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进行宗教迫害？
广泛来说，宗教限制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因素，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实施者：圣战恐怖主义者，神权制度，以及极权政治。
圣战恐怖主义。虽然最近十年有大量对圣战意识形态和恐怖组织的分析，但是很少有人用宗教偏执（religious intolerance）定义这些组织。在这一点上，基地组织是最明显的，但是诸如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巴基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卡尼网络，它们也同样对宗教自由非常的厌恶。虽然这些组织有它们自己的关注目的、方法和活动地区，但是它们都是圣战主义的共同基础是：敌视宗教自由，为实现一个纯粹的伊斯兰政治秩序的宗教目标，会为伊斯兰法律排他性解释的献身。反过来，这意味着对其它宗教信仰和活动的禁止和迫害——不管是基督徒，犹太人，或者其它与圣战主义政治理念不符的其它穆斯林。
一旦圣战主义者在某个地区得到政权控制力，他们会努力实现他们的排他性目的。用（美国）国务院的话来讲，管理加沙地区的哈马斯“运用他们的安全管理机制，逮捕或拘禁加沙地区任何不遵从哈马斯对伊斯兰教严格的解释的穆斯林。”同样的道理，攻击宗教多元化也是帮助确定政治控制的方式。比如，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倾向于攻击任何宗教多样性的表现。其中最臭名昭彰的是2006年2月伊拉克萨马拉黄金清真寺的爆炸案，这里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两个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把它理解为挑起伊拉克内部的宗教战争一种邪恶意图是对的，同时这次攻击行为也是对宗教自由的直接攻击。基地组织的逊尼派认为什叶派穆斯林是卡菲尔（译者注：非洲东南部班图人一支，是穆斯林对不信伊斯兰教的人的蔑称。），是异教徒，因此是合法的攻击目标。同样是基地组织宣布的敌人是伊拉克的基督徒，基地组织称他们是“偶像崇拜者”。2010年10月31日巴格达一家教堂内58个伊拉克基督徒被屠杀后，基地组织宣称“所有的基督徒中心、组织和机构，领袖和追随者，都是圣战者的合法目标。”宗教偏执也是圣战主义者寻找行动基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想想看基地组织在过去二十年寻找安全天堂的地方，索马里，苏丹，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这些地方的政府都不能够或不愿意保护信教自由。
神权制度。尽管神权制度和圣战主义者共享一些共同的教义，但是神权制度是由一个政府有效率的管理一个主权民族国家，同时采用一个单一的宗教意识形态。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是两个最显著的例子。神权制度天生对宗教自由有敌意，因为这些国家把国家合法性定义为它们宗教意识形态在社会和政治生活全方位的传播——这就包括镇压少数派信仰者和不同意这个制度教义的主流信仰的异议者。因此，伊朗显著地限制少数派和异议派，比如佛教徒，犹太人，基督徒，有时候甚至是迫害这些人。沙特阿拉伯臭名昭彰地禁止任何非穆斯林进行公开的礼拜，也不愿意让任何一个非穆斯林的王室人员在整个国家内进行礼拜，罔顾这个国家存在着数百万的非穆斯林居民——他们主要是印度佛教徒，基督徒，以及许多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外籍人士。沙特阿拉伯还对那些不遵从这个国家官方认可的瓦哈比伊斯兰教的沙特穆斯林进行限制。这些人是什叶派或者逊尼派的改革者，他们挑战了这个国家伊斯兰正统信徒。
伊朗造成的安全挑战是众所周知的：德黑兰对恐怖主义在伊朗袭击美国军人进行资助，并推进核武器项目。但是大家对伊朗政府的宗教偏执直接导致这些安全威胁却不甚上心。自1979年伊朗革命后，阿亚图拉·霍梅尼成为法基赫的监护系统（译者注：新制宪法的一种原则，即以为伊斯兰教法理学家在国家最高政治决策中扮演最高领袖）中的伊斯兰教阿訇，最高领袖，并且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将伊朗国家的宗教性质定义为反对任何实体违背圣令。这个系统有两个原则。第一，它限制非什叶派穆斯林的权利，比如苏菲派和逊尼派，以及诸如基督徒、佛教徒、巴哈教徒和犹太教徒等非穆斯林教徒。第二，它把资助暴力当成是反对它认为的敌人的方式，这些敌人的范围从非什叶派的少数者宗教到诸如美国和以色列的外部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原则都来自法基赫的监护系统，这个系统认为他们实施着圣令。在大多数极端的案例中，反对这个机制的异议者（包括什叶派），以“忤逆上帝”而被处以死刑。
沙特阿拉伯的情况表明，既然沙特王室自冷战开始就是美国的战略伙伴，那么一个神权体制的政府也不一定会是美国的敌人。但是伊斯兰教不容忍的观点在国内盛行、并向外输出还是会造成一个安全隐患。最激烈的说明就是9·11事件，19个圣战者有15个来自沙特阿拉伯，他们的早期经历包括从沙特清真寺接受瓦哈比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包括基督徒、犹太人、什叶派穆斯林是缺乏智慧的低等人，对伊斯兰教的中产就意味着加入到暴力的圣战。奇怪的不是众多的沙特居民成长在这么一个恐怖主义的环境中，而是他们很少参与暴力。2003年5月12日基地组织攻击利雅得的外国人居所，沙特政府意识到它的国内问题，随后对加入圣战的沙特阿拉伯人进行了一次大批量的击毙、逮捕或改造。
正如Reuel Marc Gerecht所观察到的，即使奥萨马·本·拉登死之后，
“沙特阿拉伯很可能仍然是逊尼派世界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集中营。原因是沙特一直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瓦哈比信条就是对非穆斯林和不严格遵从的穆斯林实施邪恶的不容忍策略。基地组织的许多步兵来自沙特阿拉伯并不是偶然的——官方准则与成为圣战战士的社会思潮之间，与赞扬他们财政支持圣战战士之间，距离并不远。”
同样麻烦的是那些不是神权体制、但面临着朝着那个方向进行的国内压力的国家。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11年3月2日，一个穆斯林极端主义者暗杀了少数名族事务部长Shahbaz Bhatti，巴基斯坦唯一的一个基督教牧师，原因只是Bhatti批评了巴基斯坦的亵渎法（blasphemy law）。这个被宗教自由支持者盯住长达二十多年的问题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虽然巴基斯坦表面上是民主政治，但是巴基斯坦有许多自我矛盾的地方，包括这个亵渎法。在这个亵渎法里，“无论是言语还是文字，或者其它任何可见的表达，还是者非难，隐射，暗示，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只要玷污了默罕默德先知的圣名”，都要被处以死刑。这个法律代表着巴基斯坦深深的宗教裂痕，而超越了象征意义。事实上，它加剧了宗教极端主义，为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信徒提供了一个聚集点，还造成对诸如基督徒和艾哈迈迪穆斯林的少数派宗教信徒的武力冲突效应，更不用说诸如旁遮普省省督Salmaan Taseer这种进步的穆斯林——他也由于批评了亵渎法而被暗杀。巴基斯坦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配出亵渎法表明它很难抵御圣战者和他们持续的恐怖主义的影响。巴基斯坦的安全机构也同样有许多伊斯兰因素，尤其是军队系统和情报间谍机构，它们支持亵渎法，同时又由于巴基斯坦的各类军事组织保持联系，比如圣战者运动（译者注：恐怖组织）似乎就帮助本·拉登掩护在阿伯塔巴德的住所（译者注：本·拉登在巴勒斯坦的驻地，也是他被海豹突击队击毙所在地）。
极权政治。并不是所有的极权国家都侵犯宗教自由，但是那些侵犯宗教自由的极权国家更有可能造成安全威胁。这些国家在它们的公民中间散发爱国主义，试图把任何自由独立表达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普京/梅德韦杰夫的俄罗斯越来越适应这种模式，因为这个国家鼓励通过东正教神化俄罗斯的存在身份，同时限制其它的宗教信仰。中国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中国政府把权威资本推到民族主义的边缘。北朝鲜将国家至于清晰的、尽管极端的、对金正日家庭的疯狂崇拜下，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独立观点，并对信徒进行严格的限制。尽管每个极权国家的特质和差异各异，但每一个独裁极权国把国家置于任何一个独立的宗教活动之上，并且把国家权威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至高无上的目标。
在这些政体中，一个国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意味着独立的宗教活动是一个显著的威胁，要不需要控制，要不就需要被镇压。重要的认定特征是“独立”。这些独裁政权经常允许、甚至鼓励为国家进行服务的宗教活动，因为被恰当控制住的宗教可以为国家的合法性服务，而且会支持爱国主义，或者至少可以让它们的公民变得平静。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增加了对俄罗斯东正教的支持，而中国只允许五个注册过的宗教进行宗教仪式崇拜，而独立的宗教组织进行限制和迫害。正如Tom Farr所说的中国：“政府害怕极端的宗教，它们允许资本主义，但不能允许信徒。”
极权政权试图增加其自身的权力、保护自身的海外利益（尤其反对其所感知到的敌人和威胁）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Aaron Friedberg认为，中国“渴望在国家政策的方方面面都保持住权力。当设计到外部事物，这意味着北京的终极目标是，使世界的安全有利于权威主义，至少要有利于中国现下的统治。”无理由的，极权政府经常轻视它们国家的独立宗教组织，视这些组织是西方国家的代理人或美国人的爪牙。另外，因为美国经常在国外提倡宗教自由，这些宣传经常会增加极权政治被威胁的感觉，继而怀疑美国如此努力的行为。这些政权认为宗教组织推动了铁幕的倒塌，并推动东欧共产主义的解散，它们需要确保不能因为允许宗教自由而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俄罗斯，宗教偏执（或者宗教不宽容）的趋势与政治压迫和俄罗斯-美国双边关系恶化同步增强。比如，部分由于俄罗斯东正教害怕失去其宗教主导地位，1997年一个限制宗教的法律表明了爱国主义的高涨和对多元化的反对。这个法律是俄罗斯民主腐蚀的早期警告。再普京任总统三年之后，他精明的利用了这一趋势来巩固他自己的权势，并限制任何出现的民主机构的苗头。在过去十年内，俄罗斯的宗教自由在持续恶化，少数民族信仰宗教，如五旬节派，基督富临派，耶和华见证会和摩门教徒，都得不到信仰自由，他们经常发现他们的领导人被囚禁起来。穆斯林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歧视和限制。俄罗斯并不是美国一个突出的敌人，因此俄罗斯警惕地把美国当成是一个战略竞争者，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尽管中国并不一定会对美国造成威胁，但是中国政府的的确确将美国视为它最有可能的对手，中国持续的军事现代化项目包括了对美国兵力和力量投射方面进行抗衡，尤其在西太平洋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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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胡佛研究所《Policy Review》。作者是德克萨斯-奥斯丁大学助理教授。他曾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供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处高级主管。
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吴华丽
