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投资政府经济西方世行归来，林毅夫先生一口气推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解读中国经济》、《繁荣的求索》、《本体与常无》和《从西潮到东风》五本著作，全方位地总结了他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的思考与感悟。

但或许让林毅夫没有想到的是，回国没多久，对于他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议便扑面而来。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他一些诸如“市场经济需要有为的政府”、“中国未来二十年还具备8%的增长潜力”的观点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对此，林先生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表示，在经济发展上，西方实际上没有一本真经，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未必就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我们讨论问题时，不能被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束缚住”，“与其简单讨论说政府干预好还是不好，还不如去总结哪些地方政府干预过度，哪些地方不足”。

上海书评：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现在主流经济学界都爱说要转向消费为主。但您却仍然认为现阶段还是需要以投资为主，才能追赶发达国家，这似乎也引起不少争议。

林毅夫：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目标还是手段，增加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增加消费也是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结果，但是消费绝对不能作为拉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手段。消费增长必须以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为前提，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主要来自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而技术的不断创新跟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没有投资绝对做不到。投资以后，生产力水平提高，增加的收入即可以用来支持投资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

因此我们在表述上面不同，如果说，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我同意是消费，发展的目标是生活的改善，福利水平的提高，那都是跟消费有关的，如果发展得好，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是国内现在许多人的说法是以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是绝对不能提的，非常危险的，而且连发达国家也不能这么提。

以增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GDP似乎也会增加，但问题是，这个消费是一次性的，到了下一期就没有了，经济如何维持持续的增长?另外，我国当前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解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不是靠消费增长。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确实是消费的比重比较低，但是比重比较低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合理，而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一系列要素市场的扭曲所导致的，靠二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来增加消费，这样还是治标不治本。

上海书评：说起继续加大投资，很容易让人想起争议很大的“四万亿”，按照通常的说法，政府投资的效率比较低呀。

林毅夫：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要缩小和赶上发达国家必须依靠投资，但我并未如一些人断章取义的那样，强调以“政府”投资为主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些地方的确需要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政府的投资主导。基础设施的改善，到底是民间的投资好，还是政府的投资好？国外在华盛顿共识盛行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但是实际的结果是，如果没有政府积极的参与，除了少数几个收费容易的项目如移动通信以外，在基础设施方面民间普遍是不愿意投。拉丁美洲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是比较彻底的，但是拉美的交通基础设施三十年了没有任何改善，到处是瓶颈。从这些经验事实来看，我们不能用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的方式认为政府做的一定是错的，这个大家的观念必须改变，我们应该说哪些地方政府投资是需要的，在哪些地方是做得过多的。

能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政府投资的效率一定比较低？我觉得不见得。因为过去的历史经验都是在错误的指导之下的，都是在赶超战略指导之下的政府投资。反过来讲，如果基础设施不改善，就会出现瓶颈，在这种状况之下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怎么会低呢，消除瓶颈的回报率投资会高，数学模型也可以证明，实践也可以证明。

我们从1979年到1998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6%，二十年的9.6%增长在全球已是史无前例了。当时国内学界和国外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再维持9%的增长。而实际上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实现了年均10.8%的增长，比9.6%还高一点二个百分点。1998年以前，只要是两位数的增长一定伴随着两位数的通胀，比如1987、1988年通胀达到18%，1993、1994达到24%。而我们后面这十年呢？经济增速比原来高一点二个百分点，通胀最高多少，5%，这个怎么可能呢？这就和1998年那一轮的宏观调控当中政府对很多交通、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关，解除了中国增长的瓶颈。

同时，在1998年的时候政府的负债大概是GDP的25%，在1998年到2002年之间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的负债占GDP的比重达到36%左右，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降到了23%了，在这些事实面前说政府投资回报率一定低，从经验上来讲是不成立的。

上海书评：您最近说，中国未来二十年还具备8%的增长潜力。很多人都认为您太乐观了。

林毅夫：对于8%的质疑，无非有三点。一点是说，中国已经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是史无前例了，继续再这样高速怎么可能？第二个是说，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接近一万美元了，许多高速发展的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以后，增长的速度都放缓。最后一点说，中国目前面临很多体制性的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不公等等。

先说最后一点，我说的8%是潜力，这些体制性问题都不影响潜力啊，这些问题当然很重要，但影响的只是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这个潜力。有多少潜力，和能不能发挥这个潜力，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再说第二点，接近一万美元，就一定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么？高速增长潜力的决定因素是后发优势有多大，德国和日本在人均收入一万美元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其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当时美国的三分之二，和当时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接近了，代表没有多大后发优势了，当然要告别高增长的阶段。但现在同样是一万美元，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所以，此一时彼一时也。

这也可以顺便回答第一个问题。未来还能不能实现高增长，不在于过去发展得有多快，而在于现在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哪一个发展水平。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目前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当于日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亚洲四小龙在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在这样的水平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维持了二十年8%-9%的年均增长，所以，我们后发优势的空间还很大，我们未来二十年还有维持8%增长的潜力。

要挖掘这个潜力，一方面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现在有什么阻碍？一个是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很多体制性问题，有很多扭曲，资金和资源的价格人为压低，存在这些要素价格的扭曲，就会过度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超过我们的比较优势，这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的问题，社会的不满，影响我们潜力的发挥。所以要完善市场体制改革，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

另外，政府必须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基础设施的改善，金融体制的完善，这些都是政府必须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地方，而且需要对创新有更多的支持。如果能这样，我们发挥潜力，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