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言的题目是《移民城市的文化困境》，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精英移民主导了今日中国城市的文化发展。今天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新兴移民城市，这些移民城市主要是在中国狂飙突进式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虽然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比如重庆曾经有九次大规模的移民，但是这些移民潮基本上是缘于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的推动。但是，今日中国的移民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以珠海和深圳最为典型，特别是深圳，400
多万人口中的 200多万是外来移民。对此，我们在认识今天的移民城市的时候可能要意识到其现代化转型的特点。这里我不详细阐述，我主要谈谈对中国新兴移民城市的观察：它具有什么特点，存在哪些问题。我认为，移民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精英移民主导了城市的文化发展。这一点我们要特别重视。
为什么说精英移民主导了城市的文化发展呢？中国的政治精英实际上是主导中国城市文明进程的主体。异地为官制一直是中国特色，许多地方的官员实际上是外地调来的，或者是举官升迁上来的。区别于“土官”的“流官”的存在，其实加重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削弱了地方的自主性和特色性。由于“流官”的外来性和暂时性，也使得整个地方的发展因缺乏连续性而造成了城市文明发展中的困境。这些政治精英实际上主导了中国城市文明发展，他们将个人的设想和喜好强硬地赋予给了城市。很多城市的文化发展口号，都与城市主要官员的个人秉性、好恶有关。比如最近在青岛，刚上任的青岛主要领导决定拿出40亿对青岛所有的道路实施“植树增绿”。青岛的这种“运动式造林”引发民众广泛质疑，主推种树的市长也被人们讥称为“种树狂人”、“种树市长”。最终青岛市政府不得不通过微博发声，承认工作不细致，并向市民致歉。这件事情暴露出的是长官意志、畸形政绩观、科学的公共决策程序的阙如等严重问题，但是此次事件中“城市是市长的还是市民的”讨论留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思考，就是城市的文明和城市的建设往往与个人化的政治精英的主导密切相关。再比如现在城市的大拆大建，一个城市发展，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生态和历史印记，几乎全部由政治精英来决定。今天的文化学者一定要关注到政治精英对城市文化的影响力。这是我们今天考察中国城市文化发展一个最主要的立足点。实际上，很多地方今天所搞的城市文明建设和城市文化战略，都是不恰当的和不可持续的。为什么？我们的地方政治精英大多从外地调来，干好了又调到别的地方，因此基本是对上负责而不对本地的老百姓负责，结果是一届领导一个思路，来一个领导提一个口号，来一个领导提一个说法，来一个领导搞一套做法，缺乏可持续性，所以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文化发展战略。政治精英移民可能是造成今天城市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困境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问题，在移民城市中，经济和文化精英移民占据了城市的中心资源，原住民日益被边缘化。我们考察了许多地方，情况均差不多。比如，今天讲北京话的人到哪里去找？北京的二环三环内很难找到，二环三环都是我们这种从外地移民过来的人，特别是中南海不可能有北京原住民。为什么？本土北京人都拆迁到郊区去了。这些外地移民通过占领经济资源，进而占领了城市文化资源，所以原住民文化的边缘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这种原住民边缘化的情况，实际上和我们前面讲的政治精英主导是密切相关的。我不知道上海怎么样，但我相信上海最中心的地段肯定不是由上海原住民掌握的，肯定是外来人。真正的上海人可能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因为城市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把许多原住民安置到城市的边缘地带了。实际上这就打破了原住民的生活环境，破坏了他们的语言习惯和生活习惯。这种特点在一些新兴的移民城市中特别明显。如今深圳找不到多少原住民的文化印记，珠海也是。我前两天到珠海，发现珠海的湖南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珠海的主政者是湖南人。由此可以窥见移民城市中个人化的特点太明显。这就是精英移民主导城市文化发展而造成的。移民城市的另外一个特点则是，底层移民特别是农民工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底层移民的地域性特点主要有两点：第一，底层移民集中居住的特点非常明显。比如深圳的龙岗为什么那么多民工都是河南人，因为河南有个很有名的人在那里开了一个农民工公司，招的全部是河南人。所以地域性移民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再比如北京的温州村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的底层移民主要是靠血缘和原来的人际关系的带动，所以集中居住的特点非常明显。第二，底层移民居住的环境也越来越明显，真正的底层移民主要住的地方都是所谓的城市边缘地区。底层移民另外一个特点，它不一定是血缘或人际关系的特点。比如底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能会找一个地方去居住。地域性的特点越来越明显。比如我住的地方叫华侨村，全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个地域性的居住特点。我们与原居民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移民城市的这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精英主导文化的发展，还有就是底层的所谓的地域化特点均十分明显。我认为，这是移民城市最主要的两个特点。
第三个问题，新兴移民城市中文化困境的制度性冲突十分明显。大家可能都知道，移民城市首先带来的可能就是户口制度导致的原住民和移民的冲突问题。例如户口制度带来的所谓高端移民和中端移民，即中产阶级的移民和本地居民的文化冲突。比如高考，最近带来的冲突非常明显。这几年，一直有北京的所谓中产阶级要求与本地人同样享受参加高考的权利。他们游行示威，他们提请诉状，他们到教育部去抗争。但是北京原住民的20多个人也到教育部去抗议，说不应该让外来移民参加高考。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造成的。北京的原住民说外来的人把我们的孩子都带坏了，打架斗殴都是外来人带来的。因此，他们要排斥移民。教育只不过是这种制度性的冲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政治参与，比如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在许多地方，外地移民虽然已经在那个地方工作了很多年，但实际上不能算本地人。大家可能知道，北京的所谓中产阶级的移民，甚至是比较高端的所谓白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很多职工是没有北京户口的，他不能算作真正的北京人。他可能在北京已经买车和买房，但他的确不能算北京人。特别是社会和经济存在严重问题的时候，这种制度性的安排更加明显，比如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的购房限购政策，有非常严格的制度性的安排，这就把外地移民与本地居民区隔开了。移民的这种临时性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漂移的社会》，是我对广东一带的农民工的访谈。我问所有的农民工这么一个问题：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构想，他们都告诉我，“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但是我肯定不会回老家。”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深圳肯定待不下去，最好的未来是在老家建个房子。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个地方当做自己的家。虽然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但是他总认为终究要离开，这就是户籍等制度性的安排带来的严重问题。第二个问题，利益分配和资源分配的方式，加剧了文化冲突。利益分配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在深圳、广东一带，出现了原住民的新情况。原住民吃房租就可以了。本地的吃房租的原住民，通过收取房租可以获得利益。但是，外来移民对城市的主要经济、市场资源的占领，往往加速城市和外来原住民之间的冲突。比如上文讲的，城市的最主要资源，可能往往是由外面来的人占领，所以我们越来越发现，移民城市中最好的区域，很少有本地人。我认为这种资源型的冲突会带来新的难题。第三个问题，文化困境的制度性冲突，对生活方式影响巨大。广东人都爱吃早茶，但是有些地方就找不到早茶。比如在珠海的有些地方可能很难找到早茶。珠海的湖南人居住的地区，对本地的那种生活方式，可能是排斥的，甚至逐渐改变了本地人的生活方式。所以，这种制度性的冲突带来了生活方式、资源占领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冲突，这个冲突应是我们未来要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移民的文化冲突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我们往往认为文化的冲突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年法国巴黎发生骚乱之后，我马上赶到巴黎。巴黎骚乱的主体是什么人？就是当年的移民第二代。中国未来的移民第二代，特别是农民工的第二代，假如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可能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现在，这种影响已经体现出来了，去年的6 月 1 日和 6 月 11 日，今年的 6 月 26日，广东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这三次社会骚乱的主力全部是四川的移民和农民工，而且主要是第二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研究中国的所谓的新兴移民城市的文化问题，实际上不简单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对于中国未来可能是一个联动的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移民是与现代化相伴而生的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特别壮观的移民潮。这次移民浪潮对城市文化生态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如何考察这种文化影响，我建议学界要从精英和底层两个维度去做调查。这种文化的制度性的冲突带来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改变、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将来可能引发重要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对其后果，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
本文系作者在“发展起来之后的城市文化矛盾”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未经本人审定。来源：《探索与争鸣 》20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