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悬一剑字几行，
笔底风云何处藏。
千古是非公道在，
萧萧独坐又秋凉。
二〇〇九年，吴江先生将这首《无题》书赠于我，那内含“冷石”筋骨的笔触道出了先生晚年的心境。展读之初，心中不由一凛——真是感觉苍凉，而这苍凉似乎又是“独立自由之意志”者必然要面对的……
吴老的这首诗写于二〇〇三年，后收录在二〇一二年初面世的《吴江别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在赠予我的那本书的环衬上，吴老这样写道：“这大概是最后一本集子了……”接着，春节前夕，先生又电话我说：“我已经九十五岁了，写不动了……”话，说得坦然，且声音也是一如既往的中气很足，因此我想吴老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停笔的。此后还有过几次通话，我虽绝口不提稿件的事，但对于他的新作依然抱有期待；后许久不见他来电，心里不免时常惦念，也打过电话，他家人说吴老住院了，我也以为还是例行体检，住上几天便会回家；再后来……十一月十三日，吴老走了——现在想来，吴老春节前的那通电话其实是在向他的编辑和读者道别。
吴老仙逝，虽说也是自然规律，仍令人难免伤感。但我想，对生死看得明白的吴老一定是坦然离去的。
早在二〇〇七年，吴老便曾撰文《人的生死观——病中随想》，说“人在死亡面前无任何特权。生而无憾，死亦坦然——人生之愿足矣”。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终定稿者，吴老常言，能有这一重大事功，此生足矣！而完稿于二〇一一年十一月的《谈“实践的思想路线”——兼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更是为“这一重大事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此他的离去一定是坦然的。
在《谈“实践的思想路线”》这篇长文中，吴老指出，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也分两种：“一种是遵循实践的思想路线的‘坚持’，一种是遵循‘凡是’的思想路线的‘坚持’。邓小平显然属于前者。”（见《吴江别集》）这令人想起一九七九年理论工作务虚会闭幕前夕，胡耀邦在家中对吴江先生讲过的一段话：“小平的报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即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原则割断开来，或对立起来，弄成两张皮。”（见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由此可见，历经政治沧桑的吴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坚持与独立思考，真可谓至死不渝。
《谈“实践的思想路线”》是我编发的吴老的最后一篇文章。在吴老最后的十年中，我有幸经手了他撰写的近四十篇文章。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如此笔耕不辍，且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和思想亮点，这在我数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与吴老虽缘悭一面，但这些年通过稿件、书信、电话交往，深感吴老为人谦和，从不以什么“家”居高临下。每有文章来，吴老总是谦逊地说“你帮我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麻烦你改一下”；若是手写稿，还要附上一句“麻烦你请报社的同志打一下字，费用从我的稿费里扣除”，虽然我一再说明打字原本属于报社份内的事……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吴老对编辑的体谅和爱护。二〇一〇年，吴老在病中翻检旧时笔记，发现“两条重要的史料”，“为防身后遗失”，特撰写了一篇短文。文章涉及一段重要历史及对一位权威人物的评价，因而引起了一场断断续续、旷日持久的争论……就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展开学术讨论，这原本也是极正常的事，但后来的发展却出入意料，有人竟动用手中的权力剥夺了吴老继续反驳的权利。吴老得知这一情况后，一天之内打来三个电话，先是对这一无理的干涉表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义正辞严的愤慨，并表示要继续撰文回应。不久他又来电，说他仔细研究了反对方的文章，认为对方并没有提出新的材料，于是决定不再回应，但他希望我将他对此事的意见和态度转告有关方面。黄昏时分，吴老又一次电话我说，你别跟他们说什么了，以免给你添麻烦……适当的时候我会在别的报刊上撰文作出回应。
吴老的此番遭遇令我愤愤不平，对吴老的愤慨我也能感同身受，因此原本以为吴老是会断然反击的，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为了不给编辑“添麻烦”，隐忍了……
在我看来，吴老是一位独立思考的书生，一位有着铮铮铁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还记得，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中，吴老被当作“精神污染”的“重点清查对象”，对此他曾拍案而起，写下了这段动人心魄的铿锵文字：
在这种场合，我的立场只能是这样：什么有权的人如果有兴趣查我的东西是可以的，我如有错误言论（或曰“自由化”言论）自然欢迎批评，我自己对党对人民负责，也要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但如果没有错误，或者按照党章国法我有权在一定问题上说出自己与别人（任何权威人物）不同的观点，若有人因此发表这样那样的谗言，或者造谣诬蔑说不伦不类的话，或者明里不说暗中却变着法儿整人，那就让他们说去，让他们整去，我也一句话不收回——这就是我的态度。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共产党人隐瞒自己的观点或者毫不顾惜自己的独立人格而看风使舵，是可耻的。（《政治沧桑六十年》）
但这一回，出于对报纸、对编辑的爱护、体谅，吴老却隐忍了……
更令我激愤且心痛的是，吴老曾不止一次遭遇此类事件。连俞可平先生也因此“无比愤懑：怎么能如此对待这样一位富有创见的资深理论家?”他在《这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悼吴江同志》一文中写道：“现实政治常常是如此的无情和吊诡：吴老这样一位终其一生信奉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共资深理论家，他的若干著作，竟然难以在中国大陆出版，或者在发表后因某些权威和领导的干预而要求‘停止发行’……”
那被“停止发行”的，便是吴老的《政治沧桑六十年》。
记得是二〇〇五年夏，吴老将新出版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寄赠予我。一个周末，吴老来电问我收到否，我说已经拜读，其中有许多珍贵的史料，正准备选摘刊出。他问我打算选哪一部分，我说就选其中的“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吧。吴老说你就不怕有人找你麻烦，我说里面讲的都是历史事实，我没什么怕的。吴老说，那就由你定吧……
文摘刊出后不久，吴老的话便“应验”了，只是不是有人找我麻烦，而是那本书被要求“停止发行”了。
说实话，对此书的遭遇我是很有些歉疚的。倘若我选摘的不是这一章，也许厄运还不会这么快降临到这本书身上……回想起来，吴老当初并未阻止我选这一章，乃是出于对编辑的尊重，即便他已经预感到了某种风险，也只是出于对编辑的爱护给出了“风险提示”。这样爱护、尊重编辑的作者，在我的编辑生涯中也是极为鲜见的。
关于这本书的“停止发行”，吴老曾跟我详细说起过。《炎黄春秋》二〇一三年第二期刊载了吴江遗作《重提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其中便谈到了此事，顺录于下：
……还有，有的书突然被加上“有严重问题”的罪名被禁止发行，但问题究竟何在，却秘而不宣，经作者申诉和出版社的再三说明，并经有关国家研究机构审查，最后定为并无问题，但有关出版管理机构仍以“未经送审”为名而不改原议。而恰巧，此书由某大学出版社出版，按规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是向国家教委报审，不必向出版管理机构报审，而此书的出版是履行了向教育部报审的手续的。我们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吴老接着写道：
我列举出以上这些，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新闻出版事业确有许多事要做，不仅要立法保障出版自由，而且要立法规范新闻出版界的种种事宜，以利于人民言论通畅，新闻有序，出版有法可循，使国家确有民主气象和兴旺发达。
读着吴老这篇写于二〇一〇年岁末的文章，许多往事又一一浮现在脑海，但我却实在写不下去了，耳边不断回响着吴老的那两行诗：“积案文稿心安在？一支破笔难清尘。”
……逝者已逝，风骨永在！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午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