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书园网站原编者按：199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著名学者刘军宁先生应万圣书园的邀请，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开放社会与民主》的专题讲座，就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与敌人》一书的主题思想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做了生动且深刻的阐发。作为当代优秀学者，刘军宁先生素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有力的批判精神而著称；在此次讲座里，他的这一精神得到了鲜明的发扬。我们特将讲座整理成文，发表于此，以飨读者。此系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上卷，1993年已经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过，下卷却始终没有出。我是在80年代读过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1996年去匈牙利，才买了本下卷，得以先睹为快。我其实不是波普尔专家，只是有幸先读过此书，今天也只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读这本书的感受，着重谈开放社会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我们先从波普尔本人说起。
卡尔·波普尔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接触过许多20世纪的大学者。年轻时做过木工，也作为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参加过工人运动，甚至追求过共产主义。后来，奥地利的共产主义者组织了一场游行，其目的旨在挑动警察开枪，警察也果真开了枪。这件事对波普尔震动很大，他决定对双方都加以谴责。由于他的合作伙伴具有太强烈的暴力和阴谋倾向，他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但这段经历却给了他很好的机会，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当时的奥地利处于纳粹德国虎视眈眈的威胁之下，作为犹太人，波普尔对这种威胁格外敏感，便在1937年离开奥地利，前往新西兰和英国。二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在新西兰教书、研究，二战后他没有回奥地利，而是留在了英国；据资料介绍，他喜欢英国的理由很简单，说是英国送牛奶的时候，把牛奶瓶放在每家的门口，也不会丢失，奥地利就会丢的。这当然是很小的事情，可经历过两种制度的人，跟只经历过一种制度的人，感受就不一样。所以我想，就是这些社会现象，激发了波普尔等人对不同社会的反思；而由于他在奥地利受到纳粹极权主义的排斥，对极权主义体制特别敏感，他所写出的东西，就比那些没有受过极权主义威胁、没有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生活过的人更加深刻。
现在，我来讲一下开放社会的特征。波普尔这本书，并没有从正面来讲开放社会，与其说是树立开放社会，不如说是在对开放社会的敌人进行批判，由此来树立开放社会的形象。显然在波普尔看来，开放社会是好的社会，封闭社会就是不好的社会。那么，开放社会有怎样的特征？按照波普尔的归纳，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变化和进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盘的。这样的社会，是多元的、法制的，实行民主的。这样，他几乎把开放社会等同于民主社会、平等社会、自发的社会，不是人工设计的社会，当然也就是好的社会。那么什么是封闭社会呢？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其变化是一种整体工程的乌托邦的实现，因而是坏的社会。有人会反驳我说：“你很会说话呀！在你的归纳当中，你把一切好的东西都放在开放社会的名下，把坏的东西都放在封闭社会的名下！”我想，如果我犯了这个错误，我很高兴，因为至少，你们同意我放在开放社会下的东西是好东西。可有些人不喜欢这些，认为这些是坏东西，说我很公平，把坏的东西都放到了开放社会的名下。其实翻一翻教科书，听一听课，你们就会发现，许多放在封闭社会下面的东西，被说成了好的东西。
开放社会的敌人有哪些？从哲学思想上讲，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至善论，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其另一个说法，就叫历史决定论，叫“历史主义”是权宜的办法。其实我觉得，“历史主义”没有“历史决定论”来得准确）。在政治上，开放社会的敌人差不多只有一个，就是极权主义，其理论基础就是上面说到的那几种主义。开放社会的经济敌人，是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这一点波普尔有所涉及，但没有展开，因为这本书出版前一年——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讲的已经足够清楚。
从社会的组织形态上说，开放社会的敌人，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社会。为什么这样说？集体主义社会把个人决定自己命运、支配命运的权利从个人手里夺走，交给了集体，交给了领袖。这样，个人选择的领域就不存在了，很多东西变成了集体的特权、领导人的特权。于是，它不仅不再向民众开放，甚至不再向国际社会开放，成了所谓的“闭关锁国”。由于波普尔和哈耶克等人没有在俄国生活过，甚至没有在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下生活过，能够找到开放社会的敌人，是非常睿智的。
有人说：“集体主义好呀！集体主义提倡做好事，帮助别人。”可我讲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就像亚里士多德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你一个个人非常渺小，但只要你愿意结合成一个整体，就会具有强大的力量。想让世界强大，该怎么办？就放弃你自己，让你融合到一个整体当中去，这样你就具备了一种特殊力量。这就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思维。
集体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不平等，认为一些人的权力、特权，甚至认识的特权，天然地高于另一部分人。这与我们讲的历史决定论有关。历史决定论是什么意思？就是认为历史发展有个特定的规律。那么，谁有资格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是我么？是你么？不是，是领袖，是导师。他宣称掌握了历史规律，其他人就只剩下义务，听从的义务。你们不是常听说“团结论”么——“团结在班长为首的……周围”？这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思维，个人主义社会里是会觉得很荒唐的。你哪天听到说“团结在克林顿总统的周围？”说这些话的人，不知道自己受集体主义思维的支配；而据波普尔的分析，这思想是柏拉图的发明，是柏拉图说：“你们作为在哲君统治下的理想国臣民的义务，就是追随领袖，服从领袖。”他还说，“部分是为整体而存在的，整体不是为部分而存在的”——如果把概念换一下，就成了“个人是为国家而活着，国家不是为个人而活着”。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当中，一开篇就批评肯尼迪的话：“不要问国家为你做多少，而要问你为国家做多少”。这是多高尚的集体主义！可是想一想，国家是抽象的，如果大家都为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做贡献，自己只有牺牲，国家不是成了个怪物？国家用我的贡献干什么？他没有说。可见，集体主义并不只是我们身边才有。这种思维显得很高尚，可是没有经过很缜密的论证。因为我出让了利益，就会有人获取；于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凭什么他有获取的权利？这就是集体主义的最大问题。
根据波普尔的界定，神秘的或部落的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的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称为开放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封闭社会（集体主义社会）到开放社会（个人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集体主义是陈旧的、不合时宜的，因而被个人主义所取代。在西方，封闭社会的解体是因为交通（对外开放）和商业贸易（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业和贸易中所带来的个人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不仅如此，市场秩序、个人主义的开放社会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还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贸易所催生的市场，像波普尔的朋友哈耶克所说的秩序，慢慢地扩展，把市场之外的世界逐步纳入市场秩序之中去，从而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我们来看看这种从单纯经济上的往来到不同的制度之间相互竞争的过程。制度的竞争离不开制度上的比较，这就要求有不同制度的参照系。大家从这本书中会发现，波普尔不仅在书中比较不同的政治体制，他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先哲们是如何对不同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的。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这种比较实际上是古希腊哲学家一直在反复琢磨的工作。西方人在2500年以前就开始比较不同政体之间的差异，然后寻找一个好政体。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个典型。《理想国》就是一部寻找好政体的著作。这个理想国由哲君统治，国民分三六九等，故在波普尔看来，不仅极不理想，而且是专制政体的典范。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寻找理想国是柏拉图追求这种好政体的一种努力，而且这样的理想国是建立在对不同政体的比较基础之上的。
像波普尔这样的人，作为一个民间的人士，他有充分的自由来比较人类的不同体制的优劣。而且，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竞争和对不同政体的比较研究在西方差不多有2500年的历史，那么在中国有多长的历史？中国对不同政体的比较有多长的历史？不过100年多一点，对不同政体进行自由比较的历史就更短。
人类社会选择政治制度的经验表明，首先，如果对不同政治制度比较越充分，越全面，选择一个合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不同制度的比较越少，越欠缺，那么，选择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其次，如果研究的不同体制类型越多，可供选择的政治体制就越多，选择的空间就越大。这种开放性选择的关键就是民间是否有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普尔那样的人士能够对不同政体自由地进行比较研究。对不同政体进行比较的自由度越大，政体选择的空间越大，这个社会得到合理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政体研究的自由度越小，政体选择空间就越小，得到的合理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绝对没有研究不同政体的自由，就绝对得到最不合理的政治制度。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备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曾长期生活在周围没有不同政体参照系的环境之中。至少在1840年前，中国没有不同的政体参照系。看看中国周围的国家，看看中国内部不同的番邦，它们的制度跟中央王国的制度基本一样的：集权程度不同的清一色君主制。所以中国曾长期没有不同的制度版本可供选择，因而也就没有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纵然有研究的自由，也没有比较研究的对象。在古希腊的时候，早就有不同的制度版本可供比较，雅典城邦自身经历不同政体，何况还有斯巴达等。古罗马及后来的西欧也是如此。君主制、共和制、贵族政治、寡头政治、财阀政治、神权政治、民主政治、僭主政治、封建专制、绝对专制、单一制、联邦制，各种政体，应有尽有。换句话说，西方政体的多样性，为各国提供了很大的选择余地，就可以在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挑剔、琢磨，因而选择合理的政治体制的机率就大。体制之间的竞争像生物体之间的竞争，从长线看，优者生存，劣者淘汰。所以，从世界政体走向的大趋势看，民主政体越来越普遍，专制政体越来越稀少。
中国人看到不同政体的机会基本上还是1840年以后的事情。在看到西方的代议制、君主制、共和制等不同的政体之后，中国人开始比较了。但这种比较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障碍。有人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以一个民间学者的身份，能对不同政体之间的优劣进行自由地比较研究吗？研究者必须接受教科书给的对不同制度优劣进行评判的标准答案。任何越过雷池的举动，都要付出程度不同的代价。
从这种意义上讲，只有开放的选择，才能带来开放的政体。而波普尔在该书中指出，只有民主社会才可能是开放的社会。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消极的政治观，政治到底是什么？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是趋利还是避害，还是追求一个远大理想，一个天堂，一个至善？还是把眼前的政体做的一些不好的地方──恶，给改进掉？
波普尔认为，政府的任务不是去追求善，因为人没有办法对善达成共识。在善的问题上，用中国的古话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关系到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以前的研究认为知识是不断积累的，只增不减。波普尔发现，科学只不过是一个证伪的过程，把一个猜想反驳掉，证明其为不正当的，证明其不成立。那么，这个猜想就没有办法在科学的“库房”里再滞留下来了。只有那些还没有被证伪的知识，才能留在科学的知识里面。换句话说，科学体系本身是不断地淘汰的，就是一些新的猜想进去，一些被证伪的知识出来，而不是只进不出。如果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人类的知识就是不断被证伪的，那就意味着，没有一个人或没有一代可以发现未来无数代人所要做的事情及所应遵循的历史规律。一个人凭什么强行要求后来人在未来5000年、500年，甚至50年应遵循他（和他的朋友）所“发现”的历史规律？为什么不允许后来人突破给强加的“历史规律”？只要承认知识是一个不断被证伪的过程，就没有权利把所发现的历史规律强加给他人。所以，既然政府不知道终极的善是什么，人间社会是否能有天堂，那么，它就不应去追求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若硬要去追求，结果肯定代价惨重。
这就是波普尔认为合理的政治是不要在地球上建立天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政治上和医学上是一样的，一个承诺过多的人，肯定是骗子。追求至善的意识形态承诺就像大家在电线杆上看到的庸医的广告一样。庸医在广告中承诺得神乎其神，那些在设备好的医院都没有办法医治的疾患，到他那里一针就灵，一扎就灵，且不愈退钱等等。结果，要么这位江湖医生是个骗子，要么大医院大夫都是傻子。通常前者是骗子的可能性很大，后者是傻子的可能性很小。
政府的任务是改进弊端，而不是追求天堂。政府的使命不是去为人民谋求最大限度的幸福，而是帮助人们去克服个人民间不能克服的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政府无法知道天堂是什么。而且，百姓对幸福的看法不一样。对一些人来说一天能抽一包烟，就是最大的幸福；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每顿能喝二两酒就是最大的快乐。有些变态的人，他的幸福感更奇怪，根本没办法满足他。这样的幸福观太多样化了，政府没办法实现它。而且，如果承认个人是基本平等生存单位的话，那么追求幸福首先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如果个人不追求幸福，让政府去帮着追求幸福，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政府，弄不好，会以老百姓的名义去追求它自己的幸福，这是非常常见的。
按照波普尔按自由主义哲学的看法，趋利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避害是政府的责任。避害是消极的，趋利是积极的。如果政府忙着去修娱乐场，把防偷抢，抓罪犯交给老百姓自己去见义勇为，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比较容易乱。所以，波普尔讲合理政治的第一个原则是政府不要去建立天堂，硬去办大事。另一个原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和民众都要选择代价较小的东西。政治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许你越看他像好人，他却是一个坏人。如果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的选择就是相对合理的。虽然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任何政府的一个举动，都有代价，都会造成弊害，那么当弊害不可避免的时候，合理的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那个弊害和成本比较小的，这是合理政治的第二个原则。
那么，为什么要民主政治？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为什么民主社会是一个可取的社会？波普尔的回答是，如果不存在历史规律，不存在一些人声称他们所发现的历史规律，那么，声称掌握历史规律就不应成为获得统治资格。在一些封闭的社会当中，那些统治者总是声称，“我掌握了历史规律，你们没有掌握吧！你们要是不服，我有警察，所以你们必须跟紧我按我发现的历史规律走，否则，你们有吃不完的苦头。”在这样的社会，统治权是封闭的，决不向所有人开放，只是垄断在少数“掌握历史规律”的人手中。只要所谓的“历史规律”不存在，这些人统治的正当性就不存在。专制政权认为少数人才有统治的资格，而民主政治认为统治权应该通过合理公平的竞争方式向所有的公民开放。
民主的必要性来自不存在所谓的“历史规律”。波普尔认为由少数人垄断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他说：历史的意义是每个人赋予它的，而不是个别人赋予它的。历史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历史，而不能由个别人来划上句号。历史本身没有意义。但是，每一个人有权利赋予它意义。但凡只要不承认有客观的、不容质疑的历史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那么，这个社会就要实行民主，因为没有人有天然的统治资格。这样，统治的资格只能靠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大家怎样同意呢？大家用投票的方式表达同意与否。所以，按照消极的政治观，民主社会不是一个天堂，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民主社会只是一个缺陷相对少一点，但仍然有无数多缺陷的社会。因为人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怎么能幻想那么多凡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天使般的国家呢？所以，即使民主社会有缺陷，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类自身联系的本性在一起的。
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是适应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改变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建立在改变人性的基础上，可是到头来，发现人性不可改变，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还能行得通吗？所以为什么波普尔说民主社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个机制，这两个机制大概相当于科学性吧！这两个机制证明民主社会是相对合理的：1 民主向尽可能广阔的选择开放，在民主制度下的个体有比其他制度下大得多的选择自由；2 民主制度下有纠错机制。开放社会的领导人不能声称他掌握了历史规律。同样，由于他没有掌握绝对真理，因为这个真理不存在，他就不能封上别人的嘴巴。但是如果看一看在那些领导人认为自己掌握了客观历史规律的国家，他是不会让人们对这个历史规律和他自己的品行说三道四的。
民主社会有制衡制度，选举制度。波普尔说，“什么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是公民可以通过法律和平地解雇领导人的国家。”人民有机会炒元首的鱿鱼的国家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无办法炒元首、总统的鱿鱼，且为解雇领袖的举动付出巨大代价的国家，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里讲，民主社会最大的优点是，让政治权力和平地交接。古代的民主观最关心的是权力归谁所有，现代的自由民主不关心权力归谁所有，而关心的是权力用什么样的方式取得，如何运用。权力到底归谁所有，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权力怎么样运用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说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还是用权力的归属来回答问题。那如果一个人根红苗正，你把一些大权托付给他，你放心吗？他的出身能决定他如何使用权力吗？这个之间有因果关系吗？一个出身好的人一定会像天使般地使用权力吗？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就一定像魔鬼般地滥用权力吗？如果成立，那么，什么是出身好，什么是出身不好？这就要给每个人定阶级成分。你们是富农资本家，你们是土匪恶霸，你们是贫下中农，或者是无产者，或者是小土地出租者什么的。按照阶级的民主论，最关心如何夺取权力，如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把这个权力拿到手。至于怎么使用权力这个问题，是不重要的，谁使用它最重要。记得文革中有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个就是阶级论，这个权力是怎么使用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江山”还在“无产阶级”手里就足矣。
波普尔认为，现代自由民主的关键不在于权力的归属，而在于权力的使用方式。只要他不滥用权力，我们可以容忍；如果他滥用权力，我们先批评他，下次再把他换掉。如果让你们托付的话，你们会把权力托付给一个出身好的人，还是把权力托付给一个无法滥用权力的人？所以，现代民主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何把权力得到手，而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制度工具，怎么样的手段来确保这个权力不被滥用。那么，权力被滥用的时候，看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它纠正过来，而不是把这个希望托在统治者的出身上面。这也是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本质区别，同样也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分野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