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3日中午十二时四十分，资深理论家吴江同志以九十五岁高龄驾鹤归西，按他浙江诸暨老家的算法，他应当是九十六岁了。他仙逝前三天我去人民医院看望他，那时吴老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脑子仍然清醒，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努力想跟我说些什么。他已经为这片土地和这个世界付出了太多太多，2012年初他刚奔九十六岁时，还亲自审校出版了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吴江别集》。我实在不忍心让他再付出更多，于是便说：“吴老您不要说话了，我说给您听。”我将最近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简要地告诉了他，并对他说第二天我要去迪拜。我相信那时我们彼此都已经明白，这将是我们的诀别。
当我在迪拜接到家英兄告知吴老逝世的噩耗时，虽然并不感到意外，但内心仍然震撼无比。吴老是我为数不多的忘年交之一，我的这些忘年交多半都是年轻时怀抱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投身革命事业，虽一生坎坷但依然不停地追求真理。他们品行高洁，一身正气，人格独立，思想深刻，并在各自的领域都曾对党和国家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这些忘年交在近些年中一个一个离我而去，现在吴老也走了，他的仙逝给我一种莫名的惆怅。吴老的逝去带走了一个时代，一个中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时代。
在我的心目中，吴老是一位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了。对于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个什么令人赞赏的称号。相反，不少人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心生厌恶，唯恐躲之不及。但对于许多像吴江这样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崇高的名称。依照中共党内的惯例，“杰出的”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属于党的领袖，其他人则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针对“马克思主义者”称号的滥用，吴老曾专门著文不无谦虚地说，他自己至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奉者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过，我还是要说，吴老算得上是一位在中国土地上成长的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家，一名创造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
吴老没有上过大学，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1938年，他以一名文学青年的身份投奔延安，并在1939年进入鲁艺的“文学研究班”学习。但进入解放区后，他的兴趣逐渐从文学转向理论。解放后，吴老开始系统研究理论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吴老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并长期担任《红旗》杂志的专职编委。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为他毕生的职业和事业。他一生中有近二十种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著作，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关。例如，他晚年十分用心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两书，都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吴老是带着坚定的信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他始终相信，在迄今人类的众多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的理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英国BBC广播公司有一个“千年思想家”问卷调查，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当吴老知道这个消息时，真可谓欣喜若狂。他先是求证这一消息的真实性，然后便广为引用和传播这一消息。他试图以此来证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并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一书的副标题，就叫作“和青年朋友讨论马克思主义”。尽管这样的“青年朋友”似乎并不多，但他仍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鼓励年轻人重视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我接触过的形形色色“马克思主义者”中，像吴老这样信仰执着、激情满怀、研究精湛者真是凤毛麟角。很多人虽然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但看得出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无信仰也无研究，只是将其当做谋取功名的手段而已。然而，现实政治常常是如此的无情和吊诡：吴老这样一位终其一生信奉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共资深理论家，他的若干著作，竟然难以在中国大陆出版，或者在发表后因某些权威和领导的干预而要求“停止发行”。也许是对现实政治太了解了，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吴老自己倒反而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而我则每每无比愤懑：怎么能如此对待这样一位富有创见的资深理论家？激愤之下，我常常自告奋勇地要求出版吴老的“敏感”作品。吴老一生最重要的著述编为 《吴江文稿》三卷，就是我直接负责策划和出版的，这是我近年深感欣慰的事情之一。
科学与信仰通常难以调和，但吴老力图将科学与信仰融合于马克思主义之中。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不迷信马克思主义教条。他的马克思主义是鲜活的和现实的。他自己曾经是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受害者，晚年则致力于破除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流毒。他反思马克思主义所获得的新认识便是：“如果不恢复作为一门人类社会发展史学的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研究马克思主义不采取历史的科学的态度，相反地采取教旨式的引经据典的教条主义态度，则马克思主义将丧失其自身的品格而不成其为科学或科学方法论。”本着这种科学态度，他提出了许多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看来颇为“离经叛道”的重要观点。例如，他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列宁的理论区别开来，认为列宁的许多观点离开了马克思，斯大林则进一步离开了列宁。到了中国，我们所接受的其实许多是斯大林主义的东西，而不是原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他坚信“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真谛，因此，自由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要素。据此，他还提出了“自由社会主义”的重要概念，以区别于“苏式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吴老从小追求进步事业，怀抱救国救民理想。他十九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参加中共直至1990年离休，吴老亲身参与了五十多年的中共政治生活，加上“离而不休”的晚年，其政治生涯长达六七十年。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他作为中共高层的重要笔杆子身处政治漩涡的核心地带，正如他的自传书名所称，这真是《政治沧桑六十年》！在六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为中共理论事业做出过许多重要贡献，其中彪炳史册的首属直接推动和参与了作为改革开放前奏曲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理论界的拨乱反正，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1977年，吴老调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并创办思想解放的旗帜性刊物《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同志当时的主要理论助手。他是最早质疑“继续革命理论”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工作者之一，也是1978年《光明日报》那篇影响深远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最终定稿者。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导致了使中华民族迅速崛起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吴老常说，能有这一重大事功，此生足矣！也许是太看重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了，吴老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在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后不久，便发生了“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吴老的命运也急转直下。1982年，胡耀邦辞去中央党校校长，继任的党校主要领导立刻责令吴老离开中央党校。甚至在离开党校后的1983年，吴老仍被当作“精神污染”的“重点清查对象”。2008年，中央有关部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隆重的大会，专门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三十周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理论界人士参加了会议，我寻遍会场每个角落，没有发现吴老的踪影。事后我一直不敢当面问吴老：是他一贯的淡泊名利不喜欢参加此类会议，还是他压根就没有受到相关部门的邀请？
马克思是大学问家，他的思想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吸取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马克思的思想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马克思与现在国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专家”不同，他有广博而深厚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知识。国内的某些“马克思主义专家”似乎并不需要这些知识，他们自成体系，仿佛是真理的化身，拿着棍棒和帽子，高高在上地评判着谁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谁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吴老对这种现象深恶痛极，他认为这些人和事都是在败坏马克思主义事业。他自己在离休后还如饥似渴地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知识，大量地阅读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书籍，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趋势了然于心。七十岁之后，他还专门研究起中国传统文化来，发表了多篇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了《文史杂论》。吴老是一位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
吴老追随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实现他少年时代的梦想，即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吴老秉承中国士大夫经世致用的传统，他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式的清谈，而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取向。不说离休前他全身心地投入现实政治，即使在离休“赋闲”后，社会上大大小小的热点问题几乎都在他的视野之中。他为民主法治呐喊，为文化复兴献策，为“西部开发”倡言，为“居家养老”叫好；他批判封建专制的遗毒，警示官员腐败的危害，担忧集中专权的恶果；他关注“三农”问题、民营企业和老龄问题，反对大学的行政化，讨论人的“死亡体验”；他还积极参与“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的讨论。在个别问题上我与他的观点不一，例如我曾面陈关于“普世价值”的不同看法。吴老不见得接受我的意见，但也不以为忤。他始终直面问题，不尚空谈，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说，“套话空话最烦人，此等古训宜常读”。吴老是一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
吴老兴趣广泛，除了读书研究外，他还有许多雅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诗和集石。他的诗气势磅礴，富有哲理和政治色彩。例如，谈到自己的胸怀和未竟之业，他有诗曰：“积案文稿心安在？一支破笔难清尘”，“马列真理何处寻，是非功过赖争鸣。红场霸业烟飞去，今日满朝说创新”。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他作诗说：“改革奇功日日新，人称盛世已来临。蜿蜒方阵游龙步，知否民间两极分？”在九十五岁时，他回顾自己的政治经历，用一首长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怀，其中有云：“革命之路不平坦，是非难分祸称福。真理在握唯一人，万岁脚下皆奴仆”，“千年古国改非易，封建幽灵深潜伏。民主之路不畅通，改善民生力不足”，“但愿日日听潮声，不愿夜夜闻鬼哭”。
吴老晚年酷爱石艺，收藏了各色奇石。他非常细致，对每一块藏石，都亲自做了详细的记载，说明它的来历和品质。有一年我去雅典，在卫城脚下拣了个漂亮的蛋石，送给吴老。我说，这块石头上很可能留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足迹。他居然郑重其事地做了托架，摆放在那些名贵石头中间。我知道，他珍惜的不是这块小石头，而是我的这份情意以及对古希腊先哲的思念。他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冷石斋”，这生动地反映了吴老自己的个性：冷静、坚强、质朴。
吴老这一代延安时期的老革命，经历了这么多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没有人能够逃脱坎坷的命运。但吴老始终是一个豁达的乐观主义者。他独立的人格、刚直的品性，使他不宜在官场从政，他便顺势投身理论研究，乐在其中。他虽无权势，但以其强大的理论功力助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功载历史。他从不奴颜婢膝，不为官和利所动，在思想的海洋中自由畅行，冷观世间百态。他健康长寿，儿孙满堂，家庭幸福，享尽天伦之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谁不景仰？
2013年元旦于方圆阁
来源: 文汇读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