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的新著《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从马克思的视野审视当今中国和世界重大问题，入选了“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该书的最大特点，是从马克思的视野分析和解读国际国内形势，同时，又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的分析中去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十八大的报告的鲜明特点，就是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报告庄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而在当今欧美世界，特别是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论》再次登上最畅销著作的排行榜，这一切，都印证了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文中所说的：“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马克思对当今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马克思？在当下人类世界发生深刻转变的时期，“马克思的事业”意味着什么？对此，韩毓海教授接受了法治周末记者的专访。

不能没有马克思，不能没有《资本论》

法治周末：近年，《资本论》成了欧美国家的畅销书，甚至是华尔街的人们热衷阅读的作品。你觉得马克思的理论对当今社会有看起来那么重要吗？

韩毓海：实际上，马克思的意义，比“看起来”要重要的多。因为离开了马克思，你就不知道该怎么“看”，即不知道怎样去有效地观察和分析我们身处的世界。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马克思？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提供了认识和解释我们身处的世界的基本方法、基本认识框架，这种方法，首先就包括他指出的：“社会”是我们认识自身的出发点，而所谓社会，无非是人们交往方式的产物，从而，有什么样的社会交往方式，就有相应的经济交换方式和一定的生产方式，因此就会有相应的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组织形式－－试想，还有哪一个人能够像马克思这样言简意赅地将社会、经济和政治综合在一起，从而对人类活动进行如此有力的概括和解释呢？－－马克思提供的这个方法，就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现代社会科学就解体了。

同时，这也包括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发展进程的描述：重商主义－产业经济－金融资本的演进，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中，更以逻辑的方式将这三个阶段概括为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信用与虚拟资本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只是研究了马克思所提出问题的某一个方面，并往往把一个方面夸大为全部，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往往缺乏马克思那样综合和广博的视野；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就无法对经济史进行描述，就无法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逻辑的阐释。

还有，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就无法解释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人类世界发生的大转变和大分流的真正动因何在，尽管在西方世界，许多人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刻意掩盖自己从马克思那里继承的思想方法和理论遗产，这固然是为了维护“政治正确”所采取的姿态－－－而这恰恰意味着，假如没有马克思，我们就无法解释和了解自16世纪以来，东西方差距、现代社会内部的差距，种族的、地缘的、阶级的和阶层的差距，何以变得不可逆转。

法治周末：你在《马克思的事业》中谈到：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都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对于信用的垄断，是虚拟经济对于生产和交换的支配，因此马克思没有写《商品论》或者《货币论》，而是写了《资本论》。这个论点很独特。在你看来，《资本论》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韩毓海：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总体性的写作计划来看《资本论》，而不是就《资本论》谈《资本论》。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没有完成，严格说来，《资本论》留给我们的是一部残稿。因此，我们研究《资本论》，首先应该从马克思总体的写作计划出发，去理解马克思恢弘的视野，而不是仅从《资本论》的残稿出发，误以为那就是《资本论》全部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信用及其表现－－票据，连接起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因此，支配资本主义总过程的不是商品生产，也不是货币交换，而是信用机制，它表现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实质是虚拟资本支配实体经济，但我要指出的是，这个论断的鲜明性，在很大程度上却被现有的《资本论》叙述结构掩盖了。法国的哲学家路易？阿尔杜塞的《读资本论》所要阐释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总体发展的视野去重读《资本论》。

法治周末：重读《资本论》，可能会让人们认识到马克思思想的重要。但是，使得今天的人们重拾《资本论》的，还是因为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

韩毓海：没错。我们正面临着资本主义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不是什么生产过剩，而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是美国信用的破产引发的，它标志着美国长期以来通过垄断国际信用，大规模发行债务，以债务和虚拟资本驱动世界经济的发展道路，走向了破产。

上次美国大选时我正在纽约，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演说中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今天的危机，不是哪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错误造成的，而是一种长期支配美国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造成的。奥巴马的这句“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其实采用的是马克思的原话。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是形而上学，在经济领域，它表现为虚拟资本对于生产和交换的支配，用我们今天说滥了的一句话，就是虚拟资本支配实体经济。结果，有些人就因此攻击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奥巴马是不是个社会主义者很难说，但他是《资本论》的读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法国新当选的总统奥朗德，他的政党就叫社会主义党，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偏偏把它翻译为社会党。他的名言是，要拯救欧洲经济，就必须重建欧洲的实体经济，要重建实体经济，就只能重视劳动者。如果你今天重视这个阶级，明天又讨好那个阶级，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打便宜拳，结果只能是成为路易？波拿巴，那这就不是政治家，而是政客和路易？波拿巴那样的政治投机者。从这个话你就可以看出，他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熟练而优秀的读者。

布热津斯基在他那本《大失败》中，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苏联失败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对于马克思的简单化和粗暴理解。布热津斯基甚至认为苏联人其实根本就没搞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认为，他的这句话是很中肯的。何况，他所谓“失败”了的，只是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同时，他指出中国根据自己国情走出的社会主义道路，则会成功。

全球分裂的原因

法治周末：“二战”后，从全球趋势来看，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了主流。在你看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去认识当今世界中“马克思的事业”？

韩毓海：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体制绝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战争国债－税收－关税体制，在今天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抬头的情势下，如果说西方是自由市场经济，这恐怕连奥巴马都不会相信。马克思有句名言：“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国民财富’，无非就是它的人民所承担的国债。”而这完全就是今天美国的写照。

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是世界秩序发生深刻转变的时代。这个转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随着美元本位体制的确立而形成的、以美国信用或者美国债务发行来驱动世界经济的新的历史阶段。

说到全球化，1972年，正是在布热津斯基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美日欧“三边委员会”，其宗旨便是以控制国际金融的方式，来控制世界能源和主要工业品价格。该委员会的头一个“政绩”，便是制造了拉美债务危机，也正是这场危机造成了社会主义在拉美的复兴。因为拉美人民认识到：在美国金融垄断的体制下，靠卖能源谋发展的道路走不通，在美国的金融垄断下，进口替代的工业化的道路也走不通，拉美要真正实现发展，除非摆脱美国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秩序，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们叫做“具有玻利瓦尔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这就是今天乌戈？查维斯总统得到拥护的原因。

同样的，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国际债务关系将欧洲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推翻，目前则全力打压欧元。这表明：美国对于国际信用的垄断，美国的金融霸权，不但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也威胁着欧洲的利益。美国的这一系列举措，也使得欧洲的政治家们认识到：金融垄断和暴力垄断，这是美国统治世界的两个基本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的起源》中指出的这两点：金融垄断和以有组织的暴力去控制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区，这确实是造成全球分裂的根本动因。这也是使得在位时的萨科齐也去读《资本论》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支配当今世界的不是自由民主的说教，而是有组织的暴力和金融垄断，但这二者绝非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马克思早指出过：自从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控制世界的方式就不过如此，而世界不平等的根源也就在这里。

中国需要马克思

法治周末：十八大做出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决定，对此，中国社会各界都有不同的解读，包括世界各国也在关注。你个人是怎么看的？

韩毓海：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去解读18大报告，但是其中首要的一条，我认为就是：“18大报告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这就包括把人民民主、公平正义、群众路线和共同富裕，摆在了突出位置。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巴黎公社的一项伟大创举，就是使政治成为一项劳动、一项工作，而不是一种特权，政治工作是普通劳动者同样可以胜任的，它与一般社会生产劳动不应该有等级差别、贵贱之分，这说到了人民民主的实质。

今天，民众的参与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受资源约束，不同人群的参与程度出现了差别。社会的中间偏上阶层的参与能力，比普通工人农民大，这在关于个人所得税、房产、遗产税征收和减免额度等问题的讨论、乃至政策制订中就有所表现。因此，我们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共同富裕，就必须加强基层劳动者代表在各级人大的发言权和参与权。

我自己是海淀区的人民代表，作为来自基层的人民代表，我感到，除了扩大基层普通劳动者代表的比例之外，还必须要求基层代表必须真正生活在基层、真正保持基层劳动者的本色，关键是为基层劳动者说话，回应基层人们群众的要求：养老、住房、教育、医疗和就业，而不是、起码不仅是回应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需求：宝马、别墅和高尔夫球场以及出国购物。

法治周末：在你的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中，你多次强调国家组织能力的问题，认为中国几百年来对基层组织不力，是政府过于“无为”造成的。而如果政府过于“有为”是不是会对社会空间造成挤压？

韩毓海：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比较典型的常识性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混淆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人民国家与中国传统的王朝之间的根本区别。中国的传统王朝不是国家，它的统治机构是朝廷，朝廷又分为“内朝”与“外朝”，内朝以皇帝为中心，外朝以宰相为中心，彼此争斗不已。前者是皇权，后者接近于国家政府。明代胡惟庸案之后取消了宰相，皇帝只凭内朝执政，故皇权的膨胀与国家的衰败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国家能力的下降，自明代之后表现的非常突出。国家的衰败在晚清之后达到了高峰，其表现就是对外不能抵抗帝国主义列强，对内不能回应人民的要求。

其次，所谓“政府”与“社会”及其对立的说法，则是抽象的、含混的，从严格的学术角度讲，这种抽象而含混的说法没有什么意义。准确的说法是：这里的“社会”，是指市民社会，政府，则是指现代代议制政府，市民社会并不是天然的，而是指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联系和组织起来的社会，那么，代议制政府为什么会成为了压迫市民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呢？因为西方代议制政府也不是天然的，它是从筹措国债、征收国税、制订关税中发展起来的，当它把无尽的国债、税收和战争动员令加到市民社会头上的时候，它就成为市民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奥巴马最近的竞选演说）。当议会、代表、垄断金融机构、媒体、律师成为一个不代表生产和交换的市民社会领域，而只代表它自己的特殊利益的集团的时候，代议制、代言制和代表制就成为生产和交换的破坏性力量。

要重建社会或者市民社会，这就需要人民民主，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说法，就是劳动者参政乃至执政，以此来纠正代议制的国家机器的弊端和异化。国家总是需要的，唯一的关键是谁掌握国家，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保卫劳动者的利益，这就是真正地重建市民社会，并使社会支配国家。

我是有信心派

法治周末：你之前是研究文学的，这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引起很多争论，左派和右派都找到了批评莫言的理由，也都有赞同他的理由。你怎么看？

韩毓海：我一向不赞成左派、右派这种划分，中国士大夫一个极大的历史缺点、痼疾，就是宗派主义。我自己不属于哪一派，我对“分派”、站队极其反感。但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有“有信心派”和“没有信心派”、“丧失信心派”，那我算是有信心派，对中国的发展和未来有信心。这包括我们之所以敢于正视问题、不掩饰各种矛盾，就是我们因为有信心解决问题，有信心逐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同样的，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很有信心，我认为，只要老老实实为人类五分之一而写作，他就会感动世界。莫言获奖首先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但还有一个，就是他宽厚和包容的品格，他用宽厚包纳了狭隘，用幽默和智慧化解了偏见，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用磅礴的汉语叙述升华了高密东北乡的“最光辉灿烂和最王八蛋”。

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前人，尊重自己的文化和历史，靠骂前人来抬高自己，这是可笑的。

莫言的创作也是建立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基础上的，是鲁迅传统发展的一部分，莫言很诚实地表达了对于历史和前人的尊重，什么是文化自信？莫言在这里表达的就是文化自信。

《法治周末》记者 管鹍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