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中国财税改革经历了比以往更多的振幅，所幸，一切都已过去。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每一个人没有理由不期待更加理性，更加美好的目标与梦想。财税作为国家与国民之间原初契约的核心内容，它的生态与长势，无不折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的位阶，反映一个是时代变迁的深浅轨迹。
特别是在转型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境遇和情境，更需要大智慧与大胆略，需要文明理性精神旗帜的导引。这个旗帜，就实践而言，就是宪法，只能是宪法，只能是完备的宪法。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是因为，宪法是国民与国家之间最重要最根本公共事务的权力性规范体系，是国民与国家之间最重要最根本权利与义务法定的、应该且必须的权力性规范体系。只有高举宪法旗帜，弘扬宪法精神，遵从宪法规定，整个社会治理系统才可能逐步优化，国家才能获得真正文明的秩序，才能摆脱被形形色色具体目标引入歧途的宿命。财税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契约及公共活动，理应高举宪法旗帜，高举《八二宪法》旗帜，并以《八二宪法》为圭臬，设定目标，选择策略，稳步推进。
财税改革应从捍卫宪法开始
迄今为止，朝野的共识是，由于《八二宪法》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它是相对理性、文明、完备的宪法。它的民意基础相对最坚实，合法性相对最大。具体说，由于《八二宪法》成于“文革”灾难之后全民的痛感时代，而且，制宪者大多遭遇过无宪或者有宪法无宪政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迫害，这个宪法文本汇聚的国民意志比较广泛，其合法性也就较大。
所以，不单是财税改革，就是其他各个领域的社会改革，都应该且必须遵从《八二宪法》，高举《八二宪法》的旗帜，从捍卫这个宪法开始。
财税改革要捍卫宪法，首先就是要在实质性地扩大财税权力民意基础方面力争新的突破，要切实领会宪法“主权在民”的精神实质，把“主权在民”的宪法精神，切切实实地贯彻落实到财税改革的各个环节。换句话说，就是要坚决改革当下政府主导的财税体制体系，还权于纳税人，还权于每个国民，要逐步建立纳税人主导的，每个国民主导的财税治理体系。最低目标是“把纳税人当人看”，最高目标是“使纳税人成为人”。明确地说，国家征什么税，以什么原则征税，征多少税，在哪个环节征税，以及如何用税等等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由纳税人，或者他们信任的代表决定，国家和政府，以及大小官员都无权越俎代庖，专断地替纳税人和国民做主，以他们自己的偏好作为施政的根据和理由。
其次，财税改革要捍卫宪法，就是要在建立长效实效的财税权力监督制衡机制方面有所作为。事实上，捍卫“宪法至上”原则确立实施的过程，也就是各种财税权力滥用作恶行为被遏制的过程。回顾《八二宪法》实施三十年来的实践，最大遗憾就在于，宪法违宪机制的缺位或滞后，致使各式各样的违宪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包括各种违宪财税行为。难怪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八二宪法》施行30周年年纪念会上一再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比如，秘密财政有违宪法基本精神，预算不公开有违宪法基本精神，包括官员财产不公开等等，都有违宪法精神，至今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发挥宪法增进全社会和每一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也就不可能落在实处。
毋庸讳言，财税作为国家与国民之间最重要原初契约的核心内容，财税法作为国民与国家之间最重要最根本权利与义务的规范总和，只有坚决捍卫宪法，才既可能获得最大的合法性支持，也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增进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标。宪法是财税法的母法，根本大法，合宪是财税法获得现实遵从动力的最佳选择。财税立宪也是宪法获得大多数国民实际支持与信仰的最佳切入点。或者说，没有实质性财税入宪的宪法是空泛的。当然，缺乏宪法支持的财税法也是底气不足，无法获得现实权威的。
可见，一切财税改革都应从遵从、捍卫宪法开始，以宪法为圭臬，以合宪不合宪作为财税改革目标设定、策略考量的根本标准。
财税修宪的未来期待
一切财税改革都应从遵从、捍卫宪法开始，以宪法为圭臬，这是前提。但是，这个前提却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即就是相对完备的《八二宪法》，也不是绝对完备的。因此，在遵从“宪法至上”原则的同时，也应保持一份清醒：绝对完备的宪法，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绝对完备的宪法仅仅是一种理想的形态。
这岂不意味着，通过不断的财税改革，特别是财税修宪、立宪，不断优化宪法，也是高举宪法精神旗帜的应有之义。一方面，遵从、捍卫不完备的宪法总比无宪法要理性；另一方面，通过财税入宪、立宪、修宪，不断优化宪法，并进而遵从、捍卫相对完备的宪法，也是每一代人的理想和责任。因为严格说来，不完备是宪法的常态，完备则是宪法的理想状态。
或许，现实的选择只能是，一切财税等改革，都应遵从和捍卫相对完备的宪法，同时不忘追求完备理想的宪法，并继续坚决遵从和捍卫之。
事实上，现行宪法也不是完备的，即就是《八二宪法》同样。就财税入宪、立宪而言，尚存在诸多显现的缺陷和遗憾。一是关于财税内容的明确规定与条款太少，而且太过模糊。比如，关于涉税这样一个关乎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明确条款仅有一条。这固然为未来宪法的财税修改，增加财税条款预留了很大的空间，但同时也是现行宪法的最大缺憾。二是现行宪法关于财税问题的规定太过模糊和原则。试想，如果“财税权”的合法性以及监督制度缺位和滞后的话，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一个国家财税治理体系的根基，导致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体系的倾斜与失衡。自然，也就最容易背离财税治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
明确地说，现行宪法存在的“财税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亟待化解，“财税权力”的制衡与监督问题有待实质性的突破，财税法定问题不容忽视，广大纳税人或国民的财税权利与义务认识有待提高和深化。而且，重视财税权利与义务的特殊性、相对性与主观性，忽视财税权利与义务的普遍性、绝对性与客观性的倾向性问题，忽视财税权利与义务实质性关系调节等问题都亟待关注和重视。特别是征税人行使的权利多于所履行的义务的问题最为突出，更是亟待通过修宪、入宪、立宪来解决。
因此，财税修宪、入宪、立宪，财税改革，应是宪政建设的应有之义。任何一部完备的宪法，财税内容注定不可或缺，而且必须清晰明确。财税改革，注定需要完备宪法的支撑。高举宪法旗帜，就是要不断推动财税文明，逐步向世界财税治理的文明主流看齐。
遵从宪法是每个国民的义务
一切宪法，如果不被它的国民遵从和信仰，这个宪法就是一纸空文。同样，因为一个宪法的不完备而否定，或者不遵从它，也是一种缺乏公共理性的表现，最终将背离宪政的初衷，既无法遏制权力的滥用与作恶，也无法保障绝大多数国民的基本权利，增进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遵从宪法是每个国民的义务，也是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捍卫全社会和每一个国民共同意志的理性选择。宪法如果不被国民遵从，它就没有生命，也就不会发挥它防范权力乖张和撒野，保障每一个国民福祉的效用，也就不会赢得每个国民发自肺腑的真诚支持与信仰，宪法的权威也就不可能长久地存在。
当然，遵从宪法，首先在于各级党政官员以及社会先进分子的示范带头。这是因为，这一群体既掌握着各级权力，包括财税权力，同时也对各种社会资源具有强大的支配力。而且，就宪政旨在监督制衡权力及其保障国民基本权利的原初目的而言，监督制衡各级党政官员可能的滥用权力，防范权力失控对国民基本权利的伤害，这是宪政的基本职责。因此，如果这一群体不真心遵从宪法，不把遵从宪法当成一种义务的话，最易大面积背离宪法的终极目的，伤害更多国民的基本权利。
其次，每一个国民也应该把遵从宪法作为一种义务。如果因为宪法初衷目的是为了遏制各级党政官员的权力，防范各级党政官员滥用权力，伤害国民的基本福祉，从而推脱遵从宪法的责任，认为遵从宪法与自己没有关系的话，那就真的永世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了。岂不知，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宪法是每个国民的宪法。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根本说来，来源于每个国民的认可与同意。没有每个国民或者其代表的授予，国家权力的民意基础就不广泛不牢固，合法性就无从谈起。可见，归根结底，宪法的尊严与权威，来源于每一个国民对它的遵从与捍卫。
遵从宪法作为一种义务意味着，每个国民，要在遵从宪法规定的纳税义务的前提下，清醒地知道自己主体地位，在意自己的财税权利，并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维护自己的财税权利，特别是宪法已经规定的各项财税权利。毋庸置疑，每个纳税人、每个国民权利意识的淡漠，是导致其权利被权力侵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拒绝宪法规定之外一切“非法”的财税要求，本来就是每个国民、每个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剥夺。
总之，高举宪法旗帜，是财税改革，及其一切社会改革都必须高举的旗帜。遵从它，捍卫它，也是每一个国民、每一个纳税人，特别是每一个官员的基本义务。正如《八二宪法》总纲所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同时，也应通过不断的修宪，完善这个宪法，充实和丰富其中财税的内容，增加宪法的合法性，化解“税权”合法性的危机，为“财税权力”及其宪法涉税条款的合法性奠定基础，真正体现宪法的至上性与权威性，并建立实质意义上的“财税权力”监督制度与机制，遏制征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生态系统不理想的现状。
（《南风窗》2013年第二期，未删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