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即文学与政治之间，有何种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已有相当多的人，进行过激烈的争鸣。从现实的层面看，在这样的问题上，其实很难达成所谓的共识。因为争论而改变立场的，更是近乎于零。这里涉及的，其实有一个说理的限度问题。理性的论争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说理的过程，而说理采用的最有效的方式或手段，无非事实加逻辑。但问题在于，在对文学、政治等问题的看法上，人们并不仅仅基于事实和逻辑来形成判断，其中渗透着诸多个体性的领悟和匪夷所思。如此一来，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针对某个特定的个体，以说理的方式所能取得的效果，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预期的。
这样说来，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一问题上，说理本身孱弱无力，甚至毫无必要。我并不这样看。因为在我看来，一是说理的目的本身，并非仅仅在于说服某个特定的人，而在于把道理本身讲清楚，至于最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完全是说理以外的事。二是说理活动在某一特定的语言系统中，因为依托于一套比较稳固的概念框架，因此并非是完全主观的。关于这一问题，陈德中在《政治现实主义》一书中写道：“相对于一定的讨论，一旦概念之间的相对关系或者说概念的重要程度被逐步依序甄别，则这种相对于该讨论而形成的概念分别构成了一个相对确定的说理地图。这样一个相对确定的说理地图贡献了说理的方式，也同时确定了概念的轻重，这样一个状况本身因而将会是相对稳固的。这一相对稳固的说理框架体现了理论的客观性。理性因为不同框架的相对有序而变得不再那样的主观了。”这样的界定，至少在某一程度上表明：说理活动本身，对于具备健全理性的人而言，具备参与的开放性和结果的可接受性。或者用更直白的话说：在竞争性的说理活动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参与者说理的质量；因为在理想的意义上，优质的、可经受更多批评的道理，将得到更多人的赞同。正是基于如上信念，我才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完成这篇小文的写作。
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相当多的人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致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进行的。如此说来，在最大的意义上，人们可能承认说，讨论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至少让参与者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意识，来妥善处理作家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样看来，这一问题的讨论，跟文学本身的问题，是毫无关联的；或者说即使有关联，也只是在一个相当表层的意义上。作家们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至少表述在口头上，多是一些热爱艺术超过生命的人。让这样一些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参与如此庸俗的讨论，本身就是对艺术的不敬。我想：以上诸种看法，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有其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对文学和政治的技术性理解；此种理解方式本身，在我们这个时代，无疑是相当流行的。在不少作家的眼中，所谓文学，就是写作的技艺。在这个问题上，作家们放低身段，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手工艺人：手工艺人运用树枝或丝线，织就花篮或饰品；而作家们呢，遵循大致相近的工作原理，编织词语的织品，将其卖给远方的朋友们。如果我们以大致相近的思路，来理解政治，结论显而易见：政治不过是一套治理术，并不承载任何意义或价值。如此一来，人们对待政治，就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入治人者的团伙分赃；一种是看穿了政治的血腥和肮脏，至少保持表面上的疏离。
如上流行的观点，我不大赞同。关于文学写作，我当然赞同有其技术性的一面，因为无论何种伟大的东西，都须以某种方式成型。而且，一种成型的方式，也并不外在于作品本身，它就是作品的形式或外观。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将文学写作理解为一种生产活动，则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文学关乎价值、理想，关乎人对自身的希望和确信，它并不以满足某一特定需求为目的。从这一角度看，文学从来都和那些伟大的理想连在一起。当然，我在这里讨论此问题，基于一个基本的信念，即对伟大文学的殷切期待。不错，关于文学作品的评判，有无价值是一回事，价值大小是另一回事。满足于所谓的有价值，意味着低要求、没出息。何况这里的有价值，在不少情况下，不过意味着有市场价值；或者说，有谄媚于强权的价值。在当代中国，戴着政治正确性的有色眼镜，并以此来漠视、否定独立写作的美学价值，是大陆官方文学界一个心照不宣的阴谋。研究者如此，创作者亦然。康正果在《为了写作的自由》一文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寄生在文学创作上的作家们所划定的文学的边界对写作自由也构成了一种限制。长期以来，他们脆弱的文学神经根本经不起真实的刺激，因此他们才放弃了写作自身的自由。”
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一书中写道，诗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在这里，如果我们将诗理解为文学，也完全讲得通。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显现，即如何理解这里的“真实”？二十世纪以来的思潮，倾向于将这里的“真实”理解为内心的真实。相当明显，这里所谓内心的真实，其实就是远离公共生活，不断地向内缩。以这种观念来看，内心的纯粹才是最高的真实。表现在诗歌领域，米沃什指出：“二十世纪诗歌遭受了‘贫乏和狭窄’是因为其兴趣局限于‘一种美学的、且几乎总是个人主义的风气’。换句话说，它退出所有人共有的领域，而进入主观主义的封闭圈。”这一思潮具有强大的辐射性，在创作者之外，有力地塑造出读者的细小胃口。于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市侩们，一个个成为名副其实的小清新。汉娜·阿伦特说：“问题在于他遁入了一个‘纯诗’的领地，以便使自己的生活脱离现实（比如马铃薯饥荒之类‘散文化的’现实），或者通过‘甜美和光明’的面纱来看现实。”（《文化的危机：社会的和政治的意义》）创作者和接受者，在此达成了亲密而稳固的“共识”。在文学研究和批评界，所谓纯文学的陈词滥调，亦极为流行；这在处于后极权社会的当代中国，既能规避政治上的风险，又与消费主义这一时代主潮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因此而广为官方学者、批评家们所接受和推举。对此现象，学者李亚东批评说：分明是墨守陈规，却自命坚持原则。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一方面，我相信大部分人认为，文学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一看法没错。另一方面，集体向内转的作者们宣称，最高的真实不在于外部世界，而在于人内在的心灵；但问题在于，人们遁入“纯诗”的领地，即未带给心灵以秩序，亦未能为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的人们带来希望。生活在暴政统治下的人们，因为无法取得与人类大家庭的联系，而感到他们的生活本身，处于极度不真实的状态。一个人就是一座孤岛，多少个长夜漫漫。更有甚者，某些以纯文学观念来自我标榜的作者，在暴政统治的时代，自觉充当体制的性奴和夜莺，为权势者带去安慰和赞美。人们在声称追求真实的同时，恰恰失去了真实生活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这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之前热情追求的所谓真实，其实并非是整全的，而最多不过是真实的某个片断？而片断的真实是不够的，因为那已不再是真实本身。
而且在我看来，对于这里的真实本身，我们其实并不能给出正面的描述。如果能给出正面描述，则意味着我们已追求到真实；但问题在于，真实并不是一个苹果，我们可以经过努力，从苹果树上摘下来。就此而言，热情追求真实的正当路径，就是对种种虚假进行持续而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是双向的，即指向外部世界，也指向写作者自身。具体说来，一个追求真实的作家，当其生活在一个虚假、肮脏的国度中，面对一桩桩虚假、丑陋的事件或事物时，他不能就此扭过头去，转而歌颂这个世界的光明一面。而在反抗外部世界的同时，写作者亦在反抗着存在于自己内心中的种种幻象，反抗自身的懦弱、沮丧和垂头丧气。之所以在这里强调写作者内部的争战，是因为那种近乎虚无的无力感，在很多情况下，其所具有的腐蚀性，并不比暴政更弱。在这方面，作家廖亦武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康正果评论说：“真要从廖亦武的肉体叩问出更为具体的意义，那就是他不反胃、不过敏、敢逐臭、能化粪的生理-心理素质”。（《破碎的受难》）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相信，这种强健的生理—心理素质，就是在不断的反抗中磨砺出来的。这种反抗，即针对外部世界的不义，亦针对内部世界的黑暗。
通过如上的简单分析，我相信已大致表明，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并不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正是文学内部的问题。但本文的题目，并非“文学与反抗”，而是“写作与反抗”，这里的问题，在于我相信：写作这一概念，具有比文学更为宽广的指向。正如康正果所言：“写作永远高于文学，它远比文学广阔和开放，因此更具走向自由的强大动力和深厚的潜力。”（《为了写作的自由》，载《平庸的恶》一书）如果我们以自由为指向，那么讨论某一作品是否在文学的家族之中，可能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最后强调一点，即我这里所谓的反抗，并非是指为反抗而反抗，因为那只可能带来无尽的灾难；反抗虚假与奴役，就是通往真实和自由。因此，写作上的反抗，是积极生活的一种形式，它所竭力指向的，是一个更为真实、更为自由的广阔世界。
二○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本文首发于《天堂桌子丛刊·第三辑》：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482447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