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战国楚竹书《鬼神之明》篇的发现，之所以能在学界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和争论，其原因之一，在于近百年的出土文献多是儒家学说，关于墨家的出土文献，没有任何进展。《鬼神之明》对于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缺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有关《鬼神之明》的考古和辨析的文章中，很多作者就是长期致力于墨子和墨家研究的学者，像山东大学就是墨家研究的重地，有墨子研究会和治墨的专家。滕州的墨子纪念馆也出了很多相关书籍和研讨文章。但是该简是否为《墨子》佚文或者墨家学说的争论至今没有定论，所以将其作为研究墨家的一个参照，似比强归为墨家更为客观和科学。

现今墨学研究的最大瓶颈，就在于上文提到的墨家文献的缺乏，甚至于相关的参照文献都不多见。作为战国时代与儒家并举的“世之显学”，何以千百年来除了《墨子》再无流传？秦火一炬，烧尽诸子，经有汉一代，官府和学者修书、献书、注书、藏书，亦恢复了许多百家之说。当然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下，是以儒家为主。然独不见墨家新现，尤为奇怪。

一些学者从外因考虑，认为墨家学说起自“役夫之道”，“尚功用而慢等差”，“知于齐而不知畸”，这种脱胎于城市小工业者的学说不利于封建世袭王权的统治，故而被绞杀、封闭。汉代以后君权的巩固，使墨家学说失去了固有的根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仍有大量关于墨家的记载。即使是用来“辟墨”的言论，亦旁证墨家的勃兴。西汉《淮南要略》中墨子“背周礼而用夏政”，是关于其从儒而背儒的学术出身的记载。自此之后出现明显断代，当然我们相信仍有治墨学者，不然《墨子》一书也不会被东晋方术家葛洪收进《道藏》，墨子本人还被列为“地仙”。不过这其中几百年的空白。

这其中有认为“墨家”转为“地下活动”，成为“侠”的。民国很多学者，出于对抗封建礼教的需要，认为墨家舍己为人重义轻死类似江湖绿林豪杰，即所谓的“侠”。同时《韩非子.五蠹》中说：“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秦国后期厉行法治，汉武亦曾诛郭解等巨侠，这有没有可能是秦汉统治者为了统治需要而“坑儒”，而“诛侠（墨）”呢。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侠和墨是两码事。侠疾行的私义，墨践行的是公义，两者有本质区别。这种说法完全是空穴来风，不足为训。

另外关于墨家的“巨子”制度，这类似宗教一样的严密组织，可以让墨家门徒“为（巨子）之尸”的制度，是诸子百家绝无仅有的高度纪律性和组织化的战斗团体。诸国统治者是不能容忍这样的团体出现的，必然绞杀之。这有可能，不过目前没有证据。相反从《韩非》以及其他文献中所看到的，自墨子身死之后后学创立的巨子制度，倒是直接参与了几次国家间的战争，甚至于在秦国享有威望，如孟胜和阳城君的关系，如腹䵍和秦惠王的关系。墨分三派之后，墨徒流散到各国，与百家融合。西入秦国的一只，极有可能为法家所同化。《墨子.尚同》中的“上同而不下比”等思想所潜在的集权和独裁因素，都有可能化为后期申韩的刑名法术。《韩非》一书中对墨子并没有负面评价，这值得注意。

除去外因，墨家自己内部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其理论体系的缺陷和漏洞，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鬼神之明》篇就旁证了墨子鬼神观中最致命和薄弱的一环，即“善人或不赏，恶人或不罚”。墨家的整套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天志”和“明鬼”之上，若其不成立，则整个墨学就无法自圆其说。荀子在诸如《非十二子》《富国》等篇中对墨家有比较详细的批判，不过恰恰没有提到“明鬼”的问题，这是一个疑点，有待后续出土文献的发现和学者的研究。辑录于唐代马总《意林》卷一的《缠子》和汉代王充《论衡.福虚篇》的《董子》有记载儒者董子和墨役缠子类似“鬼神有所明或有所不明”的论述，其年代应为战国后期，与《鬼神之明》在年代和思想上比较接近。但还是证据不足。

墨家有没有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理论体系的巨大短板，而后加以修正呢？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上文说过了，“天志”和“明鬼”是整个墨家学说的核心，否认了天有志，鬼能明，整个墨家学说就不成立。墨子所建立的平等观，是在君王之上由天约束，君王则由贤人担任，之后就“上同而不下比”。墨子的“鬼神观”最致命的在于，它不但没把此岸的问题说清楚，也没有把彼岸的问题说清楚。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不谈彼岸世界，由此儒家才能专注现世的立德、立功、立言。耶稣教允诺死后善人升天堂，恶人堕地狱。佛教的三世众生六道轮回亦是此意。相比之下，墨家在现实中不能证明鬼神的功用，又不能放置一个神龛在彼岸吓唬活着的人，导致其鬼神观凌空蹈虚，无论靠哪一边都不能附依。且墨子主张“非命”，却信鬼神，在某种程度上自相矛盾，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其理论的可行性。

上博简战国楚竹书《鬼神之明》对于千年墨学中绝之探源有一个积极意义，即从墨家外在客观条件的变迁，转向对墨学内部理论体系崩溃的揭秘。

另外想说的是，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辱，<1>五四一代文人，怀着巨大的爱国情怀，整理中国古代文献学说，期待找出一个能和儒家对抗的偶像，以此“中体西用”，贯通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墨子就这样被树立起来，成为“科圣”，<2>成为了中国的赫拉克利特（毛泽东语）。及建国至今，<3>亦有不少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学者，认为千年墨学暗合共产主义思想，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这些观点目前看来，都是不正确的。以政治需求来曲解学术研究，是近代学者最易犯的通病。发现墨子非儒就说其唯物主义，看到墨家零星的粗浅的小孔成像、规矩定义、城防战术就标榜为“科圣”，这种认识有夸大的嫌疑，不仅不科学，还极其不负责任。墨子泉下有知，只会觉得耻辱，不会觉得荣耀。

政治与学术分开，是治学最基本的态度。无论左派右派，概莫能外。我个人更倾向于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因为胡适、梁启超等人的“古史辩”派，有其潜在的政治倾向，不可作为学术来参考。

引用：

<1>梁啟超的學術思想：以墨子學為中心之分析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26集(1996.12) 頁41-90

<2>《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是陈伯达写的，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陆续发表在《解放》第八十二、第一○二和第一○四期。陈伯达之前就该文写信给毛泽东征求意见。此语出自毛泽东给他回信。

<3> 《墨子与共产党》 仲维光《墨子的兼爱思想及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意义》 鞠明霞 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

参考资料：

《墨子学案》 梁启超

《墨学源流》 方授楚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

《墨家逻辑学研究》 詹剑峰

《墨子里籍应为滕州》 张知寒

《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