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解上可此可彼、可左可右的语词表达含糊的信息在目前已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修辞，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总是试图从高层的用词中窥探出中国政治走向，其中虽不乏精彩、独到的见解，但它们基本上都只有饭后谈资的价值。中南海里热读法国作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消息立即引来人们解读此书的热潮，并猜测消息背后的政治隐喻。
它透露出来的唯一清晰的信号是中国上层对革命的关注，它可以视为执政者对去年以来浮上水面、引起公众热议的革命话题进行的公开回应，但它并没有透露出是从哪些方面关注革命、关注这部历史著作的。有的解读者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到书中的个别结论上，甚至加以放大，强调革命不是在受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在改革的时候、在制度压力放松的时候爆发。这无异于说改革之日就是革命之时。片面地关注一点，只会误导当局在危险的时候和在最需要改革的时候不是采取措施释放社会压力，反而危险地拧紧压力锅的阀门。
托克维尔的这个观点确实不同凡响，但是越是有吸引力的观点也越容易诱惑读者在理解上计其一点而忽视其余。该书的主旨，正如书的题目所明确揭示的那样，它探讨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旧制度才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源。
一
从权利包容的情况看，政治制度可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排斥性制度，革命只会在排斥性制度内爆发，把法国大革命和英国进行对比，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由教会、贵族、第三等级代表组成的三级会议共同管理国家和地方事物，本是法国一个悠久的传统，但随着法国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国王变得逐步强势，三级会议越来越少召开，直至完全停开。到大革命爆发时，法国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没有召开过国会了。朕即国家，法律就是国王的意志，贵族和资产阶级长期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国王的大臣、行政官、总督占据了国家机构包括行政、司法和军界的全部重要职位，而国家机构也悉心照管着特权者的全部利益。统治者在削减和剥夺贵族的政治权力后，又用特权笼络他们，让他们“享有充当主人第一奴仆的专有特权”（托克维尔语）。
特权者在他们的同类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等级，使自己有别于其他人，法国革命爆发激起了所有阶层参与政治的热情，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和巴黎市民联合形成了抵抗反动势力的强大力量。
法国社会阶级的截然对立在英国是不存在的，在英国，阶级区分不严，英国的政治制度有法国所没有的包容性。人们大都同意下面的看法：1215年国王与贵族签订的《大宪章》是英国人自由权的证明书。在以后的宪制发展中，法律被认为是国王、贵族和王国公众一起制定的。由于公众参与制定法律，他们也就能够迫使国王遵守它。
英国制度通过它的包容性显示了韧性、灵活性和适应力，它总能适应时代的实际情况和时代发展的需要。英国的国家统治权由国王、贵族院、平民院共享。“议会代表整个王国”的英国传统开创了伟大的宪政道路。在自然演变中，原先的国王御前会议发展成为国会，而贵族控制的国会也不是严格的特权阶级的集合，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这使它有了国民会议的性质，并在“光荣革命”后从国王手中完全接管了国家权力。1832年的选举法改革扩大了选举范围，英国的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尔后，选举权进一步扩大到所有民众，实现了普选，国家权力最后交到人民手中。
不能包容所有不同利益的制度是压榨性和压迫性的制度，为了维持特权利益，特权集团必定要排斥和打击其他群体和个体的利益要求。由于它的排他性，由于它的顽固和僵化，使它要转向包容各种利益的宪政制度只有革命一途。以“家天下”作为执政理念的中国王朝制度是最典型的不具包容排性的制度，任何利益分享机制都不可能在这个封闭的体系内产生。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他们的头脑内都无法设想出被统治者限制统治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享权力的宪政制度。
清朝政府为了取得汉人的合作，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慷慨地把权力恩赐给汉人，但它拒绝以立宪的形式与汉人分享权力，最后像路易十六的政府一样在各种力量的联合反对下寿终正寝。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帝制，却未能成功地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孙中山所改变的是把一家的天下变为一党的天下，用组织的体系取代了家的体系。它既是家天下的进化形式，又是一种退化，它看上去有了现代政治的外观，扩大了利益范围，但组织的无约束、无政府状态使它的腐败也变得更加不可救药。
包容性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言论自由，这是建立包容性制度的前提，包容不同利益的制度必须容忍不同利益的表达；第二，法律是大众意志的体现，民众通过他们选举的代表参与立法过程；第三，不会形成一个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没有第一和第二两个特征，就不会出现第三个特征。换言之，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众通过其代表参与立法的制度安排，就一定会形成一个固化的特权利益阶层，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思想和情感，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上结成统一联盟，共同反对其他阶层。
“阶层固化”是近年来学术界使用得很多的一个词汇，来形容中国社会呈现的官民两极分化的状况。固化是世袭的结果。在“官二代”世袭了权力时，“农二代”也就世袭了贫穷。
但我们社会最主要的特权形式还是职务特权，论职行赏才是它的根本特征。不同级别的职务享受着不同不等的特权。职务越高，特权越大。世袭特权只是特权的一种。职务特权是极其广泛的，它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么说吧，官位相当于硬通货，却又高于硬通货，不但用它可以获取所有你想要的任何物质的东西，它汇价坚挺，且从不贬值，而且它还有硬通货换取不到的东西，比如荣誉权和真理权，一个人随之在权力的阶梯上不断攀升，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荣誉不断增多，掌握的真理也就不断增多。
特权具有排他的天性，是通过排斥多数人利益获得的，它在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建筑起一堵利益的高墙，形成一个封闭的利益体，把特权者与普通大众在权利上和政治上隔开。他们在内部完成自我授权，他们既是社会的立法者，同时又掌握着执法权和司法权。“如果同一些人有权制定法律，手中又还握有执行法律的权力，他们也许就会免除自己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的义务，并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使法律适应自己的私人利益。”政制理论中的权力分立学说由洛克作了最恰当的概括。当立法、执法、司法三大权力集于一身时，制度就处于绝对封闭、绝对自私、绝对僵硬状态，不但把人民排斥在全部的政治过程之外，而且剥夺了他们从司法中寻求公正的机会。它由于封闭、自私而激发仇恨，由于僵硬、缺乏柔性而变得脆弱。它使人民处于绝对被奴役的地位，逼迫人民在要么甘愿接受奴役，要么反抗和革命之间作出选择。
任何制度都有改革的余地，社会发展也不断产生新的利益要求和利益阶层，但只有包容性制度才可以根据需要时常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而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
二
思想是革命的攻城槌。
大革命在法国，而不是在英国、也不是在德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爆发绝非偶然。法国不但是欧洲最早成熟起来的专制集权国家，同时又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在大革命之前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欧洲经历了以宣扬平等、自由和人民主权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启蒙，而蒙受专制权力危害最烈的法国自然就成为启蒙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这些法国著名政论家都是启蒙运动中的大腕，他们为言论自由而战，锋芒所向，直指法国的专制政体和特权制度。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理论，为新制度的建立指明了方向。他们的观念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正统观念格格不入，但对第三等级、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到了18世纪中叶的法国文人在政治中所扮演的突出角色。他们热衷谈论各种政治问题，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政治文学，以致于这些“一无地位、荣誉、财富，二无职务、权力”的作家，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受作家们的影响，人们无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而振奋，无不为谴责特权而雀跃。托克维尔写道，“其他人在行使权力，惟有他们在执掌权威”。
正是反专制思想和自由思想的观念革命孕育着政治革命的风暴。在革命爆发之前的二、三十年中，舆论其实一直在进行革命总动员。大革命期间，也就是1789年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宣示的人类政治中一些不朽的原则，就来自于18世纪的启蒙学说。
虽然托克维尔和英国著名保守主义者柏克都对没有实际政治经验的法国文人议论政治的热情和大胆改造政治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但后人还是要感激这些文人留下了一些奠定未来的原则以及引导后人追求自由的激情。法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政论家和记者，在19世纪再一次走到了革命前列，他们弘扬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同旧制度挥之不去的幽灵作斗争。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了革命思想和群众结合将产生巨大物质力量的奥秘，共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思想掌握群众，即列宁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用思想掌握群众，对列宁来说，就是流亡国外创办报刊，写小册子，并把自己的报刊名称定为《火星报》；对毛泽东来说，就是把文艺全面纳入到为政治服务的轨道中，并实施彻底的思想改造。当然，和现在的互联网比起来，共产主义者的办报宣传方式就显得既原始又低效了，如今一条消息或一个观点瞬间就可以传遍全国，年轻一族有事没事就拿起手机在涮新和转发微博。每一个手机都是一份报纸，一个媒体。各种信息在移动互联网上飞速传播。
控制人们的思想对集权政体是绝对必要的，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早就已经熟知它的重要性。消极控制是像秦始皇那样，烧掉书籍，消灭儒生，让人民完全无知懵懂；积极控制是找到一种现成而又合意的理论体系，加以改造使之符合自己的现实需要，以统一臣民的思想，让人民愚昧地服从。儒家从家庭伦理引申出来的政治伦理和教化观与中国家天下的政治结构完全吻合，稍经改造就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过俄国化改造后形成“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抛弃了马克思的全民普选和新闻自由等重要内容，然后灌输给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产生毛泽东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用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
在人类事物中，无形的东西往往比有形的东西更有力量，名望比拳头更有力量，精神比皮鞭更有力量，权威比权力更有力量。在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要占据理论和精神的制高点。统治者的牢固地位不但要依靠物质力量，还要依靠精神力量。专制统治者如果丧失精神上的优势地位，也就意味着权力的基础已被挖空，大厦的支柱已经倾斜。
但一统思想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一统天下也从来不是永久秩序。人民一直保留着事实上的反抗权利。有“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反颠覆罪，就有“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颠覆观。有君权神授的主张，就有人民主权的理论对抗。
当人民开始意识到自由可贵的时候，就是威权政治应当警惕的时候；当人民普遍追求自由的时候，就是威权政治受到威胁最大的时候。革命总是从自由思想相对活跃的地方开始。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是除传统概念上的西方地区外，具有更多自由基因的地方，而中东在地理上与欧洲邻近，并经受过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有利于自由思想的渗入。这能够解释为什么民主政治会在上述两个地区连片成网地取得进展，成为最近20多年内世界的一大奇观。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知识界刚刚意识到春天的来临，自由思想刚刚开始复苏，中共中央的最高层就警觉地发现了危险苗头，决心要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也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头十年，中国原有的政治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公开挑战。无所不包的权力不仅仅是带来无所不包的福利，也导致无所不包的自然责任。享受各种特权的权力必然存在大量渎职、胡作非为和规避责任的行为，它不得不经常采取“避谣”和驳斥真相的方式填平事实则责任之间的鸿沟。贫富悬殊在扩大而且越来越大，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却在降低；空气在变糟而且越来越糟，却宣传空气质量总在变好。它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极力维护自身威信，结果却是在每一个方面都极力破坏自身形象，政治权威的流失日甚一日。比这更严重的事态是，民众的仇官心理已经登峰造极，仅仅是依靠不可持续的“维稳”政策才能勉力维持局面。之所以说它不可持续，是因为只要权力的合法性不被大众所认可，任何维持现状的措施都可能失效。压制过严，有可能导致更加激烈的反抗，压力不够，又怕招致反对力量趋活跃。
官方一直负责对社会舆论的指导，现在已经无法进行有效指导了。一批不能取得官方认同的民间思想者活跃在思想市场上，被人们称为“意见领袖”。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他们却一呼百应；官方报刊的言论不是常遭恶评就是鲜有关注，他们的时政评论却广为流传。更准确地说，意见领袖不是一个固定的人群，在人人手持麦克风的时代，任何一个人在某一问题上发表的意见只要足够打动读者，就会风行网上，他于是就是那个问题上的意见领袖。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真正引导舆论的人。在当代，与其说是思想掌握了群众，不如说是群众掌握了思想。这样的后果就是形成权力与权威的二分天下，一方拥有权力但缺少权威，另一方拥有权威但没有权力，与大革命前的法国如出一辙。
革命（不包括中国的农民革命）与贫穷关系不大，贫穷一般不会引起革命，就像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导致民主政治一样，现代的每一次革命都不是由于经济的失败。一个经济上长期失败的国家，如果社会心理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没有人民思想上的觉醒，就几乎不可能发生革命。极其封闭和极其贫困的朝鲜比任何地方都更不容易发生革命。相反，革命通常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18世纪末的法国经济无疑是当时先进的经济体，20世纪末的苏东地区和今天的中东地区都有明显的经济优势。单就财富而论，现在的中国肯定是历史上最丰裕的时期，过去的20年间经历了高速增长，但社会并没有因此更加稳定，而是更加不稳定。在一个特权非常严重的社会，经济发展如果没有政治的相应发展，它就可能非但不是消除革命的因素，而可能是促进革命的因素，因为，一方面发展的大部分成果被特权阶层所占有，腐败加剧，更加凸显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民众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后，在精神上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尊严和自由更加敏感。
经济发展与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纯粹依靠经济发展保持政治稳定的策略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经济停滞，尤其在社会矛盾激烈形势下的停滞，则可能是诱发社会不稳的一种危险因素。
利益垄断所招致的仇恨和观念革命带来的新思想，两大力量联合推动最终造成革命爆发。越没有公正的地方，自由越受到限制，人们越珍重自由。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普通大众才能享有尊严和平等。在互联网时代思想观念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在广度上还是速度上都前所未有。世界的宪政民主榜样比任何理论都有力量。当人们认识到自由的意义时，他们就更加难以忍受特权、不公和腐败。一旦人民爱上了自由，就再也没有任何办法把自由的观念从他们思想中驱除出去。
三
革命是改革引起的吗？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革命中，只有苏联进行了改革，其他国家不但没有进行改革，它们的当局还极力防止改革。在中东地区的革命国家，没有一个开启了改革。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的独裁统治一如既往，没有一点放松。一个维护统治利益的制度如果激起了民众的普遍愤怒和仇视，革命就是迟一点还是早一点的事，跟改革还是不改革并无关系。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集团势力可以无限期地独占国家利益而不面对失败和颠覆。
托克维尔“对于一个坏政府，改革就是它最危险的时刻”的研究结论是如此光彩夺目，以致于使人们容易对它全盘照收，失去了必要的警惕和怀疑。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改革往往开始于政治局势最危险的时刻，是政府在面临革命的危险时被迫对制度进行修补。革命并非由于改革引起，而改革是由革命引起。历史上所有的威权政治改革，只有很少是出于信念的改革，大部分情况是形势所迫而不得不改的。路易十六是在严重的财政危机面前才决定恢复古老的三级会议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农民骚乱、工人罢工、革命者积极策划革命的重重危机中于1905年颁布了改革诏书，答应在普选基础上成立国家杜马。这个国家自19世纪70年代革命思想就流行开来，并随着政府为防范革命而采取严厉的压制措施变得不断激进。
改革并不会引发革命，只有改革失败才引起革命。有时可能改革刚刚开始革命就已爆发，从时间上看好象正是改革催生了革命的到来，究其实是改革开始得太迟，到革命风暴临近之时才匆忙进行改革，已于事无补。
对既得利益的拼命迷恋，对自身力量的过于自信，使统治者往往误判形式，低估革命力量，一再错过改革时机，最后只能由革命来决定未来。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时，托克维尔感叹不已的是，当法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革命逼近之时，那些明天就将要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却全然不知。清政府的危机和衰弱在甲午战争中已暴露无遗，但最高统治者慈禧坚决扼杀了维新变法，她要在被列强赶出京城之后才又以朝廷名义发布改革上谕。但它的改革三心二意，蹉跎岁月，直到已隐隐听到革命列车行进的隆隆声，政府才宣布要加快改革进程，可是飞奔向前的列车已无法停住。尼古拉二世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他并没有按照1905年诏书所承诺的进行改革，而是继续极力维护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一届杜马很快被解散，政府以无情地镇压粉碎反抗力量。它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正在被自己不断推向悬崖--命运的时钟在迫近1917年。
改革在前进和倒退之间游离，在镇压与和解之间摇摆，在放松和收紧之间徘徊，它暴露了出统治者抵制变革的真实意图。这种改革一开始就只是权宜之计，它不是要打算包容广泛的不同利益，而是仅仅为了巩固排他性的特权。当改革可能损害特权利益时，它就停止前进，甚至后退；当反抗激烈、社会危机加剧时，它就又开始启动改革。
这个阶段于是变为一个激化社会矛盾的过程。原本是要缓和危机，消除革命，事实却可能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当变革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变成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任何改革的倒退，或言行不一的改革欺诈，都会引起大众对旧秩序的更加厌恶。如果从革命原因的长链中只截取其中的一段，那么看上去改革就俨很像是革命的原因，改革在先，革命在后。改革演变成革命在经验中不乏先例。但考察整个因果链条，就能看到，改革只是中间的一个插曲，一个政府试图阻止革命的插曲，它相当于在革命急流中修筑起一个堤坝，但修堤坝的努力失败了。堤坝有可能抵挡一阵洪水，并在短期内形成一个堰塞湖，堤坝的坍塌造成下游更大的洪水，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是堤坝引发了洪流。
改革失败是由于它始终不能打破特权利益的围墙，建立起包容各种利益的制度。只有成功的改革才能将革命的洪流安全地引出峡谷，进入开阔地带，减少其力度，降低其风险。成功的改革必定是在制度的包容性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增加了制度的弹性。台湾地区和泰国的改革都是由于政治向大众开放使制度获得了包容力，实现了改革的软着陆。成功的改革在本质上就是一场和平革命。越南共产党在朝着同一个方向缓慢前行，但它的步子仍然迟疑不决，它仍旧在逮捕政治上的异见者。它的改革如何发展，结局如何，取决于下一步政治开放的程度。
制度因素和思想因素是导致革命的独立但有联系的两大主线，改革和经济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因素，只有当它们与制度因素或思想因素联结在一起，才成为影响革命的环节。抵制改革或失败的改革为革命进一步聚集了能量，成功的改革顺应历史趋势，具有革命的实质，改变的只是革命的形式，祛除了革命中的暴力成分。包容性制度取代特权制度的世界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就如西德（联邦德国）统一东德（民主德国），而不是东德统一西德，丝毫不用怀疑，在朝鲜半岛，是统一于韩国制度，不可能统一于朝鲜制度。
人们有预测革命的冲动是自然的。预测某种趋势是不难的，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较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能预测到大战不可避免。美国外交家凯南根据自己对苏联历史和现状的了解，早在1947年就预言，共产主义热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必然减退，而苏联将因为其内部的危机使它在一夜之间由最强变为最弱而最可怜的国家，提前几十年预见到了苏联的崩溃，并认为美国只要对它保持极大的压力就可以促进苏联政权垮台。而其时，苏联挟二战主要战胜国之威，迅速崛起，与美国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也在满怀信心的预言，美国将无法成功地渡过到来的经济衰退。但是，一个社会有很强的包容变革的能力是很难衰落的，而一个制度僵化、利益分裂的社会也不可能真正崛起，苏联的超强力量昙花一现。
但大变故常常以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降临，几乎没有人能够事先察觉，哪怕危险即将临头。不要说再敏锐的观察家也没有想到萨拉热窝的枪声会引爆一场世界大战，更不会有人在1990年料到庞大的苏联帝国真的如凯南所言一夜瓦解。尤其难以想象的是，在大战正酣的1941年、纳粹进攻苏联的前夕，苏联强大的军队、国家机器、情报网对隐伏在边境的数百万敌军和大批坦克浑然不觉，苏联为自己的麻痹大意付出了惨重代价。
以堵截的方式围剿革命从来不会成功，是因为人们无法把革命消灭在萌芽状态；无法把革命消灭在萌芽状态，是因为无人能够发现革命在何时何地正在萌芽和已经萌芽。革命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革命的条件如果已经具备，革命如何发生就无法预见，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是点燃革命的时机。甚至不需要一个特定的火点和时机，革命就燃烧起来了。对所有那些就革命发生的具体时段作出貌似言之凿凿的预测都应持怀疑立场。革命不是任何人的囊中之物，不能想把它收进口袋就收进口袋，想把它拿出来就拿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