立新疆三区与党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之间的联系。到那里以后，要详细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等，特别要注意收集敌、我、友军事方面的资料，这些情况收集整理后要及时、系统地报告党中央。在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事无大小都必须请示，没有党中央的指示，不准自由发言，不能自作主张，这是纪律。我说，重要的问题我当然要请示报告，但是如果他们那里有干部学校或训练班之类，要我去讲讲毛泽东思想、介绍一下毛主席的著作，可以不可以去？刘少奇说，已经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著作可以去讲，有书为证嘛！
刘少奇同我谈话后，交代有关同志给了我三四万卢布作为活动经费。临行前，苏共中央联络部的有关人员还专门向我介绍了新疆三区的一些具体情况。
1949年8月8日，我带上三名报务员（段恒德、汪乃净，另一个同志姓李，名字忘记了）和一部电台，离开莫斯科，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到达苏联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苏联有关方面人员安排我们在阿拉木图住了一夜，我把卢布存在阿拉木图的银行。
8月14日一大早，我和三名报务员由专门来迎接我们的苏联驻伊犁的副总领事陪同，从阿拉木图出发前往霍尔果斯。霍尔果斯是蒙古语，意思是“放牧的地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隋唐时是东西交通枢纽。1851年，中俄在伊犁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霍尔果斯成为中俄通商要道。1881年，中俄签订《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将霍尔果斯确立为两国间正式通商口岸。由于受当时路况和我们乘坐的汽车所限，当我们赶到霍尔果斯时已经是深夜了。
三、初到新疆的工作
（一）建立党中央和新疆三区的“桥梁”——“力群电台”
8月15日凌晨两点钟左右，我们从霍尔果斯口岸到达了伊宁。苏联驻中国伊犁的副总领事安排我和三个报务员住到民族军司令员伊斯哈克拜克的家里。伊斯哈克拜克家的房子比较讲究，院子也很大，还有一块小草坪，客厅里面有电灯。他的一家住在东边的大房子，我们四个人住在靠西边的小房子，有专人为我们做饭并把饭菜送到我们的房间。从此，我开始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在新疆展开工作。
在苏联领事馆有关人员的协助下，我们的报务员在抵达伊宁当天（8月15日）就架设好电台，并顺利接通了北平和莫斯科。电台发出的第一份电报是给党中央的，内容是：“中央：我们四人于八月十四日下午九时（莫斯科时间）抵伊犁。我与此间负责人尚未接上头，估计明后天当可接上。中央对我的工作有何指示？望即电告。”??［1］?第二份电报发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内容和第一份电报相同，只是多了一句话，“今日下午四时已与北平电台取得联络，发去一报”。9月12日，我们联络上了彭德怀司令员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内容如下：“彭（德怀）张（宗逊）：我台与你台今日开始联络。关于我的工作，希多给指示。”［1］（p227）
最初，我们的电台设在伊宁，后来到过迪化，中间往返过几次。这部电台从8月15日开通，一直工作到11月底，前后有100多天。中共新疆分局成立后电台撤销。新疆的同志因此称这部“力群电台”为“百日电台”。
“力群电台”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发给中央的电报有150多份，有长有短，有的只有一两句话。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在1989年选出了其中的104份，作为新疆和平解放的一份文献资料，在1990年5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力群电台”在100多天的工作中，在伊犁接触了新疆三区的领导和骨干，在迪化接触了新疆的高层领导如陶峙岳、鲍尔汉即包尔汉。等人，通过各种途径对新疆地区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有了如实的了解，并向中央报告了我所了解的情况，为中央解决新疆问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力群电台”在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与新疆三区负责人第一次见面
8月15日与党中央顺利联络上以后，经过认真思考和反复斟酌，我在16日给中央发了第二份电报，内容是：“中央：此间出席政协的代表尚未启程，明后天我可以与他们会面。我提议用政协筹备会名义来一正式邀请的电报，由我转交，以示郑重。是否有当，请指示。”［1］（p126）
17日上午，我们的电台收到了中央给我的指示：“邓力群同志：十五、十六日两电均悉。（一）望先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伊犁负责当局提出邀请他们派遣代表出席九月十日左右在北平开会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人数为五位，希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均有人来，并有一位汉人同来兼做翻译。新政协筹备会邀请书另电告。（二）你应即按少奇、稼祥同志的指示进行工作，向特区负责当局报告情况，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三）前由董老派去工作的彭长贵彭长贵，又名彭国安。1947年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受董必武派遣，化名王南迪，携带电台随同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国大”的阿合买提江等人经迪化到达伊宁，负责新疆三区与中央的电报联络。后因所携电台功率不足，未能接通。是否已经见到，如遇到，望予以鼓励，并勉其安心工作。”［1］（p48）看完中央的电报，我非常高兴，因为下午就要与新疆三区的领导人会面，这下心中有数了。
17日下午，经苏联驻伊犁领事馆有关人员的引荐，我和新疆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等人第一次见了面。他们进门以后和我紧紧握手、热烈拥抱。看得出来，他们都很兴奋、很激动。互致问候和后来的谈话都是由阿巴索夫担任翻译，他的汉语说得很好。
落座之后，依照中央来电指示精神和刘少奇在莫斯科的叮嘱，我先向他们转达了中央对新疆三区革命的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以及对新疆三区领导人的关怀，接着向他们说明了中央给我的任务，主要是和这里的政权、军队、团体及其领袖取得联络，把这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情况、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情况，特别是有关军事行动的敌、我、友各方面情况系统地报告中央。我诚恳地向他们表示，请他们经常给我指示和帮助，并要求他们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日程。
他们的主要发言人是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补充，伊斯哈克伯克话不太多。他们向我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处在偏僻地区的新疆三区，并派人来这里联络，他们感到很兴奋，愿意真诚地服从中共中央的一切指挥和决定。他们还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我完成任务，提供材料并将介绍各方面的负责人和我谈话，阿合买提江还特意表示，这次谈话以后还要和我进行详细、全面的谈话。
（三）与新疆三区负责人商洽派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
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新疆派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根据中央17日来电的精神，我以中共中央名义向阿合买提江等人发出邀请，说中央决定新疆派五名代表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并希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都有代表出席。我还给他们解释说，因为交通不便，没有带来正式邀请的文件，请他们原谅。阿合买提江等当即表示，他们以前听到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时就想派人出席，现在中共中央正式邀请，并能够乘此机会去北平向毛主席和中央请示感到非常满意和高兴。
接着，我们又谈到了一些具体问题，主要是他们提问，我来回答。阿合买提江等询问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出席会议的五名代表是全新疆的代表，还是只是三区的代表？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代表?第二，会议代表去北平的交通问题如何解决？
第三，代表去北平途中和抵达北平后，代表的供给问题如何解决？
第四，代表出发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
第五，代表到北平后，中央会向他们提出哪些问题？他们应向中央及政协会议提些什么问题?
第六，新疆三区代表出席会议是采取秘密方式还是采取公开方式？
他们的问题有些刘少奇在我离开莫斯科时已经做了明确的指示，我就做了肯定的答复；有的则没预料到，我详细记录下来准备请示中央。
第一个问题，代表身份和条件。我答复说，五名代表是全新疆的代表。代表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人，少数民族代表四人，五个代表中最好有两至三个是新疆三区负责的领袖，一个汉人代表。至于代表的具体人选请你们自己决定。
第二个问题，交通问题。我答复说，由于时间紧迫，从新疆伊犁到东北满洲里，请苏联有关方面派飞机送，因为其他交通工具如火车已经来不及了。从东北满洲里到北平，由我们派专人、专车迎接。
第三个问题，供给问题。我明确答复说，代表去北平途中和抵达北平后的供给，一切由我们负责，不必带东西去。为什么我要说“不必带东西去”？这是因为他们很客气地对我说，他们很关心供给问题，因为这里的币制和内地不同，但他们可以带相等于货币的东西去。看得出来，我的回答让他们如释重负。
第四个问题，代表行前准备工作。我答复说，请你们带去一切有关材料，以备中央接见时参考。
第五个问题，我答复说，中央向你们提出哪些问题和你们应向中央及政协会议提些什么问题，请等待我请示中央后再答复。
第六个问题，新疆三区代表公开还是秘密行动问题。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出席会议代表的活动应该是公开的，但是阿合买提江等提出这个问题时解释说，他们考虑到新疆三区曾与国民党订有和平协定（指1946年1月以张治中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新疆三区革命政府在迪化签订的11项和平条款），虽然中间因国民党的侵犯双方发生过几次武装冲突，但他们和国民党在政治上还没有公开决裂，没有在形式上公开废止这个协定，如果代表们公开行动，等于公开、正式在形式上和国民党决裂。他们提出，目前这样做是否适宜？对于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表态，只是做了详细记录，决定请示中央后再答复。
此外，我请新疆三区负责人尽快给我一份出席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名单及简历，他们提出到北平以后，希望政协会议能指定一个了解他们民族习惯的人接待，以避免因为民族的隔阂而发生不必要的误会。最后，我们商量在出席会议的五个正式代表之外带三个工作人员一起去北平，预计8月20日从伊犁出发。
（四）电告中央和王稼祥同新疆三区负责人见面及新疆代表参加政协会议的有关问题
我和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愉快，交谈也很融洽。他们告别离开以后，我立刻整理谈话记录，并根据记录草拟给党中央和在莫斯科的王稼祥的电报。
为了迅速向中央报告交谈的情况，我给党中央的电报是在17日分为两封先后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主要是报告我们见面的情况和双方谈话内容。在报告新疆三区负责人表示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后，我向党中央请示：“中央首先要我了解什么？请电告。”第二封电报主要是报告我口头邀请新疆派代表出席政协会议后他们的表态以及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和我的答复。对于他们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即他们到北平后党中央向他们提出哪些问题、他们应向中央及政协会议提些什么问题和新疆三区代表公开还是秘密行动问题，我请中央做出指示，并在最后报告说：“他们希望在二十日以前能得到中央的回答”。
17日发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的电报，内容与发给中央的两封电报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更精炼些。
（五）关于赠送礼物的谈话
在同阿合买提江等人的会谈中，我看得出来，他们对能够去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特别是能见到毛主席，有机会表达新疆各族人民对毛主席的敬意，表达新疆各族人民拥护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特别兴奋和高兴。
我和阿合买提江等人8月17日会谈后，18日晚上又继续谈。他们说，依照民族习惯和礼节，到一个新地方应该向当地的亲戚朋友与尊敬的人赠送礼物以示自己的敬意，并问我应当准备什么礼物送给毛主席。我回答道，你们带去新疆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就是最好的礼物，请不要准备别的礼物。阿合买提江说，我们百分之百地相信，贵党领袖一定会把我们带去的新疆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当做最好的礼物，但抛弃民族的习惯和礼节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不安，此次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见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心里非常高兴，很想留下一个礼物作为永远的纪念。
阿合买提江说完，其他人也这样说，并一再希望我提出送什么礼物为好。我说，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中规定，所有共产党员都应尊重各民族的习惯和礼节，既然有必须遵守的民族礼节，自然应当尊重，至于送什么礼物好，我说希望礼物能够带有民族特点。他们很高兴听到我的这个说法，并表示他们将使这个礼物既带有民族特点，又能代表目前民族的心理和要求。
（六）面交毛主席的邀请信
8月18日，我们的电台收到了毛主席致阿合买提江的邀请信。全文如下：
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即阿合买提江。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北平2］
19日会谈时，我把毛主席的邀请信当面交给他们，阿巴索夫当即把毛主席的邀请信翻译成维吾尔文，郑重地一字一句念给在场的人听。当他念到“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时，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声音也随之颤抖起来，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阿合买提江等人对信中关于新疆三区革命的评价感到非常满意，备受鼓舞。
8月20日，阿合买提江通过我们的电台复电毛主席。全文如下：
全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敬爱的毛泽东先生：
来信收悉。蒙你向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很久以来全省人民所期望的。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和兴奋，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谨此电达。
特区人民代表阿合买提江
八月二十日伊犁［3］?
新疆三区负责人经过研究，决定由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和阿山专员达列力汗代表三区，另外加上迪化的罗志（汉族）罗志，当时是新疆中苏文化协会职员，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负责人之一。五人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去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七）阿合买提江等全部遇难，赛福鼎等组成代表团前往北平
8月23日下午，阿合买提江等五位代表乘汽车离开伊宁，因为气候恶劣，27日，飞机在苏联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地区失事，五位代表全部殉难。受当时交通和通讯设施的影响，直到9月3日，我和新疆三区其他领导人才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得到确切消息。
新疆三区打算继续派三名代表前往北平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我个人表示完全同意，估计中央也一定非常欢迎，请他们即刻做准备。新疆三区最后决定再派出三名代表，他们是：阿合买提江离开后新疆三区的实际负责人赛福鼎，塔城副专员阿里木江和迪化新疆学院副院长涂治。9月3日下午4时，我将上述情况电告党中央并请求速来指示。
党中央知道阿合买提江等代表不幸全部殉难的消息后发来了唁电，对他们表示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并且希望新疆继续派代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9月7日下午，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乘坐苏联派来的飞机从伊宁出发，取道苏联赴北平。值得庆幸的是，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赛福鼎等三人于15日顺利到达北平，赶上了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四、了解新疆三区和新疆军政当局情况并及时报告党中央
抵达伊犁后，我广泛接触了新疆三区革命政府和民族军的领导人，包括迪化地下进步组织的负责人，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对新疆地区敌、我、友三方面及三区的情况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在详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我通过电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了新疆以及三区各方面的情况，三区领导人的意见和要求也通过电台报告了党中央，为党中央解决新疆问题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根据。
（一）向党中央报告的军事情况
8月20日电报
在和阿合买提江等人最初三天的谈话中，他们向我全面介绍了新疆和三区的情况。我整理后第一时间（8月20日）把有关军事情况电告给党中央。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在新疆的驻军马步芳部的兵力、装备、驻扎地点、部分军队已向内地和敦煌方向撤退的情况；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的情况（当时陶峙岳想起义，又怕部下不服，不敢有行动上的表示，其部下也想起义，又怕陶峙岳不听，消息没有沟通）；英美势力自动从新疆撤出的可能性极小，他们正在策动一个阴谋，即在国民党马步芳的军队全部撤出新疆、人民解放军向新疆推进时，在南疆策动民族叛徒打起民族独立的旗帜。
简要报告了新疆三区民族军的兵力、驻扎地点、编制、武器装备和交通运输情况。电报中我还向中央报告了新疆境内其他武装的基本情况，并特别介绍了民族叛徒乌斯满乌斯满，哈萨克族，一个小部落的头目，曾组织一股武装力量反对盛世才，一度支持过新疆三区革命，1946年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阿山专员，后勾结国民党反对三区革命。新疆和平解放后，他纠集部分土匪组织武装叛乱，被人民解放军俘获，1951年5月在迪化公审后被处决。的兵力数量及其动向。
迪化地下进步组织负责人罗志谈到的军事情况
8月20日，罗志从迪化赶到伊宁。在22日我和罗志的谈话中，他谈了迪化近期军事政治情况.
关于军事情况，罗志首先谈到，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不久前密令新疆中央军和各军事机关，由于华南战事自顾不暇，无力顾及新疆，要新疆自己计划撤退。国民党军整编78师已经全部撤往陇西，南疆也有部分开始撤退。我当即问罗志，这个情报是否确实？他说，有人亲自看到了李宗仁的密令。同时，国民党西北行辕命令新疆军事供应局将存在新疆的军火全部运往兰州，他们用15～20辆大卡车运了10个昼夜，已经全部运走。从这个方面也证实情报是确实的。
第二，马步芳部驻新疆的骑五军已经有2/3调往内地，但军长马呈祥仍在迪化，并在新疆各地拉拢国民党其他派系军事力量及其长官。在骑五军内部，马呈祥利用宗教和亲属关系进行统治，进步回族干部几次打入其内部都告失败。
第三，国民党在新疆的中央军和马家军战斗力较强，总兵力不超过3～4万人，且住地分散，不能集中，加上交通不便，行动迟缓。罗志还介绍了国民党军驻新疆其他的派系、战斗力及其简要历史，并谈到已经被陶峙岳调至东疆的叶成，认为他最反动，坚决反对局部和平。罗志还介绍了他和地下进步组织在中央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做宣传工作，以及中央军“士兵厌战、士气不振，愿起义和投诚”的情况。
第四，陶峙岳和鲍尔汉的情况。天水解放后，陶峙岳从兰州回到迪化，曾和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在焉耆见面，商讨局部和平问题，并向各方面进行工作。罗志说，陶峙岳如果能争取赵锡光，南疆可以争取过来两个旅。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通过新疆保安副司令张凤仪正在进行扩大力量的活动，他想扩充两到三个保安团，现在还没有实现。
8月23日，我把罗志谈到的军事和政治情况报告给党中央。
9月4日和9月9日电报
9月2日晚，我见到了刚从迪化到伊犁的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和苏联驻伊宁领事馆负责人。叶谢也夫带来了一份国民党军7月以前在新疆的兵力部署和团长以上军官姓名的材料。9月4日，我把材料整理后电告中央。这是一封比较准确、全面反映国民党在新疆驻军情况的电报。我在这封电报最后说，国民党军的兵力和部署“8月以后又已有新的变动，其中骑一师（即前一电报提到的马步芳部驻新疆的骑五军）大部已调进甘肃，绥来（整编74师师长叶成的部队）驻军近亦开始局部调动”。
9月4日的电报发出后，新疆国民党军的动向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是马呈祥、叶成的军队开始撤退，并且预定9月10日撤完；二是国民党军驻南疆莎车的一个炮兵团在7日正式起义；三是鲍尔汉的代表在8日到了距离迪化100多公里的玛纳斯前线，并代表鲍尔汉正式提出要求，在国民党军撤退后的三天内，新疆三区的民族军不要进军。
新疆三区方面估计，国民党军撤退后，这些地区将出现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而各民族的反动分子和反动武装如乌斯满等将利用这个空子挑拨各民族关系，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发生社会秩序混乱、民族之间互相抢劫与残杀的情况。无政府混乱局面如果不能迅速制止，将对人民的生产和财产产生不利影响。
为防止上述局面出现，新疆三区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随着国民党军的撤退，命令民族军跟进接防；二是在国民党军撤退后，民族军派出少数部队和一定数量的干部去接收政权，组织临时政府，维持社会治安。他们认为，无政府状态多延长一天就多一天的坏处，因此再三迫切地要求我请示党中央采取什么妥善办法，并且希望能在10日得知中央的指示。
9月9日，我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央，并把陶峙岳、鲍尔汉同意起义投诚这一极其重要的消息也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此迅速做出反应，10日，毛主席电告彭德怀，“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鲍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1］（p?57）?党中央和毛主席原准备派三四个军进疆??［4］?，后来实际上派了两个军。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军事部署的改变，与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准确地了解了上述军事情况有关。
（二）向中央报告的政治情况
8月23日电报
在我和罗志22日的谈话中，他还谈了新疆特别是迪化的政治情况。23日，我把罗志告诉我的情况报告了中央。
主要内容是：屈武时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在和谈结束从北平返回新疆后，在迪化某学院所作的报告中赞同张治中一贯和平的主张，介绍了解放区的新气象，由此推动了迪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关心时局、讨论时事的局面。鲍尔汉、刘孟纯和陶峙岳最近曾举行会议，准备接受和平条件，估计可能会有行动。国民党中央在新疆的官员纷纷准备离开、特务大部分转入地下。罗志还介绍了麦斯武德、艾沙、伊敏三人的政治历史情况以及他们反对鲍尔汉、反对伊犁、反对共产党的行径；英美驻迪化领事官员的行踪及麦斯武德、艾沙与英国领事接近的情况.
此外，罗志还介绍了他领导的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对这个组织的由来、现状及其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情况作了说明。
9月2日电报
9月2日晚，我在伊宁见到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和驻伊宁领事馆负责人时，他们告诉我很多迪化的政治情况，我连夜将谈话内容报告了中央。主要是：
第一，新疆国民党的军政高层领导人陶峙岳、赵锡光、鲍尔汉、刘孟纯、刘泽荣、屈武同意接受我方和平条件，希望新疆不再发生任何流血和牺牲。他们保证不做任何抵抗，让我方和平接收，并正在做交接的准备（马呈祥除外，他表示要退回青海、宁夏）。他们曾分别找苏联领事馆负责人要求向我转告他们的意见，并通过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与我方联络开始具体谈判。这些人中最积极的是刘孟纯，正式要求把他带到伊犁，以便与我方取得联络。
第二，新疆国民党的军政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是有一部分人不愿向新疆三区投诚，而要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他们认为向新疆三区投诚丢面子，迪化市现在已经公开谈论和平与投诚。英、美迪化领事馆随时准备撤退。苏方希望我们抓住这个时机，立即与新疆国民党方面开始谈判。
第三，苏联领事馆负责人说目前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要警惕马呈祥和叶成勾结发动军事阴谋，逮捕策动局部和平的国民党军政高层领导人；二是要特别注意大土耳其主义思想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影响，警惕大土耳其主义者势力、宗教势力和封建主势力结合，再次发生民族之间的屠杀，使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遇到阻碍和困难。
9月3日、4日、5日的电报
2日电报发出后，我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了解了新疆国民党军政高层领导人的情况，连续三天向中央报告情况。
3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新疆国民党的军政高层领导人酝酿和平运动已有一段时间；目前，国民党军政高层中赞成和平的力量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已处于优势地位；国民党军政当局最大的顾虑是叶成、马呈祥的动向，他们正在极力推动叶、马撤离新疆，因此要求新疆三区两周内不要出兵，以免发生意外；陶峙岳表示愿把新疆军队全部交给人民解放军，他本人希望回家当老百姓；国民党军政高层为表示和平与投诚的诚意，准备采取行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负责人对张治中、鲍尔汉的看法；国民党军政当局迫切要求与我方联络。
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希望我方与国民党军政当局尽早取得联络，他可以负责介绍并保证我方代表安全，并表示为尽快与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接上头，最好先由我与对方接触。对于这一条，我明确告诉他，必须在我得到中央指示后才能奉告。我在2日、3日与苏联驻伊宁和迪化领事馆负责人的谈话中都只是详细提出问题，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发表意见。
4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比较详细地向中央报告迪化国民党军政高层人物近期政治动向。
涂治9月5日到伊宁，我立即请他写了一份迪化最近政治动向的材料，当晚即报告党中央。涂治写的材料中有些情况我已经掌握，可以和从罗志、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那里得到的消息相互印证。
对于涂治报告中关于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同意和平转变，但不愿在新疆受伊犁方面的改编，而要开到酒泉接受解放军改编的情况我很警觉，当即问涂治，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要开往酒泉，有没有表面投降实则抵抗的阴谋。涂治认为有这种可能，但酒泉给养困难，即使有些阴谋也难于实现。
涂治的报告中谈到麦斯武德、艾沙、伊敏时，认为他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在政治上已不起作用”。涂治在报告的最后说，各族工人、学生、公教人员、士兵、中下级官兵、小商人，由于吃不饱、穿不暖，都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欢迎解放军早日来解放他们。迪化市现在流行的一个口号就是“太阳快出来了！”
（三）向中央报告的财经情况
新疆和平起义前，我向中央报告了新疆三区和迪化的财政经济情况。三区的情况是从阿合买提江那里了解到的，迪化的情况是请涂治写的。
1三区财政经济情况
我到伊宁不久，阿合买提江和我谈了三区财政经济的简单情况，8月26日，我把整理后的情况报告了中央。主要内容是：
新疆三区在行政上还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但在经济上伊犁、塔城、阿勒泰联合组成了一个经济委员会，全部军费由伊犁区负责支付，塔城区将牧税交给伊犁作为补助。除此之外，三区原则上规定自给自足，各有独立的财政预决算；三区有统一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由于纸币价值不稳定，三区在财政预决算会议上不用纸币作为计算单位，而是采用对外贸易时土产换工业品的一定比值作为不变的计算单位，计算单位的名称叫做一个索木。
三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都非常落后，农产品的产量比较低（在伊犁，水田小麦亩产约240斤，旱田小麦亩产约160斤，其他粮食亩产也大约是160斤）。伊犁地区的农民一般都是农业兼营畜牧业，单纯经营畜牧业的极少。
2迪化的财政经济状况
涂治到伊宁后，我让他写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关于迪化政治动向的材料，于9月5日报给中央，另一份是关于迪化财政经济方面的材料，于9月7日报给中央。
在关于迪化财政经济的材料中，涂治首先介绍说，1942年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后，新疆币和国民党的法币联系起来。由于法币特别是金圆券疯狂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硬是拖垮了新疆币。新疆省政府不得已在1949年5月发行银圆券，同时铸造银元，收回原来发行的新疆币，并且和金圆券脱离关系，拒绝其入境。此举虽然在短期内收到了平抑物价的效果，终因生产停滞、对苏贸易未能恢复，国民党中央的经费来源断绝，银圆券已经贬值200%。最近，新疆省政府决定铸造金圆，但只有黄金9000多两，短期内就会耗尽。
涂治介绍说，新疆的税收已经养不活税收人员（仅够30%），因此不仅对新疆省库无补，反而加重负担。最近新疆省政府已经裁撤了税收机关，其职责由县政府兼办。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在迪化的分行现在只剩下了两个空架子。
涂治还介绍说，国民党驻新疆军政机关以及军队的开支，估计每月需要银元券80万元，约等于新疆全省10个月的开支。南京解放后，他们的经费来源断绝，军方只得强迫新疆省政府借支（长官、职员每月借支5元，士兵每月借支1元），五六月已经照借，7月起已经无力供给了。由于军费无着落，马呈祥从青海运来大批烟土发给官兵当军饷，结果迪化市烟土泛滥，价格从一两黄金买一两烟土跌到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两烟土。
由于新疆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治中企图恢复对苏贸易和经济合作。1949年春天，新疆当局开始同苏联谈判。对于新疆与苏联的贸易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美国政府极力反对，国民党政府因此不敢批准，新疆的财政经济困难也就没有办法解决。
（四）向中央报告的其他情况
为了让党中央和毛主席系统、及时地了解和掌握新疆三区各方面的情况，我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的其他情况，如新疆三区的历史及近期状况，他们出版、发行的报刊，我从报刊上看到的新疆三区关于民族政策的意见等情况报告给党中央。
这里要强调一下新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我同阿合买提江的最初会谈中，他提出了新疆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和问题，在8月21日的电报中，我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关于民族问题，阿合买提江介绍说，由于历史上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多次互相屠杀，导致各民族之间产生严重的摩擦和仇恨。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这种摩擦和仇恨更加严重和复杂。半个世纪以来，这里的民族运动都是在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目的是把所有的突厥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因此，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中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很深。
关于宗教问题，阿合买提江介绍说，此地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因此教士的势力非常大。伊斯兰教的信徒有把天下伊斯兰教人组成一个国家的意愿，容易把非伊斯兰教的人看成敌人，对于压迫民族则更容易产生仇恨，而英美帝国主义则利用这点来策动挑拨离间的阴谋。
阿合买提江认为，新疆产生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基础是没有工业，而是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经济。社会中统治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父子之间是从属关系，因此家族观念深，地方观念深，封建势力的统治特别牢固。
为了能使党中央全面了解情况，我在很多电报中都是向党中央原原本本地报告谈话内容，包括基本观点和意见等等，对他们讲的东西不加任何修正和删节，只是对文字作了一些整理工作。
五、携带电台秘密进驻迪化
1949年9月初，新疆和平起义的形势逐渐成熟。随着新疆军事、政治形势的迅速发展，我到迪化对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开展团结争取工作的各方面条件具备了。
9月2日晚，我见到了苏联驻伊宁领事馆负责人和刚刚到伊宁的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向我说明迪化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内部主战和主和的争论情况后，还讲了陶峙岳、刘孟纯、刘泽荣、屈武等人曾分别找到他，要他向我转告他们希望和平起义的愿望，并要求通过他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开始具体谈判。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中，当时担任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的刘孟纯最积极，已经做了不少有利于和平起义的工作。9月2日，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的飞机起飞前，刘孟纯去访问并正式要求把他带到伊犁来，以便与我取得联系。根据这些情况，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建议我到迪化去，做争取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和平起义的工作。当晚，我就把谈话情况电报党中央，并希望迅速给我指示。党中央很快复电：“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2］（p6）
9月11日下午，我与新疆三区负责人商量去迪化问题时，他们有些担心。因为阿合买提江等人牺牲后，赛福鼎又去了北平，留下的负责人担心自己经验不足，工作上需要得到党中央的指示才能顺利进行。如果我从此移驻迪化，新疆三区方面和中央的联络将要中断或很困难，但是为了尽快与迪化当局接上头，新疆三区负责人同意我快去快回，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往返于迪化、伊犁之间。当天晚上12时，我把他们的意见报告给党中央。
9月13日，我收到党中央回电，同意我去迪化一个星期，尔后视情况往来于迪化、伊宁之间。中央回电的第二个内容我将在下面谈张治中问题时讲到。党中央还指示，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集中调动，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接防时再行调动集中整编，以免秩序混乱。
9月15日中午，我带着张治中致陶峙岳和鲍尔汉的电报，同一个译电员乘飞机从伊宁秘密抵达迪化。从飞机下来后，鲍尔汉第一个上来和我紧紧握手、热烈拥抱，到机场迎接我的还有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市长屈武、外交特派员刘泽荣。他们表现得也非常热情。鲍尔汉兴奋地拉着我上了他的汽车，和他并排坐在一起。汽车启动后，鲍尔汉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邓力群同志，考虑到你来迪化后的安全问题，请你就住到我的家里。汽车径直开到鲍尔汉家时，看得出来，他家周围和院子里都明显加强了戒备。鲍尔汉安排我与他住在同一套房子里，他住在东边，我住在西边。
从我9月15日中午秘密抵达迪化开始，到陶峙岳9月25日率国民党驻新疆部队通电起义，是异常紧张繁忙的10天。10天中，由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转的电报有15份，很多是和各方面的人谈话后的记录，经过整理再发给中央。每天到我住所的客人络绎不绝，他们当中有国民党新疆军政高层人士，也有在新疆受我党影响的青年，还有迪化三个地下组织的领导人。
通过一系列周密的工作，陶峙岳、鲍尔汉接受了我党的和谈条件，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和省政府分别于9月25日、26日通电和平起义。自此，占全国面积1/6的新疆未动一枪一炮和平解放。
六、转送张治中的电报
现在回顾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运筹帷幄，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迅猛、坚决的进军西北和节节胜利，对新疆造成大军压境之势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鲍尔汉的团结争取工作以及张治中的推动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里专门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一）向中央报告关于张治中的情况
8月20日电报
我到伊犁不久收到中央来电，内容是党中央向阿合买提江等人征求对三个问题的意见：一是中央建议新疆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以秘密方式取道苏联前往北平；二是新疆解放后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三是张治中去新疆敦促陶峙岳起义问题。在会谈中，我代表党中央向阿合买提江等人提出三个问题后，他们做出了答复。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们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关于第二个问题，他们表示将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充分反映新疆人民的意见，并愿诚意服从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和决定。对第三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很慎重。
在8月19日晚上的会谈中，阿合买提江对我说，张治中来新疆应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来看。在军事上，张治中对国民党军还保持很大的影响，他来迪化对陶峙岳的起义可能起很大作用，但在政治上，在对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则要慎重考虑。阿合买提江最后表示，因为事关重大，他们要正式讨论后才能正式答复。
20日上午，阿合买提江正式回答我说，张治中在新疆人民中已失去声望，影响已较前降低，但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保有不可忽视的声望和信任，依靠这种信任对促成陶峙岳的起义将起很大作用。为了加速全新疆的解放，帮助人民解放军在新疆的胜利，避免和减少可能遇到的困难，他们赞成党中央派张治中来迪化促成陶峙岳的起义，赞成党中央的一切主张和决定。
为能够向党中央反映全面情况，我就张治中来新疆的问题还听取了彭长贵的意见。他说，新疆国民党军政高层的大多数人对张治中一直到今天还保持信任，不久前特意把张治中的声明和新华社的评论指张治中在194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声明和同日新华社就声明发表的评论。印了3000多份，到处散发。
8月20日，我把上述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
9月2日、3日连续向中央报告关于张治中的情况
9月2日，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等人和我谈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开会讨论和平起义情况，我就中共中央曾打算派张治中去迪化敦促陶峙岳起义的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说，张治中对新疆军方有很大影响，如果能来的确能起很大作用，但他又接着说，在现在的条件下，张治中不去也可以，因为现在新疆和平起义在原则上已经没有问题，只留下正式接收的形式和技术问题了。
第二天，我就和平起义问题向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等人进一步了解情况时，他们又说，迪化方面所有和张治中亲近的人都希望和张治中取得联络，希望张治中告诉他们在和平问题上应当怎样做。
9月2日和3日，我向中央报告了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对张治中的看法。
（二）面交张治中电报原文给陶峙岳、鲍尔汉
9月8日，毛主席将张治中请到中南海，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敦促新疆军政当局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毛主席对张治中说，你是前西北军政长官，新疆军政当局都是你的部下，只要你去电，新疆方面是会照办的。张治中表示，自己早有想法，只是5月以后音讯断绝，不知道怎样和新疆方面取得联系。毛主席告诉张治中，我们已经派联络员邓力群先期到达伊宁，并建立了电台联系，你的电报可以发到伊宁，由邓力群转送迪化。
毛主席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正准备秘密从伊宁到迪化，在紧张的准备工作过程中，电台连续收到三封电报。
第一封是9月10日张治中给陶峙岳、鲍尔汉的，劝导他们当机立断。张治中在电报中说，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
第二封是9月11日张治中专门致陶峙岳的，详细询问国民党军各派势力的具体情况，并对起义提出进一步的意见。收到这封电报的当晚12时，我向党中央报告了收到张治中两封电报后的情况，并报告说“原文待我去迪化时带去”。
9月13日，我收到第三封电报，是党中央发给我的：“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鲍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鲍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最好陶峙岳能乘飞机直飞兰州面晤彭副总司令。张治中于新政协开会完毕后亦将往兰州晤陶。”［1］（p61）
我秘密到达迪化的第二天（9月16日），在与陶峙岳、鲍尔汉正式会谈时，把张治中发给他们的两封电报原文当面交给了他们。
（三）政务繁忙的毛主席致函张治中
我和陶峙岳、鲍尔汉正式会见后，他们立即起草了给张治中的电报，陶峙岳还单独起草了一份电报，回答和汇报了张治中电报中向他询问的问题。9月18日下午，刘孟纯和刘泽荣把这两封电报交给我。当天晚上8时，我把他们的回电转发中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就在这一天，毛主席致函张治中，把陶峙岳、鲍尔汉的两封电报交给他，并委托他继续给新疆及河西的老部下做工作。毛主席致张治中的函全文如下：
文白先生：
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付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十五日至迪化与陶鲍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两军，自向甘凉肃指当时甘肃省的甘州、凉州和肃州，即今张掖、武威和酒泉。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取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一日［5］
毛主席给张治中的这封信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9月22日，张治中再次致电陶峙岳、鲍尔汉，肯定他们的态度正确、措施适当，说毛主席看了他们的电报“亦表嘉许”，并暗示他们应该在新政协闭幕前起义。23日上午，刘孟纯交给我一封电报底稿，是陶峙岳给张治中的，陶峙岳在电报中说，“新疆方面一切已部署周妥”。当天中午，我把这封电报转发给中央和彭德怀。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新疆的和平解放，毛主席亲自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作用和贡献是巨大的。
［参引文献］
［1］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编：《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3］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4］《当代新疆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5］《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