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长期阻碍社会进步，破坏社会文明，对中华民族危害最大的两种社会病症是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中国的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就是“虎与狼”的兽性关系。前门有“虎”，后门有“狼”，中国的历史就是被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挟持绑架的历史。
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危害是导致中国人性的退化。正常健全的人性是从健康合理的社会中陶冶培养出来的。在健康合理的社会中，社会的理性（各种理论、观念）和感性（各种情感、情绪）协调一致，社会精英和平民大众在平等竞争、开放流动、良性互动中和谐相处，共同创造社会文化，促进社会进步。而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带来的却是一个理性与感性对立，精英与民众分裂、对抗的病态社会，其结果是使人性向兽性退化。
极权主义是社会精英（统治者）高度集中权力，完全排斥压制民众任何民主要求的政治主张和制度；民粹主义则是完全排斥否定任何社会规范以及精英理性指导，崇拜民众盲目冲动的思潮和行为。
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是治乱循环，互生互补，互为因果的一对难兄难弟。极权主义统治者把民众当作工具和奴隶，完全无视民众最基本的人权和尊严，对民众过度的控制、压榨和愚弄，使他们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也极度贫乏，成为人性扭曲，冷酷麻木，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的臣民和顺民。当严酷的极权统治激起民众反抗时，人性退化，精神粗鄙的臣民、顺民转瞬之间就会成为暴民、乱民，反人类、反文明的民粹主义就是暴民、乱民情绪化的表现，是在暴民、乱民的精神荒漠上生长出来的恶之花。
暴民、乱民在对统治者反抗、报复的同时，也用暴力等最野蛮的方式伤害无辜生命，奸淫抢劫，破坏文明规范。“乱世用重典”，社会为了恢复正常秩序，防止崩溃灭亡，就会“以暴制暴”，再一次形成极权主义的统治。是统治者的极权主义催生出民众的民粹主义，统治者的“虎性”造就了民众的“狼性”。反过来，民众的“狼性”也进一步强化了统治者的“虎性”。
暴乱、起义、革命等激烈的民变事件各有其经济、政治、宗教以及民族等方面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民粹主义。但在以暴民、乱民为主体的大规模民变中，都或多或少地参杂着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甚至就是直接引发民变的导火线。民粹主义也常常使较高层次的起义、革命失去控制，改变性质，甚至将其引入歧途。历次反抗专制极权统治的农民起义都发生过毁坏文化、滥杀无辜的民粹主义“狼性”大爆发的现象，唐末的黄巢血洗长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明末的张献忠屠川以及清末的洪秀全在南京杀人如麻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由臣民到暴民最后成为杀人魔王的身份转换，出身于乞丐、和尚的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黑暗的明王朝，都充分说明了民粹主义与极权主义两极之间的内在联系。
民粹主义反映出的是高压统治下粗鄙的社会情绪和诉求，极权主义代表的是乱世中蛮横的社会理性和秩序。无论粗鄙还是蛮横，都是文明的堕落和人性的退化。中华民族人性向兽性的退化开始于采用法家极权主义路线的秦王朝。
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儒家和法家。儒家和法家都是维护君主极权统治的政治学说，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主张用“忠孝节义”等道德信条教化民众，协调“君臣”关系，使民众认同依附于家族、国家等宗法群体，甘当臣民、顺民，保持王权统治下的团结稳定；法家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民众畏苦怕死、追逐名利的本性，赏罚并施，把臣民当作予取予夺的猎物，以实现君主权势和利益的最大化。其最终结果是逼良为盗，使臣民、顺民铤而走险，成为暴民、乱民。商鞅提出“赏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用重赏酷刑使“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也”。法家的全部政策就是要使君主成为暴戾专横的“虎”（《商君书》：“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众成为没有廉耻，只剩下生存本能的“狼”。法家的理论显示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君主与民众的真实关系就是“虎与狼”的关系。
“春秋无义战”，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路豪杰争霸斗强，比赛谁的心更黑，人性退化得更快。秦国采用法家商鞅、韩非的兽性理论，推行“壹民”、“制民”、“弱民”、“愚民”以及“利出一孔”、“奖励耕战”的策略，发掘强化人性中的兽性。“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号称“虎狼之国”（《战国策》）的秦国在人性退化的竞赛中最终胜出，消灭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极权主义的国家——秦帝国。秦国的胜利是“虎狼”之兽性对人性的胜利。
“天下苦秦久矣”，“虎狼”暴秦在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声怒吼中二世而亡。秦朝“一夫作难而七庙堕”，究其原因，汉代贾谊认为是“仁义不施”（《过秦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法家主张赤裸裸的极权统治并把它推向极致，反而导致它加速灭亡。儒家用“仁义道德”粉饰、缓冲极权统治，使之更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因而也更稳固持久。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也被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奉为至尊的国学。
但是，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真正抛弃过法家，汉宣帝刘洵的一句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道破了其中的奥秘。专制统治者使用的其实是两手，儒家（王道）为表，法家（霸道）为里，儒家用以安抚欺骗民众，法家用以巩固强化专制权力。
儒家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统治者与民众之间“虎与狼”的对峙关系。儒家让老虎戴上佛珠，老虎还是老虎；儒家安抚民众，使民众的“狼性”逐步驯化成某种“狗性”：忠于主人，善于向主人献殷勤、唱赞歌等等。让统治者与民众结成“虎与狗”的绥靖关系，这就是儒家所谓的“王道”和“盛世”了。问题在于，狗固然可以经常得到主人赏赐的骨头，但狗毕竟不享有人的民主权利，仍然是奴隶、奴才而不是人。狗是狼的亚种，狗性中含有狼性。如果老虎露出凶残本相，“狗”为求生存，“狗性”很可能迅速地退化成“狼性”。只要统治者的“虎性”不改，儒家“盛世”的“虎与狗”的关系随时可能退化成“乱世”的“虎与狼”的关系。
鲁迅曾说过，对于民众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盛世”其实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乱世”其实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灯下漫笔》）。“暂时做稳了奴隶”就是能够给主子当“狗”了，“想做奴隶而不得”就是当不了“狗”而只能退化为“狼”了。如果不彻底根除极权主义的专制统治，不改变民众没有任何民主权利的“奴隶”状态，在“靠兽性来维持”的“虎与狗”的关系之上，任何“盛世”和“复兴”都只能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现象。统治者始终“虎”视眈眈，民众一旦“想做奴隶而不得”，立刻就会成为一群怒吼的“狼”。民粹主义的“狼性”随时可能颠覆极权主义的“虎性”而导致天下大乱，玉石俱焚。
极权主义的“虎性”与民粹主义的“狼性”常常处在对立状态，很难协调一致地行动，唯一的例外是发生于四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民粹主义大泛滥，是毛泽东的“虎性”与红卫兵的“狼性”密切配合、相互作用的社会大劫难。出现“文革”这样的怪胎，固然与毛泽东的“造反性格”、“斗争哲学”有关，更与中共的党权国家体制有关，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前两年重庆在“唱红打黑”中“虎性”的肆虐和最近在“保钓”闹剧中打人砸车的“狼性”的爆发，更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极权主义的暴戾、奸诈、骄奢、凶残常常用“仁义道德”、“继续革命”、“唱红打黑”来伪装。民粹主义的愚昧、疯狂、野蛮、残忍也常常打出“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拜上帝教”、“破四旧”、“打倒封资修”、“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旗号来蛊惑人心。人性、虎性、狼性、狗性，残暴、骄奢、疯狂，道德、革命、上帝、为民、爱国等等，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全都混杂在一起，历时两千多年，反反复复，搅来搅去，最后搅成了柏杨所说的的“酱缸文化”。
想从“酱缸文化”中清理出头绪是根本不可能的。破解困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打破“酱缸”，让缸中之酱在阳光下曝晒，用民主宪政的阳光消除其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臭味和毒素，留下其人道、人性之真善美的营养成分，再造全新的民主与法制的中华新文化。从虎性、狼性、狗性中重新恢复、塑造新时代公民的人性。这是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
2012-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