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学术自由是追求知识所必须的东西，大学教授应该有权拥有，表达，讲授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观点，有权不受限制地研究和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的报告中指出，学术自由不仅是“基本价值问题”，还是“高等教育实现自己使命的手段”。即使那些内心讨厌学术自由的政治人物，官僚机构和管理人员仍然觉得有必要捍卫学术自由。

为了学术繁荣昌盛，大学需要一些冒险者—那些超越自己时代的人，那些不惜得罪任何人，不管结果如何决心献身于追求真理的人。理性和科学的突破不可避免地挑战现行的秩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先驱者往往引起审查者的注意，甚至面临迫害。

从十九世纪开始，许多国家至少在形式上认可大学独立的理想以及高等教育自由讲授，研究和表达观点的要求。在有些国家如奥地利，爱沙尼亚，芬兰，德国，西班牙，瑞典等学术自由是宪法确认了的。学术自由不能被看作怪异的、老掉牙的权力。每个人都可以从学术自由的实施中得到好处。它帮助促进科学和知识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益处。

让人伤心的是，现在的学术界把学术自由看作想当然的事，没什么大不了。有些人好像觉得学术自由是多余的特权，不值得大惊小怪。当今社会不认真对待学术自由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学术自由的攻击很少是用明确和自己意识到的语言进行的。虽然个别政客有时候批评某个演讲者，政府很少攻击学术自由。不过，仔细审查高等教育的运行后发现学术自由其实受到来自大学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威胁。

小心你说的话

矛盾的是，对学术自由的直接攻击常常来自大学内部。现在对持有叛逆观点的人，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有叛逆观点的人毫不宽容。有些学术界人士不仅仅是挑战他们不喜欢的观点，还常常想方设法禁止这些观点，限制传播这些观点的人到他们的学校工作或演讲。

传统上来说，大学教授，尤其是社会科学家是维护言论自由的急先锋。如今，有些学者实际上试图剥夺其他学者言论自由的权利。禁止Tom Paulin在哈佛大学演讲是因为他反对犹太人，曼彻斯特一家学术杂志的编辑拒绝刊登以色列学者的文章仅仅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这些都是学术界盛行的违背学术自由的证据。

学术自由变成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因此，只有对这种自由比较怪诞的攻击才能在校园引起反响。其中一个例子就是Durham University文科教授宣言的最新公布，上面说教授需要获得“伦理委员会”的许可才能讲授或辅导可能冒犯学生的话题包括堕胎或安乐死。

这个违反自由的政策不仅是少数非利士狂热分子的杰作。它是越来越倾向于审查自己和别人的学术文化的不可阻挡的后果。Durham大学赋予伦理委员会审判长和审查官的职能并不让人吃惊。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委员会已经发表声明那些研究是符合伦理学的，那些研究不符合。

这些委员会的职能现在是指导研究，离审查学者观点只有一步之遥。那些嘲弄伦理委员会，认为它们是无足轻重的累赘的人将认识到他们的学术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威胁。

Durham宣言也许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个问题。但是它的前提---冒犯学生的话应该禁止—-在英国高等教育界被广泛接受和制度化。英国每一所大学基本上都制订了体现这个思想的行为规范或实践模式---绝对不能冒犯学生。

随便举个例子：Derby大学的“语言使用规范”。用奥威尔式的语调，该规范宣称“语言的使用应该反映大学的使命，支持形成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它要求师生“在使用语言的时候表现出尊重别人感情的敏感性。”因为担心学界人士没有能认识到这点，错误地认为“保持敏感”是个人好恶而不是强制性的行为规范。规定警告“大学应该认识到个人对他们使用语言负责，但是部门经理应该帮助教职工执行这个政策规定。”这不大可能创造一个自由交流意见的氛围。

人们期待学者在这个规定范围内工作是我们时代的症状。这个规定明确要求对知识的追求和对观点的表达应该受到限制，必须尊重别人感情。这些审查性的语言规范已经在英国制度化了，并没有遭到来自老师或学生的强烈反对。从前，对语言的使用的指导是对小学生的，如今它们用来限制学者们的言论。

语言当然会得罪人。但是大学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挑战传统的真理---也就是说大学鼓励质疑神圣的东西，鼓励谈论不能谈论的东西。大学应当指导其成员避免持有敌视他人的观点，避免对让人不舒服的观点感到生气。同时还要教会他们被冒犯的时候如何对付等。学校从来不会从审判官或审查官那里寻求答案。

对学术自由的间接攻击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中重要的观点是崇尚“独立性，社会责任和学术自由”的大学已经遭到“以公众的名义推行的越来越严格的审查”。这个日益严格的审查的可能后果就是对维系学术自由的大学独立性的破坏。正如报告指出的“现在的危险是非常真实的，大学的道德和公民使命的特性在强制性的审查下大为减弱。

审查性质的扩大促进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学术自由在日益蔓延的官僚政策制订下被一点一点蚕食掉。评价程序的标准化，基准管理，审查和质量控制程序等到迫使大学教授按照外部强加其身上的剧本演出。但是大学教授们对引入这样的程序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抱怨，严重损害对知识的自由追求。

如今，大学教授需要确保他们的讲课和学校官僚机构设定的“学习结果”保持一致。最近，一个年轻大学教师在申请社会学岗位时，有人问如何确保自己的工作怎和学校当局的办学方针一致。“和规定与程序吻合”好像是赏给大学教授的自由，你必须和学校官僚体系的想象力相一致。

在许多方面，由于质量控制程序或基准管理造成的学术自由的破坏比Durham宣言表现的针对挑衅言论的公开的圣战更有危害性。这些程序形成一个保持一致的气候。大学教授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讲解自己认为恰当的内容的自由悄悄地被交出去以换来平静的生活。教育的标准化和商品化规定了大学教授那些可以做，那些不能做。这只是一个序幕，不久我们就看到自己的讲课或研究要得到审查，然后盖上已经审查的印章才能进行的时代的到来。

译自：“The new Chief Inquisitor on campus” by Frank Furedi

http://www.spiked-online.com/Articles/0000000CA8D8.htm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