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验和总的原则，是实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对这一结合，可以从微观(个体主体)和宏观(社会主体)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微观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包括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具体实际在内的“一主两翼”的“三维”结构;结合的前导是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主体素养，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的方法和价值取向;结合的起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搞清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是实践理念→具体方案→实际行动。 本文侧重于从社会主体这一宏观角度研究其实现路径，提出必须正确处理多方面的关系：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是基本关系;二是理论的多种主体之间的关系，重点是政治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关系;三是集体智慧与个人创造的关系，主要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问题;四是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他文明成果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合理途径，可概括为立足群众实践、遵循分工规律、汇聚集体智慧、广汲文化营养等。
一、立足群众实践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适应和互动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机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恩格斯也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时常听到有人慨叹：“现在，哲学被社会冷落了，边缘化了。”但反躬自省，我们很多哲学工作者并不关心社会，既然如此，怎么能够要求社会关注哲学呢?譬如，在一段时间内，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很热，这确是一个重要进展，但不久便冷落下去。原因之一，就是研究实践唯物主义的学者大多只是谈论抽象的实践，并不关心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这种抽象的实践，实际上和当下的社会、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实践唯物主义怎么可能期望社会上更多的人们对它感兴趣，它又怎么能够深入下去呢!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是群众实践。对于实践，人们往往把它说得很抽象、很空洞。实际上，实践并不玄奥。列宁有一个见解：实践就是生活，这体现在他的一个著名论断中：“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当然，这里的生活，不仅指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包括宏观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但却决不能以为，只有后者才是生活，日常生活则不是生活。那些宏观的社会活动，说到底都是为了保证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才是人们生命活动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根本指向，就是要切实改进人们的实践、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广大群众(包括自己)真正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
怎样才能改进群众实践、改善群众生活呢?这就必须面向群众实践，注重研究和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包括提高经济收入、丰富文化生活、保障政治权利等等，以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为中心。只有如此，才能让群众真正感到马克思主义管用、具有指导意义。然而，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提供基本方向、基本原则、基本方法的指导，它并不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办法、具体措施。因为各种具体问题是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提供现成答案。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特殊理论。这里的特殊是相对的，它是一般与个别的中间环节。相对于人类社会，一国是特殊，而其中的各个地区、领域是个别;而相对于一国而言，一个地区是特殊，其中的各个单位是个别。这些特殊理论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一般，同时又包括更多的内容，具有现实针对性，对于各个个别都有普遍指导意义。譬如，我们党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就是这种把普遍真理与个别情况结合起来的特殊理论。它是一般与个别的中介、结合部。我们可以通过提出和实行特殊理论来坚持一般，并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又通过提炼特殊理论来发展一般。这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不是个别人的事情，而是广大群众的共同事业。人民群众是实践的最广大的主体。这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武装群众头脑，“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而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首先学好学懂马克思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途径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理论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现在，推进改革和建设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不少，好办法从哪里来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归根到底来自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实践。” 将生动丰富的群众经验和创造(包括外国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加以概括和提炼，既能发展我们的理论，又能推进我们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重要表现，是它回答了什么样的实践课题特别是在它指导下实践的进展。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被公认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因为它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改善人民生活奠定了重要基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被公认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们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功，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们的事业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我们的国家愈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人民生活愈益富裕幸福，我们的基本理论即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会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所以，我们必须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着力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上，放到不断发展党和人民的事业上，放到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上来。
综合起来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是群众实践，它首先要求以群众实践为目的，其次是以群众实践为方法和手段，群众实践既是起点，又是终点。
二、遵循分工规律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决不仅限于领袖人物，而是包括多重主体。从横向看，有政治家、理论家、介于二者之间的智囊团、其他实际工作者等多个方面。从纵向看，有领袖个人、领导集体、广大干部直至普通群众等多个层次。我们要全面正确地认识上述多重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他们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家与理论家的关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如何正确对待领袖人物的问题。
政治家与理论家各有长处和短处。一般地说，理论家在某一领域或方面通常知识渊博，研究较深，但对实际情况和操作问题了解不够，有些理论可能比较理想化，缺乏操作性。政治家对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更关心理论的实际操作或“管用”问题，但时间、精力和知识均有限，不可能广博深入地了解那么多理论。理论家可能更愿意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政治家则比较注重化解分歧、协调一致。他们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局限性。
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理论家的思想往往过于理性化、过于追求逻辑一致性，常常表现为单线式的简单化思维。而实际生活却是复杂多样的，很少像理论家设想的那样发生。相反，政治家(以及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者、实践家)往往不是很讲逻辑和理性，但他们却拥有了更多应变能力，他们在实践中更容易取得成功。由此也可看到理论的局限性。
学者比较注意讲究逻辑。这是合理的追求。但是，实际生活极其复杂，往往不是单一逻辑在起作用。一个层面的逻辑往往同另一个层面的逻辑相互作用，最后的结果常常是没有逻辑。也就是说，人人都理性地行事，可能会导致结果的非理性;众多个体理性的综合，常常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这种情况，就为政治家的个人创造留下了很大空间。在这方面，高明的政治家通常比单纯讲究线性逻辑的理论家更正确，他会综合考虑多种情况。
当然，反过来说，政治家(以及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者)的成功，不等于正确：他们有时是不择手段、利用某些“潜规则”制胜的。某些人们如鱼得水、马到成功的奥秘即在于此。这又常常使道德高尚的政治家“相形见绌”，在社会生活领域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二律背反”或“两难选择”：遵守道德和规则，难以达到目的;而要达成目的，就会违背某些道德和规则。社会制度和体制愈不健全，这种现象就愈普遍、愈严重。在我国从原有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如此。“官场”如此，“商场”如此，“教场”(学术教育领域)同样如此。要改变这种状况，根本出路无疑是健全社会制度和体制，而其前提，则是充分揭露这类“不择手段”等现象，力求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人人共讨之，从而为健全制度和体制奠定社会思想基础。
集政治家(革命家)和理论家于一身的伟人是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就是如此。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的福气。但是，历史越向前发展，这种人物也越少见。因为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社会分工也日益精细，一个人凭借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能够在某一领域(譬如政治领域)成为真正的行家里手、专家、权威，已经极其不易，几乎不可能既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又是那一领域的权威。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呢!有些人对本专业以外的其他领域确有一定真知灼见、独特长处，所谓多才多艺者也，但这是并不多见的。不过，如果以为，这些人就是其他领域名副其实的专家了，恐怕多半仍然估计过高。其实，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票友”，或许是出色的“票友”，但还不是真正的“艺术家”。
从一定意义上说，集政治家和理论家于一身的伟人，既是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皇帝”、领袖、“统帅”，又是精神生活领域的“教皇”、“心灵的统治者”、思想理论权威，他高居于所有人之上，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对其制衡，很容易出现个人独断专行乃至独裁专制。这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例如，苏联出现过斯大林的暴政，中国出现过毛泽东的专制。这又是人间的悲剧。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我们不要再祈望出现这种“伟人”、“神人”。
政治家的主要任务，是为党和国家提出新的任务、战略和策略，是在治国理政上有所作为。政治家不必把工作重点放到基本理论创新上。那是理论家的职能。当然，任何政治家都需要有自己的标志性的口号、独到的语言、一定的“话语权”，以利于树立权威，指导实践。但这和创造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毕竟不是一回事。假设政治家整天去研究和宣讲理论，他们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治国理政，去提出和改进方针政策，怎么可能成为合格的政治家?再说，社会还要理论家干什么呢!
在政治家掌握很大权力、“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中国，政治家如果要发表理论见解，无论其正确或错误，一定是不乏拥护者和赞颂者，不乏鲜花和掌声的。对此，政治家要清醒，其他人也要心中有数，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倘若政治家发表了错误言论，却又被奉为党和国家的“理论创新”，那将对党和国家造成很大的危害。这种事例是并不少见的。
政治家和理论家之间应当分工合作。后者提供有科学根据的多种理论观点，前者从中进行选择。前者对后者有领导、管理、服务的责任，但不能越俎代庖。
政治家可以对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不要以理论家的导师自居;政治家不宜过多作理论结论，不宜担当学术理论问题的“法官”或“裁判”，更不是只有领袖才能发展理论。应当注意发挥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理论工作者的作用。
理论家也可以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政治家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利弊得失，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家对政治家也有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理论家也是公民，而公民是有权利监督制约政治家的。
当然，理论家必须有自知之明，不要自以为就是政治的内行了。理论家对政治的了解，通常都比较肤浅和单纯，有时还很片面。治理国家也是一门专业，身处高位的领导者，常常也是各种矛盾的聚合点，压力之大，不承担这一责任的人往往难以想象。扩而广之，各行各业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即使是一个专家，也很难对其他领域提出真正确当的见解。但是，人们常常忽略这一点，似乎谁都可以对其他领域随便发表意见。可见，我们所讲的走群众路线，不应当是从群众那里得到现成的计划、方案(这是不可能的)，而应当是了解群众所知道的各方面情况与他们十分不同的要求，然后加以整合，制订出可行的计划、方案，来实现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
三、汇聚集体智慧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只靠少数人，必须依靠集体智慧。而集体智慧包含着众多的个人创造。怎样汇聚集体智慧呢?基本途径是民主问题，要切实保证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要允许有不同意见。总是一个声音是不正常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不怕诘难、质疑、批评和否定。相反，燧石愈摔打才愈显其坚硬，真理愈经考验才愈证明其正确。而且，事物总是多维的、“立体”的、动态的，没有任何一种认识能够穷尽它，总是可以从新的角度、新的层面来进行研究。禁止不同声音，失掉了比较和参照，等于堵塞了创新和发展的可能性，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没有不同意见的砥砺，即使是正确的思想理论，也犹如温室里的花草，很难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何况，有时人们还会把错误的东西当作真理，思想都统一到这上面是可怕的。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原则必须认真落实。应当允许不同意见、不同声音的共存，允许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这不仅是公民权利的保证，而且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国家决策的重大失误。
自然科学的研究，失败几十次、上百次，人们一般都认为属于正常情况。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为什么不能允许说一点不恰当的话、出一点“纰漏”呢?对待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像对待自然科学一样，允许探索，允许失败。何况，究竟是否真的不恰当、是否属于“纰漏”，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检验的问题。在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如龚育之同志所言，像一切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往往包含在所谓的“异端”之中，并且常常要经历较长一段时间才能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学术问题应当主要由理论界根据学术规范通过充分讨论分辨是非得失，最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可，政治权力不要轻易介入。
当然，在行动上，必须按照统一的政策、部署进行，遵守法律和必要的纪律。这同思想自由、政治民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行动一致解决“正确做事”的问题，而政治民主解决“做正确的事”的问题。后者是基础和前提，前者是后者的保证和落实。
四、广汲文化营养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视野十分开阔、知识十分广博。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建立在批判审查人类以往的认识成果基础之上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要继续站在人类思想文化的前沿，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仍然必须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其中，既包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益成分，也包括外国思想文化中的人类共同文明成果。
之所以必须如此，主要是因为我们亲身经历的直接经验总是有限的，需要参考和借鉴前人、他人的实践经验，需要借鉴全人类的经验。而这些经验，集中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外国思想文化之中，我们需要从中汲取对于今天的实践有意义的积极成果。有了这些前人和他人的经验作为参照和路标，我们在探索未来的过程中，就会少走一些弯路，少付一些代价。
可见，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停留于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时代，而是必须立足于现时代，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只有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才能真正承担起为人民(包含为自己)、为人类指明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的艰巨任务。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功能。
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09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