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认定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征服"亚洲的第一步，必须予以全面反击，所以它迅速决定进行全面军事干涉。中国则断定，美国的军事干涉从一开始就超出朝鲜半岛，表明美国蓄意在东亚进行针对中国的全面扩张和侵略，中美冲突在所难免，不坚决予以反击便不能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

50年前中国与美国在朝鲜的战争是两个大国在各自境外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这在二战结束以后至今都是绝无仅有的。双方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目标都经历过明显的变化，有一条类似的变化曲线。美国的目标是从决定进行军事干涉转变为越过三八线、用武力统一朝鲜，再被迫回到基本恢复战争爆发前的状态。中国的目标是从决定抗美援朝转变为越过三八线、将联合国军逐出朝鲜半岛，再到沿三八线地区停战。出现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中美进行的是大国间的"局部战争"的必然结果，而"局部战争（这里指使朝鲜战争成为局部战争）"概念的形成，是同双方对各自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的认识、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以及它们同各自同盟国的关系等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的目的是从大国间"局部战争"的角度，比较中美在战争不同阶段的决策。由于上述中美双方的决策均发生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本文将研究集中于这一时期的有关问题。至于最后停战的决策，当然属重大决策，但从开始停战谈判到签署停战协议的两年间，双方和战过程中涉及的问题有其特殊性，需要专门探讨，故不将其包括在本文的论述中。

一、美国决定军事干涉与中国决定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族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决定进行全面军事干涉。美国军事干涉持续将近四个月、朝鲜战局出现严重变化、战火蔓延到中朝边界地区后，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中美双方决策的军事背景和性质显然不同，中国出兵是对美国军事干涉的反应。本章是从两国都在本国境外的朝鲜半岛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角度，对它们的决策进行比较。

（1）美国军事干涉的决策。

如何认定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突然爆发的战争的性质，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决心进行全面军事干涉的决定性的和贯彻始终的因素。

早在1949年3月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便作出决定，认为美军应撤出朝鲜半岛，撤出时间不迟于6月30日。美国当时决定从南朝鲜撤军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朝鲜半岛在军事上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要不存在苏联在那里实行军事扩张的直接威胁，防守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远在天边的防线"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所以美国决策层决定在两个条件下撤军，其一是苏军撤出北朝鲜；其二是李承晚政权能够维持其统治，并有一定的能力抵抗北朝鲜可能发动的进攻。对于美国来说，第一个条件是绝对的，第二个条件的评估则带有移动的随意性，它取决于美国对来自北朝鲜的威胁的判断。1948年底苏军全部撤出北朝鲜。6月29日，美军按计划全部撤出南朝鲜。同时美国加强了对南朝鲜的援助，并于1950年1月与李承晚签订了防务协定。

无论是基于何种考虑，美军撤出朝鲜半岛都是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的重要标志。艾奇逊1950年1月向美国新闻界发表的讲话明确指出，南朝鲜被划在美国的太平洋"环行防线"以外，没有人能保证它不会受到攻击。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南朝鲜只能靠自己抵抗和联合国的"集体行动"。然而时隔不久，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的方针便受到严重的冲击。

自从欧洲发生"柏林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在估计国际形势方面，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全球性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苏联的敌意图谋和可怕的威力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本质"。1949年8月苏联完成了第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对此反应强烈，杜鲁门于1950年1月31日指示国务院、国防部重新审议美国的防务政策和全球战略。国务院和国防部经过三个月的准备，提出了一份全面系统的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于同年4月下发各部门。这份编号为NSC68和其他一些有关文件声称：世界正处于以美苏为中心的"历史性的权利分配"进程中，苏联为了支配欧亚大陆"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或毁灭美国的完整的活力"，"冷战实际上是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绝续的真正的战争"，美国只能"凭着良知和毅力，作出生死攸关的新决定"。

在强烈的冷战意识支配下，当时美国政府中弥漫着危机气氛。美国情报部门也在火上浇油，声称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能力，以致美国决策层相信："凡是东西方接触的地方"都可以作出苏联在那里发动进攻的判断。这种神经质的估计同样反映到对东亚形势的判断中，不过美国政府当时最担心的是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的局势。4、5月国民党军队相继丢掉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美国政府估计台湾被解放军攻占为时不久。由于中苏条约签定，杜鲁门政府将中国完成国家统一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归结为苏联扩张的一部分，内部要求采取军事措施阻止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强烈，调门也越来越高。这种呼声同当时美国内麦卡锡主义遥相呼应，终于酿出了麦克阿瑟对台湾战略地位类似"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著名评论，即"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台湾就好比一艘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同时还可以把美国在冲绳或菲律宾的部队的反攻行动完全将死"，所以美国必须要"保台"，"台湾最终的命运无疑取决于美国"。可以设想，在这种炽热的气氛中，不论在东亚或东南亚任何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美国都将以遏制苏联为由进行军事干涉。

在一片"狼来了"的喊声中，美国领导人获悉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乎立刻断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否则"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美军方的反应同样强烈。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军几乎没有打过局部战争，美军头脑中没有"有限战争"的概念。所以他们立即"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苏联"终于决定要决一雌雄了"。显然，美国决策层当时根本无法、也不愿意去理解，朝鲜战争在最初阶段本质上是一场内战。他们在战争爆发后举行的第一次高层会议上便达成共识，即这是苏联"企图违反协议把朝鲜搞到手"，"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美国必须坚决予以反击。

美国领导人断定朝鲜战争是苏联发动的，使他们迅速决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从6月25日到30日，美陆海空军全面卷入战争，海空军的作战范围扩大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可动用力量的底线划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即可。从后来的发展看后果尤其严重的是，美国的军事干涉从一开始就没有限制在朝鲜半岛。在6月25日晚间的会议上，杜鲁门批准了封锁台湾海峡的建议。第二天，杜鲁门又批准向印度支那地区提供军事援助和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杜鲁门把这些行动统统称为预防性措施，是在"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问题在于美国领导人根本无法使人相信，它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军事干预也是"预防"苏联扩张的"措施"，因为那些地区的矛盾与冲突的根源象朝鲜半岛一样极其复杂，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美苏之间的问题。

在争取和动员盟国支持方面，美国是相当顺利的。美国首先是争取联合国相继通过了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然后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促使盟国参与组成了联合国军。美国之所以如此得心应手，主要原因是它是西方阵营的领袖，而且承担了战争的主要责任。联合国军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艾奇逊说的非常清楚，"美国对别国不能有太多希望，他们要么手头上事情太多，……要么拿不出什么东西"。美国肩负着人力物力的主要责任，盟国不过是在壮声势，它们当然也就不会成为妨碍美国军事干涉的因素，甚至不是美国决定军事干涉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2）中国抗美援朝决策。同美国军事干涉决策相比较，中国抗美援朝决策涉及的问题显然要复杂的多，决策过程长且反复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对美国军事干涉性质的认定外，主要是决策层面临国内困难和受到盟国关系的牵制。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主要抓紧进军西藏和准备解放台湾。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向上，中国显然更重视后者，并在1950年春季开始向越盟军队提供训练和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团等。从解放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领导人的确将美国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这是他们决定与苏联结盟的原因之一。不过中国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他们甚至认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美国也不大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

在朝鲜半岛，中国基本上置身事外，那里的局面是美苏外交折衷造成的，中国无插手余地和必要。在解放战争期间，北朝鲜曾经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重要的援助；中共也在内战接近结束的时刻，让大批在中共军队中作战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在金日城下决心发动进攻前，斯大林曾要求金日城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很可能知道他的意见并不能起重要作用，所以只不过是建议而已。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亲自出面，要求中国"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这表明当时中国对朝鲜局势的关注程度。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的判断。当北朝鲜取得军事胜利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干涉的抨击主要集中于美军封锁台湾海峡。中国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以革命运动形式进行的统一战争，美国封锁台湾海峡与中国革命的最后努力迎头相撞，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难以容忍的入侵和对抗行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仅在朝鲜半岛使用武力，而且在台湾海峡和东南亚加强军事部署，从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中不难看出，美国的这些军事行动显然被视为对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地区的全面干涉，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发动侵略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推迟进攻台湾计划的同时，开始逐步调整军事部署。

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后，中国领导人于6月30日即估计，可能需要推迟进攻台湾的时间。7月7日，中央军委即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原指挥部署进攻台湾的粟裕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8月上旬，随着朝鲜人民军攻势受阻，中国加紧了军事部署。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北朝鲜"。在8月26日的国防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推迟进攻台湾，准备援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中国随后开始自在东北大规模集结军队，决定在已有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并着手加强东北的防空力量。原准备进攻台湾的第九兵团和开始复员的第十九兵团调至津浦路和陇海路集结。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特别是美军不顾中国的警告，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北侵，使中国领导人认为与美国的战争已经难以避免。周恩来8月26日的讲话反映了中国领导人那时的基本看法，即："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这种担心出现"多米诺"效应的看法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多地包含了与美国作战难以避免的估计。如周恩来在1951年4月2日的报告中说："朝鲜事件不过是个借口；不在朝鲜爆发，也将在其他地区爆发，台湾、越南都是可爆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毋宁以朝战最有利"。可以肯定地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全面干预所导致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上述判断，是促使他们决策出兵朝鲜的宏观背景。毛泽东在阐述中国出兵的理由时，始终都强调是国际形势，特别是"整个东方"形势的需要。中国领导人在决策出兵过程中遇到的最复杂的问题，可能就是与盟国苏联的关系。与美国不同，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不是领导者，也不是一个军事和经济上强大到可以不顾盟国的态度而单枪匹马地与美国作战的国家。特别是它当时在朝鲜半岛既没有参与以往的外交折冲，战争爆发后也没有重大的影响力。目前公布的有关档案证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是斯大林将中国置于一个有限参与者的位置上。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三天后，北朝鲜方面才向中国通报有关情况。

中国出兵决策并不是根源于盟国苏联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7月上旬起中苏之间已经考虑过在朝鲜作战的军事合作问题。从8月下旬，中国决策层开始认真考虑向北朝鲜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并且确实在积极加强必要时与美军作战的准备。实际上斯大林在发出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之前，已经获悉周恩来将发表的国庆讲话的内容。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罗申后来给斯大林的报告也谈到，过去中国领导人表示过可以出兵。所以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影响了斯大林的有关考虑。不过也无庸讳言，斯大林在关键时刻建议中国直接出兵，并要求金日城转向中国请求帮助，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中国决策层有关出兵与否的决定，始终贯穿着如何处理与苏联关系。

中国领导人与苏联协调政策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是否出兵和中国出兵后苏联承担何种义务。第一个问题同中国决策层中的不同意见交织在一起。斯大林显然是主张中国出兵的，并且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国领导人施加影响。根据当时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相对地位，可以肯定苏联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毛泽东在几乎是同时接到金日城和斯大林的建议后，立刻作出了出兵的决定。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详尽地阐述了对战争前景的估计和中国面临的困难。由于毛泽东的决定未能得到多数同事的赞同，毛泽东并没有将电报发出。他于第二天向苏联驻华大使说明了决策层的反对意见，包括担心"美国与中国直接冲突"会破坏中国的和平建设计划，以及国内各方面可能的不满。

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声称美国并没有作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如果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专门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如不介入，"它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大致与斯大林发出上述电报的同时，中共中央经过讨论，也作出了出兵的决定。此时毛泽东等是否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尚不清楚，不过毛泽东显然感到仍然有同苏联协调政策的必要，所以他告诉斯大林中国"是过一些时候再派（兵）"，并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详细商谈"。

中国决定出兵以后，苏联应承担何种义务便成为中苏协调政策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认为中苏必须协调行动，苏联有必要向中国提供帮助。10月8日，就在中央军委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和林彪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与斯大林的讨论集中在中国是否出兵和如中国出兵苏联如何提供援助等问题上。在10月11日的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如果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形成长期、严重的威胁并危及东北的经济发展。他甚至提出如果北朝鲜失陷，中国东北应成为金日城流亡政府的庇护所。关于苏联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作战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需要时间作准备，不可能立即出动。

斯大林的决定无疑给中国出兵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不过中国领导人仍然决定立即出兵。毛泽东随后打电报给周恩来，指示他进一步争取苏联作出坚定明确的承诺，包括用租借的方式提供军事装备和苏联空军在两个月内参战。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志愿军最初将主要是进行战略防御和南朝鲜军作战，在苏联空军参战和获得新的军事装备后，再展开对美军的进攻。斯大林最终表示不能在空军掩护问题上满足中国的要求。10月18日，中国领导人根据周恩来介绍的苏联方面的情况，又一次讨论了出兵决策问题并作出最后的决定。第二天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没有空军掩护和新装备的条件下，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1950年10月志愿军某部赴朝参战前举行誓师大会

本章分析表明，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干涉与中国出兵朝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过从中美都是在本国境外诉诸战争的角度看，可以说双方决策层都没有将冲突视为仅仅是朝鲜的地区冲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认定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征服"亚洲的第一步，必须予以全面反击，所以它迅速决定进行全面军事干涉。中国则断定，美国的军事干涉从一开始就超出朝鲜半岛，表明美国蓄意在东亚进行针对中国的全面扩张和侵略，中美冲突在所难免，不坚决予以反击便不能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从双方的决策过程看，中国显然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麻烦。中美双方的国力相差悬殊，而且中国不象美国那样是其所属国际阵营的领袖，这些因素导致中国的盟国对中国决策的影响远远超过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影响，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决策的难度，中国必须作出更多的努力与盟国协调政策，有时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不过这种努力所获得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它使美国在朝鲜战场不得不面对两个密切合作的大国。

二、越过三八线决策

1950年9月27日，美国政府授权麦克阿瑟指挥美军越过三八线，以武力占领全朝鲜，结果终于导致中国决心出兵参战。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此次战役目标是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歼灭敌军主力，为迫使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奠定基础。战役结束时，中朝军队打过三八线并进抵三七线。比较双方在决策过程中如何考虑有关因素和决策的含义，对于研究大国间的局部战争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从中可以看出，阶段性军事胜利多么容易使决策者改变已经作出的战略决定。

（1）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

美国决定全面干涉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军事干涉的目标。杜鲁门在决定干涉的第二天即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说明，美国的干涉目标是"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去"，"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即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这一意图也清楚地反映在安理会6月25日、27日通过的决议中。

美国初期干涉目标的确定除了受战场形势的影响外，主要是担心军事干涉会进一步扩大为与苏联的全面冲突，同时还担心所谓苏联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欧洲发动突然袭击。所以美国加强监视苏联在其他地区的动向，力避任何刺激苏联的行动。到7月上旬美国政府作出的各项决定大致勾画出当时美国干涉政策的基本轮廓，即以"联合国行动"的名义进行全面军事干涉，以使朝鲜半岛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

7月下旬随着朝鲜战场形势相对稳定，美国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考虑修订干涉目标。国务院这时倾向于保持谨慎。7月28日，国务院开会讨论政策设计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应"尽快在可以接受的条件的基础上停止冲突"。显然报告的起草者不主张美军越过三八线。会议经讨论一致同意暂不作出是否越过三八线的决定。国防部则认为，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战略好处甚大，美军随时可以越过三八线，干涉的目标是占领整个朝鲜或夺取40度线和39度线之间包括平壤在内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唯一限制美军越过三八线的条件是苏军直接介入。

8月初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很难听到反对越过三八线的声音了。8月下旬到9月上旬，华盛顿开始为武力统一朝鲜大造舆论。美国政府相继作出了有条件越过三八线的决定，即美国的干涉目标应是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所谓条件则是中苏不直接参战，美军为此应该与朝苏和朝中边界保持距离，不在那些地区作战。与此同时，美国开始与盟国协商，并争取使联合国通过决议，为美国的行动提供"合法的基础"。在这方面美国照样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9月15日麦克阿瑟发动仁川登陆作战，第二天在釜山的美第八集团军开始反攻。出乎预料的军事胜利促使华盛顿迅速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线以北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

逐步排除苏联和中国直接干涉的可能性，是美国决定北侵的关键所在。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国领导人认为苏联直接干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10月2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关于停战、撤出外国军队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这显然是在示弱，美国由此可以放心了。

中国的反应是美国政府一直关注的另一个问题。随着美军步步向三八线迫近，中国政府开始发出强烈的警告，声明对朝鲜局势不会置之不理。中国政府的声明和中国舆论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决策层的意向，然而美国政府对这种明显的变化不予重视。他们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干预的实力，出兵"纯粹是发疯"。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印度向美国发出明确的警告。不论周恩来的措辞如何，这一行动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美国务院接到有关报告后，立即报告杜鲁门和军队领导人。国务院主管东亚和中国事务的部门负责人均认为，应当非常认真地对待周恩来的警告。但美国领导人抱定成见，不相信中国领导人有决心和意志出兵朝鲜作战，他们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看作是"讹诈"和"恐吓"。10月7日美军大批越过三八线，10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出指示，针对中国可能进行的干预，授权后者只要有把握取胜就可以干下去，只是在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时必须事先请示。24日麦克阿瑟下令，取消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只准使用南朝鲜军队进入朝鲜北部边境地区的限制，指示美军可以打到鸭绿江边。这一决定被证明给美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实行武力统一朝鲜政策之所以遭致失败，首先如上所述是因为决策层在中国出兵这个他们自己视为战略性的问题上，判断完全错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过分依赖麦克阿瑟这个战场指挥官的决定，这极大地加重了美国决策层宏观指导上的错误。仁川登陆成功后，麦克阿瑟在美国决策层成为不容置疑的人物。10月15日，杜鲁门总统不得不亲自前往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向麦克阿瑟请教中国出兵的可能性，并提醒后者不要使他的部队成为脱缰野马，在占领北朝鲜以后不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杜鲁门的担心不无道理，后来麦克阿瑟确实一再突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使用美军问题上的的限制，华盛顿却无法加以约束。志愿军发动第一次战役后，美军的失败已经引起美国决策层严重的不安。情报部门、军方和国务院均提出应该谨慎从事。在11月9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已经指出了在中国参战的情况下，美国要实现原定的目标是成问题的。但是似乎没有人敢冒犯麦克阿瑟的权威，于是大家一起找到一个借口，说是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很难作出比他更高明的判断。11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通知麦克阿瑟，华盛顿"拟重新考虑"武力统一朝鲜问题，同时也在考虑政治解决。麦克阿瑟的答复是谴责华盛顿有人企图搞"慕尼黑协定"那样的绥靖政策，并声称依靠现有兵力完全可以对付中国军队，他正在准备发起总攻。

11月21日，国务院与军方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对麦克阿瑟的作战方案"忧心忡忡"，既不赞成他分兵冒进，又不敢贸然加以反对。结果这次在关键时刻召开的会议除了表示支持麦克阿瑟的计划外，就是决定派人征求麦克阿瑟对进至鸭绿江以南10至25英里处建立防线的意见。麦克阿瑟断然否定了不打到鸭绿江边的计划，并于24日发动了全面进攻。25日志愿军发动了第二次战役，将麦克阿瑟的军队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

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两次战役期间，侥幸、盲从和不敢承担责任等一切重要决策之大忌，美国决策层无不具有。既然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中国出兵就是势在必行的，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难以避免。但是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志愿军作战计划看，华盛顿与麦克阿瑟之间古怪的关系和听任麦克阿瑟为所欲为的决策方式，肯定扩大了美军的灾难。

（2）中国决策越过三八线。

1950年12月30日，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全面突破三八线。1月8日战役结束时，中朝军队已经全线进抵三七线。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和决定突破三八线同样是同中国的战略目标紧密联系，而中国的战略目标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中国7月上旬即开始组建20万之众的东北边防军，主要是为了加强东北边防。8月上旬，中国领导人已经注意到朝鲜战局的变化并开始考虑出兵参战，不过他们提出的参战目标比较含糊，即帮助北朝鲜"争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含义是什么，在当时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可以做多种解释，很可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也是需要随形势发展而定，上限是北朝鲜完成统一，下限是北朝鲜不被美国占领。按照周恩来8月下旬的估计，朝鲜战争将长期化，朝鲜人民军将主动后撤，而中国军队将承担"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的任务。毛泽东在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中国出兵与美军作战的目标就是争取"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他同时也承认，存在不能大量歼灭美军而形成僵持局面的可能性。毛泽东的估计明显受到前一时期朝鲜局势的影响，对已经出现的情况很可能没有仔细斟酌。

由于多数同事的反对，毛泽东未将上述电报发出，而是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国决策层内部反对出兵的意见。尽管这时中国决策层没有就是否出兵作出决定，但是周恩来的外交行动很可能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基本设想。在10月3日与潘尼迦的谈话中，周恩来说明美军不越过三八线是中国出兵与否的界线。中国首要的关注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其次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需要立刻停战和外国军队撤出。这很可能是中国决策层当时的共识。如果考虑到它是在充分估计出兵与美军作战的困难后的共识，对后来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正是在这个阶段，林彪提出了"出而不战"的建议，屯兵于朝鲜北部观察形势。有关的历史资料证明，林彪反对出兵的主张遭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

周恩来12日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显然在中国决策层造成极大的震动。由于在朝鲜作战无法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是否坚持出兵？如果坚持出兵，应该和能够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是"攻防"兼备的。他们首先是坚持出兵；其次是决定采取稳妥的防御作战方针，既照顾东北边境的安全需要，同时考虑志愿军入朝后的实力和安全。根据毛泽东的设想，志愿军入朝后应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线。如敌攻击则在阵地前歼灭，主要是与南朝鲜军队作战；如敌固守平壤、元山，志愿军则可以不打仗，进行换装备和训练，等待苏联空军参战，"六个月以内再谈攻击问题"。这其实是暂时的"出而不战"或暂时不直接与美军打大仗。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甚至在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当天，毛泽东仍然要求"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志愿军的作战目标是在朝鲜北部"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对参战总目标的阐述也是很有弹性的，他们更多使用的是通过争取军事上的胜利，"使美国知难而退"，这一目标本身就包含着迫使美国在一定条件下谈判解决有关问题。

第一、第二两次战役的胜利促使中国领导人开始调整作战方针，尤其是毛泽东更倾向通过运动战迅速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这种调整直接影响到第三次战役的作战目标。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暂时不过三八线，以便明年春季进攻中歼灭敌有生力量。毛泽东基于政治与外交方面的考虑，主张应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否则在政治上不利。实际上彭德怀也受到来自苏联军事顾问和北朝鲜方面的指责。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甚至不赞成志愿军休整时间过长，要求彭德怀尽早发起第三次战役。

不过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尽早越过三八线，并不意味着他不赞成彭德怀对志愿军面临困难的分析。彭德怀在部署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同时也告诉毛泽东，志愿军减员严重，后勤供应极度紧张，而美国不会马上撤出朝鲜，美军转入防御后态势反而对其有利，因此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为了在执行毛泽东越过三八线指示时，尽可能适应志愿军面临的实际情况，彭德怀提出"稳进方针"并告毛泽东，所谓"稳进"即"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这是使政治需要与照顾军事上的困难得到较好协调的战役方针，它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毛泽东坚决支持"稳进"，同意"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战役结束后"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

第三次战役的目标是突破三八线和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军。从战役结果看，达到了突破三八线的政治目标，占领了三七线以北地区并控制汉城，但是没有达到大量杀伤敌军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决策层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在第三次战役设计中已经反映出来的速胜情绪，在志愿军打过三八线的激励下迅速发酵。国内舆论高唱"把不肯撤出朝鲜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盟国也不断施加压力。金日城反对部队休整时间过长，斯大林也要求允许朝鲜人民军继续向南进攻。

彭德怀坚决反对继续进攻，不同意北朝鲜方面关于美军会很快退出朝鲜的判断，认为志愿军当前的状况已经无法迅速发动新的攻势。他甚至在1月15日致电周恩来，表示不赞成立即拒绝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停战方案。他建议提出有限期停战，以便争取两个月的休整时间。由此可见他对于志愿军的困难估计得相当严重。

毛泽东的反应是相当复杂的。他一方面在军事上坚决支持彭德怀停止进攻、休整军队。他于1月15日亲自打电报给斯大林，详细说明志愿军的计划和面临的困难。他甚至提醒斯大林如不充分准备，"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一天前毛泽东刚刚向斯大林要求军事贷款，由此也可看出他支持彭德怀的决心。另一方面他也在迁就盟友的要求。当北朝鲜强烈反对彭德怀的军事计划时，他指示彭德怀让朝鲜人民军向南进攻并自行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和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并进行休整。以毛泽东性格之鲜明仍须如此妥协，可见他承受的压力之大。

不过毛泽东同时也决定拒绝"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建议。这部分地是因为在盟国的巨大压力下，连停止进攻都如此困难，更何况"停战"了。实际上苏联1月11日，也就是周恩来声明发出的前六天，已经在联大发言反对"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建议案，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毛泽东拒绝三人小组停战建议也是因为他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不是在此之前），明确提出"解放全朝鲜"作战目标。需要指出的是，他不赞成持续攻击和追击既是接受彭德怀的建议，也反映了他对作战方针的考虑。毛泽东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非常信任，加之朝鲜人民军以往失败的惨痛教训，这些都使毛泽东力图将他的目标尽可能与战场的实际情况相协调。他的选择是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打运动歼灭战大量消灭美军，迫使其撤出朝鲜半岛，而不是采取长远距离的追击作战和攻坚战。所以他在第三次战役后希望志愿军有较多的时间进行充分的休整，以便发动更强大的攻势。这种考虑使毛泽东没能充分理解彭德怀提出的困难，不愿因接受停火而束缚未来作战和降低对美军的威慑。这是他放弃一次取得外交主动和分化敌方联盟的机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章分析表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是美国根本改变干涉初期的目标、企图用武力统一朝鲜的结果。而在改变战略目标时对中国参战这样的战略问题判断失误，必然导致军事上惨败。志愿军越过三八线有一定的随机性，毛泽东调整战略目标是越过三八线的结果，而不是起因。不过双方的决策过程均表明，在一场有限战争中，阶段性、战术性胜利很容易导致战争目标的扩大，引起难以预期的后果。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境外战争中，最高决策与战地指挥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全局性的影响。美国这一阶段的决策表明，高层决策与战地指挥间古怪的关系给美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反之，中国高层决策与战地指挥保持较协调的关系是志愿军能够在有利时取得较大胜利、在困难时刻减少损失的重要保障。

三、"停战谈判"决策

本章所谓的"停战决策"是指1951年6月中美双方关于同意开始停战谈判的决策。它同"战争局部化"的概念有密切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所谓的"战争局部化"是不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中国本土，避免引发与中国和苏联的全面战争。在这个条件下，美国可以选择或不选择武力统一朝鲜。中国的"战争局部化"概念不仅是尽可能避免战争扩大到本土，而且包括不准美国在朝鲜北部、尤其是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美国同意停战谈判的是它最终决定使"战争局部化"因而不得不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的产物。中国则一直将确保"战争局部化"当作力争实现的宏观目标，政策调整是在此前提下进行的。

（1）美国的"停战谈判"决策。

中国出兵后，美国实际上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使"战争局部化"，即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在中国参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其二是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这将冒险与苏联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麦克阿瑟是扩大战争派的主要代表。第二次战役后，麦克阿瑟急电参谋长联席会议称，中国军队的作战目标是全歼联合国军，而他的兵力已经难以应付"全新的战争"。他随后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如何对付中国军队已经超出他的职权，这应由联合国作出决定。麦克阿瑟显然是在制造舆论，迫使美国政府允许他扩大战争。美国政府否定了麦克阿瑟的主张。在11月2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都认为，应该从美苏全球对抗的高度考虑在朝鲜的政策。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麦克阿瑟：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已经受到很严重的损害"，目前不得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战争扩大的行动。

11月28日会议不主张扩大战争的倾向是明显的，但是杜鲁门本人坚决认为当前不能示弱。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美国将加强军事力量来对付中国军队，而且"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充满火药味儿的声音产生了复杂的反响。一方面是麦克阿瑟强烈要求增加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声称必须"重新制订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相反方向的压力来自美国的盟国，它们特别担心战争扩大会削弱美国对欧洲防务的支持，甚至引起苏联在欧洲实施报复。

面对尴尬的两难选择，美国决策层经过反复讨论和与盟国领导人会谈，才大致廓清了政策，即在不损害欧洲防务和不扩大战争的原则下，继续进行战争，直到形成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为止。12月11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确认了上述原则。

战争时期的决策通常受制于战场的形势。1951年除夕之夜，中朝军队发动了第三次战役，并于4日攻占了汉城。联合国军全线崩溃，到1月8日战役结束时已经被迫撤到37度线附近。中朝军队的攻势使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参战的目标是将美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美国立即采取行动，促使联合国谴责中国为"侵略者"。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上一度陷入动摇不定。在中朝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前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指示麦克阿瑟，由于中国军队有能力将联合国军赶走，华盛顿在必要时将下令美军撤到日本。中朝军队的攻势开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如果他认为撤退可以避免更严重的损失，就可以下令向日本撤退。麦克阿瑟反对给他的指示，声称要守住哪怕是一块地方，也必须扩大战争。

1月12日，杜鲁门召集国务院和军方领导人，讨论如何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命令。这次重要会议的决定首先强调要在朝鲜坚持住，其次是如果依靠现有的力量无法坚持或苏联介入，美军就撤出朝鲜。决定的侧重点是在不扩大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在朝鲜坚持下去。第二天杜鲁门亲自打电报将会议的决定通知麦克阿瑟。美国政府的决定也得到主要盟国的支持。这时到朝鲜视察后回到华盛顿的柯林斯报告说，美军的实际处境比在华盛顿听到的要好的多，目前"重要的是绝对不要提撤出的问题"。

1月25日联合国军开始向北反攻。经过50天的攻防战，联合国军于3月15日控制了汉城，并很快推进到三八线。军事地位的改观使美国政府又一次面临是否越过三八线北侵的问题。国务院显然不赞成越过三八线。艾奇逊在给国防部的备忘录中说，武力统一朝鲜将导致战争扩大到中国，并增加苏联直接介入的可能性，盟国也不会赞成，因此联合国军不应再越过三八线。军方领导人认为，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在军事上不能接受。他们认为应将军事问题与政治考虑包括在一项总的政策中，在作出决定前允许麦克阿瑟根据部队安全的需要，在三八线南北两侧采取军事行动。

国务院与军方为了协调它们之间的矛盾多次召开会议，最终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首先，美国不必要也没有可能用武力统一朝鲜，战争的目标只能是"击退侵略和达到一种稳定的局面"；其次，美军要争取和守住的防线"应当是三八线以北，并且应当是在战术上可资防守的，又是实际上可以得到的"。3月19日国务院与军方的联席会议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有限度越过三八线、攻占并扼守三八线以北从临津江至元山一线的建议。至此美国基本确定了作战目标，即有限度地越过三八线，取得有利的军事地位并迫使中朝方面停战。

华盛顿的决定再次遭到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总统即将发表政策性声明。麦克阿瑟的答复是他坚决反对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并要求允许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不仅如此，正当杜鲁门声明的草案在盟国间和东京总部传阅时，麦克阿瑟于24日发表声明称，军事失败是因为他受到联合国的约束，如果允许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地区，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他在3月20日给众议院领袖马丁的一封信中谴责美国领导人说："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则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了"。3月25日这封信被公之于众。

麦克阿瑟的言论引起强烈的反响。3月28日，中国方面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目的是使战争"持久化和扩大化"。美国的盟国们更是高度紧张，它们纷纷要求说清楚，到底谁决定和代表美国的政策。显然，麦克阿瑟的言行已经严重冲击了美国政府的决策，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的言行已经"足以构成对现行政策的挑战"，并有可能颠覆美国的全球战略。4月9日杜鲁门签署了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的命令。

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到国会听证会结束，杜鲁门政府渡过了一场政治危机。它在国内政争中的胜利为其政策转变奠定了政治基础。

谋求停战谈判是"战争局部化"的必然结果。至第五次战役结束时，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部分地区终于控制了一条防线，与中朝军队形成僵持。美国政府开始寻找与中朝方面谈判的途径，4月间开始考虑通过与苏联接触实现停战。5月31日和6月5日，凯南先后两次与马立克会谈，并取得进展。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行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称，苏联认为"朝鲜的武装冲突……也是能够解决的，""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在确认马立克的演讲代表苏联政府的立场后，国务院与军方于6月28日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认为，直接与中国政府接触会导致政府之间的谈判，那是不可取的，最好的办法是主动与中朝军队的战场指挥官建立直接接触。当天下午，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发出指令，要求他发表一项邀请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的公开声明。30日李奇微在战区发表广播声明，美国终于迈出了停战的第一步。

（2）中国的"停战谈判"决策。

如果说美国的"战争局部化"方针是逐步明确起来的，中国则完全不同，争取"战争局部化"是决策层自始至终考虑和争取的目标。周恩来10月3日同潘尼迦会谈时，明确提出了"使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概念，即朝鲜立即停战，外国军队应该撤退，当时首要的条件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从后来的发展看，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的宏观目标，它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周恩来后来不久所说的，中国出兵就是使战争"局部化"，即不仅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而且不能蔓延到三八线以北。

由于美国一开始就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扩大到台湾海峡，致使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将维护本土的安全寄予美国没有扩大战争的意图之上。美国实行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和美军越过三八线则使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选择在朝鲜打败或打退美国的干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本土的安全。

当然，出兵朝鲜同样面临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的风险。毛泽东从决心出兵的时刻便在考虑这个问题，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做最坏的准备也是中国决策层决定出兵后的共识。不过这毕竟是准备，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在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前景，或者尽可能地减少受损害程度。他们采取了预防性的外交活动，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也是避免使美国向中国宣战的措施。争取苏联的帮助是最重要的行动。

在10月3日转达给斯大林的谈话中，毛泽东详细陈明中国决策层内对出兵的顾虑，他们担忧的主要问题就是"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斯大林的答复慷慨激昂，他主动提到中苏同盟条约，表示如美国扩大战争（目前可能性并不大），苏联将与中国并肩作战。斯大林的承诺对中国决定出兵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周恩来10月12日从莫斯科发回苏联暂时不能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的信息后，毛泽东用以说服他的战友可以出兵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苏联虽然不能立刻派空军进入朝鲜，但它已经承诺保护中国本土免受美国海空军的攻击。在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了苏联空军保护中国本土的重要性。两天后毛泽东再次电告周恩来，表示了同样的关注。在争取苏联帮助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全国性的防空准备。

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也是与"战争局部化"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最初设想，中国出兵后将有两种可能的后果，即：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军；二，中美进入战争状态。在中美进入战争状态也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志愿军在朝鲜歼灭美军主力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宣战；其二是志愿军与美军在朝鲜形成僵持情况下中美进入战争状态。他认为最后一种情况最不利。战争的进程表明，毛泽东设想的情况均未出现，志愿军既未能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美国也未对中国宣战，而是双方在朝鲜僵持。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与苏联的作用有关，苏联保卫中国本土的承诺使美国不敢贸然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苏联不在朝鲜提供空中掩护也使志愿军无法在朝鲜大量歼灭美军。

在确定无法在朝鲜得到苏联的空中掩护后，中国领导人最初制定的作战方针是相当谨慎的，即争取在平壤以北建立二至三道防线，如遇攻击则先同南朝鲜军队作战，在得到苏联装备和苏联空军掩护后再发动进攻，歼灭一部敌军有生力量以迫使美国接受停战，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这种作战方针是建立在使美国"知难而退"的战略目标之上的。很有可能的是，直到第一次战役发起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甚至都没有将美军退到三八线以南作为停战的绝对条件，当时主要的考虑仍然是击退美军的进攻。所以毛泽东在10月23日的电报中提出，在大量歼灭敌军后，即使美军控制包括平壤、元山在内的城市，也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在部署第二次战役时则提出，"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取得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后，中国领导人显然考虑过停战问题，并明确提出沿三八线停战的设想。在12月3日与金日城会谈时，中国领导人提出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美国有可能要求停战。中国的停战条件是美军必须同意撤出朝鲜，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这次谈话的内容被告之彭德怀，可以认为它相当于一项重要的原则。从当时苏联方面要求志愿军"趁热打铁"，打过三八线后再考虑停战问题的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就停战问题征求过苏联方面的意见。

12月中旬中国领导人制定了关于朝鲜停战的五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外国军队撤出朝鲜"。12月22日，周恩来针对联合国的停战决议发表声明说，谈判的基础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显然，中国领导人这时已经倾向于提高战争目标。如前所述，第三次战役以后，中国决策层对战争前景的估计越来越乐观。1月14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阐述了他对战局的估计，认为今后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美军"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其二是在大邱釜山抵抗到无法坚持下去"方才退出朝鲜"。总之是美军早晚要退出朝鲜。他因此提出春季作战目标就是"解放全朝鲜"，并转告斯大林。

志愿军领导层这时也同样提出，将"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作为"奋斗目标"。不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彭德怀并不认为经过未来一、二次战役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志愿军相当严重地缺乏兵员、弹药和粮食。所以在美军发动进攻后不久，他再次建议提出限期停战并使志愿军向后撤退15至30公里。从彭德怀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时军事决策遭受到政治考虑的严重束缚。毛泽东否决了彭德怀的建议。斯大林也在火上浇油，声称"从国际观点看"不应放弃汉城和仁川，继续沉重打击敌人是"完全合适的"。彭德怀不得不执行命令，但是他坚决执行"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仍作长期打算的方针"，同时提醒毛泽东，如进攻不顺利仍有可能后撤。毛泽东又一次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方针。

2月中旬志愿军全线转入防御，彭德怀认为已有必要回北京，就战略方针取得共识。21日彭德怀在北京与毛泽东的会谈对于志愿军作战方针的调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在听取了彭德怀的汇报后，开始改变"速胜"的观点，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3月1日，毛泽东将中国决策层的决定电告斯大林，指出"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的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根据当前战场形势，"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并将"再占汉城，再过三八线，当不免有一番波动，必须预作准备"。斯大林显然同意中国领导人的决定，并表示将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3月15日周恩来将中国的决定和斯大林的回复转告金日城。至此中国完成了与盟国的政策协调。3月14日中朝军队放弃汉城，4月初退至三八线地区进行防御。

4月22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此次战役是在判断美军有可能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情况下，未经充分准备而提前发动的。战役方针是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大量杀伤当面敌军，打破敌军登陆作战计划，夺取战场的主动权。至战役结束时，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战线，战争呈相持状态。此后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从以进攻为主的运动战转为积极防御。在这种军事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停战谈判。从当时的军事态势看，志愿军打到三八线已经超出了出兵时预想的结果，基本上实现了出兵决策时使"战争局部化"的战略构想。与此同时志愿军在军事上的弱点，如无空军掩护，部队机动能力不足，战线拉长后后勤供应极其困难等等，一时难以克服，还要时刻准备应付美海空军对中国本土的攻击。美军在前两次战役遭到沉重打击后，迅速改变战术，志愿军已经不可能象前两次战役那样，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总而言之，在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打破军事僵持局面时，争取停战和政治解决不失为一种有利的选择。上述种种很可能是中国决策层内能够迅速就停战谈判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

6月初，苏联方面向中国通报了凯南与马立克会谈的情况。此时金日成到达北京与毛泽东会谈，他们决定准备与美国方面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停战。中国决策层经讨论也认为，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是可以接受的。6月13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中国在停战问题上的立场，即以三八线为界停战，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和台湾问题可以不在停战谈判中解决。斯大林回电表示"现在停战是好事"。在决策层内达成共识和完成与盟国的协调以后，毛泽东终于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在李奇微发表建议停战谈判的声明后，彭德怀和金日城于7月1日联名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停战谈判"决策终于付诸实施。

1953年7月28日彭德怀于开城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左一为杜平，右一为李克农。

本章分析表明，军事僵持局面的形成是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直接原因。不过双方的"停战谈判"决策从根本上说是"战争局部化"的战略指导的产物，而这种战略指导的形成是基于中美双方对各自战略利益的确认和对力量对比的估计。美国认识到，它的战略利益和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不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因此不能不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中国则将防止本土安全受到直接军事威胁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因此既要保护本土不受到攻击，也不能允许自己边境地区存在敌对的军事力量，更不能允许其在那里进行战争。基于同样的理由和对力量对比的估计，中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必定是有限的和局部的。中美战略指导中包含的冲突决定了双方不可避免地要在战争中进行实力较量，而双方"停战谈判"的决策同样也是它们战略指导的合乎逻辑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局部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包括参战者对其战略利益的认定、对力量对比的估计和战争目标的确定，对于认识或预见一场局部战争的规模、一般进程和结局等等，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本文图片由沈志华先生提供，谨表谢意）

注释：1.Burton I.Kaufman,The Korean War,New York,1986,p.23.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二辑（上），第28页。3.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外交文件集，以下简写为FRUS）,1950,Vol.I,p.288.4.FRUS,1950,Vol.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onomic Policy,pp.235-292;5.Vol.Ⅵ,Far East and Pacific,pp.349-351.6.《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二），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二卷，第392-393页。The Korean War,p.29.7.参阅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7页。8.FRUS,1950,Vol.Ⅶ，pp.161-165.9.《杜鲁门回忆录》（二），第394页；《艾奇逊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265页。10.李奇微：《朝鲜战争》（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4页。11.《杜鲁门回忆录》（二），第397-400页。12.FRUS,1950,Vol.Ⅶ,p.263.13.《杜鲁门回忆录》（二），第396、400、402页。关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的背景可参阅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的有关部分。14.《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72页。15.可参阅何迪，"'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rate Taiwan,1949-1950",Chinese Historians,Spring 1992,Vol.5,No.1.16.参阅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18-222。17.斯大林关于中国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问题致罗申电》，1950年7月8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68页。18.《周恩来外长斥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声明》，1950年6月28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91--92页。19."'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rate Taiwan,1949-1950",p.14.20.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2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上卷，第43页。22.周恩来：《充分准备，出手即胜》，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3-45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党的文献》，1994年第一期，第24--25页。23.毛泽东：《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六卷，第97页。24.周恩来：《充分准备，出手即胜》，第43-44页。25.周恩来：《抗美援朝仍是一九五一年的首要任务》，1951年4月2日，《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卷，第181--182页。26.毛泽东：《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06--108；《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3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27.有关6月至9月的有关情况，可参阅Alexandre.Y.Mansourov,"Stalin,Mao,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6-7,The Cold War In Asia,Washingtong D.C.: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1995/1996.28.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5页。29.《斯大林关于中国在中朝边境集结部队问题致罗申电》，1950年7月5日；《斯大林关于向中国提供空军掩护等问题致罗申电》，1950年7月13日；《罗申转毛泽东关于对中国提供空军掩护等问题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均见《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67，367--368，369--371页。30.参阅"Stalin,Mao,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31.《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80--381页。32.《什特科夫转呈金日城给斯大林的求援信致葛罗米柯》，1950年9月30日；《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电》，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关于出兵问题致金日城的信》，1950年10月8日。以上均见《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第376--379，386--388页。另参阅"Stalin,Mao,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33.毛泽东：《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1950年10月2日，第106--108页。34.《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第380--381页。35.《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城的信》，第386--388页。36.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第11页；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第9页。37《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城的信》，第387页。38.毛泽东：《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1950年10月2日，第107页。39."Stalin,Mao,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第9页。40.《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朝鲜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以上均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41.《出兵入朝参战决策确定的曲折过程》，第12页；《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第11页。42.《杜鲁门回忆录》，第403，405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85--86，90--91页。43.FRUS,1950,Vol.Ⅶ,pp.449--454.Ibid.,pp.502-510.Ibid.,pp.646-652,712-721.44.《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310页。45.《杜鲁门回忆录》（二），第430页。4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212-213页。47.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邬国孚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50.周恩来：《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66--68页。52.FRUS,1950,Vol.Ⅶ,pp.848-849,pp.864-866.53《杜鲁门回忆录》（二），第431--432页；《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307页。54.FRUS,1950,Vol.Ⅶ,pp.68-70。55.《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132页。56.FRUS,1950,Vol.Ⅶ,pp.948-960.57.《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132--133页。58.FRUS,1950,Vol.Ⅶ,pp.1101-1106，pp.1078-1085,pp.1087-1093,pp.1117-1121,pp.1195-1198.59.《杜鲁门回忆录》（二），第453--454页。60FRUS,1950,Vol.Ⅶ,pp.1107-1110。《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319页。61.FRUS,1950,Vol.Ⅶ,pp.1242-1249.《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321页。62.周恩来《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东北边防》，1950年7月10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32页。《斯大林关于中国在中朝边境集结部队问题致罗申电》，1950年7月5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67页。6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页。64.《充分准备，出手即胜》，第44--45页。65.《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第106--108页。66.《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第380--381页。67.《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第67--68页。68.《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7页。69.《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第6--7页。70.《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朝鲜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人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均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7--8页。71.《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出动目前只做不说的电报》，1950年10也19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1页。72.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1950年10月24日；《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1950年11月13日；《抗美援朝局势的发展前途》，1950年1月25日；《抗美援朝运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1950年11月25日；均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5，92，107，114页。73.《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页。74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形式和作战部署》，1950年12月21日；《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5--246，252--253页。75.《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第252页。7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6页。77.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78.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作战部署》，1950年12月21日；《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1950年12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5--246，249--250页。79.《第一次较量》，第67页。80.《彭德怀年谱》，第465页。81.《彭德怀年谱》，第467页。82.《毛泽东关于下一步作战行动问题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15日，军事科学院编印：《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第127--128页。83.《彭德怀年谱》，第466页。84.《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69--370页。85.齐德学：《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页。86.毛泽东：《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1950年12月26日；《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1950年12月29日；均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9--253页。87.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and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s United States Senate,(Washington:1951),Vol.Ⅴ,p.3495.88.FRUS,1950,Vol.Ⅶ,pp.89.1253-1254.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Vol.90Ⅴ,pp.3543-3544.91.FRUS,1950,Vol.Ⅶ,pp.1320-1322.Ibid.,p.1520.92.Ibid.,1950,Vol.Ⅶ,pp.1625-1626.93.FRUS,1951，Vol.Ⅶ,pp.55-56.94.FRUS,1951,Vol.Ⅶ,pp.102-105.95.Ibid,pp.189-194.96Ibid,pp.203-206.97.《艾奇逊回忆录》，第389页。FRUS,1951,Vol.Ⅶ,pp.246-247.98.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Vol.Ⅴ,pp.3541-3542.99.Ibid,pp.3543-3544.10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412页。101.《杜鲁门回忆录》（二），第532--533页。102.FRUS,1951,Vol.Ⅶ,pp.483-486,501-511.103.《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511页。104.《美军如越三八线，我们要管》，第67--68页。105.《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第92页。106.《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第6--7页。《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第75页。107.《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第106页。108.《彭德怀自述》，第258页；《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第76页。109.《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322页。111.《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第380--381页。112.《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第386--387页。113.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201.114.《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第6--7页。115.《毛泽东关于同苏联商谈先调一个空军师来北京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5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0页。116.周恩来：《全国防空的准备工作》，1950年10月3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84--85页。117.《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第106--108页。118.《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均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7--8页。《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第72--77；《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第92--95页。119.毛泽东：《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40--141页。120.毛泽东：《同意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部署》，1950年11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98页。121.《巨人的较量》，第142页。122.《巨人的较量》，第140页。123.《巨人的较量》，第141页。124.《巨人的较量》，第152--153页。125.《在志愿军总部》，第186页。126.《巨人的较量》，第153页。127.《彭德怀年谱》，第469页。128.《彭德怀年谱》，第469页。《巨人的较量》，第166页。129.《彭德怀年谱》，第471--473页。130.《彭德怀年谱》，第480页。131.周恩来：《必须准备长期作战》，《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62--165页。132.《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41--742页。133.《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问题致高岗、金日城电》，1951年6月13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463--464页。134.《斯大林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461--462页。135.《彭德怀年谱》，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