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知识界，突然出现了一股自由宪政主义思潮与儒家合流的趋向，部分长期揭橥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摇身一变，开始宣称要接续中华政治的儒家道统，并且还不惜笔墨来证明儒家与宪政之间其实有许多相合之处，儒家并不与现代自由宪政理念相违背，很显然，这些论述的重点最终是要将“儒家”借助现代自由宪政的包装重新扶正为政治的道统。

将儒家视为政治道统，意味着在今天不再将儒家局限为一种修心养性、教化德性的文化传统，而是强调儒家在政治层面上的“本土化优势”，也就是说，儒家不仅在政治的价值层面有西方自由宪政传统所不逮之处，而且在政治的治理技术方面甚至也具有其独特的“先发”优势。

那么历史现实真如这等知识分子所认为的那样吗？儒家在政治层面的价值果真有其独到之处，以至于我们可以自信满满地回答，我们在现代政治的价值层面和制度设计方面果真可以告别西方，重拾传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需要读者暂时放下心中习惯性的“传统亲切感”与“文化自豪感”，毕竟我们并非在探讨心灵的安顿、文化的传承，而是在探讨现代社会中，我们该以何种合理的政治价值与制度来实现公平与正义，进一步让政治秩序得以合理、稳定地延续。从这个角度看，重提儒家的政治道统，或许是我们因经济崛起而催生出“文化自主”的冲动，从而甚至认为在政治方面我们也可以回溯至前现代，与礼治和德治重温旧梦？

不过那些发此论调的知识分子，并不重点强调传统政治中“儒表法里”结构。儒家以人伦基础所建立的礼治及德治，除开乡土社会的宗族基础之外，还有一重要的辅助资源，即法家治理思维。法家思维视民间社会为一被控制、被管理的对象，强调严刑峻法的作用，所以我们才会在所谓的“德治”背后，会在历史中读到大量关于“酷吏”的记录。当然，在传统政治生活中，温情脉脉的儒家同时辅以铁血无情的法家，自然是因为权威与暴力在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面向缺一不可之故。不过今日试图恢复儒家道统的知识分子，却往往只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而对法家之暴虐不置一言，似乎在传统政治生活中，单靠儒家就已足够完成治理的任务，实难让人信服。

正是这般看似故意的“忽略”，这些鼓吹儒家道统的某些知识人构建出与五四一代激烈反传统者所截然对立的历史蓝图，似乎传统政治道统之失落，并不是因为儒家自身在面对现代社会所固有的缺陷，甚至还单单撷取“道德化”的儒家政治面向来为传统政治张目，却对那种独断的权力控制不作任何检讨与反思。在这种历史建构的策略底下，一种教条化的“复古”开始浮出水面，儒家重被奉上政治的神龛，而这些政治儒家的信徒也据此掌握了政治话语的权威。

更具迷惑性的是，这些“政治儒家”试图通过儒家符号将自己与“文化儒家”混淆起来，在社会层面上能够得到那些传统文化同情者的呼应，尤其在今日国人重新认识传统的时机，许多人对于传统大多采取简单的“两个凡是”态度：凡是传统的必须支持，凡是西方的必须反对。这无疑为“政治儒家”奠定了所谓的公众舆论需求，而未看到儒家道统所蕴含的种种迷思与陷阱。

在儒家的道统史上，本就有多条相互竞争、彼此冲突的儒家道统说，无论从孔子所奠定的“有德无位”的“素王论”，到后期汉儒董仲舒借助宇宙论构建的“天人秩序说”，直至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两条不同的儒家路线，其实都显示出儒家道统在历史上的复杂性，绝非如今日某些知识分子所想象的存在一条无可争议的道统线索。而且传统儒家道统中所具有的强烈精英政治色彩，显然与今日民主政治的旨趣存在不少差别，又怎能不加分辨地为了道统来恢复道统呢？

晚清以降，新儒家们一直试图通过“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方式来延续“政治儒家”的传统，但时光荏苒，几代新儒家的努力如今看来，大多只具备思想史上的意义，而根本无法生发出一条政治儒家的具体实践路线，而儒家的伦理、文化面向转而渗入社会，逐渐显示出其社会层面上的重要价值。但让人诧异的是，这些“爱讲政治”的知识分子居然重提“政治儒家”，试图对现代政治的价值与内涵重新进行改造，似乎可以通过“复古”来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实在让人不得其解。

或许，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儒家”的偏好，只不过是“因为爱，所以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