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新中国成立到三中全会之前这29年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这一段历史是很光荣的历史，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建立起来的（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1956年算起，到21世纪中叶刚好100年）；热气腾腾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这些都是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同时，它又是一段很复杂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怎么向前走，那个时候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都还不是很清楚，世界上也没有完全成功的先例，中国的情况又那么复杂。但客观的环境也好，大众的心理也好，不可能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以后再起步，所以在前进的过程中，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遭受过很多挫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经济建设中因为急于求成造成的大跃进，一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当然，这些错误还是共产党自己跟全国人民一起纠正的，并不是别人纠正的。这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沉重的教训。
正因为这一段历史是很复杂的历史，所以在三十年前，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时，小平同志说，要"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它把30年中间许多根本问题说清楚了，希望通过决议的总结，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大家团结起来向前看，今后更好地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十年过去了，思想看来并没有完全统一，社会上混乱的思想还相当多。这种混乱思想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种是我们不少媒体好象特别津津乐道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面或者是黑暗面，而对当时全国人民如何热气腾腾建设一个新社会、新国家，却表现出令人奇怪的冷淡。至于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海外，抓住个别事实，甚至是歪曲和编造事实，散布很坏的影响。这是值得警惕的，苏联解体前也有这样一段过程。
另外一种是出于好心，因为要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往往拿过去三十年作为对比或者是反衬。我参加过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讲话的起草，讨论的时候，我曾说：最近电视里有一些表现，我看了很反感，比如说，过去有那么多布票、粮票、油票，今天我们商店里商品那么丰富。我说，这看起来好象是忆苦思甜似的，我们过去总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刚才说的那种表现，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缺乏具体分析。在当年物质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些粮票、布票、油票，一切都听任市场去处理，恐怕许多人，特别是收入比较低的人，连最起码的穿着和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个时候采取这个措施是一个很成功、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当然，今天物质非常丰富，就不需要那么做了。
大家现在都在学习党史。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笼统地讲，前面三十年，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也有许多争论和问题，但至少公开的、全盘否定的很少。后三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后这三十年，尽管大家的看法也未必一致，但公开的全盘否定的也不多。但对中间这三十年，看法相当不一致，很多问题存在着争议。
我今年81岁，1947年进复旦大学读书，在国民党统治下受了两年大学教育，1949年之后又受了两年大学教育。我是解放前的，1948年年初加入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可能跟以后有些同志不太一样。我们是受国民党教育长大的，到大学以后也接触过西方的各种学说。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在讨论会上辩论，他说现在都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哪一个成功了就都好、哪一个失败了就都不好。我说，不见得。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说那时共产党已经成功了，当时看起来国民党似乎还占优势，我们是根据亲眼看到的事实，经过了己的思考、比较后才作出决定的。我讲这段历史，并不是要摆老资格，只是想说明，新中国前三十年中的许多事情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很多问题在自己的思想上也都曾作过这样、那样的思考。在座的都比我年轻，我只是想向各位介绍一下一个亲历者的理解和体会。
本来，我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作为今天的一个题目来讲，因为这件事情确实了不得。只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感觉。在我这一辈子里真正感到这个社会彻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在那时。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说。我三年多前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前辈学者任继愈先生的一篇文章。任先生那时已90多岁了，他说，"只有历经灾难、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经过百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种感受是后来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无法体会得到的。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段话讲得是很深刻的。在那个时代，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的开幕式上讲："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看到孙起孟先生的回忆文章，那时不但他自己一面鼓掌一面掉眼泪，周围很多老先生也都在掉眼泪。我也记得，刚解放的时候，上海街头的高音喇叭都在放郭兰英的《妇女翻身歌》，歌中唱到，"旧社会好比那黑咕咚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这种感觉确实是没有经历过旧中国的人很难体会到的。照理讲，对新中国的成立，应该专门作为一个问题讲。现在没有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但有一点要说，就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全部发展都是以新中国成立这一和旧社会完全不同的情况作为起点来起步的。没有这个，也就谈不上以后的一切。
下面我讲三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二是大跃进，三是"文化大革命"。
一
大家知道，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1953年党提出了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对有争议的问题，我想谈三点：
第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多少争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历史证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包括我自己很熟悉的朋友。有的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来，把原来搞得很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做法放弃了，要搞社会主义了，这样就造成走了弯路。我说，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当总路线酝酿和提出来的时候，我在复旦大学当团委书记，党内传达时，我完全没有你所讲的那种感觉。那时的突出感觉是，本来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大概是到一定时候一步到位，到那一天，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宣布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大家要要像过"土改关"一样，过好"社会主义关"。但总路线提出来以后，才感到原来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在那里一步一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是说到哪一天才一步跨入社会主义。而这个过渡是和平的，并且采取"赎买"等办法，并没有觉得突然要搞社会主义了。
大家知道，共产党从成立开始，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然这是长期的任务。新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也不是到这个时候才提出来的。1949年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有一些民主人士提出，为什么在这个纲领中没有把更长远的目标"要走向社会主义"定进去。周总理在大会上回答说，"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一前途走去。"所谓的"这个前途"，就是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公开发表的，大家都很清楚，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是向社会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最早是1952年9月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周恩来到苏联向斯大林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那次讨论中，毛泽东讲，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最早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提出这个问题呢，而且正好是周恩来到苏联见斯大林回来以后？当时胡乔木同志让我们查一下档案，斯大林有没有建议提出来的。我们查了档案，斯大林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注意到，在那次去和斯大林谈之前，周恩来写了一个《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工商业总产值公私比重已由1949年的43.8%和56.2%之比，变成了1952年的67.3%与32.7%之比。"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1949年的时候，公有经济在工商业里只占43.8%，而私有经济占56.2%，到1952年的时候，公有经济占到了67.3%，而私营经济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2.7%。"私营商业在全国商品总值中的经营比重，已由1950年的55.6%降为1952年的37.1%，但在零售方面，私商经营1952年仍占全国总额的67%。数量上已经不再占优势的私营工业，大部分又承办加工业务、接受国家的订货和收购包销产品；私营商业也开始为国营商业代销，随着大规模经济的开始，扩大国有经济的步伐更在大大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重点工程都是国有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毫无疑问，国营工商业今后的发展将远远超过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会日益加强其控制力量。"
当时农业的合作化也在迅速开展。周恩来报告中所讲的，说明中共中央看到了原来没有注意到、没有认识到的一个重要事实。
那就是，在实际生活里面公有制经济已在逐渐取得主体的地位（当然农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私营经济的比重已在逐步缩小。这样，未来不需要在十年后宣布工业国有化、一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逐步过渡。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主要内容是这样。 "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中共中央看到了一个过去没有认识到的事实，本来，社会主义的前途早就肯定了，但对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从而作出了新的决策。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有经济的比重更是大大增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总路线的主体问题。
刚才提出要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怎么过渡呢？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体两翼"，一个身体、两个翅膀，或者是"一化三改"，"一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方针。但后来有一些文章或书籍，在讲到社会主义怎样建成这一问题的时候，常常把主体忘记了，好象只是"两翼"的结果，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事实上中国能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首先是取决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否有重大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进行其他三个改造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根本谈不上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制度。
建国以后，当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全国人民的主要力量放在哪里？主要投身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事情上。我举个例子，当时最有名的是156项工程为重点的建设，第一项是鞍钢有三大工程，一个是轧钢厂，如果你没有轧钢厂，钢的粗胚，你就不能制成钢板、不能制成铁轨，中国以前是没有的。二是无缝钢管，以前是把铁皮卷起来，把它焊接起来的管子，这是有缝的钢管。现在大家哪还能见到那样的东西，现在都是无缝钢管。三是汽化高炉，都是自动控制的。
以前毛泽东讲过，我们现在能造什么？桌子、板凳、茶杯、茶碗，会种粮食磨成面粉，还会造纸（还有一些纺织厂），除了这些，一辆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都不会造。不光是鞍钢，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也是那时候建的。北满钢厂造合金钢，现在我们知道什么都离不开合金钢，合金钢在以前也不会造。富拉尔基和太原的重型机械厂。上海是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完整的一套发电设备，过去也不能造。其他大家知道的，汽车，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立起来，当年江泽民、李岚清都是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拖拉机厂，洛阳的拖拉机厂。飞机厂，沈阳飞机厂自己制造出喷气式飞机。连手表以前都不会造，那时候第一只手表做出来了，我们听说中国人自己会做手表了，兴奋得不得了。除了工厂以外，那个时候修铁路、公路。铁路大家知道成渝铁路，公路特别是康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当时到处传唱着"二呀二郎山"的歌曲。水利，比如说新安江的水利，现在那个地方叫千岛湖。还有三门峡水电站，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为了支援内地，大量内迁。当时上海迁出了20万人，里面有22000名技术人员、8000名熟练工人和一些管理人员。
前几年我到黑龙江去看兵工厂，他们兵工厂里原来的骨干还都是50年代清华大学等的毕业生，在50年代的长时间里，恐怕在座各位祖父辈的都献身在这些事业里。那时候有一句话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都是献给国家了，真可以说是可歌可泣。大家感到新中国的事业蒸蒸日上，当时首先看到的是这种变化。
有许多媒体常常给人一种感觉，好象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无非就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别的就没干什么好事儿。这跟我们这些可以算作见证人的感觉很不一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无法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拥护共产党，青年学生都那么热情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建设社会主义，主要是靠人们满腔热情地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化带来的，这是主体。
关于私人资本，我想用一些数字来说明。1956年合并了全国的私人资本共有二十四亿一千八百六十四万（当年1块钱的币值远不只今天的100块），后来发现有的地方少计算了20%，有的地方少计算了40%。就算是加一倍，也只有50亿人民币。所有私人企业加在一起也就是这么些。中国最大的资本家荣家的申新纺织集团，茂兴面粉集团，加在一起是24个工厂。荣家是最大的，没有人能够和它比，也就不过这些。当时号称是火柴大王，后来又是煤炭大王的刘鸿生从1949年从海外回来，做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可以看出他在工商界的地位。在他临死的时候，他的全部资本总额是2000万。而且在工商业中，极大部分是商业，不是工业。又非常分散，绝大多数规模很小。所以这些厂即使是全部买下来，也远不足以真正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支撑起来。
再作一个比较，刚才我所说的，建立那么多厂，它的投资是多少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是六百一十一亿五千八百万元，资金从哪儿来的呢？从1953年到1957年计算，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上缴利润占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数的74.7%。这样一比就知道了，国家在五年里的投资是，六百一十一亿五千八百万元，而私营企业的资金总额最多不到五十亿元，而且还很分散。
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中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首先是靠全国人民流血流汗投身到热气腾腾的事业中去干出来的，而不是靠收买那一点私营工商业得来的。忽视主体，只讲"两翼"，如果不说它是本末倒置，至少是主次不分。
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从这个时候算起的。现在也有人提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混同起来，感到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就是新民主主义，只是改了一个名称。甚至说"既知今日，何必当初，何必要搞什么过渡时期总路线、搞建设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存在和共同发展。而新民主主义阶段开始的时候，在工商业中，私营经济的比重明显超过公有经济，至于在农村里没有多少公有经济，广泛的是小农经济，甚至在建国初期还有大量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那个时候只能说是新民主主义，经过社会主义工业化，经过刚才所说的三大改造，到1956年才建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三，怎样看待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
对这件事，《决议》里也有很明确的论断，"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间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70年》里也进了两句话，"它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它是在得到人民群众基本上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跟苏联很不一样。苏联在农业集体化的时候，整个的农业生产总量总值是大幅度下降，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破坏和抵抗。
就中国来讲，整个社会主义进程的过程，生产是明显地逐年发展，而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拥护的。当然，也不可讳言，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特别是最后一年，存在着过快、过粗、过于求纯的一些缺点，有些人用这些缺点来否定中国在1956年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胜利。有的人甚至提出，《决议》里的这一条应该修改。但事实上，从刚才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到，到了1956年，甚至再提早一点儿，在1955年以后，公有制经济已成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已经有了。我有一次在讨论会上打了一个比方，等于要生孩子，你总要有七八个月才能生下来。假定说，这个时间都没有到，那就是流产，连早产儿都做不到。尽管最后一两个月缺乏经验，不小心，早产了一点，生下来孩子会有一些先天不足的地方，但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欢呼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他的先天不足的东西，只有在后天采取一些措施补足，你也不能把婴儿塞到母亲的肚子里再重新生出来，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成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有缺点。
我刚才讲到"过于求纯"，大家知道这是十分明显的一个缺点，反映了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在八大的时候，陈云同志已经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就讲到了这个问题。而在1956年年底和1957年初，中共中央好几个领导人谈过一些重要的看法。毛泽东讲过，"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的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特别是最后一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十分精辟。刘少奇说，"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种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儿私营的，活一点儿好处。"当时是探索的过程，究竟如何搞社会主义还不那么清楚，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他们考虑到可以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十分可贵的，可惜到1957年下半年"左"的错误发展起来，刚才所说的那些思想就没有得到实施。这是探索中的特点。
二
关于大跃进。这个是错误的，
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有人认为，大跃进只是毛泽东个人在那里胡来，干部都没有头脑，都跟着起哄。我觉得事情并不那样简单。大跃进发生在1958年左右，我当时在复旦大学担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那时候的学校不像今天有那么多部门，那时候一个教学科学部、一个总务处、一个政治辅导处，还有一个校长办公室，就这样几个部门。我周围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很清楚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是兴奋的，是拥护的。邓小平同志也讲过，"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长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这个话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那个时候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而是很多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头脑都发热，这是什么原因？我想它的发生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 、要从当时中国的民族心理去了解。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国家，甚至到18世纪时还站在世界的前列。但到19世纪以后，不光是落后了，而且还被人家踩在脚底下，被人看成是劣等民族。为什么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引起那么多人激动，有这个原因在内。
尽管新中国独立了，大家都看到，我们的经济还是很落后。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就不能得到保障。毛泽东当时也讲，我们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这样总使我们感到自己处于被动的状态。哪一天再过15年，我们的粮食多了、钢铁多了，那我们就可以更多地取得主动。
再加另外一个因素。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估计15年内不会再遇到战争，那么就要抢这15年，在这15年中一定要把我们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起来。我当时听陈毅同志做报告，他讲，有人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量搞重工业呢？他说，如果我们只搞轻工业，大家都在这儿吃鸡蛋糕，都很高兴，你在那里很高兴吃着鸡蛋糕的时候，人家拿几万吨钢往你头上甩下来，你还有什么？确实是那样，那个时候大家都讲"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在这样的状态底下，希望快，希望能够尽快把我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上来，这是一个普遍的民族心理。
第二，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人们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和心态。
那以前的几年，许多原来认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结果都很快做到了。我拿自己的感受来讲。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取三年、五年胜利。那时，我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统治区。说实在的，那时根本还看不到胜利在什么时候能实现。我心里想，能三年、五年胜利吗？结果1946年全民内战爆发，1949年胜利了，就三年。然后新中国成立，国民党留下一个财政经济总崩溃的烂摊子。新中国是10月1日成立的，从10月15日开始，上海、天津物价飞涨，到11月底物价涨了2倍。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说，三年、五年恢复，八年、十年建设。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过，亲眼看到过金圆券，财政经济崩溃，国民党有那么多的财政金融专家，都一筹莫展。共产党能解决这个问题吗？结果是从1949年解放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物价稳定，一共又是三年的时间。抗美援朝开始后，很多人都捏把汗，我们能打赢美国吗？美国的军事现代化，特别是我们完全没有制空权，它的飞机可以从树梢上飞过进行轰炸扫射，比现在的法国英国对利比亚还要猖狂，结果1953年美国被迫签订停战协定，战线稳定在"三八线"，1950年发生战争，到1953年又是三年。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起来是快了一点儿，但1953年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又是三年。一次次，自己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结果都做到了。在这样的状况下，所以到大跃进时，河南省委第一个提出，"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毛泽东还加了两个字，"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今天大家都清楚，我们的经济水平、科学发展，如果谁说三年中改变面貌，在座的不会相信，我也不会相信。但在当时，正是一次次的事实证明，你觉得做不到的事情，结果做到了。这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跟平时一般情况下不是一种状态。
第三，对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没有经验。
毛泽东一辈子的主要经验是在战争年代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又被证明是成功的。对于国家的建设应该怎么搞，他没有经历过。毛泽东在建国前没有出过国，他也并不是说没认识出国的重要性，留法的勤工俭学，他送人走，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出国？他说，我对中国的情况还了解得不够，我希望对中国的情况了解更多了，将来再与国外的情况进行对比。所以，对旧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农村，毛泽东比任何人了解都多、都更深刻，在推翻旧中国方面，他比任何人都高明。但是，怎么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他就缺乏这个经验了。相反，周恩来、邓小平都是20多岁出国，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他们就能够比较快地接受现代化的新观念，来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人的认识往往是受到了自己的经验影响。我读过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笔记，真感到他是一个悲剧。他常常这样讲，在过去战争年代这样做都成功了，现在为什么不能呢？他讲的时候都是满怀信心地讲，但事实上到了建设的时候许多事就不能那么做了。而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仅是毛泽东，极大部分的干部都是和他一样，在战争年代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里面成长起来的，这个也是最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今天看起来大炼钢铁这么多人上山，那不是荒唐嘛。我讲自己的一点儿感受，大跃进的时候，我去上海郊区看，半边的天都是红的，小土炉啊。我不是搞工程的，但我也不会愚蠢到认为中国的钢铁问题能够靠小高炉来解决。但是当看到时，心里也是抑制不住的兴奋，觉得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群众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劲头，把这个劲头起来了，说不定就会慢慢摸出一条路，做出以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大跃进的发生恐怕不是偶然的。
最早提出大跃进那些思想是1957年毛泽东到苏联去，苏联提出来要用15年在经济上超美国，毛泽东就提了要15年超过英国，当时认为钢铁产能超过英国，就等于是工业化了，等于全面超过了英、法。毛泽东也搞了一些调查，他征求了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的意见，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可行的。1957年说用15年赶上英国，1972年中国生产了2338万吨钢，而英国那一年只生产了2232万吨钢。用15年的时间在钢铁的产量上赶上英国，中国还真做到了。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就是钢产量超过英国，并不等于中国总体经济力量，特别是科技力量超过英国，还有管理的问题和方方面面的其他因素，更何况还有人均的问题。第二个那个时候对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毛泽东早就认为15年以后，我们粮食多一点、钢多一点，我们就主动了。所以他提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而且还提出一个口号："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结果就是，只抓钢铁，逼各种行业都给它让步，造成了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后果非常严重。第三个，经济建设是不能搬用大搞群众运动的那套做法。那时候农村几千万农民上山炼钢，结果那一年"丰产不丰收"，很多稻子，当时没有今天的农业机械，就烂在地里。所以，看起来15年钢铁产量是超过了英国，但整个思路都不对。
当时更大的问题是出在农村，包括建立了人民公社，当时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到处瞎指挥，到处"放卫星"，大家在这方面没有经历过，开会的时候一个人站起来，我要放颗卫星，我的亩产比如说能够达到3000吨，另外一个人可以站起来说，我要放一个太阳，要亩产达到5000吨，或者是10000吨。这股浮夸风，结果就是高估产，那时候因为虚报产量非常严重，结果就带来了高征购。工业不能生产粮食，商品粮得靠农村供给，再加上大跃进中城市里面的人口主要是工人增加了2000万人，农村减少了2000万劳动力，城市增加了2000万吃商品粮的人。这一下子问题就严重了。大家知道，粮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看得出来，要等最后收下来才能定数。觉得粮食不够，但开始还认为是农民"瞒产"，当时开展了"反瞒产"斗争。
高征购的结果，就把农民的一些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购了。到那个时候，劳动力没有粮食吃。当时一旦撑不住，那问题就大了。毛泽东说过："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等到1960年夏天以后，这个情况报上来的越来越多的时候，这对于共产党、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别的问题放松一点儿都不要紧，但粮食没有，这就了不得。而且粮食没有，中国那么几亿人口的国家，谁也救不了你，短时间也解决不了。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河南信阳。等到问题一出来，当时周总理几乎每个星期的主要力量是抓粮食。他有一个"哈达表"，每一个省的粮食多少、仓库里存粮多少，人口是多少、需要粮食是多少等等，一个星期一次。还有火车很多车皮，列车装满粮食，哪里严重了，要周总理亲自批，就像救火车一样，火车就拉去。这个问题一旦爆发出来以后，说实在的，谁也救不了，谁也没有本事一时间解决这个问题，这确实是惨痛的教训。
我再讲讲人口问题，海外越说越凶，有的人说饿死了3000万，有的说饿死了4500万，最多的说饿死了7000万。大家知道中国的人口统计，第一次人口普查是1954年，配合选举法的普查。1954年当时查下来的人口是6亿零一点，但那个时候把台湾、港澳、华侨都算在内，如果光讲大陆的话不到6亿，第一次突破6亿是1955年，到1958年的时候全国的人口是六亿五千九百九十四万人，1959年是六亿七千二百零七万人。假定说死掉了7000万人，那只有6亿人了。事实上按照人口的统计，到1960年，我们饿死多少人，说实在的，谁也拿不出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来。但人口统计虽然也有不准确的，但大体上有一个基本的数字。1960年那一年下降了1千万人，到1961年又下降了348万人。当然下降1300多万人也不是说饿死了1300多万人，也包括困难情况下妇女的身体体质下降，生育率下降，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但非正常死亡非常多，这是那时候最惨痛的教训。到1962年经济有好转了，人口又上去了，1962年人口增加了多少呢？增加了1436万人，到了六亿七千二百九十五万人，才超过了大饥荒以前的人数。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教训。
我前面讲了那三点是不是给大跃进做辩护呢？我想，丝毫不存在这个意思。因为大跃进最后造成的问题，不用说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个人都感到痛心，确实是非常惨痛的教训。说这些，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即便是好心，想把国民经济搞得快一点儿，让人民的生活更好一点儿。如果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不仅是要受到严重的惩罚，而且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应永远记住。所以文化大革命里，周总理把这一条紧紧抓住，他跟谷牧说，农村问题一定要看好，没有饭吃，还革什么命。所以文化大革命虽然那样混乱，但还没有发生大跃进时候的状况，要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批判以周恩来、陈云同志为代表的反冒进，批判了以彭德怀同志为代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造成了政治上的压力，也使得中央没有很快地了解事实真相。所以破坏了集体领导，破坏了民主，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也是使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们讲这一段历史，也许也有人这样说，大跃进应该多讲，不要回避问题。因为你得总结教训啊。我想，我刚才讲的这些都属于总结教训。如果说，就是问题全在于毛泽东一个人在发神经病。那叫总结经验教训吗？那毛泽东现在死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刚才的那几条教训，对我们来讲，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民族心理普遍还是希望发展快。如果我们积累多少年胜利的发展，包括接连两位数增长，对7%就感到不是滋味。事实上，这几年我们的经济一直反对低水平重复建设，反对急于求成，防止过热。但发达地区讲，我们条件好，我们应该可以超过这个，应该可以快一点儿。落后地区讲，我们已经落在后面了，我们不快一点儿，我们怎么赶上去。这个问题也是根深蒂固的。
另外，经验。现在我们什么经验都有了？我记得在20年前，陈云同志讲过，我们特别缺两种人才，一类是金融人才，一类是外贸人才。他讲了快20年了，今天恐怕外贸和金融还是我们缺乏的两类人才，还是我们很大的弱项。外贸走出去的战略，最近还好一点儿，开始"走出去"赔得也很厉害，当然这也需要付一定的学费，慢慢发展。我觉得要总结经验教训，这些问题怎么形成的，我们必须要好好总结。
三
第三个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西方的学者总是把它说成权力斗争。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就站不住了？这些说法完全是拿他们自己的境况来推测，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当然我讲这个问题，像刚才主持人所介绍的，我做过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负责人之一，这样讲话的时候，有人会问，是不是作为官方学者会讲一些庇护的话。文化大革命时，我在北京，先是复旦造反派到北京，把我揪回去，他说外调，停了一个汽车，跳下来抬上汽车，开到火车站，押送到复旦去，在复旦整整关了一年，从复旦回北京的时候，他们也押送回北京，给我带来一个材料，说我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学运小组"的成员，这一下又审查了四年。我有三年没有和家人见面，在这个过程里面，包括我自己的亲属受到迫害而死的，很近的都有。要讲写《毛泽东传》，我和逄先知两个人一起写，他比我更厉害。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秦城监狱，单身监禁七年半，没有人同他说话。他说，如果再关下去的话，神经也会出问题。现在有些伤痕文学写的对象，在我们看来这点儿算得了什么。所以，我们不存在为什么辩护的问题。但我想要谈这样的一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今后怎么做，还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进行分析。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邓小平给法拉奇的谈话里说了那么几句话，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
为什么毛泽东那时候提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看来，头脑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央领导层中，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产到户，批判很突出的一条是"单干风"。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的还不仅仅是包产到户，提了分田到户。大家知道包产到户所有制不改变，是管理制度的变化。分田到户，那就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当然提出来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为权宜的临时措施，但这对毛泽东来讲，这可了不得了。当时国民经济比较快地恢复，毛泽东就感到原来有些人对困难估计得太严重了，因为那时中央提过是非常时期，他称这是"黑暗风"。在整个社会，在他看来，感到社会主义社会里有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他批在什么地方呢？是当时农业机械部的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一次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蹲点，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在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他就处在当权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权为所欲为，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可能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薄一波在信上批，这是个问题，它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就在这个上面批，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打倒。"当时"四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报告。当时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另外彭德怀再次上书，他认为是"翻案风"。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们找到吴旭君，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文革开始那一年，他是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在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谈，他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批一批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要找红卫兵，他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他这个时候已经进行了"四清"了，已经搞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他认为，光是这些办法只是枝枝节节，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毛泽东犯了两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一个是他把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以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516通知"那篇文章，"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那完全是混淆敌我、混淆是非，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可以说是群众"来一个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情况复杂，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少，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的还有一点特权，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我老伴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从厂长开始，四大导演和四大摄影师被斗得最狠，有的人平时比较傲慢，斗他们最厉害的是车间的工人。我自己的接触中，平时的所谓恩恩怨怨，现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这个地方，如果说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那个阶级斗争，想通过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也有许多年轻人是出于对他的崇拜而起来"造反"的，由于集体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到打到一切、全面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
我在这里想有两点简单说一说，发展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些档案读下来，我有一个感觉，文化大革命里面，一会儿传达一个最新指示，传达最新指示是不过夜的，所以往往是半夜敲锣打鼓说毛主席最新指示。那时候给人的印象，包括我自己的印象，好象以为一切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照他的部署做。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也有很多情况的发展，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比如说时间搞多久。
我在档案中看到的，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
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一直到1971年。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1972年2月12号，毛泽东突然休克，脉搏都摸不到，脸色是发紫的。那时候通知周总理去，总理的两条腿都软，下车都下不了，20分钟才慢慢缓过来。
在这之后，他接见尼克松，当时抢救的药是放在针管里，护士和医生都在帘子的背后，万一发病就冲出来抢救。1974年以后，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走路都要扶着，说话都说不清楚，当时张玉凤是他的机要秘书，给他当翻译，张玉凤看他的口型习惯听着。她很聪明，据说在毛泽东去世前不久，有一次要讲又讲不出来，他坐在椅子旁边的木头的扶手拍了三下，张玉凤就把最近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拿过来，木头敲三下，三木。这中间确实病危了好多次，好一点儿，他又撑一下，1974年以后是这个状况，但这个状况对外完全保密，谁都不知道。
大家知道，高文谦写了一本《晚年周恩来》，他在序言里面讲，周恩来死了以后，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要放鞭炮，很多人一看，毛泽东丧尽天良，怎么能干这件事儿。问张玉凤，因为放鞭炮的是张玉凤。她说：大家看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我们天天伺候着的只感到他是又老又病的病人，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去世后，毛报过一次病危。在那时候的1月底，当时北京没有禁止放鞭炮，中南海是到处响起鞭炮声，毛看着人家都回去过年了，说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高文谦说的仿佛也有根据，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泽东是1月份说的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事情的性质都不一样。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这样的例子举起来就多了。私人医生李志绥我也不多说了，简单说一点。毛的病历卡我看过，上面他自己写的：1957年7月2日去做的毛的医生，病历卡上是他自己写的。他本来是给中南海一般干部看病的。但他在书里说，1952年还是1953年做毛的私人医生。前面的第一张照片，他说是毛的住处，照片是汪东兴给我拍的。但这本书中，他说是1952年做的私人医生。而从1952年到1957年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毛在里面谈了很多重要问题，都是在这个时间里。他根本都没有到毛那里去，这些话是怎么来的？那里面的照片，我刚才讲逄先知，他在中海南，一看照片，他说这个照片就是我们一般干部的门诊部，地名他都叫得出来，叫流水音。他们什么手段都用，大家知道，戈培尔讲："谎言说了一百遍就成了真理"，人家就会相信了。我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只要是排成铅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讲，似乎至少是无风不起浪，不会是凭空来的。
我再说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江青自己讲，我不过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是在审判的时候讲的。其实，从1966年9月份开始，自从丰泽园修理以后，他们两个就分居了，毛泽东住在游泳池，江青住在钓鱼台。张玉凤对情况最清楚，她讲，1970年、1971年，江青和毛泽东见面还多一点儿，谈得还长一点儿。她说"72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来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到了73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74年3月20日，江青写了封信给毛，想见面。毛就批了，"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 1975年1月，江青给毛写信，信封上写"张玉凤同志转呈毛主席"。信里说，"我最近经常低烧，脑子也快崩溃了，我希望能够见你一次。"毛在上面批的，"不要来看我。"在批邓的初期，在政治局小范围的批邓的时候，毛对毛远新说，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我看到毛远新自己的笔记。所以毛声明说，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所以，初期真的是很信任和重视江青，但在后期他也并没有想打倒江青。但是确实江青也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像这些，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我讲了半天，主要有一个目的，因为去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用党中央的名义召开党史会议，是从来没有过的，习近平同志在会议上讲，实事求是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就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以前看到过宋平同志（中央常务）写过一封信，他说，当时的主流和主线是什么，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历史。当然在这个建设过程中，我们也犯过了很多错误。
他说："现在大多数在职的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许多人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苦斗争，也没有直接参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没有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取得的成就以及历史曲折缺乏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因此很需要组织和引导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党的整个历史，接受生动具体的党性和革命传统教育。"我想他讲的意思就是这个。
由于时间关系，已经两个小时了。由于时间关系，讲的匆匆忙忙，很多问题讲不周全，请大家原谅、请大家批评。谢谢！
主持人：谢谢金老师。今天晚上金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作了一堂非常精彩的报告，金老师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很权威的专家，对于他今天讲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文革，是他多年研究的心血和精华，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聆听这样一堂精彩的报告，确实是非常难得的事情。金老师对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正本清源的解读，澄清了许多误会、误解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我们党走过的几十年的历程，以及我们新中国建设的历史，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尤其今年是建党90周年的前夕，金老师的课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我也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有很大的收获，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金老师表示再次感谢！
听了金老师的讲课，收获确实是比较大的。在这里有一点收获可以与大家共享，我觉得听了金老师的课之后，中国的国家建设或者是民族的前途是需要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有一颗火热的心，但不能有一个火热的头脑。我们的心应该是火热的，但头脑必须是冷静的，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另外要再加上有清凉的眼界，我们《文史参考》有一句口号："你能看到多远过去，就能看见多远未来"，在座的大多数是历史系的学生、老师，还有很多是对历史很感兴趣的，我想，无论在以后的工作还是生活中，多读读历史，多思考思考中外值得借鉴的东西，会对我们的收获有很大的帮助。再次谢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
今天的讲座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安排提问环节了。谢谢大家！来源: 人民网文史频道2011年06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