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政治社会动荡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也是梁启超思想起伏变化最为明显的一个时期。从1898年至1903年数年之间，梁启超经历了推动“维新变法”到拥护“排满革命”再到主张“君主立宪”的思想嬗变三部曲。这一思想演变一波三折所表现出的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比较选择，也就是改良——革命——改良的轮回过程，形为引人瞩目的“梁启超现象”。
在革命后来居上、革命话语一统天下的20世纪语境中，随着改良由救亡图强背景下变革中国的一种可能的方式选择，变为阻碍革命发展、反动落后的同义词，改良成为梁启超一生最大的负资产，“梁启超现象”作为一种饱受指责的负面现象，让梁启超形象蒙上阴影，历史评价大打折扣。
然而，在中国社会经历一系列疾风暴雨般的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动荡与变故而开始“告别革命”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在进入社会不平衡发展致危机四伏而“改革或革命”激辩声起的新世纪的当下，梁启超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关注对象，“梁启超现象”获得重新审视与阐释。人们发现，“梁启超现象”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具有了未曾发现的新的历史意涵与意义。
梁启超是在晚清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这一时代背景下为救亡图强而走上改良中国的道路的。他与康有为同为推动清廷维新变法的主要推手，以“康梁”并称于世而名动一时。然而，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京城，梁启超被逼出走国门而流亡海外，随后不久庚子事变，朝廷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受此双重刺激，悲愤交加的梁启超，思想始生变化，主张趋于激烈，乃与孙中山等革命者过往密切，共商“排满革命”，同唱“破坏主义”，由改良转向了革命。
但此景不长。1903年梁启超从日本对美国进行了一次为期9个月的访问考察。这次访问使梁启超眼界大开，思想也再次发生转变。通过近距离观察，梁启超对民主共和制的利弊优劣重做了估量，并在华人社团身上发现了中国人愚昧、落后、散漫、缺乏集体互助精神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国民性”，这种“国民性”，在梁启超看来，与民主制度的要求相去甚远，倘若一旦实行共和，无异于“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引刀自戕者几希”，于国家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此，在国民未得“陶冶锻炼”的条件下，由改良推动君主立宪比以革命获得民主共和，“流弊少而运用灵也”。这样的比较认识，加上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劝告，使梁启超幡然醒悟，觉然悟道，终于“告别革命”而重返改良的立场。
从梁启超的思想演变经历，我们看到，改良或革命，这个困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大问题，在梁启超身上最先得到反映，且反映得最为集中和典型。他在世纪之初的数年间就把一个社会近百年的艰难历程寓言般地给遭遇、演绎了一遍。他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所表现出的反复选择，显示其内心思想的矛盾和认识的不断变化的同时，让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变化的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从改良转向革命，是在改良失败与庚子事变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被动选择，是出于对清廷顽固反动又腐败无能感到绝望的情境下的愤激反应；而从革命复归改良，则是经过利弊权衡的理性考量，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比较选择。我们将这一变化特征概括为“愤激革命，理性改良。”
“愤激革命，理性改良。”这是我们从“梁启超现象”获得的关于改良或革命的最具启示性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改良与革命的特征与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革命与改良竞赛时，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因为革命起于愤激，愤激是一种发乎本能的情绪反应，常常伴随着高昂的激情，最能打动人心，鼓动唤起民众；而改良遵循理性，理性是对一定人情物事符合预设目标的冷静分析与清晰判断，需要更多智能与智性，所以，在一个民智未开或情绪弥漫的社会，革命比改良总是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与号召力，获得更多的响应。二者的关系是：旧制度下的两只蛋，生的双兄弟，改良生于先与上，革命兴于后与下；二者拥有一共同的长远目标，都以建设宪政中国为指向来变革不满人意的旧制度。因此，它们或不像人们平时想像的那样，永远的剑拔弩张，冰炭不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改良升温十度迈前一步，就是革命，革命降温十度后退一步，就是改良。“梁启超现象”就是最好的诠释。
革命需要激情，改良遵循理性，激情易生，理性难得。因此，革命易而改良难，从改良走向革命易，从革命复归改良难。也因此，梁启超从革命复归改良的原因更值得我们关注与读取。的确，梁启超之所以“告别革命”，除了认为受“国民性”因素限制，民主共和的条件不具备之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暴力革命所带来危害的担忧与排拒。就当时历史境况而言，革命会产生两大危害性后果，一是易引发内乱而酿分裂之祸，二是会导致列强干涉生瓜分之患。梁启超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爱国主义者，他不愿意看到本已贫窳的国家和人民因革命而雪上加霜遭受更多的苦难。所以，梁启超认为，欲使中国走上宪政强国之路又要避免暴力革命之害，只有通过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把君主专制改变为君主立宪制，才是一条稳妥而可行之道。在这里，梁启超透出了他的一个重要的宪政思想变化，这就是，比较汲汲于解决权力的来源（由君主或由民主）问题，致力于解决权力的使用（独断与专制或分立与制衡）问题更为迫切与紧要，也就是，权力的如何运用比权力由谁掌握更紧要，换言之，政体比国体更重要。因此之故，梁启超放弃了排满的革命主张，而转回到立宪的改良诉求。
历史没有依循梁启超的改良逻辑演进。中国社会的激进发展和一场突如其来的辛亥革命胜利让梁启超的改良梦想成为一枕黄粱。然而，历史将改良被打入冷宫，为革命开启胜利大门的同时，也毫不吝惜地放进了内乱与外患的祸种，让梁启超关于革命招致内乱频生与外强凌辱的警言一一变为残酷的现实，令人们饱受其害，深受其痛，以至于人们历经沧桑之后，不得不向革命进行“告别”而行实改革。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改良——革命——改良的“梁启超现象”，是百年以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或者也可以说，中国社会的百年历史发展，是“梁启超现象”的放大与延展。因此，梁启超思想的曲折变化，是中国社会发展一段历史时期的曲折变化，梁启超的不幸，是中国社会的不幸。而梁启超今日的有幸归来，自是梁启超之幸，更是中国社会之幸，因为它是中国社会理性复归的象征。
最后，有一点需要提及，“梁启超现象”是梁启超经过比较选择而对革命的否定性言说，但梁启超否定和反对革命的同时，对革命的发生仍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他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极为深刻地指出：“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一大工场也。”“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政治不从人民之所欲，不能为人民捍患而开利，则人民从权利上得起而革之，且于义务上不可不起而革之。”此为今者又不可不察。
201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