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资政院会议速记录》、《汪荣宝日记》等史料的互相印证，指出了章宗祥《新刑律颁布之经过》中认为“旧派阻挠大清新刑律议决”这一符合一般想象的叙述，实际上有失史实和公允。事实是在资政院议决中当新派在“无夫奸”问题上投票败北后，故意拖延议决，并通过特殊手腕省略三读通过新刑律的总则。虽然“无夫奸”问题的议决结果是入罪并且写入法典正文，但因为支持新派的军机大臣势大和皇权首肯，钦定本仅仅将其放入《暂行章程》中，资政院的覆议权被跳过，清季的宪法秩序受到破坏。虽然辛亥革命解决了新刑律在法统延续上的潜在争议，但有悖程序正义的新法存在先天的不足，其“法教”的启蒙效果也不免大打折扣。

【关键词】章宗祥;《新刑律颁布之经过》;《大清新刑律》

引言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亦是《钦定大清刑律》（通称《大清新刑律》）颁布一百周年，革命宣告了从帝制到民主共和的跨越，却没有割裂其法律之间的纽带。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三十日，北京的临时参议院在删除《钦定大清刑律》中与共和国体冲突的章节条款及维护古代纲常礼教的《暂行章程》后，冠之以《暂行新刑律》之名，{1}后者成为民国初期最主要的刑事法源。清末修律的最新成果，得以接受民初社会之检验。当革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了法统延续问题的同时，也湮灭了《大清新刑律》的潜在争议，时光的流逝，更掩埋了当年不少多姿多彩的修律故事。今天的我们，在某种进化史观惯性思维的支配下，容易将复杂的历史问题予以简单化处理。本文的目的，即试图复原和反思当年的新刑律制定的一个重要阶段—资政院议决，{2}切入点，乃一位“法律史上的失踪者”{3}—章宗祥。

一

作为历史人物，章宗祥以五四运动“卖国贼”之形象常驻于人们记忆之中，其作为法律人之一面，似乎鲜为人知。清末，这位“熟悉的陌生人”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回国后无论是担任京师大学堂刑法教习，还是任职修订法律馆、内城巡警总厅、宪政编查馆等部门，所从事之工作，皆与法律关系密切。清季引发激烈“礼法论争”的《大清新刑律》，章氏躬逢其盛，法案起草、议场论辩、密室谋划，皆可见其身影，可谓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鉴于章宗祥的特殊地位，他的回忆性文章《新刑律颁布之经过》{4}，自然成为了解该段法典编纂史的重要资料，其中，又以资政院议决这一部分最吸引眼球。原因有二，一是程序层面，一是论争层面。

从程序上讲，资政院议决是法典制定的新程序。清季法律改革，法典制定程序伴随制度变迁，前后有过变化：前期是修订法律馆负责编纂后，经宪政编查馆分咨内外各衙门签注，再咨覆宪政编查馆，汇择核定，请旨颁行。后期在资政院成立及其制度完善后，不再分送各部、省讨论，而是送资政院议决，再移送到宪政编查馆复加核定，由资政院总裁、副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具奏请旨裁夺。{5}军机大臣对资政院议决事件如不以为然，得声叙原委事由咨送资政院覆议。当双方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时，则分别具奏，由皇帝裁决。{6}

新刑律在编纂过程中，恰逢资政院于宣统二年九月成立，所以它既经历了中央和地方的签注，还需要经历作为将来上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之议决，虽然它最终颁布仍需上谕钦定，但在立宪背景之下，资政院此关无疑是有别旧制的民主亮点。

从论争上讲，资政院的论辩是新旧两派最后的决战。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沈家本等人上奏新刑律第一案引发“礼法论争”开始，新旧两派在经历长时间的拉锯对峙后，终于迎来宣统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1910～1911年）在资政院这一集中论辩、一决胜负之场所，期间唇枪舌剑、风云变幻，值得特别关注。

对资政院议决这一特殊阶段，章宗祥在回忆中予以浓墨重彩，其大意为：在资政院中，劳乃宣等旧派知道议员中新派占据多数，辩论取决不能取胜，所以用消极抵制之法，每遇此案列人议程，辄动议先议他案，一般议员因为新刑律烦重，非顷刻所能议决，往往赞成。在资政院会期届满之时，新刑律甚至还未付议。经其与沈家本努力，说服资政院总裁溥伦将会期展期十日，力图专议新刑律。但反对议员仍然利用政治上之问题，提紧急动议，予以阻延，使得时限将至，新刑律仍未讨论。面对危局，在资政院会期的最后一日，章宗祥以政府委员身份发言，在他鼓动之下，新刑律终于付诸议决。从下午两点开议，至晚上七点议完总则。晚九点续议，新派依之前的密议，令人严封议场，防止旧派离场以免人数不足，同时合纵连横，争取蒙古、西藏等处代表，终于在晚上十一点之时，通过分则，完成新刑律的全部议决。{7}

章氏这段描述可谓绘声绘色，议决过程之勾心斗角、暗流汹涌，跃然纸上，极富戏剧性，但好听的“故事”未必就全是史实，当代读者请勿将其当作研究“猛料”，信以为真。一部四百多条的重要法典在短短一天之内、区区七小时之中便全部议完，不管其过程如何省略程序，也不免让人有几近儿戏之感。实际上，只要对照当年“实录”性质的《资政院会议速记录》{8}，便可证其虚。而其传递出来符合一般想象“事实”之重要信息：“旧派阻挠新刑律的议决”，则需要下一番工夫考证辨伪，在澄清事实基础上的意义解读，亦发人深思。

二

问题一，新刑律在资政院付诸议决为何一拖再拖？

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一日（1910年12月2日），新刑律议案在资政院第一次常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开议，经政府特派员说明主旨及议员质疑后，交付资政院法典股员会审查。{9}在法典股员会完成审查后，法典股的副股长汪荣宝于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日（1911年1月6日）第三十七次会议上做了修订情况的报告，并付诸资政院再读。{10}当时的情况是，依据立宪计划，新刑律预定在宣统二年颁布，而资政院第一次常会将在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1911年1月11日）闭会，时间急迫，所以从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到初九日，在第三十七次会议到第四十次会议上，新刑律经历了快速、同时伴随极其激烈论争的再读程序。

新刑律从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开议，到第三十七次会议才付诸再读。依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可发现在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十次会议上，议程安排的第二项皆有关于新刑律议案之报告，而结果却都没有付诸实施，那么到底有什么变故呢？

答案就是议程发生了变更。在第二十九次会议上，议员于邦华主张将议程第三项“提议陈请全国禁烟办法议案”提前先议，汪荣宝反对无效。该项议完之后，又有议员余镜清主张先议第四项“提议陈请浙江铁路公司适用商律议案”，汪荣宝认为应该仍按顺序先议第一项“试办宣统三年岁人岁出总预算案”，易宗夔支持汪荣宝，而邵羲、吴赐龄认为可以变更，许鼎霖主张先议原定议程的第四至第六项，获得多数赞成。{11}在第三十次会议上，议员李文熙又主张先议议程第三项“提议陈请川路倒款关系公司律存废议案”，获得赞成。{12}

那么议程变更，真的是章宗祥讲的旧派之拖延伎俩乎？管见以为未必。

首先，需要以一相对客观的标准来鉴定章氏所谓的新、旧两派（也即“法理派”与“礼教派”）。必须指出，近代人物在急剧转型的社会时空之下，以“变”乃至“善变”为其主要特征。新思想、新思潮层出不穷，昨日之新可能便是今日之旧；为求不落伍，主动被动之间，亦不免“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所以近代何谓新？何谓旧？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处于流变状态，需要具体分析。

在章宗祥的语境下，我觉得可以把新刑律论争中争议最大的“无夫奸是否人罪”在表决时之投票倾向作为一甄别标准。依据古代中国家族本位的刑律，在室女或寡妇自愿与人发生性关系有辱门风、紊乱血统，是违反礼教的犯罪行为，所以古代律典规定：“凡和奸，杖八十”{13}，而依据近代西方个人本位的刑法，这一行为是个人自由之体现，国家不应干涉。主张无夫奸去罪化，从当时的社会文化来看，的确是骇人听闻的，从投票倾向上，可以大致看出当时的新、旧之立场倾向。当时新派及其支持者持蓝票，主张去罪化，旧派及其支持者持白票，主张人罪，故有蓝白票之争。有意思的是，围绕着蓝白票合纵连横之机缘，还促成了清季政党的产生，其中部分白票党人组成“宪政维持进行会”，部分蓝票党人组成了“政学（公）会”，{14}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堪称幸运的是，当时票面必须写上议员的名字，该名单{15}保留了下来，可作今天判断之用。

依据当时蓝白票名单，在主张及支持变更议程的议员中，于邦华、许鼎霖为白票者，余镜清、李文熙、邵羲、吴赐龄为蓝票者{16}，可以说是代表新派或其支持者的蓝票者居多，提前议决事项，也基本得以当场议完。如果说是旧派或其支持者阻挠，那么新派或其支持者同样也有变更议程的举动，又如何解释呢？所以章氏的说法显然不客观。

其次，在第三十次会议议完李文熙主张的第三项后，从第三十次至第三十六次会议，仍按照预定议程安排，议决原来的第一项总预算案，该案关系国计民生，意义重大，自然需要耗费时间。因此汪荣宝迟迟才作新刑律的报告，笔者认为是被顺延而不是被故意拖延之结果。

三

问题二，在这种情况下，新刑律又是如何通过的呢？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八日（1911年1月8日）的第三十九次会议，“无夫奸”问题付诸表决，旧派大获全胜。首先确定是否人罪，结果白票77票，蓝票42票，确定有罪；其次是条文位置问题，通过起立方式表决，赞成定于正文的61人，赞成定于《暂行章程》的49人。据两次表决之结果，无夫奸不仅是有罪，还要写人法典的正文而不是留存于过渡性的《暂行章程》。{17}携此大胜，从常识上看，以劳乃宣为代表的旧派自然希望“宜将剩勇追穷寇”，趁热打铁继续开议才对。但恼羞成怒的新派亦有应对之策，他们商定在第二天罢会。新派的重要人物汪荣宝在日记就记载了重要信息：陆宗舆书告其毋往资政院。{18}陆氏这位五四运动的另一知名“卖国贼”，此时是资政院的硕学通儒议员，他与汪荣宝、曹汝霖、章宗祥在晚清新政中无役不往，活跃异常，时人戏称为“四金刚”{19}，皆为新派中的重要人物。

新派众人不到场，首先造成资政院人数不足，当天会议被迫延至下午四时，才凑足106人，达到开会所需的三分之二人数，可以开议，但作为法典股副股员长的汪荣宝不来，没有解释新刑律疑义的合适人选，只能先议他项议程，等候汪氏，惟汪荣宝始终不至，{20}其日记谈到“屡有电话来（宪政编查）馆，述议长命促往，诡词却之”，{21}一语道出真相！那厢资政院勉强议完新刑律的一则条文（第289条），人数又已不足，无奈只能草草散场。{22}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十日（1911年1月10日），汪荣宝在日记中谈到，经他和陆宗舆、章宗元（章宗祥之兄）等人发起，蓝票者于当天九点至十二点在财政学堂开会协商，定下两项计划：一是变更议事日表，破坏刑律分则之再读；二是将刑律总则付三读。{23}

这一天正是资政院议事的最后一天（次日闭会），当天共有议程十七项，新刑律议案为第一项。章宗元主张先议他项，再议新刑律，获得多数赞成。当晚它项议完后，商讨新刑律问题。蓝票者议员籍忠寅提议：“总则已经议完了，大家没有异议，如果把总则再付三读通过去，即行上奏，仿佛对于资政院也是觉得有精神的”，陆宗舆附和。议员罗杰主张省略三读通过总则。章宗祥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的身份代表政府表示，希望可以尽一夜之力，把分则详细讨论、一并通过。章宗元认为总则、分则全部通过有困难，提议以议员多数赞同为断，省略三读通过总则。当日议会到场议员129人，依秘书官统计，当时仅剩80余位在场，赞成起立者69人，过129人之半数，得以多数通过，时间已是晚十点半。{24}

最后的两天，局面波谲云诡，亦足证汪荣宝、章宗元等新派人物的谋略。在议会政治中，他们面对新刑律问题的议决上不利于己之局面，以技术性的手段，利用时间的紧迫，先是巧为拖延，再又“王顾左右而言他”，进而在最后时刻“毕其功于一役”，当资政院议员们精疲力竭之时，利用其需要政绩成果的心理，争取多数，终达成目的。

必须指出，在资政院，新刑律实际上只是通过总则，分则并没有议完，并非章宗祥所说的全部通过。依据资政院的议事细则，闭会时尚未议决者均即止议，但得于次会期再行提出。{25}

但结果却是：为了符合立宪期限的要求，《大清新刑律》在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1年1月25日）钦定颁布，它是由资政院和宪政编查馆会奏总则，宪政编查馆单独上奏分则和《暂行章程》，最终皇权裁可的结果。{26}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得最为激烈的无夫奸人罪问题，最终仅仅保留在《暂行章程》而无法出现在法典正文中。

较真地从宪法解释的角度来看，尽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有“钦定颁行法律”之权，皇权为其颁布提供了帝制时代合法性基础，但作为上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对军机大臣的覆议权被跳过，新刑律存在着严重的程序瑕疵，其颁布实际上存在宪法上之争议。尽管清廷的谕旨提到第二年资政院开会可提议修正，但之前已经是再读的无夫奸问题，何谓“修正”呢？如果指的是三读修正，按照资政院的议事细则，三读仅仅文字上的修订，{27}不涉及实质内容；如果指的是推倒重来再来一次议决，未免视资政院之表决结果过于儿戏？况且按照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的《宪法重大信用十九条》，已经具备虚君共和的胚胎，皇帝已无之前《钦定宪法大纲》皇权一统的立法权限，届时如果仍是维持原议，又该如何？

好在武昌起义一声炮响，辛亥革命解决了帝制时期刑事法统上存在的潜在争议。

从此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倚靠皇权的“行政机关”宪政编查馆暨军机大臣之势大而对“立法机关”资政院之无视。还需指出，在汪荣宝的日记中，甚至可以看到当时章宗祥企图将新刑律绕开资政院议决，后来不得不付诸议决后又试图将新刑律原案颁布，不与资政院会奏的两段往事。{28}如果汪氏记载属实，似乎不能因为新派对新刑律有赤子之心就“大德无亏、小节出人可也”来一言以蔽之，此种行径，并非耍奸耍滑，而是耍赖，不按游戏规则来了。管中窥豹，可以说中国法律近代化伊始，就埋下了轻视程序的危险伏笔。

四

问题三，新刑律在资政院议决的背后，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清末变法，除却最极端的顽固分子，实际上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都有着“模范西法”的基本共识。旧派的前期领袖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其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第三折中，便提出了“采用西法十一条”，具体内容中赫然有“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29}可见当时法律已经是应向西方学习的“西政”之重要范畴。旧派的后期领袖劳乃宣，更坦言新刑律其不同意之条文不过百分之三、四，同意者却有百分之九十多。{30}新刑律凡400余条，劳乃宣领衔提出的《新刑律修正案》涉及修改、移改、修复、增纂的条文数为13条又2项，{31}可证其所言非虚。

从比较法律史角度观察，日本近代民法典论争，“断行”与“延期”两派，貌似势不两立，实际上比较前者的九项理由和后者的十项理由，双方在对伦常／伦理、宪法实施、社会／国家经济之维护、保障等“意图伦理”方面，颇有相似之处，最后民法典的制定，更是两派携手而非一家独大。{32}德国十九世纪民法典论争，亦有观点认为，萨维尼对“民族精神”只是口头上皈依，不过是将其作为与蒂堡论战和攻击反对者的武器，其实质为一种“阴性自然法”。{33}可见，在法律近代化的背景之下，“殊途”仍要“同归”。

在新刑律具体问题的论辩上，双方应该说各有胜负，如果说无夫奸问题旧派全胜，那么在另一尖锐冲突问题“子孙对尊长是否有正当防卫权”上的议决，劳乃宣否认子孙该项权利，主张将其从《暂行章程》移入法典正文，却大败而归。{34}所以，管见以为，拖延阻挠议决，应该是一派在某一问题上得分后，另一派做出来的暂时性的正常反应，其目的可能是利用诉诸舆论、施加政治技巧等手段来扭转趋势，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至少目前的史料可见，在“无夫奸”问题败北后，实际上并非旧派而是新派在破坏再读、当然与此同时也是通过特殊手腕加速新刑律的议决。不过，我们也无需“矫枉必须过正”，认为旧派就是纯洁白纸一张。劳乃宣主张子孙对尊长无正当防卫权，提案和最后表决人数就出现了的不小偏差，当时就有议员谓“现在议场表决是很可笑的，倡议的赞成人有三十人以上，表决赞成例（？）只二十人”{35}。可见法典编纂决非仅仅是一项法律事业，更是一项政治事业，这一过程中的非君子行径，管见以为双方皆是马瓜冯弧、五十百步，可谓彼此彼此。

可以肯定，新派在新刑律的编纂过程中受到巨大的压力，其领袖沈家本在资政院闭会仪式上不慎跌倒受伤，鼻血不止，无法参加合影，{36}不妨可以看成是长期高度压力之下、兼之年事已高却又事必躬亲，精疲力竭、神情恍惚所致。当我们对新派们的功绩有着温情之敬意，对其遭遇有着同情之理解的同时，也要看到，章宗祥的回忆除了明显的细节错误，更过于片面，甚至可能有一些造假成分。从时间上看，该文大致写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37}或者晚年时期，从心理上分析，这时的他，因五四运动被免职，早已经远离权力中枢，或许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他在行文中不免过分渲染了自己的功绩，更在有意或者无意中，“遗失”了期间更重要的信息，使得历史的复杂性无法充分呈现出来。此类回忆资料可能存在之缺陷{38}，我们需要审慎对待。

新派人物中，相对于沈家本、汪荣宝等人的沉稳持重，章宗祥无疑是最激进分子之代表。但吊诡的是，在“民国”四年（1915年）袁氏当国时期，他与董康、汪有龄等人制定《修订刑法草案》，却将清末其明确反对的“无夫奸人罪”放人了法典正文之中。在草案告竣呈文中，也仅仅轻描淡写，“奸通无夫之妇原案根据外国法典不列正条，自前清资政院以来，久滋争议，今各依类编入，庶足以厭舆论”。{39}这时候，章宗祥是民国的司法总长和法律编查会会长，董康是大理院院长和法典编查会副会长，汪有龄是参政院参政和法典编查会副会长，这批清季法律改革的新派人物，皆成为民国位高权重的法政股肱，惟其思想，却发生了集体性倒退。

尽管法典编纂绝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况且“民国”三年（1914年）颁布的《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无夫奸人罪已经“魂兮归来”{40}，但该条例毕竟仍在法典之外，此番草案，却准备登堂入室、位列正典了。章宗祥作为《修正刑法草案》的领衔者，对此安排无论如何是脱不了干系的。这对数年前还担忧“资政院议员中有法律知识者尚浅，交议恐致破坏”{41}的章氏来说，此种“从谏如流”，不能不说是一种深刻的反讽！他的巨大转折，不免让人有“轻浮的保守主义”之叹！更或许“破坏”与“建设”，本来就是近代法律人身上纠结背负的双重使命，只是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之下，凸显其中之一端尔！

余思

事实的真相，往往在中庸之间。大清与民国、激进与保守、新派与旧派，貌似差别很大，实质或许很小！

对程序问题的便宜处分，固然可以辨析其与实体问题的关系，惟其实质，仍是法治的要素，即对既定规则是否服膺问题。中国的制度设计，似乎从一开始就实践着、亦期待着“人”发挥主观能动，打破制度不便的作用。从古代到近代，无论是君、儒臣，还是掌握西学、控制舆论的精英分子，仿佛有此一暗线隐隐相牵。其间之因果，体制使然乎？理性使然乎？历史惯性使然乎？

如果说武昌起义带来的是制度革命，《大清新刑律》带来的是身份伦理革命，惟革命就一定能带来真正的启蒙吗？

在法律近代化过程中，通过某种反法治的手段建构近代法制体系，不免使其“法教”之启蒙意义大打折扣，当法律与社会之间不可避免的扞格在日趋突出时，存在先天缺憾的启蒙更无法拯救亟待解决的现实，其结果就是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折返跑，这种两极现象，是中国法律近代化需要深刻反思之一端。

陈新宇，单位为清华大学。

【参考文献】

{1}参见黄源盛：“民元《暂行新刑律》的历史与理论”，收入《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1912～1928）》,台湾政治大学法学丛书（47） 2000年版，第197页以下。

{2}关于新刑律编纂七个法案的全面梳理，可见拙文：“《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但拙文限于旨趣和篇幅，资政院议决这一阶段没有深入展开分析讨论，本文即试图弥补其阙。

{3}有学者提出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说，发人深思。参见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收入氏著：《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4}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就笔者了解，李欣荣是历史学界、孙家红是法学界最早注意到这一重要资料的学者，但其文章中皆没有对该段史料的真实性予以质疑。详见李欣荣：“清末修律中的废刑讯”，《学术研究》2009年第5期；孙家红：“清末章董氏《刑律草案》（稿本）的发现和初步研究”，《华中利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3期。

{5}参见“奏议覆修订法律办法折”，收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50页以下。

{6}参见“改订续订资政院院章”第十七、十八条，收入志伊斋：《庚戌资政院议案章》，上海征文社印行，文海出版社影印。

{7}参见章宗祥：“新刑律颁布之经过”，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 ～ 37页。

{8}我国台湾政治大学基础法学中心藏书。

{9}《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议第二十三号议场速记录。

{10}《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议第三十七号议场速记录。

{11} 参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议第二十九号议场速记录。

{12}《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议第三十号议场速记录。

{13}《大清律例》“犯奸”条，其对“有夫者”通奸，则杖九十。当代我国台湾地区、韩国刑法中的通奸罪，指的是有配偶者与人通奸。古代中国的通奸罪，乃以女性为中心，区分其“有夫”、“无夫”之情节，与之通奸的男子则与其同罪。

{14}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8) 1985年版，第479页以下。

{15}该名单可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议第三十九号议场速记录；亦可见[清]劳乃宣：“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收人《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052 - 1053页。

{16}依据姚光祖：“清末资政院之研究”（我国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1977年硕士论文，第377页以下），此六人的情况如下：

┌──┬──┬───┬────┬───┬────┬──────┬─────┬────┐

│座次│省别│姓名 │当选年龄│籍贯 │传统功名│新式教育 │曾任职衔 │附注 │

├──┼──┼───┼────┼───┼────┼──────┼─────┼────┤

│110 │直隶│于邦华│41 │枣强 │贡生 │ │ │民选议员│

├──┼──┼───┼────┼───┼────┼──────┼─────┼────┤

│115 │江苏│许鼎霖│52 │海州 │举人 │ │ │民选议员│

├──┼──┼───┼────┼───┼────┼──────┼─────┼────┤

│134 │浙江│余镜清│31 │宁波府│廪贡 │ │ │民选议员│

├──┼──┼───┼────┼───┼────┼──────┼─────┼────┤

│137 │浙江│邵羲 │35 │杭州府│廪贡 │日本法政大学│ │民选议员│

├──┼──┼───┼────┼───┼────┼──────┼─────┼────┤

│177 │四川│李文熙│31 │奉节 │举人 │京师大学堂 │内阁中一书│民选议员│

│ │ │ │ │ │ │ 师范科 │ │ │

├──┼──┼───┼────┼───┼────┼──────┼─────┼────┤

│190 │广西│吴赐龄│36 │融县 │副贡 │ │ │钦选议员│

└──┴──┴───┴────┴───┴────┴──────┴─────┴────┘

{17}参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议第三十九号议场速记录。

{18}参见汪荣宝：《汪荣宝日记》，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742页。

{19}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春秋杂志社1966年版，第59页。

{20}参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议第四十号议场速记录。

{21}前注{18}，汪荣宝书，第742页。

{22}参见前注{20}。

{23}参见前注{18}，汪荣宝书，第743页。

{24}参见《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议第四十一号议场速记录。

{25}参见《资政院议事细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载《国风报》第一年第廿四号。

{26}参见前注{2}，拙文。

{27}参见《资政院议事细则》第三十九条。

{28}参见前注{18}，汪荣宝书，第638、 744页。

{29}[清]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55页。

{30}参见前注{15}，[清]劳乃宣文。

{31}同上，第1053页。

{32}参见[日]穗积陈重：“法典实施延期战”，收入《法窗夜话》，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328页以下。

{33}[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5、 197页。

{34}参见前注{10}。

{35}同上注。

{36}参见前注{18}，汪荣宝书，第744页；前注{7}，章宗祥文。

{37}该文最后所附的年份是1962年，孙家红认为未必，理由是文中有提到“然因暂行条例之限制，新刑律之精神，十余年来，盖未能安全发展矣。”进而推出可能是写于二三十年代。详见前注{4}，孙家红文，注释1。

{38}以曹汝霖为例，关于蓝白票表决，他在回忆中讲到“投票表决，主张新者，仅多二票，通过原案”，这与史实出人甚大。参见前注{19}，曹汝霖书，第58页。

{39}修订法律馆编辑：《法律草案汇编》（刑法），成文出版社（台湾）1973年版，第2页。

{40}《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第六条：和奸良家无夫妇女者处五等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相奸者亦同……。司法部编印：《改定司法例规》（下），1922年。

{41}前注{18}，汪荣宝书，第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