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所反映的是事物内在的必然联系，政党执政的规律，就是政党在控制和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反映政党政治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规律是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肯定会有重大差别;即便是相同社会制度、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因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差异，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也会有所区别。政党执政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执政党是否按规律办事，不仅关系到执政党的地位，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人民的福祉。执政党只有充分尊重和自觉运用执政规律，才能达到长盛不衰、永葆青春的目标;无视和违背执政规律，必将招致亡党亡国的祸害。因此，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研究和遵循执政规律。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新的转型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任务十分迫切，总结执政经验、探求执政规律变得更加重要。
一、从追求人民解放到人民富裕再到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要提高执政能力，需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探寻执政党的执政规律，及时变革合法性的基础，推动执政合法性的现代性转型。合法性是指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也即民众对现存政治统治的信任、支持和认同。合法性的实质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的认同。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指“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1]。一个党是否拥有合法性，就看它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及其程度如何。合法性包括三方面的要素。一是统治精英与社会成员在政治价值上的共识;二是社会成员对国家权力的形成及其运行程序和规则的认同;三是社会成员对统治有效性的认同。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得以形成、维持的根源之一，因此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稳定、有序的重要基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确立。此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地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其成员主要来自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天然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随着组织的壮大，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宗旨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也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为了实现这一宗旨，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以来一直孜孜以求。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这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只有能够把这两项历史任务自觉地担当起来并带领人民为此不懈努力的执政力量，才能成为中国人民合格的领导者。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脆弱，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尽管相对于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它很快就在中外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围剿下归于失败，多党制在中国政坛只是昙花一现，无法实现中华儿女要求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迫切诉求。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国的社会既然与欧美不同，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同时，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中国不仅要走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而且要建立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说明一党专制在中国同样是行不通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最终撕毁来之不易的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宣布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导致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失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表明，任何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专制势力和政权都不可能长久。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呼唤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政党制度，这一历史责任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承担了起来。中国共产党就是诞生在这么一种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成为中国革命或变革的共同目标诉求。其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立志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如愿以偿地建立了新中国，成为执政党，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中，明确提出：“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2]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阶层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选择，也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确立起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和政策，使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取得了民族的独立，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成了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各阶层的支持，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依靠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人民拥护共产党的根本原因，也是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和执政基础。离开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执政的基础。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内“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长期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正常发展遭受严重破坏，人民不但没有过上期望已久的富裕生活，而且还陷入了普遍贫困的境地。这一时期，较低的执政绩效一直在不断地侵蚀着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为了维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巩固合法性的基础，毛泽东期望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甚至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强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事与愿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升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和神圣地位，从而也进一步损害了党的合法性基础，使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为了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通过思想解放排除了人们的思想顾虑，“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改革开放的新路，“杀出一条血路”推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同时，现代化进程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从而释放出市场的巨大能量;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力量的壮大又助推了政治的制度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迁和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使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实现了从人民解放到人民富裕的转变，对执政党产生了较高的评价和认同，这样就不断补充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3]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中国进入转型社会的“不稳定状态”。这一方面给经济社会体系增添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带来严峻的挑战，使党的执政方式遭遇到一系列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执政主体利益诉求的困境、权力行使方式的困境等。另外，随着政治发展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转变，现代政治观念如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参与成为普遍的追求，由此导致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传统的“君权神授”、“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自然难以继续维持执政的合法性，民众也不仅仅满足于政绩合法性，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政治观念相适应的政治合法性成为人们的更高追求。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有了很大提高，这些都使公民对党和政府扩大民主、依法执政有了更高的要求，公民自身的政治参与期望也不断提高。执政者能否及时地满足民众的现代性政治观念的诉求，已经成为能否进一步获取合法性认同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关键时期，最容易产生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正如李普赛特所指出的那样：“合法性危机产生于向新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新社会结构建立以后，如果新制度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期望以便在新基础上树立合法性，就会产生新的危机。”[4]由于执政方式遭遇的困境，导致共产党执政资源大量流失，需要不断及时地补充新的合法性资源，对自身的执政方式进行反思。否则，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因为资源的流失而严重削弱，甚至出现合法性危机，危及到党的执政地位。面对这一系列的困境，我们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应当是对“全能性政党”的扬弃。中国共产党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制度和方法来执政，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阐述了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以人为本是贯穿十七大报告的一条红线，它丰富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乃至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中心位置，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等现代性政治民主诉求，以法律化的制度规范设定民众认同的程序化的政治体制、政治机制和政治行为规则，执政党的行为也同样遵循这些规则，从而获取马克斯·韦伯所指称的法理性的合法性资源，这样就完成了从人民解放到人民富裕再到人民民主的路径，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断得到加强。
二、从强调国家本位到注重人民本位
新中国建立以后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一度陷入国家本位的误区，即把国家利益、国家权威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将“国家”的利益凌驾于个人之上[事实上，这里的“国家利益”通常是由少数统治者来定义的]，而忽视了它们对于人民利益、人民权力的从属地位，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脆弱无力，个人利益通常被轻而易举地牺牲掉。这个认识误区一方面来自于中华文化传统的国家本位观，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中只有国没有家，只有群体没有个体。所谓国家即“天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形成了皇帝的家天下和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为公”等中华文化独有的国家观。强调个体对于群体的服从、臣民对君王的顺从和义务，形成的是一种国家本位观。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对于“人欲”即民众的诉求就干脆以一“灭”字处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概括出“先忧后乐”的道德规范，强调的不是君权与人权的先后顺序之分，而是前者压倒后者，排除后者，就是彻底否定和排斥自我。这种国家本位观导致权利和义务的失衡，由此带来的巨大不平衡导致了数千年绵延不绝的社会动乱。皇权的显赫和强大诱惑力只能培养出忍气吞声的顺民或铤而走险的“暴徒”，为了争得权位，不惜大规模摧毁社会生产力，使得封建国家总是在封闭圈内不断地更迭政权。这种国家本位的强权政治只能使“天下”、“国家”陷入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在改革开放以前，单纯的国家本位意识在我国社会成员意识中占据主导。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国家本位意识在处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国家[以及政府、集体等]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公民的个人利益则很少考虑。在这种单纯的国家本位意识的主导下，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倾向，如借口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任意侵犯公民个人的利益。这种极端片面的价值观颠倒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曾对我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造成过严重的危害。[5]
对国家本位与人民本位的误解另一方面来自于一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给社会主义国家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6]。这个定义经过列宁的强调，更是由于第二国际的主要成员党未能像俄国共产党那样抓住机遇夺取政权的教训，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7]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其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8]但一直以来，人们关注的只是它的第二层次意思，即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和阶级统治职能，而忽视了它的第一层次意思，即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性及其权力的有限性。由于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建国初期又面临着恶劣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所以，建国初期为了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以巩固革命成果，同时又为了能举全国之力进行国家建设以赶超发达国家，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国家政权组织建设成为中国人民的不二选择。因此，建国以后国家的专政职能和强制职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需要运用国家权力来改造和管理整个社会，从而导致国家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国家利益、国家权威被视为人民利益、人民意志的当然代表者，“国家本位”成为新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特征。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另一项基本职能被遮蔽和遗忘了。恩格斯曾经在《法兰西内战》第三版导言中强调：“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9]恩格斯在文中批判了“对国家的迷信”，指出：“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10]后来列宁曾经指出，恩格斯“对国家的迷信”的批判“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11]。但是由于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二国际的错误指导，再加上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强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成为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和目标追求，所以导致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认为恩格斯所批判的，只是对剥削阶级国家的迷信，其实这又是一种误读，实际上恩格斯所批判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国家的迷信，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不能例外。
“国家本位”的价值定位将国家看成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无条件的代表，重视国家权力的绝对和无限行使，忽视对国家权力的必要和有效制约，甚至把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与提高国家管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对立起来。这种价值定位的后果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国家包揽和垄断一切资源，形成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使得政党的职能并不局限于治理政党事务，而往往将政党事务与国家行政事务直接联系起来，政党直接进入到国家行政决策系统并具体组织国家所有行政资源在全社会的配置，形成全能性政党。所以，“国家本位”导致全能政党在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中处于事实上的决策和领导地位。特殊的政党政治发展路径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全能性政党”，成为社会中唯一具有决策权和主导权的主体。而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有效发挥，从而使得社会缺乏活力，政府管理效率低下;与此同时，“国家本位”容易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群众的利益被抽象化和空心化。而国家往往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导致权力利益化、利益部门化。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13]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需要纠正对“国家本位”的误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14]国家的管理职能应该从微观经济领域和私人物品直接生产领域中退出，从市场能够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领域退出，从社会和市场中介组织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退出，使市场机制承担更多的配置功能，国家需要不断地撤出一些领域。
厘清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需要从“国家本位”回归“人民本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强调“国家本位”的同时，我们党曾经也在理念和实践上倡导“人民本位”的思想，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人民本位”。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到了“党的唯一宗旨”的高度，并写进了党章。从此，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但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我党对“国家本位”的误读和领导人的主观错误，导致了在实践中仍然是“国家本位”，将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本位”才被我党重新认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15]他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能抽象地谈论制度的优劣，开始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引入国家的价值定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尤其是苏联东欧国家的风云变幻，他进一步从加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研究的高度，思考如何保持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他曾经告诫全党，“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6]后来他又指出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一“民本”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惠民富民政策，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此后，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的思想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本位”的内涵，强调“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17]。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8]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执政党必须“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发扬好，这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19]这些论述都体现了“人民本位”的思想，说明了执政党合法性资源的保持和再创造的重要性。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申并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并且把它置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位置，并在实践中积极贯彻这一执政理念。《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十七大报告对“以人为本”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同时，十七大报告也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新论断。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这些都彰显了人民本位的执政理念，只有将人民本位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出发点，真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必须把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确立人民本位的价值观。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真正解决被颠倒了的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现象发生，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得到有效加强。
三、从硬实力建设到软实力和巧实力的构建
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准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四个现代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强调的是国家“硬实力”的建设。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实际上注重的仍然是国家“硬实力”的建设问题。
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国家的整体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部分。硬实力是支配性实力，主要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含外交)、军事与科技的综合力量，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而“软实力”则主要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的感召力，还包括社会的组织制度与体制机制的支撑能力、人力与社会资源的再生能力以及文化的创造更新能力等各个方面。软实力体现为文化感染、价值认同、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理论思维、舆论引导、战略策略、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国民形象等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贯穿软实力经纬、维系软实力灵魂的是文化。约瑟夫·奈认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21]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他所指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与硬实力都是为提升权力主体的国际形象或国际影响力而服务的。约瑟夫·奈曾直言不讳地说：“硬力量和软力量……都是以影响他人行为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22]虽然硬实力的目标在于“硬控制”，软实力的目标则是“软制衡”，但都是为了达到权力主体[主权国家]自己的目的，只是作用方式有所不同。“美国应对全球信息时代新威胁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还取决于其文化和价值观所代表的软权力，也取决于美国的政策是否让其他国家感到自己的意见受到了尊重、自己的权利得到了关注。”[23]美国安全与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珊尼·诺瑟(Suzanne Nossel)在2004年《外交》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巧实力”的论文中提出，美国外交应摒弃保守主义的“单边主义”战略，重视综合运用软实力与硬实力，巧妙地利用一切国际资源与力量来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约瑟夫·奈充分肯定了诺瑟提出的“巧实力”概念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2006年1月，约瑟夫·奈在《外交》杂志上撰文《重新思考软实力》，指出单独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错误的，美国必须变革其外交战略，要将美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巧妙结合起来形成“巧实力”。硬实力支配并作用于软实力，软实力影响并提升硬实力;软实力与硬实力相互磨合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巧实力，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詹姆斯·彼得拉斯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美国的文化产业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和政治硬实力相互融合，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成功不再单一地取决于经济硬实力，而是同时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这样评价文化软实力：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性大国，除了凭借其经济和技术这些硬实力之外，还要依靠“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24]。“巧实力”的构建渗透于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它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硬实力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为软实力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依托我国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的优势，积极发挥软实力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使二者互为支撑，相得益彰，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掌握主动权。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如何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硬实力”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国家需要重视“软实力”的建设，“巧实力”的构建成为综合国力提升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硬实力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感到疑虑，“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因此，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成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2005年4月，胡锦涛在亚非峰会的讲话中强调，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首先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演讲中提出了“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25]的思想。和谐世界思想是对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总结和发展，它的提出及其初步实践，对于我国外交软实力有着重要的提升作用。“和谐世界”理念摒弃了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政治，强调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的相互依存关系，倡导通过合作对话方式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努力增强国际秩序的合理性和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和谐世界”的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和谐世界”理念被国际社会认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构想基本确立，意味着中国正由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权的“参与者”向“塑造者”角色转变。[26]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现代化建设时期，都十分注重用文化的力量推动全局工作。特别是在当今经济文化呈现一体化趋势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反复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七大把文化发展摆在国家战略高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着眼点。“巧实力”建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行为，党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在其中发挥着决策、推动和引导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把方方面面的力量整合起来，形成合力。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对外关系中提出了与其前任不同的“巧实力”外交战略。2009年1月13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美国不能独自解决最紧迫的问题，而世界缺少了美国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奉行被称之为巧实力的政策，即面对每种情况，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所有政策手段中，选择正确的手段或手段组合。巧实力外交将是对外政策的排头兵”，从而明确提出了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战略。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发表就职演说，强调“依靠稳固的联盟和坚定的信仰”，谨慎地使用实力，更加“谦卑和节制”，改变单边主义，进行国家间更广泛的合作以及增进国家间的理解，明确传达了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的信息。之后，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希拉里以及多名地区问题特使在不同的国际场合都重点强调了“巧实力”理念。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注重组合运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多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那么，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也要创新应对策略，善于把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选择和组合运用多种手段来维护和实现中国的利益。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得到了完整吻合。国家倡导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与在美国社会中推广的基本理念高度统一，国家的意志得以通过民众的意愿得到顺畅地、自觉地贯彻执行，而且大众的心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中国倡导的价值理念要被西方接受，就需要中国政府不仅从官方角度进行倡导和推广，还要加强民间的交流，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技术和手段，从而使得“巧实力”的构建对内可以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对外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新环境。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约纳斯·帕雷洛—普莱斯纳和保劳格·卡恩于2011年12月2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别再为北京成为世界警察而不安》指出，今年是中国看待世界的态度发生转折的一年。欧洲爆发债务危机，美国的防务预算持续缩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期望中国为维护国际稳定而承担起日益重大的责任。中国不能再在国际战略和经济事务中保持低调。……在10月份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被杀之后，中国派出武装巡逻船进入缅甸、老挝和泰国，中国现在是事实上的湄公河警察。西方大国长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中国也可以这样做。西方应该将此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应该鼓励中国改变不干涉的态度，像对待伊朗、朝鲜和苏丹问题一样积极参与。无论如何，中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用武力征服殖民地，尽管许多西方人往往惧怕日益具有干涉主义色彩的中国，但北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主动可能也是件好事。[28]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行动也是一次借助军事硬实力传播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典范，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誉。
执政规律是任何一个政党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受住了历史和现实的检验，在党和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高瞻远瞩，及时转变自身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探索出了从追求人民解放到人民富裕再到人民民主、从强调国家本位到注重人民本位、从硬实力建设到软实力和巧实力构建的执政规律，从而使党的执政基础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注释：
[1][4][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页，第59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页。
[3]王金水《党的领导地位的政治学阐释》，载于《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5]宋惠昌《中国价值观变革四趋势：由国家本位走向公民本位》，载于2008年5月12日《北京日报》。
[6][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3页，第293页。
[7]蓝蔚青《以人为本：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载于2008年3月24日《学习时报》。
[8][11]《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30页，第177页。
[9][10][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3页，第13页，第75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2页。
[17]《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18]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19]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44页。
[2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7页。
[21][22][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第7页。
[23][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24][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5]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载于200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26]高旭红、徐瑫《和谐世界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对外软实力建设》，载于《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2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于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28]参见2011年12月31日《参考消息》。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