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预算法》修改是政府“扩权”的契机，肯定会自找拍砖。但现实却是，这次《预算法》修改确实成了政府部门“扩权”的契机。

这显然有悖《预算法》修改之文明大道。按说，《预算法》修改应该成为一次全体国民“扩权”的契机。而且，全体国民“扩权”的程度，预示着一次《预算法》修改的成果大小以及成败。全体国民“扩权”越多，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扩权”冲动被有效遏制得越多。相反，如果全体国民“扩权”越少，则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扩权”冲动又一次获得满足。因为权力的大小，直接关涉利益的多少。国民权力的大小，同时也关系着预算权力民意基础的虚实。国民权力越大，预算权力的民意基础就越坚实，这种预算权力也就越合法。无疑，在这种预算权力保障下的利益分配就会越公正，越平等。自然，这种《预算法》也就越能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可以说，出于自利自肥的人性本能，如果有机会，不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会习惯性的“扩权”，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事实上，人性的这种自利本性，在这次《预算法》修改中，从中央政府部门提供的修改建议就可再一次得到见证。据财新传媒分析，在《预算法》修正案第二稿中，对国务院及其部门的授权就有十三条之多。比如，第十一条的“但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除外”的规定，就很可能给一些部门提供回避预算公开的依据。如果能明确“国家秘密”的内涵、外延以及认定程序，明确预算公开的原则、内容、细化程度、时限和方式的话，则可能防止例外出现。又比如第三十条，虽然规定了财政部门管理政府债务的权力，但却未规定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权力，这也就加大了财政部门管理政府债务的权力。再比如第六十一条对“超收收入”的规定，就没有明确超收收入安排支出须经人大审批，而且所罗列的支出方面也无量化的规定，这就给政府安排超收支出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等等这些，无不等于在扩大中央政府部门的预算权力，特别是扩大财政部门的预算权力。因此，如果这个审议稿通过的话，岂不等于《预算法》修改成了政府部门，特别是财政部们借机“扩权”的最大契机。如果真是这样，这个《预算法》修正案的二次审议稿，可千万别通过。如果通过了，岂不意味着大多数国民不幸生活的新开始。

或许正因为如此，也就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这种“自利自肥本性”的警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先生一再告诫我们，要盯死财税权力，他说：“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征税的权力是其最熟知的政府强制力的表现。征税的权力涉及强迫个人和私人机构交费（charges）的权力，这种收费只能通过向政府转移经济资源来进行，或涉及对这些资源的财政索取权（financial claims）――这种收费伴随有在严格的征税权意义上的有效实施权。”因此，“那些聪明的大玩家按照自己的利益操作现行规则，众人竞相效仿的不是圣贤，而是这些耍小聪明的人。聪明人比比皆是，智慧日益贫乏。”而且，布坎南反复引证霍布斯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关切和忧虑，因为“虽然恶人在数量上少于正派人，但是由于我们无法区别他们，于是便有怀疑、提防、抑制和自卫的必要，即使这偶尔会针对最诚实最公正的人。”毋庸讳言，真正的《预算法》修改，就应该基于这种对于人性的基本把握。《预算法》修改就是为了“怀疑、提防、抑制和自卫”政府预算权力的自我授予、夸大授予的自利倾向，以便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坦率地说，要彻底防止《预算法》修改成为政府部门“扩权”的契机，最低要求在于修改过程的“公开透明”。可以说，如果连“公开透明”都做不到，要全面防止《预算法》修改成为政府部门“扩权”的契机，就是一句“伟大的空话”。如果这样，成功的优良的合乎道德的《预算法》修改也就不是可期的，可能的。因为，只有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汇聚全社会的财税意愿，才可能动员全社会参与《预算法》修改的智慧，进而促成一部优良《预算法》的诞生。自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修改成的《预算法》，才可能真正配得上“小宪法”的称谓，发挥其对预算权力制衡与监督的效用。

当然，要从根本上实现对预算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完成财税立宪。因为，只有将预算权力实实在在地置于宪法之下，才可能真正给其套上制度的缰绳，遏制预算权力自利与作恶的冲动，最终实现《预算法》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