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遗稿，我本是无资格作序的。作者董易先生是先父的挚友，抗战期间曾在昆明西南联大一块儿求学，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白色恐怖降临，地下党疏散潜伏。作者离校，和几位同学一起到滇南“瘴疠之乡”开办中学，培育发展了当地第一批党员和进步力量。小说描述的便是这一时期联大师生和地下党的真实故事。书中那些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艰苦卓绝而满怀理想的生活和战斗、挫折与牺牲，都是作者生前常对我谈起的。现在，他同先父又相聚了；像从前一样，“煮酒论英雄”，他们愿意谁来写这篇序言？
可能会请化学系的曾昭抡教授吧，他肯定一口答应。当年，他风尘仆仆率领学生步行考察大凉山彝区，勘探资源，记录民俗，还跟头人谈判，多刺激！平时他衣扣扣错了也全然不知，就上了讲台，跟这儿（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好些教授一个脾气。在小说里，他还是生物系女生（他的湘潭同乡）谢湘灵的证婚人。湘灵人如其名，聪慧秀美。她的男友叫游上华，是社会学系潘光旦先生的高足，一个闲云野鹤般独立不羁，冷眼观革命的才子。他的面相，居然和小说的主人公温海绵一模一样。这对“双胞胎”虽是朋友，脾气性格和人生观却大不相同。“小温公”年方十八，北平名教授家庭出身，进高中即赶上“一二九”运动，十六岁入党。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他只身离家来到昆明，考入联大念西方语言文学，“满脑袋《圣经》、雨果、卢骚、尼采和马列主义搅在一起”。您能想象他们仨之间，那种微妙的友情chemistry了吧？
请潘光旦先生或者吴雨僧（宓）先生也行。书中，潘先生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第一个登台支持（进步学生组织）群社上演《阿Q正传》，谴责国民党三青团捣乱破坏；还冒险保护上了特务黑名单的学生，帮助他们撤离昆明。吴先生则永远率真热情，讲授着他心爱的《浮士德》和《红楼梦》。那时文林街上有一爿脏兮兮的小铺子，店名借的是林妹妹的光。一天，吴先生走过，抬头忽见“潇湘馆”三字，大怒，举起文明棍就要砸那块招牌！可是他听说学生排演《阿Q正传》，背后学他走路的姿势，却一点不恼，反而把西装文明棍都借给了他们，衷心祝愿演出成功。
或者，就请书中的同学们自己来谈谈体会。比如欧阳彬，倜傥不群的清华老“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外围组织），“一二九”运动的干将，据说还是那句燃烧在多少人心头的口号“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课桌”的作者，因为失恋而消沉而有点玩世不恭。他会大笔一挥，作何感想？当他看到“小温公”和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天新地”，不久即陷入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时，还会叹息“佳人已归沙叱利，革命空于淡巴菇”吗？他会不会庆幸自己因“自由主义”而谢绝入党，只做“同路人”的决定？
再如伍大为，在四川袍哥中开展过工作的老党员，胡子拉茬，肌肉结实，爱眯缝着眼睛看人。他是“瘴疠之乡”勐赫井中学的校长，温海绵的兄长般的同志。他会说什么？他没能保护好小温，他后悔；他把学生拉上山打游击，为小温报了仇。但是解放不久，他和“边纵”（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的战友们就挨了整肃，一顶顶“地方主义”“反动军阀”和“右派”帽子，直到红色恐怖将他吞没，“自绝于人民”，尸骨不存。小说的下卷，便是从文革结束、他的平反开始，倒叙他和小温创办中学的事迹。他，有什么可说？
还有陶思懿，背叛高官家庭投奔革命的姑娘。一身长及脚踝的蓝布旗袍，白毛衣，平底布鞋，苗条得几乎弱不胜衣。她无条件服从党的铁的纪律，同学们都不知她的身世和身份。她又会说什么？皖南事变后，她也往滇南疏散，有人猜她是共产党了。待到特务进校，搜她的宿舍，只见床铺叠得整整齐齐。掀开床单，一张信笺，秀丽工整的字体，抄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引自上卷第十五章）：
我看见一所巨大的建筑。正面一道窄门大敞着，门内阴森昏暗。高高的门槛前面站着一个女郎……俄罗斯女郎。这望不穿的昏暗发散着寒气，而随着冷气从建筑的深处还传出一个缓慢的重浊的声音：
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待你？
我知道。女郎回答。
和人疏远，完全孤立？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而且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是的，即便他们给我痛苦，给我打击，我也忍受。
那么，你准备牺牲吗？
是。
可那是无名的牺牲！你会毁掉.……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特务看不懂，以为是联络暗号。但同学们知道，这是她最喜欢的诗句：“我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怜悯，也不要名声。”门槛里沉默了。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的帘子立刻放了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这样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声回答。
陶思懿的原型，我该叫陈琏阿姨，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先生的爱女。和伍大为一样，她在文革中受尽“叛徒、特务”等等的嘲骂；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阿姨之子陈必大兄语），独自跨出了人世。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败，是文革的转折点。自那以后，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日子略为好过，普遍开始质疑“极左”路线。我离开插队的村子进哀牢山教书，生活虽然艰苦，纪律却松懈可喜，经常搭车上昆明等地游玩。父母便让我寻访他们不知生死的老友。渐渐地，居然多数都找到了，报了平安；当然，无一例外，皆在被打倒批斗之列。旅行的胃口随之大增，遂游历全国。到北京，首先拜访的便是董易先生。
先生家住建国门外社科院机关宿舍。他是老北京，满族，北京的人物风情饮食曲艺，聊来如数家珍。但我最爱听的，还是他对中外文学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他不但博览群书，修养极高，而且早就在写一部当时绝对犯禁，故而不能让人知道的小说。所以谈到云南的过去现在，就问起他的创作。他说，书名《流星群》，取自鲁迅先生《池边》译后附记：“芬兰……Paivarinta有这样意思的话：人生像流星一样，霍的一闪，引起人们的注意来，亮过去了，消失了，人们也就忘却了！但这还是就看见的而论，人们没有看见的流星，还多着哩。”他写的便是那些“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的流星般的生命。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有一次到清华讲学，沈昌文先生推荐《顾准文集》。翻开一看，就想起了董易先生的谈话和书稿。顾准先生用最后的生命之光探索的那些问题，正是《流星群》以文学形式，通过历史事件和典型性格的刻画，展现的生命与社会悲剧。顾准坦言早年投身革命，是出于“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顾准文集》，页432）。而那“狂热”曾经妨碍了他的观察和思考。《流星群》则直接把读者带回到革命的年代：海绵记得清楚，入党那天，宣誓完毕，监誓人紧握他的手说：“我代表斯大林同志接受你入党！”他吃了一惊，然后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了：他的生命，从今天起，就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了！难怪湘灵第一次遇见海绵，为他和游上华的“双胞胎”模样惊讶之余，马上感觉到一点根本的不同，叹道：“有朝一日，他会被自己的热情把自个儿烧死的！他的热情是对某种宗教的狂热。耶稣说，不背着自己的十字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上卷第四章）——预言了那热血的青春的献祭。而钻研过《资本论》的游上华对“小温公”的分析则是：“只想到服从他们的上帝，不想到发展自己的个性。不懂马克思的‘有个性的个人’的论点”（同上）。
一语破的。所以不是巧合：顾准由此出发，反思“把理想主义庸俗化的教条主义”，回答“我们历史上的异化是什么性质”。他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小温公”脱胎换骨，长成了游上华。不难想象，这一信念和立场转变的艰难：“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顾准文集》，页404）。所以，顾准选择了历史研究，在希腊城邦制度、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发展史中重新寻找他的答案：“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同上，页229）。
《流星群》面对的也是历史。只不过除开具体历史事件的提炼描写，它还要对那描写本身即文学史，或革命文艺的传统，做出澄清与批判。后者才是小说真正的挑战和成就。可以这么理解：
文学创作，不论取什么形式，须依存、运作于一定的文艺传统和文本解读惯例（即使“反传统”也仍是一种依存）。《流星群》的创作背景，便是从（中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红岩》再到“样板戏”，那贯穿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革命文艺传统，及其反复塑造灌输而为读者接受的意识形态化了的革命传奇（“历史”）。然而，随着革命理想蜕变为教条，当文革集中暴露出人性的扭曲异化，这“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于是《流星群》的任务，就不可能限于忠实再现某一历史片断，如联大师生和地下党的生活和斗争。更要紧的，乃是通过批判的笔触，突破革命传奇的陈套而表现那生活和斗争的蜕变与异化，使之超脱“历史”，成为亚里士多德说的，“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故而“带有普遍性”的故事；亦即成为“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为高尚严肃”（spoudaioteron，罗念生先生译作“更被严肃的对待”）的诗的对象（《诗学》第九章）。惟有这样，小说才能够摆脱“历史的结论”，即超越任何权威制定实施的一时一地的决议、政策和律令，包括那些替“冤假错案”平反的决定，成为历史的最终的裁判。
我以为《流星群》做到了这一点。作者不但说出了他的故事（联大校史因此越发引人入胜），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故事和顾准的笔记一样，通过对一度奉为“颠扑不破”的教义信条的反省和深思，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着“有个性的个人”即自由人格的光辉的思想境界。
人！
温海绵在工人识字班的小黑板上写下这个字，犹豫片刻，又加上一个大的惊叹号。这才转过身来，面对十五烛光下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学徒，开始他的第一堂课，也是他接上组织关系后的第一次任务。但是望着孩子们饥饿的眼睛，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准备讲的那些社会发展史、进化论和抗日救亡的道理，离开他们的兴趣太远。“我真有点儿像那个跟风车大战的愁容骑士，”他走出课堂时，心里这么自嘲。
小说就这么开始了。我们跟海绵一起，遭遇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真挚的友谊、侠义的心肠，也有可笑的算计、卑劣的伎俩。一次次的挫折与奋起，每次成功都孕育了下一次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流星群》确是一曲命运的失败者的颂歌。海绵失败了，他的理想主义、浪漫激情和天生的对人的信赖，使得他看不清勐赫井土皇帝孟营长的阴险毒辣。终于因为自己的错误判断而被捕，献出了二十五岁的生命。伍大为虽然世故，没有被孟营长迷惑，但他的成功逃脱和自立门户组织武装，却成了日后他被整肃迫害的借口。至于坚贞不渝的陶思懿（陈琏），我曾经问过她的好友，一位比伍大为稍微幸运、从劳改农场挺过来的“党内右派”，那段《门槛》问答的意义。老人给我念了当年陈琏阿姨（小名怜儿）与家庭决裂，留给姐姐的告别信（《古念良文集》，页350）：
时代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将来我是会被辩护、被理解的。
这里，我只能希望你尽可能的为我弥补我走了之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随便你用什么方法……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而伤害了任何人。
细姐：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相信我，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道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苦的，但是为了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念毕，他摇了摇花白的头颅：不，她不会后悔。停了一会儿，又说：其实换成你们，假如再来一次抗战，你们也会跨那条门槛的。
也许是的。因为我的提问已是她的纪念；因为我被“小温公”感动，从他写下“人”字开始，到他中弹倒地之前，他脑海里闪过的那句《启示录》：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于铁盆斋，载《书城》二〇〇四年第六期。
———-
参考书目（以著／编者姓名拼音为序）：
董易：《流星群》，上下卷，待出。
古念良：《古念良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简讯》，各期。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