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1+1》中，评论员将新领导的开头15天归结为“四个平”。具体而言即为：平常的声调，没有去拔高；平实的语言，力 求口语化；平实的工作作风；不同平常，改文风、改会风。这给人们对中国的政改带来了一些希望，也给新领导带来了一些新的形象。

从一个人的语言和说话方式得出关于他的印象，并且对他产生信任感或不信任感，这在修辞学里叫“形象效应”（ethos）。民众从政治人物的话语风格来推测他的个性或映证自己对他的印象，中外皆为常见。精明的政治人物大多善于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随时调整语言策略，以取得民众的好感。。

奥巴马就是一个例子。今年9月9日的《纽约时报》刊登爱立姆（H. Samy Alim） 和斯密瑟曼(Geneva Smitherman)的《奥巴马的英语》（Obama‘s English）一文，介绍奥巴马如何善于灵活运用语言风格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钱。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的讲话，连共和党人都称赞为“富有艺术性”。参议院领袖里德(Harry Reid)说，奥巴马说话“不带黑人口音，除非他有意如此”。YouTube上有一个视频，是2009年奥巴马就职前几天到华盛顿一家餐馆用餐的情景，一位黑人出纳员在给他找零钱的时候，奥巴马笑着对她说，“Nah， we straight.” Nah是“不用了”（no）的意思，“we straight”这两个字中间没有动词“are”，“straight”是“好啦”（O.K.， fine， all right）。从用词到句法，这三个字都是典型的黑人英语，与说话者和听话人的身份都很相符，非常亲民。如果是白人对黑人这么说话，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非常糟糕。

相比之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公共形象（public persona）就要逊色不少。爱林姆和斯密瑟曼写道，罗姆尼说话的样子“便是他公共形象的话语版本”，平板而不灵活。而且，罗姆尼说话“木纳、单调、语调缺少变化……笑起来也很勉强”。在南方竞选时他也想用南方口音的“y’all”(you all，“你们大家”)来亲近听众，但大家觉得他学得笨拙别扭，听上去就是假假的。

在美国，政治人物的口才有好差之分，公关技艺也有优劣之别，但他们都得放下身段，与公众或选民平等相待，都必须使用一种能够容纳民众进入公共政治程序的民主话语，也就是说，都必须随时准备回应民众的询问、质疑、批评，耐心向他们解释，与他们互动。民主话语与其他性质的政治话语一样，它的语言不只是工具性的（用来营造可亲近或值得信任的形象），而且更是具有实质意义的领导者与民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与后面这层民主政治性相比，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竞选语言技能高下只是次要的差别。

人们常说，人如其言，这个说法虽有些道理，但并不完全确实，因为“言”所营造的只是一个“形象”（persona），未必就是真实的自我（person）。营造或虚构人物形象是一种常用的文学手法（戏剧独白产生的就是这种效果），在公共政治中也同样是常见的手段。在公共表述时，说话人如果能语言生动、逻辑清晰、立场客观、语气平和而不激烈、细心顾及听众的感受，就能营造一个知情达理、谨慎干练、幽默从容的好形象，被看作是一个品质优秀，值得信任的好人。

通过话语形成的个人形象有两种可能。第一，好的形象是一个真实的个人。第二，好的形象可能与真实的个人并没有必然联系，而只是一种取信于听众的手段。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谈到ethos时说，“在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或者意见相当分歧时，……我们更相信，也更容易相信好人(一方的说法)。”换句话说，越是在需要说服别人的紧要关头，就越会觉到信誉和形象的重要。谁名声好，形象佳，谁就比较能够成功地言说，取得说服他人的效果。亚里士多德的同时代人，希腊雄修辞家伊索格拉底(Isocrates)也强调公共形象和影响力的关系，“谁想要说服别人，谁就不能忽视自己的品格。……他要努力为自己在其他公民当中建立好的名声。名声优秀者比名声蒙羞者说话更有说服力”。

新领导人以一种新的话语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之所以引起如此关注和赞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长期使用的党八股套话、假话、大话、空话早已让那些形象蒙羞的“说党话者”失去了说服力。然而，假大空的党八股套语，其要害不仅仅在于说话的方式、语汇和风格，而在于说话者的高高在上和他们对听众的傲慢与无视。这种党化语言本身就是威权政治的产物和现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秩序和现状。

八股官话是一种威权语言，无论如何改良或重新包装，都是一种宣传语言，与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理性说服语言是不同的。宣传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交流需要。宣传居高临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宣传往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因此，在宣传和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选择，而且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在某种势力或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进行宣传的社会中，一定存在着不容民主话语的胁迫性制度。

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反对党八股时的讲话至今仍被不少人视为克服八股陈套和假大空话语的指南。其实，他所谈到的文风和语言都不过一种实用主义的宣传改良而已，完全没有要把党宣传改变为民主说服的用意。改良宣传话语是为了更有效地宣传，不是为了用理性、自由、平等的公民交谈和讨论来代替自上而下的宣传指示。宣传改良的成功顶多只是一时的，因为成功的改良很快就会被机械地模仿和重复，成为一种新的成套和八股。宣传是一种体制性的话语，它虽然看起来是从某些个人的嘴里说出，但代表或代言的却是体制、制度、机构的意志。有人惋惜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的号召与斗争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其实这种失败是由宣传话语的结构性僵化所注定了的。

以显得生动有趣、平易近人，甚至谦虚幽默的个人语言来改良和包装僵化的制度话语，这种变化一开始可能会令人耳目一新，收到亲近民众和取悦媒体的效果。但是，它最终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宣传改良。这就像设立“发言人”制度，开始时让人对公共信息透明化、公开化抱有希望，过了一段时间，新鲜感一过，便暴露出并没有改变的本来面目，更引起人们因觉得上当受骗而生的强烈反感。对国外宣传的“软实力”也是如此。

党八股和空头官话是恶质的体制语言，对整个社会的公共语言都有难以恢复的污染和败坏作用。一个国家和社会公共话语的败坏是一点一点地累积而成。正如传媒研究学者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说，一个国家中公共话语的败坏和毒质化，是在逐渐的过程中发生的。语言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

在这个过程中起不良作用的不仅仅是头面的政治人物和官僚，而且也包括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媒体人士和知识分子。现在大家都不喜欢党八股和假大空的官话，好像只是当官的在败坏公共语言。其实，普通民众、媒体人士、知识分子、各界精英又何尝没有他们应该担负的一份责任，又何尝不该感受到自己的那一份羞耻。在上者明明是颐指气使、大话炎炎、假话连篇，下面却依然是一片叫好、深刻领会、应声附和。“唱红打黑”如今被人们看清是虚伪的官话和谎言，人民网上刊载了《薄熙来当政时大言炎炎私下却蝇营狗苟》的文章，称薄熙来、雷政富等一干贪官污吏当政之时，都大言炎炎，冠冕堂皇，仿佛天下正义尽为其掌握，私下却蝇营狗苟、伤天害理。这种冠冕堂皇的红色官话，其危害岂止是语言的假大空？其政治表现又岂止是“懒政、怠政、惰政的官场流行病”？曾几何时，下至普通百姓，上至达官贵人、名流学者，同声赞美那大话炎炎的重庆高论。没有这样的起哄，重庆八股又何以如此不可一世？

人民网上有几句话说得最好：“空谈掩盖的是价值观的空洞”、“空谈筑就了专横与特权之墙”、“空谈屏蔽了真相，纵容了虚伪”。这些话都是在提醒当官的，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说话不穿靴戴帽、不引用文件、不套用政治口号、说真话和实话、有什么说什么，这些不过是不装腔作势的普通言语。这本来应该是话语交际的常态，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是，偏偏有些人，刚从领导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言语，便觉得惊喜万分，受宠若惊。民众必须先把自己放尊重了，看平等了，从骨子里去掉奴性，才更有理由要求政治语言的诚实化和透明化。政治语言的诚实和透明是为了能让尽量多的民众能平等地参与到民主政治中去。民主的公共话语是官民平等、理性沟通所必须的。民主的公共话语对民众不隐瞒，不欺骗，抱着尊重之心，把他们当有思考问题能力、有表达意见要求、有尊严的公民，而不是白痴或傻子。废止党八股官话不只是废止一种语言，而是废止一种威权和吏治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用以代替陈旧八股官话的不应该是另一种精心改良的威权话语，而应该就是民主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