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自由主义过于整齐
就当下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的形成根源，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十几年前就有争议。前者认为，权力的不受制约导致市场寻租权力，引起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而后者认为，不受制约的市场经济才是分配不平等的根源。这种争议也许还有继续争论的余地，但在当前，无论我们的政治信念有多大分歧，或对改革方案有多大程度的共识，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与平等，大部分人对此都有良心上的诉求。
近二十年年来，自由主义在知识群体中逐步成主流，在当下，这种现状已经比较明朗了。但自由主义本身像是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在其内，居住着种类繁多的不同邦国。其内部的分化，缘由，不在于思想家们终日爱好争论，而是有着实质性的信念冲突。在西方，一般左派、中间派被成为liberal，即自由主义者。而在中国，自由主义则是右派独享的称谓。看起来，似乎有点牛头马嘴。这种称谓并非起源于语言翻译或文化历史差异。这种称谓的错位，主要在于，自由主义这个庞大的帝国在中国往往被当成单一的民族国家了，尤其在媒体、青年知识群体当中。这有点像我们错把欧盟当国家。这种称谓的含混错位造成的结果，比一般地理常识的知识性错误要复杂些。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援引最多的思想资源，是洛克，亚当斯密，哈耶克等。自由主义在很多人心目中，与自由的市场经济、有限的或小政府关联在一起，后两者是一体的，不干预市场的政府即是有限的。要是真不干预经济生活的话，政府简直就是个纸老虎，它连管人们上网发帖、游行集会、户口迁移等等的权力也就此都被削弱了，这些显然是我们正在期待当中的。
自由主义这个称号是有魅力的。如果说自由主义是一种气质的话，它简直还是性感迷人的，尤其在青年中。谁要是占出来承认自己是新左派，那还得有点胆量。记得，在甘阳的一次讲座上，一个女学生说，我挺爱读你的书的，但搞不懂你怎么就成新左派了？要是面对一个同龄人，能有这样客气的话，就已经很不错了。自由主义这种强势心理气场，压向一些还来不及思考的青年时，我们很难期待当中能完全避免附和的成分。气场所及，来不及想，可能已经躺倒了。
自由主义齐心并进，有如此吸引力，当是好事。但正因为此，也让人有点担忧。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泊来之物，在西方从来就没这么“齐心”过。在中国当下，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印象有点过于整齐了，其整齐的后果是遮住了它的多面性，压抑了自由主义内部的其他想法。平等问题便是其一。毛时代，平等政治运动的后果造成了重提平等问题的危险，尤其在作为毛左派对手的自由主义当中。结果平等要真实现起来，似乎只能弄成“重庆模式”那样，平等只能在占少数的左派那里被零星讨论，对不平等的怨气也只能躲在乌有之乡的角落里得以发泄。这不是好现象。
二，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种
如果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已成当下中国的大难题之一，而作为当下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不能处理这些问题，自由主义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但本来，自由主义在其内部是能够处理平等问题的。罗尔斯及其他之后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已经充分表明了这点。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把罗尔斯以及其后的平等主义视为自由主义内部的成员。在他们看来，罗尔斯引发的平等主义的对立面，即洛齐克的自由之上主义（libertarian）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才是正宗。
在我们这个传统当中，国家权力一直强大无比，到今天尤其如此。这种局面造成的惨烈后果，以及在毛时代中，知识人受到的损伤，使当下很多知识人把限制权力作为其首要的政治信念。而平等通常引起的现实后果之一便是国家权力的扩大。由于，没有谁会指望权贵会把手里的权、卡里的钱转到穷人的手里，促进平等，要实现平等，途径似乎无外乎“劫富济贫”，而“劫”意味着作为暴力机器职能的扩大，代价是自由全方位地丧失。刚过的重庆政治又一次提供了有力的反面样本。中国的自由主义，对平等问题的忧心，确实也可以理解。
但将平等主义纳入自由主义，不仅只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可能，在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这种可能在知识学术界，简直就是一种主要的可能。在美国，左派liberalism，在知识媒体界占主导地位是不争的事实，罗尔斯开启的平等主义构成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主流的一支也是现状。但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显然没有将平等主义纳入其中。上述的原因是重要的一个。
但罗尔斯以及其后的平等主义，在道德直觉与常识感上具有的强大说服力，看看他理论的影响面以及接纳程度就能知一二。这一支的平等主义，总体上讲，承诺自由的优先性，减缓或者消除社会化（例如家庭背景）与自然天赋这些自身不能控制的运气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相应地，人们命运的好坏，应当依据或者完全依据纯粹的个人努力打拼、自由选择，而不应当靠“拼爹”或者“天生丽质”这些个人不能掌控的偶然因素。从这些基本的理论预设可以看到，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既承诺了自由，也使平等的理想在道义直觉上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
三，自由主义的小政府理想在中国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首要的信念是捍卫权利、自由，试图把政府引到宪政的轨道上，从而限制其权力。他们时常援引“最小国家”理论，这一理想放在中国社会当中，我们还不能确定它是否够好（也许它真的很好）；如果的确好，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现状中，这种理想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有可能性，要多久？
中国强大的官僚体制从古到今一直这样运作者，毛说得更直接：百代犹行秦政。在中国对外开放后，以及实现市场经济之后，权力催化市场，造成巨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比教科书中痛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无耻”虚伪假平等更严重（中国的不平等尼基系数超过自由主义的自由资本国家）。似乎，权力与市场是造成不平等的两个相关参数。如果权力垄断是造成不平等的一个参数，实现民主（平等分配权力）、宪政（制约权力），似乎就消去了不平等的一个根源。
但有几个问题，我们并不那么确定。
第一，如果经济收入的不平等，只能依赖国家分配政策才能予以改善的话（如果要改善的话）。当自由主义的小政府，放任的资本市场形成之后，那时政治权力似乎不再是造成不平等的一个参数。但那时中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也不会得到缓解，因为此前的时代，通过巨额权力垄断形成的不平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不平等造成的优势与劣势，很可能将通过代际传递下去。
第二，中国自由主义的国家理想是通过“历史三峡”，实现自由主义宪政。但权力催化市场形成的权贵掌控的大国，是高度新鲜的存在，据说二十年后还要赶超自由主义的美帝国。它本身以及时代处境，显著地不同于台湾或苏东。因此，过这个坎儿，无论自由主义的愿望有多迫切，其中的未知变数将会更多。也许对它未来的目的地，并没有那么多乐观的理由。
第三，如果在强大专制官僚社会的政治转型中，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转型，那在这过程中，深受不平等之苦的亿万人就该忍着？人得了好处，很难放手，经济学陈志武这样告诫我们。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知识媒体界逐步占据主流，他们逐步构成社会良知的一个重要成分，能向垄断权力以及得了不公正好处的阶层或多或少施加些压力或影响。如果平等问题，不进入自由主义的视野。这意味着平等诉求，在公共言论上缺乏应有的表达与关切。那，人们诉诸革命思想，或者新版本的重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