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改革期待逐日高涨之际，有论者纷纷建言，新政应该认真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以期回应国民积聚已久的改革新期盼，从而凝聚中国社会繁荣与进步的新共识，引导全社会向上向前的力量能够在理性、渐进、文明的格局中推动现代化的顺利转型。因此，新闻自由突破说有之，司法独立突破说有之，教育突破说有之，官员财产公开突破说有之，财税改革突破说有之，等等，无不充满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之善良的期许与梦想。

事实上，在当下向前的改革力量与向后的摩擦阻力胶着吃劲、进退维谷之际，上述领域任何一个的实质性突破，都可能激活全社会积极进步的能量，成为推动政治体制实质性改革的突破口。问题是，突破口的选择，不仅有一个智慧与胆略问题，也有一个成本大小的计较问题，难易程度的算计问题，如果能够选择一个可以“四两拨千斤”的突破口，当是人民之福，国家之福，也是民族之福。

因此，这个突破口的选择，不仅要能切中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根本问题，也是枢纽问题，关键问题，一旦选中和突破，或将产生乘数效应，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而且风险较小，震动较小，同时成本也可控。

这个突破口，无疑应该选在如何遏制政府及其官员权力寻租腐败方面。这显然是因为，权力作为保障国民与政府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强制力量，既直接关系国民与政府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公正平等与否，也关系一个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与基础。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监控与制衡，其先天性的贪婪本性就会无限度地撒野作恶，就会动摇社会治理的基础，不断催其腐朽和松动。习近平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监控与制衡，权力的乖张与暴戾就不会自动收敛，就会一如既往地侵害每一个国民的利益，这一切美好的愿望最终都会变成泡影。

退一步讲，即就是选择以遏制权力滥用这个突破口，也存在一个具体的优化与选择问题。因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既包括立法权，也包括执法权，还包括司法权。而且就是这三个权力，还可继续细分，从而划分为政治权力、财产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等。因此，也还存在一个比较与选择的问题。但笔者以为，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历史经验与教训看，如何有效遏制和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财税权力，或是最佳的突破口。当然，就此而言，也有一个选择问题。比如，通过大力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借助透明公开能够有效遏制官员的财税权力滥用，可以防止官员手中权力的失控对国民的伤害。但是，通过建立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与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也可以有效监控和遏制政府及其官员的财税权力，从而消减政府及其官员对国民利益的伤害。或者说，如果认可将新政的突破口选在财税改革方面，也有一个先迈哪个腿的艺术与策略问题。毋庸置疑，不论是政府滥用权力，还是官员滥用权力，都是不允许的，但从实际操作效果看，也需要权衡与比较。

但就其可能的现实效果而言，笔者以为，或许选择以公开透明的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新政的突破口为最佳。固然政府权力及其官员权力的滥用实际中总是相互依赖，实际中很难完全辨清，但二者毕竟还是有区别。如果将突破口选择为财税改革，客观上所遭遇的阻力也许会相对小一些，但如果以官员财产公示为突破口，可能改革的阻力将大而具体，很可能最先促使官员们出于个人既得利益的计较而抱团阻滞，或者阳奉阴违，变相执行，最终消减“突破口”的价值与意义。道理很简单，针对官员个人的监督与针对政府机构的监督，从官员心理角度而言，是有很大差别的。

毋庸讳言，这就是笔者多年来一贯坚持将财税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最佳突破口的根本理由。转型社会，矛盾纷繁，冲突迭起，如何把握关键，一剑封喉，开好局，选准方向，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导入理性、文明的发展轨道，确实在考验每个执政者及其国民的智慧与胆识。选择既要审慎，也要果敢。

古人讲，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转型时代，也是造就英雄、伟人的时代。因此，选择什么，就会成为什么。选择的境界与视野，自会决定人生的高度与功德。时代不会为任何一个人重走一回，历史也不会为任何一个人再回首。

如果选择了以财税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或许一只脚就已踏进了文明的溪流之中，剩下的路，也许只需要坚守与执着！让我们一起仰望星空，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祈祷！

2012/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