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这一部书，是儒家学说的看家宝。自古以来的学问家，不知道在这本书上花了多少功夫，可是，据说依然不能够参透其中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大道理。我去西单图书大厦，看到有关《易经》研究的书籍，摆了满满两个书架，每一本都有半块砖头那么厚，让我望而却步，也不由得赞叹老祖宗的确是“功夫了得”。弘扬中华文明、让中国人的的宇宙观、人生观以至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在世界上站住脚的非《易经》莫属了。
《易经》就是这么一种“与时俱进”的学问，直到今天，还闪烁着让人头晕目眩的智慧的光芒。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由此得证。这种观点，会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笨蛋，更没有一个民族愿意承认自己的“集体弱智”。那些钻研《易经》并从中发现奥秘的人，也正是要以《易经》之伟大来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来发扬2500年来连续不断的中国文化。
《易经》有没有价值？如果有，价值几何？是一钱不值，还是真正的宝贝，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那些花费毕生精力研究《易经》的人，也并不是认定了《易经》具有深厚的科学内涵和人文价值，更多的是被其神秘性所吸引。就像挖掘金矿的人，也不敢保证能找到金子，而是被一种虚幻的发财梦所诱惑。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异样、至少是简单的、人人都可以明白的视角证明《易经》的价值所在。为此，不妨尝试如下一个简单的逻辑，这个逻辑成立的基础也是简单的，即：文化、文明、人类的智慧是逐步进化的，并没有什么先验、超验或者说从天上掉下来的“外星智慧”。
这个逻辑过程，是逻辑中的三段论。
大前提：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是逐步进化的。
小前提：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一种。
结论： 中华文明是逐步进化的。
大前提： 任何一种文明的早期产品，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是简单和粗糙的。
小前提： 《易经》是中华文明初始期的精神产品。
结论： 《易经》是简单和粗糙的。
这就是我的《易经》观，也是我对《易经》价值的逻辑证明。
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我们祖先的智慧的确发挥到了空前的程度，撰写了一部在当时看来“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可是，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易经》所处的时代，社会的生产水平、生活水平是十分低下的，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知也是非常粗浅的，更不要去奢谈什么“科学实验”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没有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更没有科学的思维训练和逻辑基础，就凭“镰刀和斧头”，却能够创造出一部至今还“熠熠生辉”的哲学著作，除了奇迹，就是鬼话。
20世纪的最后几年，新儒学再一次“东风再起”，我也高兴了几天，准备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崛起弹泪相庆了。可是，看着看着，觉得“风头太猛”，尤其是《易经》研究，已经是“鬼话渐于迷人心”了。为了证明我不是胡说八道，就摘两段台湾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在《易经系传别讲》里的原话。
“这个‘易’，就是《易经》的易；它包括了宇宙的一切。大家研究了《易经》，懂得了《易经》的易，就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看看《易经》的威力多大！再看，“《易经》的学问一点也不高深，因为它平凡，天地间万物万有的道理便都包藏在其中了。‘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于其中乎’，这个法则，把所有一切应用物理的法则，一切人类的法则，统统都包括在内了”。
看到这些话，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怖，照这种断言，我们平日所看、所学都不是什么“正经东西”，应该把所有和《易经》无关的书放把火烧了，然后，开始“读经运动”，那样我们以后的日子才有指望。可是，真正的悲剧在于，《易经》那样的“天书”，没有几个平常人能看得懂，就算你“从娃娃抓起”，办什么“国学班”、“国学院”也未必有什么效果。因为，既然我们这个最聪明的民族之中最聪明的人，花了2500多年都没有搞明白的东西，也不大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国学根基浅薄”的人身上得到“正解”。
但是，我们不得不对国人的刻苦精神所感动，有关《易经》的研究广泛而深入。在Google搜了一下，发现与《易经》相关的研究主要有四大类：第一类，译介类；这一类著作最为丰富，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翻新。由于《易经》“微言大义”，加之，《易经》成书年代距今久远，残破毁损在所难免，每一个字都有多种不同的含义，给后来者的“二次开发”留下了广阔空间。第二类，《易经》的哲学思想。在我看来，这类研究是有根据的。因为，早期人类在混沌之中睁开双眼之后，马上就会意识到“人从哪里来”、“人向哪里去”，“自然从哪儿来”、“宇宙向哪儿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并按照当时的认知水平给出解答，这就是哲学——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在其萌芽期都有类似的思考，古埃及、希腊、古巴比伦以及我们都是如此。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冯友兰，他在30年代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和60年代的文章《易传的哲学思想》（1960）、《易经的哲学思想》（1961）中，以实证方法分析《易经》，结果不甚了了。但是，他对《易经》却是“一往情深”，临死还说：中国哲学的希望在《易经》，很让“爱国者”提气，只是他自己那口气再也提不起来了。
第三类，是对《易经》所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研究。主要思路是用《易传》的卦辞，去映照当时的现实，属于考据一类，大有捕风捉影的“乐趣”。最近，社会各界经过多方论证，给孔夫子画了一幅“标准像”，和这一类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类，《易经》与自然科学；如沈仲涛《易卦与代数之定律 》 （1924）、《易卦与科学》（1934），这是科学易的拓荒之作。1937年，薜学潜出版《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1937），这本书把易学原理归结为易卦方阵演变定律，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以及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都可用易方阵定律解释。这种研究是真正的“古为今用”，显示了中华民族一贯的作风，就是从死人坟墓里找宝贝。孔夫子是“学术带头人”，明明“三皇五帝”子虚乌有，却一定要恢复“周文之制”。所以，说中华文明落后的人，大概犯了一个基本错误，就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时间坐标是相反的，即：欧洲文明的时针是指向未来的，而中华文明的时钟指向过去；西方人“顺水”而下，自然是越来越快；中国人“逆水行船”，肯定是越往上走，越艰苦；中国历史“头重脚轻”，越往后越不成体统，此为症结所在。《易经》的坏处在于，它把自然、社会的一切大道理都讲明白了，就像一位非常能干的父亲，置办了一座永远也挥霍不完的金矿，后世子孙除了向别人炫耀祖先的光荣，真的没什么事儿可干，因为，所有的事情都由《易经》包办了。《易经》与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就给了当今中国人这样的荣耀。
实际上，《易经》并不复杂，据我个人的理解，或者说我认同的《易经》内涵，有三层意思：第一，万物皆“易”。这个“易”，是动的意思，就是说自然、社会的一切事物，均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这是《易经》的第一个含义；第二，阴阳互动，一阴一阳谓之道。这一层说的是运动的内在规律，即两种相反的力量构成了“动”的内生动力；两种力量此起彼伏，相互呼应，既有对抗，也有协同，推动着事物走向循环往复的运动轨道；第三，简易之“易”。从表象看，世相是十分纷繁的，可是，在这复杂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简单归一”的规律。这就是《易经》的核心内容。实在地说，先人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是了不起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了，而所有有关《易经》的其他“惊人发现”不过是后人的附会之说。
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儿。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去看自己的女朋友，女朋友有孕在身，快做妈妈了，很骄傲地腆着大肚子。据说，小孩的眼睛有穿透力，能像B超一样看清子宫里孩子的性别。这位母亲想测试一下孩子的“特异功能”，和孩子说：你看看阿姨肚子里是弟弟？还是妹妹？小孩儿认真，盯着孕妇的肚子，一言不发，过了半天，很无奈地说：妈妈，我看不出来。周围的人都笑了。
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易经》的价值再高，也没有“穿越时空”的透视力。《易经》属于也仅仅属于它所在的那个时代，现今的中国人喜欢它，钻研它，说它在那个时期处于人类智慧的巅峰都不为过，可是，一定要说《易经》“博大精深”，值得现代人到《易经》里发现经济、社会乃至自然科学的法则和奥秘，就不沾边了，不客气地说，实属扯淡。
2006年11月1日星期三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