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与何炳棣这两位近当代的杰出学人，不仅是燕京大学的校友，在西南联合大学、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亦有相同的教研履历，通过梳理这一不为人所察觉的交集脉络，可折射出他们时代与学术、人生与人心问题。

引子

生命之树漫长却又短暂，茫茫人海之中，潮起潮落之际，有些人之间会宛若前赴后继扑上海岸的浪花，有瞬时交集，便又消逝于无痕。这种微妙的关联，或许是如小概率事件般无意之邂逅，但结合其时代背景与人生际遇，却又可以做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历史解读。有念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以学术散文之笔法，挖掘法学圈外的两位广义的“法学家”——瞿同祖（1910-2008）和何炳棣（1917-2012）——梳理其生命中不为人所察觉的交集脉络，反思他们时代与学术、人生与人心问题。

说其是法律人，关于瞿同祖，法学圈的朋友自然不会陌生，先生虽是社会学出身，却以《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等鸿著享誉于法学圈，其研究对汉语法学之典范意义，经诸多学者的用心推介，已成为学界常识，毋庸笔者赘语。[1]关于何炳棣，其以人口史、社会阶层流动、土地数量、文化起源等研究闻名于世，定位无疑是历史学家。需要指出，香港中文大学曾授予其“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但笔者并非就此妄加附会，之所以称他为“法学家”，是因为其在求学过程中、尤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期体现出来对法学知识的熟稔。例如对边沁生平与理论的了解、对英国宪法及英法政治制度的掌握等等[2]。一个非常有意思、却容易被忽视的典故是，何炳棣对清代的“亩”并非耕地实际面积而是纳税单位的发现，正是受到英国法学家梅特兰（Maitland）之名著《末日审判簿及其前史》（Domesday Book and Beyond）的启发[3]——法学可以、也应该不“幼稚”嘛！[4]

从普通史和专门史关系的角度讲，中国自近代以降，历史学受到现代学术分工的影响，呈现出“以收缩为扩充”[5]之趋势，即通过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等专门化的研究，从整体上推动历史学之深度广度。惟需要审慎的是，专业的划分仅仅是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却不应以此为由而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所谓“法学的法律史”与“历史学的法律史”之分作为学科的事实存在即可，非要强加区别、优劣比较，则大可不必，因为王道乃是学者的素养与作品的质量，而非其身上所贴的专业标签。

从法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角度讲，法律固然是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但“知其然”之余，若要“知其所以然”，无疑需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对于纠结古今中西问题的中国法学而言，历史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座图书馆。[6]未来中国伟大的法学家，必然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

一、身世

瞿同祖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祖父瞿鸿禨，是晚清政局中位极人臣的军机大臣，时有清流之誉，清季新政，正是他与权倾朝野的奕劻、袁世凯一掰手腕、一决高下，演出一段丁未政潮；其父瞿宣治是驻瑞士及荷兰的外交官。观其家世，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瞿同祖可谓典型的“官二代、官三代”。管见以为，这种背景出身的人也可能是做学问的好苗子，君不见，大富大贵，可造就宠辱不惊的心态，高朋满座，利增加求学问道的机会，把握这种机缘，只能说命好人好，端的是可遇不可求。君不见，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位列“维新四公子”的陈寅恪，亦是此中之例。平允而论，官宦世家，容易造就“我爸是某某”的衙内之徒，但若循循善诱，严加管束，也能培养品学兼优之人，可见此乃因人而异、因门风而异的事。对于当代转型中国，如何消弭官、富阶层与普通人群的对立情绪，从培养学者这个角度讲，倒不无启发意义呢！优裕环境中，瞿同祖由其祖父开蒙《论语》，更有著名学者的叔父瞿宣颖指点汉赋，加上自身勤奋，奠定扎实国学基础，在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入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7]

相对于瞿氏，何炳棣无如此显赫的家世，但也是比较殷实的金华旺族，父亲何寿权，旧式文人出身，科举废除后学习法政，曾担任过民国的检察官、法官，亦是一名儒医。[8]其父是老来得子，父子间的年龄差距有47岁之大，按何炳棣的说法，此造成其青少年时期心理和学业上长期的紧张和终身脾气急躁。[9]笔者曾于2010年在清华聆听了何先生的讲座并有幸在丙所拜会过他，深感其霹雳血性，并不因年龄之故而有所减弱，甚至老而弥坚，在西方汉学界中，何氏亦以直言不讳、批评尖锐而有“大炮”之名。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怀才不遇的何父告之何炳棣，能够供得起其念好的国内教育，却无能力供他出洋留学，更坦言，“这种年头，如无法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因此，何炳棣从9岁起便以考取清华、进而留学作为两大志愿。[10]在1934年，他如愿以偿完成第一大志愿，考入了梦寐已久的清华大学，先读化学，后转为历史学并终生为业。

尽管有学人批评何炳棣的自传多谈留学、出国，未免过于功利，但若深入地看，便会发现其发愿实际上是时代的深刻缩影，和瞿同祖同庚、与之同样出自吴文藻门下的费孝通就道出大实话：

“30年代，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周围所接触的青年可以说都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这种思想正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们的苦闷。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单靠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身价十倍了。”[11]

费孝通当年之所以从燕京转入清华，也是因为清华出国机会更多，这些聪颖的有志青年，怎敌他，形势比人强，不得不然也！那是时代冷酷却又真实的写照！

二、邂逅

1937年，日寇入侵，北平沦陷，已经在燕京完成研究生学业的瞿同祖于1938年南下重庆，同一年，清华毕业的何炳棣在上海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返回北平就读，从而与瞿同祖有了校友之谊，何炳棣称瞿同祖为学长，即渊源于此。一年以后，瞿同祖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兼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讲师，也是这一年，何炳棣来到西南联大担任历史系助教。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是两人生命的第一次交集。

在这里，瞿同祖默默地耕耘学术，他谈道：“在昆明时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敌机不时来袭，在呈贡乡间住了一年，夜间以菜子油灯为照明工具，光线昏暗，不能写读，八时即就寝，于是就在床上反复思考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了腹稿，次晨便可奋笔疾书了。”[12]正是在极端不便，甚至在缺乏如《宋刑统》这样重要图书资料的条件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部中国法律社会史的典范作品，直至今天仍然一版再版的不朽名著诞生了。笔者曾听到一个典故，数十年后，有学者访问瞿同祖时，略显突兀地问道：“抗战时期怎么能安心研究写作呢？”老先生轻声作答：“当时我也做不了其他事情”，真学人至纯至朴的本色，得见一斑！君不见，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命运相似甚至更为坎坷的，还有同一时期金岳霖的名著《知识论》。[13]

国难时期，物质生活之贫乏与精神思想之丰富形成鲜明的对照，早在三校南迁至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之时，冯友兰的如椽大笔便有传神记载：“我们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事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人神往。”[14]或许，正是这种历史感通与文化自觉，乃维系中华民族多难兴邦、国祚不断之力量，也是瞿同祖们能安于困境、从容不迫甚至迸发出惊人能量的原因之一。

此时的何炳棣，仍处于打基础阶段，正默默地为其第二大志愿而努力，1940年第五届庚款留美考试失利、妹妹病逝、父亲去世，打击接踵而至，不得不返回沦陷区料理父亲遗产，接济家人。好在经历了“个人生命史上最不堪回首，最失败的篇章”[15]之后，命运终于否极泰来，1944年第六届庚款留美考试西洋史门一举中的，一偿平生夙愿，同榜生中，就有考取物理门，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留美庚款考试，每门只录取一人，各门总额全国不过十几、二十余人，可证其难度之高，历届考试中榜之人后来成为大家者，不知几何，可谓龙门之试也。

1945年，何炳棣来到了纽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巧的是，仍然是同一年，瞿同祖也来到了纽约，来到了哥大。他是受美国汉学家魏特夫之邀，担任该校的研究员。在哥大十年中，瞿同祖修订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并将其翻译成英文，后来出版的《汉代社会结构》，也应该是在此期间打下的基础。当然，此段时间工作的重心，更可能是配合魏特夫的研究。对此，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就不无深意地写道：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书库及下一层较大的房间都被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所主持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所占用……当时这研究室人才济济。冯家升燕京老学长因与魏合写的《中国社会史：辽代》业经出版，已经回到北京；瞿同祖和王毓铨两位杰出学长负责两汉；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在国会图书馆完成《清代名人传记》的编纂之后立即加入魏氏的研究室，负责清代。所有搜译的各朝代资料原则上仅供魏氏一人之用，这是使我非常惊异不平的。”[16]

中国学人利用国外的优越条件，以客卿身份开展研究，写出一流作品，这种合作模式，当然值得肯定。只是其背后，也不免有淡淡的惆怅，学术固然是公器，但在“客随主便”之下，研究的独立自主性，不免要打折扣，正所谓“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流的学人，不免且也无法避免某种“洋打工”的尴尬，这或许是大时代背景下海外中国学人命运之折射。直至今天，海外中国研究不少高水准学术作品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无数优秀中国学者、学生所做的包括资料搜集、整理、翻译在内的基础性工作，外国学者通过这些冰人们的成果，兼以良好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训练，写出好作品，自然水到渠成。心高气傲的何炳棣为何会“惊异不平”，应该是有感而发的。

据悉，此前在中国红得发紫的某美国汉学家，在阅读中文文献上不无困难，甚至需要借助翻译，我决非否定其“学术畅销书”有值得充分肯定、学习之处，当年林纾不谙外文，不也可以“翻译”出一流的文学作品吗？惟需要反省的是国人不应该妄自菲薄，设立双重标准来看待西方汉学与中国真正一流的学术著作（孙家红学兄一直强调此点）。更应该深刻检讨的是，为何在当代中国，古文甚至近代的白话文会越来越变成一门“外语”，进而丧失对西方汉学著述优劣高下的基本判断力？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当年清华法学院的高材生、有“汉学警察”之称的杨联陞先生对西方汉学“把天际浮云误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17]这种自信、中肯的批评，今天似乎难得一见了。

三、抉择

1948年，何炳棣在完成哥伦比亚大学西洋史的博士课程学习后，来到了另外一所哥大——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任教，并从1952年起进军其念兹在兹的中国史研究——“从此踏进国史研究辽阔无垠的原野”[18]，在关于扬州盐商、人口史、土地问题等领域佳作迭出，进入了其学术的高产时期，一举奠定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在1955-1962年期间，瞿同祖从哥伦比亚来到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兼任讲师。在这里，他完成了另外一本重要的著作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清代地方政府》）。无独有偶，何炳棣也曾在1956-1957年期间在哈佛大学担任兼任研究员，在其1957年出版的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这本人口史名著的前言中，特别致谢瞿同祖“经常为我查考，有时甚至抄录不少这项研究所必不可少的资料”[19]，恰是两人一段惺惺相惜、学术友谊佳话的注脚。

在这段时期，两个人的生活中都出现了一个相同的主题：回国。

何炳棣最初接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一年聘书，原本计划在第二年接受美国经济史学会的资助，前往英国收集资料、访问名家以完成哥大博士论文的写作，并做进一步的打算。但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原本在1948年唾手可得、因故延缓一年申请的资助在1949年突然经费无着，随后更因大学院系中的人事纠葛，烦闷之中，加以祖国巨变的“精神号召”，使得其曾做出了回国的决定，甚至向校方申请回国旅费不足的补助，后因同事劝阻而罢。[20]

也在1949年，瞿同祖的妻子赵曾玖携子女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因中美的紧张关系，在无法直接从美回国的情况下，1962年瞿同祖来到了较为中立的加拿大，任教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并在1965年回国。[21]1962这一年，是何炳棣学术生涯的关键节点，其收到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聘书，回归学术重心之地。有意思的是，他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通史”课程，正是由瞿同祖接手。根据何氏的回忆录，他在1962-1963年学术休假， 1963年秋季开始芝加哥大学教研，[22]不知在此期间，两人是否在温哥华有过短暂的相会？

1962-1963年间的一别，两人从此天涯相隔，似不曾再见了。作为一个学者，何炳棣在被动与主动之中放弃回国，却使得其学术生命得以延续并继续发展，正如在多年后，其深感1940年第一次留美考试失败反倒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反思：“我如果那年考取，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应早已完成博士学位，一定尽快回国了。以我学生时期的政治立场，加上我个性及应付人事方面的缺陷，即使能度过‘百花’、‘反右’，亦难逃‘文革’期间的折磨与清算。”[23]他的好友丁则良、罗应荣当年放弃学位匆匆回国后，历经各种“运动”，或自杀、或病逝，下场凄凉悲凉，正是鲜明写照对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开会时遇见吴于廑这位第五届庚款考试的胜出者时，他会脱口而出：“保安兄，我是你手下败将，可是你救了我的命！”[24]诚肺腑之言也。

而瞿同祖，则不能不让人惋叹其正处黄金年龄的学术研究之戛然而止。尽管回国时“满腔热情”，却报国无门，焦虑之中，数度住院，危及生命，最后得良医力劝，不得不放弃“再写一本好书”之心愿。[25]遥想西南联大时虽说条件恶劣，但筚路蓝缕中仍可写作，此番却是“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了。1998年米寿之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刊行其论著集，老先生在自序中提到：“读者从我的著作及演讲稿目录里可以看出，八十年代以后，我便无专著问世了，仅有少量的论文及为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而作的讲稿。有些学者比我年纪还大，仍勤于写作。我自愧不如，这就只能归咎于疏懒了。古人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则是老大不努力，无所建树。言念及此，感慨不已。”[26]光阴荏苒，约十年后再接受采访，或许是访谈者格外贴心，或许是人瑞已感生命之限，老先生道出大实话：“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27]端的让人不胜唏嘘！这里笔者只能一声叹息，不管多优秀的学者，在命运面前，也永远是大时代、小人物！

进而追问，何种条件不允许呢？除了大的政治环境外，细节上的东西颇值注意。瞿同祖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与回国时的资料条件相比，在国外图书借阅自由便利，而即便是抗战中在云南大学，也可不限册数，时间宽裕。[28]何炳棣同样比较、反思，坦言道：“我如果……二战后回国执教，恐怕很难做出现在累积的研究成果。政治和学风固然有影响，更基本的是国内大学图书设备无法与美国第一流汉学图书馆比拟。北京图书馆……善本及一般中文收藏当然最为丰富，但不准学人进库自由翻检……这种措施不但大大减低研究者的便利，并且势必剥夺了研究者不时无意中遇到的新资料和开辟新思路的机会。”[29]诚哉斯言！此番英雄所见略同的诤言，对于当今试图建立国际一流大学的大大小小的主政者们，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应该指出，家国情怀是那个时代海外学人无法割断的心结。2004年瞿同祖终于开口谈及：“有时候人提问很不合理，象‘文革’时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回国，事先没有跟国内联系过，因为我一个中国人，回国来还要联系吗？！” [30]想来这番略带火气的话，先生深藏在胸中多时、郁结于心头多年，一抒胸臆，不吐不快。

1971年何炳棣和杨振宁、王浩、任之恭、陈省身五位旅美著名学者访华，写出《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对“文革”中的中国做出了今天看起来匪夷所思的高度评价，以至于后来何炳棣坦言“愿意把它忘掉”，原因是“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31]对于这批学者的特殊言行，学人的解读颇为精彩：“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不忍心让他们在西方那样的处境下，再来对自己的祖国提出批评。这种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的历史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统一渴望的极端表现，以事实判断，他们不见得对当时中国的真实生活没有一点自己的独立观察，但对国家统一的强烈感情，让他们的理性失去了对事实的反省。”[32]诚哉斯言！即便阅历丰富的历史学家，思维缜密的物理学家，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情感与理智的平衡，尤其在面对祖国时更是如此。当代学人包括鄙人在内因为历史时空的不同，或许很难完全理解和真正感受那个积贫积弱年代中国学人内心深处波澜起伏的家国情愫及同样强烈的报国情怀了。但，更深刻的问题或许是——借改电影《第一滴血》的经典台词——祖国会像他们爱她那样爱他们吗？

余思

从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瞿同祖与何炳棣这两位近现代杰出学人的学研生涯竟然有如此相似、相交的轨迹，命运之手冥冥中的安排，真是让人感叹！

如果将两人打一比方，那么何炳棣是火，瞿同祖是水。

何炳棣如一团炽热的烈焰，在竞争激烈的西方学界，他可发出“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33]这样豪情万丈的狮子吼，对学术买办和装蒜者，他不假颜色，直面斥责，对学术论辩，他不崇权威，积极应战。这种性格，或许过于刚烈，过于攻击性，甚至不免意气之嫌，但不虚伪、不矫作、不善巧，正是君子袒荡荡的真性情。一直到今天，年近期颐的何氏还在进行先秦思想的攻坚，即便妻子过世，在“家无妇，不为家”[34]的感慨之余，仍能写出数十页篇幅的长文，一如既往地参与论战，实在可称为学术斗士。

瞿同祖如一股潺潺的清流，那是荣华阅尽宠辱不惊的淡定，这种“上善若水”的性格帮助他较为安然地度过后来那个不堪的年代，得享高寿。学术作品的生命实际上是与作者的伟大人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瞿氏的著述如同他的清流人品，没有时髦理论呈张牙舞爪，没有奇怪词汇来吸引眼球，有的只是资料广博娴熟、理论深化内敛的自然融合。[35]在当今虚荣焦躁的时代，在没有持续作品的情况下，他的人性光辉，他的“桃李不言”仍能给予真正向往学术者以信心和力量。

必须指出，本文的目的绝非是为了孰优孰劣的比较，只是想从学术史的角度，补阙一段不应被遗忘的两位广义上的“法学家”、同时也是真学者之间的传奇故事。一言以蔽之，这团烈焰，这股清流，不是水火不容，而是水火交融。

注释:

本文的写作，曾蒙孙家红学兄、刘信一学棣惠赠宝贵意见，谨表谢意。

[1] 1981年中华书局再刊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88年王健、范忠信等学者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整理出版了包括《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在内的《瞿同祖法学论著集》，2003年范忠信、晏锋翻译出版了《清代地方政府》，并有对瞿先生的多篇访谈，代表性的作品有如王健：《瞿同祖与法律社会史研究——瞿同祖先生访谈录》，《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王健：《瞿同祖先生谈治学之道》，《法制史研究》第6期，2006年12月；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林端：《由绚烂归于平淡——瞿同祖教授访问记》，《当代》第153期，2000年5月。

[2] 据何炳棣自述，他与边沁有三次相逢：一是在西南联大时为友操刀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作业，了解到边沁思想；二是留美考试中有关边沁的经济思想史试题；三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课程口试考题“评估边沁的主要理论及其对立法及议会改革的影响”。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30页。另，何炳棣在1937-1938年即精读了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英国宪法》，从哥大博士课程的口试来看，其对英国宪法史的名著、英法政治的演变等颇有心得。详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24页、第231-237页。

[3]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67页。

[4] 1988年的“两会”上戴逸先生曾以“法学幼稚”、“哲学贫困”、“史学危机”、“经济学混乱”来形容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状况，参见龚津航：《我国法学研究的纵向思考——与杜飞进一席谈》，《法学》1988年7期。此一坦率的当头棒喝，管见以为迄今仍有警醒意义。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6] 列文森曾借喻“博物馆”来说明儒家传统的死亡，史华慈则认为对于非物质性的文化来说，用“图书馆”来比喻更加恰当。参见郑家栋：《列文森与<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译序），收入【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6页。

[7] 参见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8]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页。

[9]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页。

[10]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9页。

[11] 费孝通：《留英记》，收入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该文写于1962年（依据文章后所附时间），其收录在如2002年出版的费孝通的《师承?补课?治学》（三联书店）等书之中，当时费先生尚在人世，可见并非应景之作。

[12] 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关于当时情况的描述又可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版序，收入《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健：《瞿同祖与法律社会史研究——瞿同祖先生访谈录》，《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13] 金岳霖在抗战时期完成了几十万字的《知识论》，但在躲空袭中不慎遗失了文稿，只能重写，终于在1948年年底写完。详见金岳霖：《知识论》“作者的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1页。

[15]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36页。

[16]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64页。

[17]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18]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66页。

[19]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前言”，葛剑雄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

[20]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48-250页。

[21] 参见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2]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13、353页。

[23]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31页。

[24]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31页。

[25] 参见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6] 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自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7] 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8] 参见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王健：《瞿同祖先生谈治学之道》，《法制史研究》第6期，2006年12月。

[29]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93页。

[30] 参见王健：《瞿同祖先生谈治学之道》，《法制史研究》第6期，2006年12月。

[31]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76页。

[32] 谢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时代困惑》，收入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33]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01页。

[34] 2010年5月13日下午，何炳棣莅临清华做《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讲座时所说。其妻子邵景洛女士，已在几年前去世，。

[35] 即便是主张以社会科学观点和方法治史的何炳棣，后来也对不少此类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对坚实史料的要求，以致理论华而不实、易趋空诞，感到失望与怀疑。（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77页。）对何炳棣的这一改变，当今治学者值得特别注意与借鉴。管见以为，有效承继古典乾嘉学风，合理融合现代理论方法，可能是法史学的出路之一。

陈新宇，清华大学副教授。

来源：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