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正在挑战人类一切的现代性哲学观念、伦理道德、政治模式乃至基本的生存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未来的冲突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明的冲突，人类必然会发展到为争夺生态空间而大动干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哲学家预言，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等虽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才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长期的最大的敌人[1]。困扰当今世界的三大“过剩”问题——人口过剩、技术过剩、消费过剩，都是从生态危机角度提出来的。其中对技术的反思是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话题之一，因为技术已成为改变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主导力量。
一、理性神话与技术统治
科技是人类从“神魅化”社会走向“世俗化”社会最重要的武器，也是现代性主体得以确立的基础、理性神话的来源。依靠科技确立起来的现代性主体首先就是要抢占上帝和自然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重新书写人与神、人与万物的尊卑关系。科技的高速发展对人类带来的巨大享受和力量，使得人类相信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笛卡尔宣称，科学探究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自然的主宰”。仰仗技术，人类就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甚至相信有了技术这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撬起来”。技术使人认为重要的不在于解释这个世界，而在于改造这个世界。现代人给予了科技前所未有的赞誉。在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墓碑上就刻着出自教皇之口的赞词：
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黑夜中，
上帝说：“要有牛顿。”
于是一切变为光明[2]。
因为这“无所不能”的科技，现代人取代了耶稣成为救世主。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赛先生”是渴望现代化的中国人经常歌颂的对象。郭沫若礼赞轮船烟囱“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是“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戴望舒、施蛰存等现代主义者更是鼓吹文学应着力表现“汇集着大船舶的海港，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大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赛马场”等等科技带来的“现代生活”[3]。
科技万能的神话导致了人类陷入到盲目服从技术意志的意识形态之中，但卢梭很早就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史家萨顿也提醒我们：“单靠科学，即使我们的科学比现在再发达一百倍，我们也并不能生活得更美好。”[4]
二十世纪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科技展现出空前魅力的时代。据统计，在二十世纪初，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为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目前在发达国家已上升到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人类知识在十九世纪时，五十年增加一倍；二十世纪初，三十年增加一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十年就增加一倍；七十年代，五年就增加一倍；八十年代又缩短为三年；九十年代的速度更快。与此同时，知识的更新也在加速，十八世纪为八十年至九十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三十年；最近半个多世纪为五年至十年。而且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上世纪初一般需要二十年至三十年，六七十年代的激光与半导体从发现到应用只有两年至三年；上世纪末的信息产品的更新换代甚至只有几个月!人类可以夸耀这一百年来我们的技术进步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几百万年总和的多少倍，但是，我们计算过没有，这一百年我们用新技术对自然的破坏又是以往的多少倍呢？我们用新技术新发明杀死同类的速度与残酷又是以往的多少倍呢？因为技术而消失的物种又是以往的多少倍呢？技术淘汰带来的工业与消费垃圾又是以往的多少倍呢？……1950年全球人均淡水储量将近一万七千立方米，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遭遇水荒。由于人口增长、工业用水和污染，到1999年全球人均淡水储量下降至七千三百立方米，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几近水荒状态，到2025年将上升至三分之二的人口陷入水荒。由于人类燃烧各种能源（尤其是煤与石油），大气含氧量在迅速减少，目前大气层的含氧量在人口稠密区已降至百分之十九，在大都市上空则降至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七，若降至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之间人类将无法生存。而与之相应的是，两百年来人类燃烧石化燃料和砍伐大片森林，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剧增，目前已超过百万分之三百五十，南极上空产生了“臭氧层破洞”；大气变暖，从1975年到1999年，地球平均温度从摄氏十三点九四度上升至摄氏十四点三五度，从1866年开始记录以来，最温暖的二十三年都出现在1975年之后……到现在，人类每分钟失去二十一公顷（五十二英亩）热带森林，流失五十吨肥沃表土，大气中增加一万二千吨二氧化碳（主要来自每分钟燃烧的三万五千七百二十五桶工业用和商业用汽油）；每小时有六百八十五公顷（一千六百九十六英亩）具生产力的旱地沙化；每天有二十五万吨硫酸以酸雨形态降落在北半球。技术是人类文明的象征，然而，人类文明终将发展到野蛮的程度。也许，我们今天可以说，不是野蛮促进了文明，而是文明推动了野蛮。在动物眼里，也许人类才是最野蛮的敌人。他们不断侵占它们的家园，他们以“文明”的技术繁殖、加工、生产动物，然后将它们集体屠杀、精心烹饪、出售推销……杰克·伦敦笔下那只受尽人类折磨的狗最终回到荒野变成了一只强悍的狼，这“野性的呼唤”是自然对人类暴力的宣战。如同卡夫卡在《审判》中所讲“有了法律就必须有犯罪”一样，福柯向我们展示出理性与文明“疯癫”到了压制一切异端的地步。由此看来，不是有了非理性才需要理性的看护，而是有了理性的“规训”欲望，就会建构发明出“非理性”，这就是现代性的逻辑。
然而，当科技开始发挥其巨大威力时，人类也开始了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从帕斯卡、卢梭到德国浪漫派哲人，如席勒、谢林、狄尔泰、海德格尔，再到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重要的现代性思想家几乎都对理性化社会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反思。他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现代理性是如何导致人的感性维度的丧失的，几乎都认为技术科学是造成现代困境的关键。在康德等人看来，完善的人应该是感性与理性、必然与自由、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但是，现代技术世界以数量化的唯理主义、工具理性标尺来衡量一切，使得现代世界被物化，现代人日渐失去其丰富的自然本性，成为机械化的“单面人”。因此，针对笛卡儿以降的计算理性、工具理性的逻辑，帕斯卡提出了心灵的逻辑，卢梭呼唤重返人的自然天性，席勒提出以审美的“游戏”来解决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人的感性自然的解放力量。狄尔泰深感自然科学对人的价值追求的侵害性以及对人性探究的不良影响，因此倡导要给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划界。海德格尔则认为技术科学把人带入无保护状态，使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技术引导人们去征服大地，而征服大地不过是无限掠夺的第一步，是人与自然关系错置的开始。海德格尔甚至认为，技术理性的泛滥始于苏格拉底以降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一传统将人引入歧途，忘却了人的本真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存在被遗忘了。霍克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认为启蒙主义带来的理性精神并未使人类进入到真正的人性状态，相反却使人类陷入到前所未有的野蛮状态，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而造成这一不幸的原因正是理性化统治对现代人的异化，科学成为新的神话，科学按照理性化的工作方式对付人民的经验，不注意它们的性质而只考虑它们的功能。“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人们以他们与行使权力的对象的异化，换来了自己权力的增大。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像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独裁者只是在能操纵人们时才知道人们；科学家只是在能改造事物时才知道事物。只有这时，科学家才知道事物本身。”[5]所以，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统治的社会。
技术统治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彻底改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二五的时间我们都生活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而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就变成地球的致命寄生虫。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技术并非是实现目的的单纯的手段，实则已经成为世界的构造,“技术是现代社会的统治术”[6]。在现代技术中隐藏着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着的事物的关系，技术使得事物不是作为事物而存在，人类用“技术需要”的尺度把事物变成为加工统治的单纯客体，技术的展现及其与存在者、自然和世界的交往是对事物的损坏、损形和毁灭。由于技术意志，一切东西都成为生产的物质，地球与环境变成为单纯的原料。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原料，所以海德格尔预言，我们总有一天会建立许多工厂来人工生产人力资源，有计划地生产出男人和女人。今天的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已经离此预言不远了。当一切被降格为单纯的物资材料时，也就意味着世界的齐一化，事物的个别性、独立性、主体性被消灭了，技术使世界井然有序，整个地球正在朝一个“人工园林”发展，技术的最大成果就是没有个性的现代化都市。事物不是因其本性而存在，而是融化成被谋算的市场价值，因此，技术使得一切被功能化、功利化，自然成为单纯的能量提供者，而能源争夺必然成为这个时代最夺目的标志之一。总之，技术将事物和自然加以物质化、功能化和齐一化，剥夺了事物真实性、丰富性和实体性，使事物成为单纯的可供计算的影子和格式，从而也使事物不再能够成为汇集人性和沉思的容器。技术制造了人与世界的主客二元对立，通过技术，人得以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事物和存在中，对一切东西作强迫性命令和统治。所以，技术扮演了双重角色，技术既是去蔽，让真理得以敞开的形式，同时，技术对自然与事物无所顾忌地统治与限定，又恰恰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险错置[7]。
重要的是技术统治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秩序，技术破坏的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双重生态。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技术手段基础上的“合理化”官僚社会，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本身包含着一种支配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官僚是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为统治的合理性，“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技术进步带来的享受与安逸掩盖了技术与统治、合理性与压迫的融合关系。现代人生活在一个舒舒服服、安然自得的不自由的集权主义社会里，因此，技术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要素和看不见的迷惑人的控制力量。“科学依靠它自身的方法和概念，设计并创立了这样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始终联系在一起。”[8]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的一切技术和机械生产率，才能够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唯科学主义”的泛滥不仅带来技术至上的观念，将人的意志强加于万物之上，而且，“唯科学主义”常常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前进的康庄大道。其实，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导致集权与专政[9]。
二、发展主义与“现代化陷阱”
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技术只是一种手段，它本身既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一切都决定于人，决定于操纵技术的人及其难以限制的技术意志。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来看，技术意志对地球和自然带来的伤害来自于现代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化行为的泛滥，现代社会受功利性世界观和物欲至上价值观所驾驭，为追求最大效益和最低成本，技术革新和技术发展成为最佳选择。英国学者帕·查·斯诺在1959所作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演讲中，批评了一些人过分渲染过去田园牧歌的悠闲而夸大科学所带来的某些现代社会弊端的做法，认为健康、食物、教育，除了工业革命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这些东西成功地传播给许多贫穷的人[10]。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代科技并未消灭贫穷，甚至在制造新的依附与贫穷。现代军备竞赛、绿色革命、发展与消费需求、企业竞争、追求长寿等等，使得技术沦为政治和商业主义的工具。在这些行为中，技术不是给世界以解放，而是给世界以新的统治。
绿色革命带来的是更多的饥饿。技术、知识与权力相连，因为技术，农民被种籽商、农药商、化肥商和销售商控制，资本通过技术渗透进自然领域，农业生产不是单纯的自然行为而是变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基础性环节[11]。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述的技术使工人异化一样，农民在绿色革命的行为中也在不断异化。其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所以，他“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就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2]。同时，绿色技术往往不过是为富人生产高蛋白食品。在现代饲养场里，养鸡所投入的精饲料（主要是人的食物，如小麦、大豆等）与纯产出（鸡肉）之比是二十比一，要生产一公斤饲料牛肉，需花费一百九十平方米土地的农产品和十万五千公升的水，而生产一公斤大豆只要十六平方米土地和九千公升的水，即是说富人每享受一公斤牛肉所需的土地，可以生产近十二公斤的大豆或八点六公斤的玉米。在此，我们看到的是饥饿与浪费的内在联系，生态危机也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危机。
技术进步与战争、掠夺、军备竞赛是紧密相连的。波斯诗人哈菲斯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世界的行程是一把血染的刀，滴下的每滴血都是皇冠。”也许，技术就是那劈开历史血路的利刃，谁拥有最强的技术谁就拥有这个世界的“皇冠”。所以，霸权主义和集权专政都要疯狂地发展军备，技术也必然随之泛滥。第二次世界大战诞生了人类目前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而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又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一步扩散，以致于核武器成为了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代社会因此而成为一个“风险社会”[13]。数年前，美国的科学家们在电视节目中为他们军事优势的衰落而忧心忡忡：“苏联的核弹头足以毁灭十几次地球，而我们的核弹头只能毁灭几次！”这时，一个小女孩打进热线说：“我们的地球毁灭一次就够了！”这是十分微弱的声音，但无疑也是最有力的声音。有些人只想为自己打造一个幸福和美好的家园，而不管这个家园是否建立在沙滩之上。其实，症结就在于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不也能够保护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那些势力吗[14]?
虽然人类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裁军行动，限制生产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立法的方式禁止克隆人实验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企图控制技术泛滥的危险后果。但是，世界政治格局的不平等、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第三世界发展与生存的强烈愿望都显示出有效控制技术、保持技术生产的良性发展极其困难。
发展是现代世界的基本价值取向，尤其是第三世界，但是“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将发展和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意志来追求，带来了巨大的恶果。“发展主义”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指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是生活在各地的人们的正当要求。发展要求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而所谓“发展主义”（严格地说，应该是“开发主义”）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和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现代化社会所尊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对广大的“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更是演变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这种潮流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化约为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在向所有的人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发展主义再生产着一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和不合理的交换－分配体系，同时也严重地破坏着资源日益减少的环境，损耗着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生态[15]。因此，从发展主义的角度来说，现代化实质是“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16]。现代化以“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役自然”（world mastery）（即对环境的控制）为“手段”，对任何事物惟一的价值标准就是“效率”，任何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过程，不管其制度、组织与理智的创造的“好”与“坏”，其终究价值只看其功利性和效率。这就导致了列奥·斯特劳斯所说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人类在不断用“发展”、“进步”、“新”、“效率”等观念来取代“传统”、“古老”、“旧”等观念时，丧失了起码的“好坏”、“对错”、“是非”、“善恶”标准，并一步步滑入到彻底的功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中[17]。
对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目的论的张扬往往带来对技术的进一步神化。醉心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人们往往不惜从香烟和化学杀虫剂等危害健康、破坏环境的产品中攫取暴利。事实上仅仅从GNP、GDP的增长来衡量发展是不可靠的，这些数据不仅不能反映“福利”、“生活质量”和“进步”的程度，而且从生态角度说，还隐藏着巨大的欺骗性行为。因为这些数据中并未扣除对自然财富（如空气、淡水、森林等）的消耗，相反还可能把环境破坏计算进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之中。比如把森林的树木加工成家具，家具的产出被计算进了国民生产总值，而其中对森林的砍伐，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以及油漆等对水源的污染等却没在总值中被扣除。由于自然的破坏，人们只好买未受污染的“矿泉水”或加工处理的“纯净水”，花钱到夏威夷、九寨沟、张家界等地去享受新鲜空气，结果又带来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如此等等。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破坏自然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至少两次增值的机会。这还不算机器生产对人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损伤，并由此而搭上医院带来的经济增值[18]。
遗憾的是，发展主义已经成了某些中国人的“信念伦理”。这种只问目的不问后果和手段的社会行为的“信念伦理”，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往往在“美好的理想”或“善的意志”中制造恶果，却让“上帝”或“历史”去承担这罪恶的责任，所以，它不过是“陶醉在浪漫主义的轰动中”的“银样蜡枪头”[19]。信念伦理往往与极权主义、霸权主义互为表里，未加检省的信念与理想常常使人陷入历史意志盲目冲动的不归路，是典型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目的证明手段正当”，利用目的为手段辩护，只要目的合理，手段是否合理可以不管。但正是在利用目的为手段辩护这个问题上，信念伦理必定会栽跟头。难道只要我们最终控制住了SARS，目的达到了，我们就为曾经犯过的错误找到借口了吗？难道只要把庙搞富了，方丈贪点污，受点贿，养几个女人就不算什么？所以，只要我们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牺牲环境这样的“小代价”是值得的。现代化的欲求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发展，所以现代化目的论也正不断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强力意志，认为只要发展了，经济增长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种现代化信念带来的“增长癖”使得我们可能通过耗尽地理资源和支持人类生命的生态系统，并把这种枯竭当作目前的纯收入这种方式来达到“发展”的目的。早就有人指出，中国的发展主要建立在两种“剥削”基础之上：自然和农民，前者是发展的代价，后者是生态报复的承担者。在中国,哪一次为了分流泄洪不是以农民的家园、财产和庄稼为牺牲对象呢？目前中国最充沛的东西就是廉价的农业劳动力，而中国要用全球百分之七的耕地和百分之七的淡水养活全球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其发展的战略似乎只能是“科教兴国”了。带着“宁愿六十岁死于癌症，也不愿二十岁时被饿死”的辩护理由，为“解决温饱”，只有依靠一切技术手段来提高产量，结果是大量的化肥和各种化学农药的投入，造成土壤的高度硬化和贫瘠化。在一亿公顷的耕地中，已有十分之一受到高度污染，三分之一发生灌溉用水流失和土壤侵蚀，十五分之一盐化，还有近百分之四正在沙漠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近三十五年的时间里，由于都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需要，至少一千五百万公顷的耕地被征为非农业用地——相当于法国加上意大利耕地的总面积。目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将近一半靠高投资、低产出和高污染的乡镇企业，其中不少是我们一再禁而不止的小造纸厂；百分之七十五的能源来自烧煤，结果总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难逃酸雨侵袭。为提高肉的产量，各种禁止使用的饲料、激素在泛滥，导致人们的健康遭到极大的威胁，肥胖、癌症等各种疾病迅速上升。现在，不少动物的饲料中掺入了生长素、催乳素、促产素等，特别是乙烯雌酚，瓜果、蔬菜可以用激素催熟，黄鳝、虾、蟹等靠雌激素饲养，长得又肥又大。由于经常食用这些食品，城市儿童的肥胖、性早熟已经成为家长们的一大苦恼，为此，有的医院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新的科室——“儿童妇科”。刺激增长带来的“消费膨胀”还制造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污水，严重地污染着城市周边的水源。由于旅游、能源与航运的过度开发，中国重要的江河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为了刺激“内需”，有不少人拼命鼓吹中国发展私人汽车，殊不知由于汽车带来的污染，目前全国六百多个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空气质量低于国际标准，而为适应汽车发展，必将增加大量的交通设施，我们又将失去更多的耕地和森林。目前我国每年流失七十万公顷土地，而增加一千四百万人口，所以，我们必须追问，国人在向“小康”奔进的同时能够保证为后代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吗？
从国际关系来看，环境与自然的破坏不应只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其深层问题在于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权力－依附关系。支撑现代化意志的理由还有“不增长就死”、“不消费就倒退”这个可以“与国际接轨”的流行观念。按照世界体系论者的观点，现代社会是一部建立在国际等级差异基础上的“依附体系”。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发达国家，如果人们不消费或者是低消费，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失业反应，甚至导致经济崩溃；相应地，发达国家的消费阶层一旦减少消费或不消费则意味着依附于它们的发展中国家将失去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外汇，其国家的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就会失去国际市场，经济增长就会停滞乃至倒退，贫穷将进一步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富人在剥削穷人，而似乎是富人拯救了穷人；不是经济殖民，而是经济救助。所以在中国，有的地方因为下岗职工太多，在人大会议上竟然呼吁：“欢迎国内外资本家来剥削我们！”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附于发达国家这一事实，有奶就是娘！所以，只要全球性“核心”与“边缘”的“依附”关系得不到解决，发展主义就必将成为一种现代性信念。在这种信念支持下，科教兴国没有错，“不增长就死”，不消费就会失业，按照这样的逻辑，世界和平就会让制造武器的工人失业，拒绝犯罪就会使警察失业，健康长寿就会使医生失业，不破坏地球人类就要失业！
因此，发展到底是“指路明灯”还是“现代化陷阱”，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现代性难题。但不管怎样，发展的利益不能高于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人权自由，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一样是低于它的价值的，没有一样是可以为之牺牲的。消除战争，拒绝污染，远离恐怖主义，关注弱势群体，抢救和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社会平等，政治民主等等，都不比发展次要。
三、技术享受与消费民主
消费主义是当今世界的另一重要意识形态，刺激内需、提倡消费，目前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策略。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来看，根本就不存在消费的过剩，而是消费的不平等。因此，生态危机正在挑战现代性的自由、民主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对生态的破坏应该由那些享受技术的人来承担。
商品和消费主义制造了现代人无尽的生活欲望与冲动，百货商店、世界博览会、游乐园、广场……汇集陈列着各种近在咫尺的狂欢要素与欲望对象，在商品世界的包装下，日常生活处处充满了惊喜和渴求。在商业主义的追逐下，消费主义不断地宣扬新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享受幻觉，从各种护肤品到保健药，从家庭装饰到豪华轿车，从节能冰箱到智能洗衣机，从高清晰电视到数码摄像机，还有不断升级的电脑……技术创新就能满足一切。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新时代技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不断增长地使用和消费任何种类的存在者，这个时代以消耗自然与人的身体作为前进的动力。经济的飞速发展依赖于迅速的消耗，依赖于不断替代的新产品，并因此而拒绝使产品长寿，因为获益的欲望只有在不断的替代中得到暂时的满足。事物是为了消耗而被生产出来的。它们越快地被耗尽，它们就越快地越轻易地被替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部彩电可以看十年，那么，有多少个彩电生产商要破产呢？如果微软五年一次技术升级，那么比尔·盖茨就会利润锐减。如果说传媒的功能就是制造遗忘，不断用新的资讯洗刷人们的记忆结构，那么，技术的功能就是不断地改变人们的想象，技术使人相信“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而实际上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早就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力，当贝尔发明电话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其邮政总长断然宣称：“美国人有电话需求，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有许多邮差。”而美国某市长听到发明电话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说：“我可以预见，终有一天，每个城市都会有一部电话。”从今天来看，他们的想象力贫乏得让人可笑，然而，从未来来看，我们的想象力也许同样可笑，技术之所以取代了神话，就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想象了，现实已经超过了想象，有了技术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有了技术还有什么是不可以供人消费的呢？不是已经有人花巨资随宇航员到太空去旅游过了吗？
然而，消费主义的一大悖论是：一方面是人造物质的丰富乃至过剩，另一方面却是自然权利的匮乏，工业化、都市化和技术化创造了新的“稀有之物”：“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需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成了惟有特权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当穷人们尚在为温饱和生存而挣扎时，现代都市人却在大谈健康权、健美权、空间权、假期权、知识权和文化权等等，那么，是谁剥夺了人类的自然权利？谁又在重新分配这些权利呢？法国后现代理论家波德里亚指出，这些作为消费口号和民主符号的新的社会权利的出现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的再分配。消费主义把所有具体的自然价值逐渐转变成为生产形式，转变成为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20]。因此，消费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体现在消费行为中的社会关系，消费成为权利分配和社会地位、社会身份想象的方式。
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消费的差异明显地展示出破坏自然能力的差异以及承担自然风险的差异。以日本为例，其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环境保护得相当好，但是，日本人将自己对自然的依赖与索取转嫁给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从它们那里进口木材和能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恰恰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基础之上，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又把这种剥削转嫁到对自然的掠夺上。按照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发表的《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世界军备开支每年为七千八百亿美元，毒品开支为四百亿美元，欧洲酒精开支为一千零五十亿美元，欧洲香烟支出为五百亿美元，日本商人的生活费支出为三百五十亿美元，欧洲和美国狗食消费支出为一百七十亿美元，欧洲冰淇淋支出为一百一十亿美元，美国化妆品每年支出八十亿美元。而与之相对的是，第三世界许多基础性设施的开支面临严重不足：基础教育支出每年六十亿美元，供水和卫生设施每年九十亿美元，健康与粮食保障支出每年一百三十亿美元。也就是说，仅仅欧洲每年用于冰淇淋的消费（一百一十亿美元）就足以满足那些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人们建立基本的卫生设施和饮水设施[21]。从用电量来看，非洲人均商用电力资源为零点五千瓦时（即一度电），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为两到三千瓦时，而美国人、欧洲人、澳洲人和日本人则为八千瓦时。单是人口占全球百分之四点一的美国人就消耗全球能源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五。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烧掉五吨石化燃料，而中国人只有零点八吨。以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为例，如果他活到八十岁，那么他一生将消耗八十万千瓦时电能，二百五十万公升水，二万一千吨汽油，二十二万斤钢材、一千棵树木，产出六十万吨垃圾。按照这样的数据，美国儿童的环境负荷率平均为瑞典儿童的两倍、意大利的三倍、巴西的十三倍、印度的三十五倍、海地的二百八十倍。可见，世界贫富差距既是消费的差距，也意味着制造垃圾和环境污染的差距。发达国家不仅享受高度完备的现代化技术物质，并因此构成对自然的严重破坏，同时，他们也有能力获得足够的自然权力，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而落后国家的人们往往是双重匮乏，成为生态危险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始终是发展中国家人民想象和追赶的目标，全世界的人都希望生活在北美和西欧或者东京，消费主义也必将成为全球性意识形态。而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消费存在着严重的浪费问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景象。
但是这里存在着另一个问题，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air）发出的疑问，当许多理论宣称一个国家与区域在剥削另一个国家和区域时，“难道这意味着即使那些生活在北美的穷人也在剥削生活在南美的富人吗”[22]?所以，我们有必要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不管是在民族国家之间还是在民族国家之内，这个世界依然可以分成两大对立的阶层，一方是消费阶层，另一方是穷困的非消费阶层。真正对环境造成伤害的是消费阶层，那些享受轿车、空调和豪宅的人所制造的垃圾、对臭氧层的破坏、对大气的污染远远超过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群。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所得是最贫穷的百分之二十的九十倍，能源消费高出十一倍，肉类消费是十一倍，汽车数量是一百四十五倍，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则是二十倍。表面上看，世界上的穷人，如非洲、南亚、南美等地的许多地区的人们，在疯狂地砍伐原始森林、破坏山地、开垦农田，使土地裸露在阳光和暴风雨中，带来大量水土流失甚至土地沙化。这些靠掠夺自然以求得生存与发展的行为正遭到发达地区和富人们的指责，但是，正如布莱希特所发出的追问一样，“和那些开银行的人相比，抢劫银行又算什么罪呢”?富人们恐惧穷人享受同样的高消费生活，因为那样地球将不堪重负。如果地球上的人们都能享受一般美国居民的生活，那么，我们需要的就远不是一个地球，而是几十乃至几百个地球[23]!然而，如果仅从“环保”的要求上来限制消费，恰恰使社会陷入更大的不公正，因为这实质上不过是维护现有的利益分配状态而已，以环保作为压制非消费阶层的合法性理由，从而巩固了现有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因此，以下现象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非发达国家与地区每年因环境恶化而死去的人数远远超过全球因恐怖主义而死去的人数，但在这方面布什和布莱尔等人却并无维护“人权”和“人道主义”的热情。
“消费的民主化”和消费伦理，正是由此而提出的，没有人有剥夺穷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也没有人有压制一个落后的民族国家发展的权利。全球约有十三亿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开支相当于每天一美元或以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靠破坏环境来维持生活，而他们的梦想就是成为消费阶层。同时，消费的不公也是社会潜在的一个危机，拿中国刺激内需以求高速经济增长来说，我们在不断地鼓吹“贵族”、“白领”的生活方式，塑造人们的消费欲望，甚至提倡一些“超前的”和“虚假的”消费,如打着美容、保健、养生的招牌，让人服用一些不必要的保健药品等等。种种不切实际的消费既带来了对自然资源不必要的浪费与破坏（比如过度开发旅游业，不合理的土地征用，提倡私人购车等等），同时也激发了因社会差距、贫富差距而带来的攀比心理和怨恨情绪，催生了假冒伪劣的泛滥。由于购买力的不同，事实上真正获利的依然是“先富起来”的消费阶层，那些无论你怎么刺激都无力提高消费的人群实际上始终是一无所有。所以有经济学家曾经发出过警告，一旦社会失序，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群“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首先遭到冲击的不是那些真正的富人（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措施），而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因此，让所有的人群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好处，合理地分配利益（当然，不是要回到平均主义），强化消费民主，是解决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结语：技术意志与现代性悖论
从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生态学的观念，到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深层生态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与人文科学世界观的结合，随之生态哲学、生态神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等等应运而生，形成了当代的“深绿色”理论与批评。这些理论都企图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机械论世界观，提出系统整体性世界观；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与责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自然－社会”协调统一；批判自然无价值的理论，提出自然具有独立价值的观点，强调人与万物的平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将人的权利凌驾于万物之上；同时，提出环境权问题和可持续生存道德原则，强调科技的人文化。可以说，生态批评的兴起正在不断冲击着现代性观念，从理性、主体性到自由、民主、发展……现代性方案再次面临全面的修葺。我们不得不重新设置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关系。
技术本应是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力量，但它扮演了双重角色，造成恶果的一面只能由人类自己来负责。我们因此而否定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技术带来的生态危机应该引发我们重新反思我们使用科技的行为方式和目的，反思科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人类受信念伦理的控制，将手段当作目的，这样，就变成了西美尔所批判的现代人把金钱当作目的一样。人类追求幸福与自由，但是，却沉醉在追求这些目的的手段中，“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同样，技术也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人最终无法栖居在这一纯粹手段上。陷身于手段迷宫的现代人，只不过是在手段上建筑新的手段，而幸福和目的始终遥不可及。西美尔指出：“目标为手段所遮蔽，是所有较高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24]
技术控制的两难在于，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摆脱技术意志的纠缠。一方面我们抱怨技术破坏了地球，另一方面我们又寄希望于新技术来改变这种现状。我们今天每一种新的发明与技术诞生，同时就需要有更多的技术与发明来解决这种新发明带来的负面问题，技术正在处于不断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技术增长的宿命。这种本质被称为“座架”的技术，使得“人被坐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25]。技术就是人的命运，人存在的天命，因此人也无法操纵技术，当人类恐惧技术的时候，除了寻找新的技术外，没有什么是可以暂时对抗技术统治的。“新时代技术的行星运动是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规定历史的伟大作用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为技术时代安排出一个——而且是什么的一个——政治制度来。我为这个问题提不出答案”[26]。因此，海德格尔发出了绝望的叹息：“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注释：
[1] 2001年，就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罗马俱乐部成员、布达佩斯俱乐部主席、系统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欧文·拉兹洛出版了新著《巨变》（中文为杜默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在这部影响颇大的著作中，拉兹洛以大量的数据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指出，全球生态问题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其观点迅速产生了积极的回应。
[2] 转引自（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3] 参见伍方斐：《现代性：跨世纪中国文学展望的一个文化视角》，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一期。
[4] （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5] （德）霍克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6] 需要指出的是，海德格尔的“技术”是在现象学意义上谈的，不是我们通常指称的机器、机械、工具、仪器等被他称之为“技术的东西”。但是，“技术”是“技术的东西”得以可能、得以被理解的本质。“技术”作为本质，先于“技术的东西”。“一般来说，机器的利用和机械的制造本身还不就是技术——它还只是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在这里技术的本质在其原材料的对象特征中被建立起来。”参考吴国盛：《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九期。
[7]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页。
[8] 转引自（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9] （英）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10] （英）P.C.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陈恒六、刘兵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 （巴西）何塞·卢岑贝格：《盈利取代支出——生态学与社会正义》，见《自然不可改良》，黄凤祝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0～49页。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2页。
[13]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109～114页。
[14]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5] 黄平、李陀等：《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载《天涯》2000年第一期。
[16]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17] （美）列奥·斯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8] 许宝强、汪晖主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5～6页。
[19]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5～117页。
[20] （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5页。
[21] （巴西）何塞·卢岑贝格：《盈利取代支出——生态学与社会正义》，见《自然不可改良》，黄凤祝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7～98页。
[22] （英）斯克莱尔：《社会学的几种不同全球化概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5月，总第三期。
[23] 参见（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第一章，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4] （德）西美尔：《现代文化中的金钱》，见刘小枫编：《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25][26]（德）海德格尔：《“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7、1303页。
本文原载《书屋》二〇〇三年第十期，《书屋》年度十佳论文，《南方都市报》等专门加以介绍和推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1期转摘，人大复印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03年第12期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