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2年即将出一本书，书名是《八次危机》，解读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真实经验。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区域比较研究，先后做了解读珠三角、解读苏南、解读重庆，现在还在进一步做不同区域发展经验解读。所针对的问题是：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上来就说中国如何，话说得有点大，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而且是有着漫长国家史的国家，这点在世界上是很独特的。大多数世界上以国家为名的国家，其国家史都很短，比如美国，作为外来殖民者的国家史只有三百年。另外一个典型的是德国，从300多个分散邦国正式演变成一个国家也很晚，是1871年的事。至于意大利，我印象中是1847年才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国家，而且真正完成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全部统一形成完整治理的国家，似乎还得再往后推。所以，成为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对这些主要欧洲国家来说都比较晚。
当然，人们会说1647年的威斯特利亚条约体系奠定了欧洲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内涵，这个教科书说法仍然可以成立。但如果我们看1647年欧洲的版图，相距可以称之为政治国家的国家还是有一个很大距离的。欧洲国家史最长的算是法国。
大概看下来，今日之世界上，俄国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属于国家史极短的国家。因此，对于中国是什么这个问题，学者们不做区域比较就说整个中国如何，对于一个有着漫长国家史、并且属于超大型的大陆国家来说，好像有点话语粗暴。因此，我到这个年纪想做一点细的研究，那就开始做国内的区域比较；同样，为了说清楚所谓发展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开始做国际比较。最近一个联合国支持的项目是"新兴七国的比较研究"（emerging seven countries comparative study），试图推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叫做"批判政策学"（criticalpolicy studies），是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发展过程的经验和教训。
这次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的研究体会。
这个幻灯片讲全球资本化制度成本转嫁，也就是讲贫困经济学。
所谓"贫困经济学"（economics being poor），其实，贫困本身是相对于发展而言。那么，什么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我做了多种不同国家的比较，也做了中国国内的区域比较，我的归纳叫做"成本转嫁论"（cost transferring theory）。
当然，从理论渊源来说，它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应该说继承了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dependent theory）。再往上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the word system theory），然后再到我这进一步演化为成本转嫁论。如果再精确一点，可以叫"制度成本转嫁论"（institutional cost transferring theory）。因为，我认为目前世界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与贫富差别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给弱势群体。
这个道理也好解释。如果看现在的全球危机就会注意到，贫富分化本身并不可能通过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来化解。
这里有几个经验性的归纳，大家可以注意。
其一，大多数后发国家因本国要进入发展主义的现代化，那首先遭遇到的就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要素相对稀缺的条件下要素配置方式的理论，其在理论上推导出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的配置要素达至最优。而发展中国家的麻烦在于，这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前提，与我们的客观世界差距太大。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这种经济学讨论需要确立的要素"相对稀缺"的前提条件，我们面对的是西方经济学不讨论的前提--资本要素"绝对稀缺"。
在资本要素绝对稀缺时政府会怎么样？政府会亲资本。我们做的国家比较研究发现，不管是何种主义、何种体制、何种政府，也不管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性，只要遭遇资本绝对稀缺，主流就都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如中国50年代获得苏东资本，主流是亲苏东的。到70年代又获得海外西方资本进入，那就在70年代以后，主流就改为亲西方。但有一个特例，那也是属于前提条件改变，就是被封锁。例如，中国60年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政府就亲不得资本，只好亲劳工、亲社会。实际上，当代中国只有60年代这段时间没有海外资本、且完全被封锁，这时候，可以叫做"去依附"（de-dependent）。
依附理论研究的是中国为什么去依附，要我说去依附很简单，因为遭受两个互相敌对的西方势力封锁，资本趋零、甚至为负值。那就不可能再依附。
因此整个60年代，也势必是中国最强调自力更生、强调艰苦奋斗的年代，也是政府大范围地动员劳动力、以劳动力替代资本延续国家工业化的年代。当我们讲什么是中国的真实经验时，别忘了那个年代是在资本绝对稀缺到趋零的条件下，中国人只能用高度集体化和单位制，成规模地组织劳动力去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在资本趋零的情况下，主流想亲资本也亲不成了。只能亲劳力、亲社会。
我们现在说那段时间是极左路线，而如果以完全客观的发展的经验过程来看，谈不上对错、好坏。只是那时西方资本不要你，苏东也跟你交恶；国内正在工业化资本增密机制的作用下，却突然遭遇资本没了。这么看，就等于在去意识形态化地了解一个经济体的整个发展经验过程，就有点明白了。可见，我们需要客观地归纳不同的发展经验。
大家知道1929-1933年大危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导致的，整个矛盾就是"生产过剩"。像欧洲这样一个半岛型的"次大陆"，在狭窄地域上发生多个工业化国家都生产过剩的时候，矛盾就无法解决。相对而言，在美洲大陆有罗斯福新政，实质是在物理空间上让一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暂停。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大家都清楚：大危机条件下银行和企业不可能正常运行，政府启动基本建设，动员失业劳工去排队登记，干一天活拿一天食品券。无外乎就是把过剩劳动力和过剩制造业生产力结合起来，投入国家基本建设。美国这种大陆国家可以幸免于难，但是狭窄次大陆上的分散的欧洲就不可能幸免于难。于是，欧战爆发。
在二战之后，几乎全球的政治家、媒体、学者都在担心什么时候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没有解决生产过剩内在矛盾，只是把过剩生产力摧毁了一遍，然后再搞战后恢复重建，仅此而已。
那么，战后发生什么改变了吗？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列强纷争改为双寡头控制。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多个工业化国家的列强纷争可以叫做多次博弈。但战后造成两个超级大国，经济学上看就是双寡头垄断。而双寡头垄断下的地缘控制，就是要重新按双寡头的战争利益来重新瓜分世界。于是，就形成一个新的战后发展趋势--双寡头分割势力范围，而这个趋势下又出现"双雁阵产业转移"。
二战后唯一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体就是美国，而其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开始对西欧和日本做两条线的产业转移，以图实现对两个大洋的地缘控制。而这个时候的产业转移不是后来日本70年代对东南亚的雁阵式转移，早期两个超级大国的产业转移是战略性的，因此它输出装备制造业。
同理，通过战争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的苏联也是两条线的装备制造产业输出，一条输出东欧、一条输出中国和蒙古、朝鲜和越南。当然也包括中线对印度输出产业。那时，凡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大都得到苏联装备制造业的输出。
战后双寡头垄断下的这种两翼输出：美国向西欧和日本的输出；苏联向东欧和中蒙的输出，其输出过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而这个产业输出过程因为是战略性的，所以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于是，中国50年代在没有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下，直接进入重工业。这个客观经验过程与中国是否主观采取"赶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重工业当然有内生的特点，那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而绝对不会是劳动力增密；不仅不会是劳动增密，而且会是排斥劳动。亦即：中国50年代接受海外产业资本的重工业，一定是资本增密的同时排斥劳动。而这个国家太多的人口，刚刚进入"一五计划"形成重工业，就发生城乡二元结构对立性矛盾，城市因为是重工业打头就不需要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再加上1956-1957年中苏两国间发生重大分歧，第二年五年计划不得不停摆。批评城乡二元结构不人道也许是正确的，但其客观形成于另外一个经验过程--50年代的重工业投入。
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雁阵转移，有一成一败。
美国战后通过当年产业转移基本完成对两个大洋的地缘控制。同时，战后西欧工业复兴了，日本也复兴了。都在60年代基本上重建了原来被摧毁的工业体系。
但是苏联的产业转移，对东欧的产业转移和地缘控制相对顺畅，因为战争中它占领了东欧。麻烦在于对中国，战后苏联在中国只保留了中长铁路和大连特区、旅顺军港的控制权--苏联的远东舰队驻屯于旅顺口。那就是说中国在东北并没有构成完整的国家主权，军队、行政都受控于苏联。而从苏联的角度来说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海军在太平洋沿岸的不冻港出海口只有旅顺口一个；而旅顺口又是二战中苏军打下来的。
刚才提到国家史，中国作为一个有漫长国家史的国家，也许是因为国破家亡的历史记忆太厚重，中国人格外注重国家主权的完整。当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对中国进行战略援助和投资，我们当然欢迎，那么也因此而使我们这个打游击出身的政党建立的政权，势必要按照苏联的管理方式来建立政府、学校、科研机构等等。
这里面有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道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对应形成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苏联投资建立在城市里的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就得建立适合这种城市经济基础的政府和意识形态化的上层建筑。于是乎，中国当年的上层建筑全盘苏化：苏联有什么部委，我们也得有；为此苏联政府得派专家来帮中国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构建政府体制，还得派教师来，一个系一个系的帮助我们建立学校教学科研体制。何况军队全部苏式装备和苏式管理。这就叫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盘苏化"。
然而，中国人于1955就意识到全盘苏化对中国的影响。于是1955年年末毛泽东亲自主持讨论改除全盘苏化--就在中苏虽然还处于蜜月期，仍然得到苏联大规模援助的时候。
接着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两党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同期是1956年中国按照条约收回旅顺口、大连特区和中长铁路控制权。在接收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
当我们参考这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在中国要改除全盘苏化，是非常难的。因为当你的工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基础及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当苏联的教育科研体制被我们的知识分子当成看家本领的时候，即使全盘苏化对国家主权有潜在威胁，谁能真地去改吗？
为什么60年代政治上有一系列的复杂情况。
当人家不再无偿投资了，专家和技术资料也撤了，面对留下这个资本技术密集的工业化摊子怎么维持？有外资进入的时候政府可以亲外资，而60年代突然没有了，亲不着外资了。没有外资，只好调整；那是痛苦的，代价巨大。所以，就有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其实，我们分析60年代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发生的时候，还得再往前稍微的加一个前提条件--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国家？
西方人会说：共产党国家（communist China），社会主义中国（socialist China）。我一般会答复说：无论如何主义（Whatever-ism）到底什么是中国（What is China）？
中国首先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彻底统治和改造过。
例如，美国原住民现在是5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不到2%。因此美国是一个外来殖民者形成的国家。今天世界上很多先进国家，特别是从农业角度来说，大农场农业被当成先进的模式，但几乎没有哪个大农场国家不是通过殖民地形成的。而整个亚洲，基本上属于原著民文化，我们亚洲从口太多，作为原住民，没有来得及在西方大规模推进的殖民化中间被大幅度减少，因为离宗主国太远、他们过不来。中国就成了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在世界上跑了四五十个国家去做调查研究，总相信眼见为实，一定要到现场。做这种研究会发现像中国这种原住民人口大国，所充满的矛盾并非当代形成的，而是历史延续而成的。
其次，中国是世界上小资人口最多的国家。至今亦然。马克思和毛泽东都否认小资社会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当代学者中只有崔之元提出"小资社会主义"论述。
1949年，历经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又叫独立战争（civil war），中国建立了一个什么国家？要先看战争打的目的是什么？几千年历史上农民的诉求--耕者有其田--政府给占人口88%的农民按人平均分了地，农民成了过度分散的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一个具有自觉性的阶级。政府进入工业化所遇到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与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诺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说，当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无法进行，因为交易成本过高。
这个国家建立了新的政权，要按照侵略者的国家那样搞工业化才能维护主权，因为他是工业化生产出船坚炮利来打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搞工业化。对！但同时又把地全分了，农业资源变成小农所有，政府跟小农怎么交易？于是，政府推进集体化。
如果政府跟小农说，大家要搞私有化经济，我们都是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套宣传符合今天西方意识形态，但难道能靠这些说法动员小农加入集体化吗？当然不能。事实上，政府只能用集体化来解决从农业提取剩余遭遇的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矛盾。而集体化这个阶段用什么来宣传？当然就要有一套关于集体的宣传。从国家工业化的角度看，工业化要和乡村交换，可面对四亿农民怎么交换呢？没法交易，就先搞初级合作社。但初级社只是农产品与城市的一般消费品交换。接着，当城市接受的苏联大工业出了产品--拖拉机生产线生产的是50马力拖拉机，这些东西怎么和一般的初级社交换？哪个20户农民的小社能用得起履带拖拉机？大规模生产拖拉机的年份是1955年，批量生产没有农民要买，就得露天放着，也不能摞起来。那不就意味着浪费嘛。各个工业部门纷纷向中央建议搞高级社，只有以乡为单位建设拖拉机站才有可能接受拖拉机。于是1956年，中央提出农业现代化，真正内涵是什么？是集体化加机械化--没有以乡单位建立高级社，实行规模经营，就没有中国机械工业的出路。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出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背景。
要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就要把乡范围的几万亩土地变成规模经营。这样就可以在乡这一级建立拖拉机站，再加上农机修造船和其他配套工业的需求，就实现了工农两大部类的交换。所以农业集体化本质上是服务于工业化早期的原始积累，服务于工农两大部类交换的要求，这应该是个很平和的解释，没有对错好坏。只是这么一个经济过程。要还是不要，要说不要，那就拖拉机工厂关门。而拖拉机工厂也是可以生产T50坦克的生产线，那坦克要不要？要不要建立现代国防？这就是个战略选择了。
农业集体化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和平主义者可以说，干嘛要坦克，全部筑剑为犁、化坦克为拖拉机。但那时候的麻烦在于周边都是敌对势力，不仅得要坦克，而且恐怕得把坦克的部分成本打到拖拉机里头去。那这拖拉机一定是高价的，怎么让农民接受呢？各位要是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薄一波在80年代写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比较详细地讲了当年的决策过程。他说：要搞工业化就得让一部分人做出牺牲，那到底怎么办呢？中央反复讨论，认为只能让农民做出牺牲。所谓农民做出牺牲，主要从这个农业集体化开始。可见，集体化并非农业自身的错误，而是服务于工业原始积累建立起来的，是有利于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的组织。那么，集体化在农业上的不经济，也是国家为了工业而大量提取剩余造成的。后来有很多人做学术研究，认为集体化的不经济是因为缺乏激励，很好，这些研究都有价值，但大都没有注意，这不是集体化自身的问题。
农业集体化的衰败，乃集体化贡献剩余过多的结果。
有一个数据是80年代就已经提出，提出者之一是我们院一个已经退休的荣誉教授严瑞珍。指出通过集体化向国家贡献的剩余大约在7千亿元到8千亿元人民币。这个数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了。可是，到1978年改革之初，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只有9600亿元，而同时期从农业提取的剩余约8千亿元，这两个数比到一块，就知道了农业集体化对于工业有多重要了。
毛泽东在1949年反对民粹主义，提出代表中国人大多数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只有发展出工业化才能保证基本的主权安全，这在50年代是清楚的。要搞工业化就得要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就要提取剩余，剩余当时主要从农业来。
这就好比说，那个时候大家都穷，没办法只能做个窝窝头吃，虽然没吃饱，但总算没饿死。后来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了，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总之是资本的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扩张。那就是工业化后期，大概是在80年代以后这个阶段。资本扩张产生资本溢出效应，于是整个社会收益增加。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过程。但也就有各种意识形态，说我现在这馒头多好吃，前面吃的窝头就整个是错误。不说没前面那个窝窝头垫底，这个馒头未必吃得饱，甚至吃不上。这就好比今天的社会舆论：现在的馒头好，前面的窝头坏......
要让我说则是，窝头没让你饿死，馒头让你饱了。窝头重要，馒头也重要。这样，也就把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和产业扩张这两个不同阶段，平和地解释出来了。
虽然窝头派和馒头派不必斗下去了。但往下看就麻烦了，以前人们都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摸不着了，因为现在前面是海了。有几个原因。
第一，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贫富分化程度越严重。
经济现代化不能解决贫困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例，它是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GDP高达85%以上的国家，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特别是最近四年，不得温饱的贫困人口从原来不到9%左右，上升到20%左右，这才有了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再加上大规模的救市资金涌进了金融资本领域--经济结构是85%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所以创造出的新增信用只能进这85%，而这85%吸纳的就业很少，大多数人不会去玩这种泡泡游戏，于是失业不可能解决，就责怪中国。其实根本原因是不能把新增的货币信用、和政府债务信用拿来发展实体经济，所以就不能更多地吸纳就业。尽管奥巴马希望改变，但现在他没形成真正的改变。即使进入下一个任期，也难以真正做改变。美国有一批学者给他做咨询。指出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成本差距只有5%，只要努把力，美国就能恢复制造业了。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一直有个说法，现在叫做"奥巴马与金正恩难题"--上去了就下不来。朝鲜早在金日成时代，经济结构、城市化率就都比中国现代化得多。1989年朝鲜就实现了人均粮食产量800多斤，人均国民收入比我们当年还高100美元，并且早就实现了70%的城市化率；农村中完全是规模经济，拥有6万套拖拉机，机械化比我们早得多。现代化、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进城，变成了文艺范（人家早就文艺范了，载歌载舞）。但1991苏联解体麻烦就来了，1992年经互会取消、换货体系垮了。原来可以把苹果、蔬菜送到西伯利亚换石油，正好互补。但，遭遇苏联解体，石油不给了。1992年年末就有三分之一的拖拉机动不了，大量耕地抛荒。1993年，粮食收成减少很多人饿死。
朝鲜不像古巴，古巴是在经互会体系中生产糖的，换货体系没有之后，古巴也陷入饥饿，一人一天两片面包，三根香蕉。幸亏古巴是在热带地区，没有挨冻的问题，再加上气候多样性，通过作物多样性种植，变成了联合国表彰生物多样性国家。自然使得古巴恢复多样性，也因为没谁给他什么化肥援助。
谁之罪？领袖们可都是按照现代化的要求，一步步走上了农业高度机械化、人口高度城市化，一旦苏东国家的经互会物资交换体系坍塌了，石油没了，石油农业也就完啦。有人认为是制度原因，那改成什么样的制度能让三个农民养七个城里人呢？靠手工，不可能。于是乎，一些国家出现了先军政治，指挥大规模城市人返乡劳动。春天一人发一把掘头，刨地去，秋天一人发一把镰刀，割稻子去。但是，上去了下不来，一旦把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还能让城里人下乡劳动吗？
比如我们这些知青，好不容易下了一回乡，就写了多少伤痕文学。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曾经受的一点苦难，恨不得放大成全人类的灾难。城里人都这样！
我近年来多次强调：现代化是一个高成本的过程，只有大规模集中资本才能现代化，而资本积聚和风险集中又是同步等量的，多大程度上集中资本，就多大程度集中风险，这是个常识。可为什么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里却变成反智的理论、反常识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
现在只有研究制度收益的学问，没有哪个理论研究制度成本。比如，城市化。
城市化事实上就是资本集中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风险集中的过程，于是一定会因风险集中而爆发危机。可见，危机会爆发在城里。于是，城市和乡村在二元对立的体制条件下，会出现城市周期性爆发的危机转嫁代价给农村。如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是成也二元、败也二元，没有什么对错好坏。
中国成了工业化大国，凭的是向乡土社会转嫁大量城市资本与生俱来的制度代价，因此才有严重的三农问题。
当把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做为现代化的主要涵义，那就意味着要承担制度代价，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
第一，三农领域中三要素的长期净大幅度流出。人们都看到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更多地被产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其实，任何经济领域三要素大幅度流出都会衰败。
主流鼓励农民外出挣现钱，似乎不错。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就意味着城市资本把草尖掐走了，本来长得一簇草挺好，现在把草尖掐了，留下的就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现在农村劳动力资本存量最高的年龄段，十六七岁到二十六七岁，被当成草尖掐走了。哪去了？贡献他们的劳动剩余给城市资本了。城市人占有了草尖创造的劳动剩余，给农村草根以回报了吗？没有！真正最大的不公平是掐了草尖，又不给点化肥，如果老这样会把草弄死的。因此，现在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农村三要素的长期净流出继续被主流强行推进。
第二，当资本过度集中在城市时，就过度集中风险。风险爆发时就像三农转嫁。
城市资本风险爆发是必然的；政府要想办法实现软着陆。我在《八次危机》中做了经验性的归纳，发现只要实现软着陆，一定是城市资本把代价转移到乡村去了。凡是硬着陆，一定是代价转移不出去，硬着陆砸出来的是什么呢？以前叫调整，现在叫改革。
所以说调整与改革只不过是危机在城市硬着陆的结果。这些提法很有挑战性。
接着，我的书里还有另外两个判断：其一，资本不论国有和私有，都不过是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制造的反过来异化于人类自身的异化物。其二，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异化物。
一般情况下，政府服务于资本，而在特殊情况下，政府与资本直接结合，政府即资本、资本即政府。在资本内化于政府的时候，就出现"政府公司化"，也就节省了政府和资本间的交易费用。但是，强大政府的权力和资本权力共生时，也强化了对资源做资本化占有的能力。而资源原来在民生之中，只有内化于政府的资本，才能最顺畅地推进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并顺畅地甩掉制度成本。
这个资本内化于政府的特点要和我原来的经验归纳相结合，我原来说，发展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而改革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本化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
这些其实是方法论。如果要做一个研究，就先要重新界定概念，如果不能重新界定概念，照搬概念往往是不适用的。因为原来的概念是在别人的经验之中提炼的，所以要重新界定概念。在我们原来做的国际项目中，开始就是重新界定概念，否则没法做研究。所以这里也得重新界定概念：什么叫资本？什么叫政府？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法律？什么叫制度变迁？这些概念讨论清楚，往下的研究就好做了。
中国经验的关键特点是政府公司化的资源资本化，就是因资本内化于政府，而更顺畅的将资源转化成资本，并且更多甩掉了因资本集中而造成的风险，也就是转嫁了代价。
关于这个论点，可以注意我的文章。在1960年爆发大危机的时候，中国是把城市中不能就业的过剩劳动力以上山下乡的形式转移出去了，城市转移了一千多万。于是中国有了第一波上山下乡运动。1960年之所以有大规模的失业，是因为50年代为了支援城市工业化建议，政府动员了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城挖土方、搞基本建设。后来苏联投资停了，这两千多万被动员进城的农民就送回家乡。客观上是乡土社会的村社经济，承载了城市危机甩出来不能就业人口的社会代价。那么，到底有多少呢？至少有几千万。
各位不太了解几千万的概念，我出去交流，说：我们有过几次高达数千万的失业，如果你们国家有数千万的失业会怎么样？一般他们会告诉我：如果我们有几千万的失业，那这个国家完了--无论是多先进的制度、多先进的政府，都抗不住大规模失业。
事实上，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都是中国遭遇危机的客观结果。危机来了，政府把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的危机就软着陆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上山下乡停止了。1980年再爆发城市危机的时候，政府就不能再让失业青年下乡了，而且为了休养生息，还得让以前下乡的回城。1980年城市遭遇到四千万待业青年的压力，演化为巨大的社会犯罪浪潮，因其非常严重，才有"两个严打"：打击经济犯罪，打击刑事犯罪。后来媒体污蔑说是劳改犯致富。我们这代回城知青，成千上万地承担了危机的代价，还在身份人格上被社会抹黑。我们确实很苦，但也锻炼出了一批人。现在很多关键岗位上仍然屹立不倒、并且拼命干活的都是这些人。艰苦人生，有悲也有喜。
这个阶段出现最大的变化，不是我们这代人的变化，因为危机爆发在城里，砸出来一个伟大改革--1979年政府推出价格双轨制和对地方放权让利。这与知识分子讨论的价格双轨制所谓制度创新没什么直接关系。主要是因为中国70年代引进外资设备欠了很多外债，搞价格双轨制就是让经济上有活力的地方走市场一轨得到原材料，同时允许地方外贸自主权，有外汇留成，以及地方经济计划自主等等，推出了一批应对债务危机的政策。
这就是改革的开始。随之，崛起了中国四大沿海发达地区：辽东、胶东、苏南、浙北。这些地方都是原来国家工业化形成的城市工业带，这些工业带借着放权让利，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机会，促进城市产业在周边郊区和近地农村做了重新布局，所以，实际上是物理空间的产业调整。
因此我们说，中国的产业调整主要因1979年的政策而在80年代初推开，带出了沿海地区的先发展。于是小平同志当时就提出：沿海先发展，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发展。
中央在财政极度紧缺的条件下，进一步推行的是：财政管不了农村了，搞家庭承包吧；同时，把应该国家支付给农村的基本公共开支，如社保、医疗、教育、生老病死这一套转嫁到土地上，就是说把土地和劳动力还给农民，同时把公共开支负担也转移到土地上。这有点类似康熙年间的摊丁入亩，政府把养活基层干部和本来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开支都转嫁为按土地面积分摊的税费负担。
随着1979年财政赤字危机压力下的放权让利和财政甩包袱等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安排，农村开始了家庭承包。同时，在城市，国家承受不了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把原来国家财政统一拨款给企业搞生产，改成企业从银行贷款，留利交税。这样，本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益就与国家分野，接着企业就要求厂长经理承包制，要求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企业变成独立经济主体的改革要求就增加了。
但另一方面，国家面临巨大的城市失业问题，就要求所有企业打开大门，"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有些企业就业压力太大，就让子女上岗顶替老职工下岗。下了岗的老职工去了乡镇企业，于是有了技术人才乡镇企业就发展起来了。还有一部分干部子女就业困难，就搞机关打开大门办"三产"，"官倒"公司就出现了。刚开始时，机关办三产未必就干"官倒"，因为那时候群众监督的压力还比较大。
80年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度过了这场危机，这些措施最初就被定义为改革。类似的措施在60年代也被定义过，只不过那叫调整。所以我才说，危机砸在城里就会有调整或改革。如果有人把这套危机的对应政策意识形态化地对应为某个领导绝对正确，那也没意见。总之，早年国企的低效率不是国企自身的问题，是因为政府在80年代让企业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到了90年代，政府又说国企人浮于事没效率，搞"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反正理都在政府手里。
但是当改革促使经济主体多元化，企业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发现当年市场关系高度紧张。因为都想进更多的原材料、更多生产，就产生了80年代的通货膨胀，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在那互相争论。最后呢，导致领导选择了价格闯关。这就给刚刚问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官倒"公司捞到了第一桶金。机关当然知道价格闯关意味着市场价格要大幅度上升，因为资金和原材物料都高度紧张，于是80年代机关开门办三产的时候形成的三产公司开始明目张胆地倒卖批件，直接以公司的名义囤积居奇。这就导致物价飞涨。官倒公司直接抢购把市场抢的高度紧张，1988年物价指数攀升到18.6%。通胀危机之下为了防止老百姓挤兑，政府就提高存款利率，利率猛然上涨就导致企业全面发生"三角债"，就导致了生产停滞。
总之是1979-1980年的赤字危机导致整个80年代的连续政策调整，这些措施被官方纳入改革意识形态。客观看，危机硬着陆在城市之后的应对政策的后果，是物价飞涨和连带的生产停滞。如果客观地把经验过程梳理下来，就可以了解80年代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件。1988-1989年中国发生的是典型的"滞胀"形态的大危机，随之引发了政治风波；此后，则是1990年代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国企职工的大规模下岗，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社会群体性事件与年俱增......这些，可以算是改革开放的制度代价。
在此我只是梳理了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的部分经验过程，希望这些梳理对大家能有所启发。
谢谢！
（本文由王海侠根据2012年5月25日温铁军教授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演的录音整理）
来源: 《文景》 | 来源日期：201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